卷028

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春秋类三

《春秋提纲》·十卷

旧本题作“铁山先生陈则通撰”。没有标明爵位籍贯，也没有标明时代。他的生平始末不详。朱彝尊《经义考》把它列在刘庄孙之后、王申子之前，如此则是元朝人。此书综合论述《春秋》的大旨，分门共四类：叫《征伐》，叫《朝聘》，叫《盟会》，叫《杂例》。每门中又区分其事，按类相从，题名为《例》。然而大抵参校事情的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的缘由。虽然名叫《例》，实际不像其他各家解说《春秋》以书法为例的。所以其言论宏大恣肆纵横，纯为史论的体式，是说经家中别成一格者。其《杂例》门中论《春秋》为用夏正，还坚守胡安国的说法。然而胡安国解释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释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承袭董仲舒、刘向之义。陈则通《灾异例》中独深排汉儒事应之谬，则所见固然胜过胡安国了。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

元俞皋撰。俞皋字心远，新安人。起初，其同乡赵良钧，宋末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广德军教授。宋亡不做官，以《春秋》在乡里教授。俞皋从赵良钧受学，因此以所传著此书。《经》文之下，备列三《传》。其胡安国《传》也与同列。吴澄《序》说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名也起源于吴澄《序》中。胡《传》日益尊崇，这是其渐端。然而俞皋虽以四《传》并列，而对于胡《传》之过偏过激者实多所匡正。吴澄《序》所谓“玩《经》下之释，则四《传》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谓专门而通者”，固然也是持平之论了。观俞皋《自序》，称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传》为宗。又引程子所谓微词隐义，时措时宜，于义不同而辞同、事同而辞不同者，反复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称学者宜熟玩程《传》均无一字及安国。盖其师之学本出于程子，特以程《传》未有成书，而胡《传》，方为当代所传习，故取与三《传》并论之。统核全书，其大旨可以概见，固未尝如明代诸人竟尊《胡传》为经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一卷

元吴澄撰。吴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此书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首为《总例》，共分七纲、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纪二例，吴澄所创作。余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袭。然吴澄非蹈袭人书者，盖吴澄之学派，兼出于金谿、新安之间，而张大亨之学派，则出于苏氏。吴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至于《经》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经》之阙文亦皆补以方空，于体例殊为未协。盖吴澄于诸经率皆有所点窜，不独《春秋》为然。读此书者取其长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兴府知府蒋若愚尝为鋟木，湛若水序之。岁久散佚，世罕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自云“未见其书”，又云“朱检讨曾见之吴郡陆医其清家。”是朱彝尊《经义考》之注“存”，亦仅一睹。此本为两淮所采进，殆即传写陆氏本欤？久微而著，固亦可宝之笈矣。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

元齐履谦撰。履谦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传。此书乃其延祐丁巳为国子司业时所作。前有《自序》，说今之《春秋》，盖圣人合二十国史记为之。自三《传》专言褒贬，于诸国分合与《春秋》所以为《春秋》，概未之及。故叙类此书，以备诸家之阙。共二十有二篇，首鲁、次周、次宋、次齐、次晋、次卫、次蔡、次陈、次郑、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许、次宿、次楚、次吴。自内鲁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为次。其入春秋后降爵者，则随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吴以僣王殿焉。《目录》说此皆国史具在，圣人据以作《春秋》者。又以诸小国、诸亡国厘为二篇，附录于末。《目录》说此无国史，因二十国事所及而载者。皆先于各国下列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盖据《墨子》有百国《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文，故不主因鲁史从赴告之义也。案《春秋》如不据鲁史，不应以十二公纪年。如不从赴告，不应僖公以后晋事最详，僖公以前晋乃不载一事。此盖掇拾杂说，不考正经。且鲁史不纪周年，内鲁可也。履谦分国编次而鲁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虽微加于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于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并《经》有明文。履谦漏此二条，乃于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说诸国皆僣称公，惟蔡仍旧章。反引《左传》为证，殊为疏舛。又《经》书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无疑义。《穀梁》“传疑故志之”之说，已为不核事实。履谦乃竟以庄公为齐侯之子，尤为乖谬。以其排比《经》文，颇易寻览，所论亦时有可采，故录存之。吴澄《序》称其缕数旁通，务合书法。间或求之太过，要之不苟为言。盖瑕瑜不掩，吴澄已有微辞矣。

《春秋本义》·三十卷

元程端学撰。端学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人。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官国子助教，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韩性传》中。此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宁波府志》及《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为《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下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左传》事迹，即参错于众说之中，体例颇为糅杂。其大旨仍主常事不书，有贬无褒之义。故所徵引，大抵孙复以后之说。往往缴绕支离，横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贬。如《经》书“纪履緰来逆女”、“伯姬归于纪”，此自直书其事，旧无褒贬。端学必说履緰非命卿，纪不当使来迎，鲁亦不当听其迎。夫履緰为命卿，固无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据乎？纪叔姬之归酅，旧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归于夫族。端学必以为当归鲁而不当归酅，斯已刻矣，乃复诬以失节于纪季。此又何所据乎？至于宋儒之驳《左传》，不过摘其与《经》相戾，如《经》说：“楚子麇卒”，而《传》说“遇弑”之类罢了。端学乃事事皆说未知信否，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以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姑录之以备参考焉。

《春秋或问》·十卷

元程端学撰。端学既辑《春秋本义》，复历举诸说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书。盖与《本义》相辅而行者也。其中最纰缪者，莫过于坚执周用夏正一条。反复引譬，至于一万余言，无一不郢书燕说。甚至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也说即位当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书，以为改正不改月之证。其陋殆不足与辨。然其他论说，乃转胜所作之《本义》。盖《本义》由误从孙复之说，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凿其文，务求圣人所以贬。即本条无可讥弹，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遂至于支离轇轕，多与《经》义相违。此书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于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然则《本义》之失，失于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若此书所辨订，则未尝尽不中理也。弃短取长，固亦未可竟废焉。

《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

元程端学撰。此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于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纇。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赵匡（案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卢仝与啖、赵同时，盖亦宗二家之说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变本加厉，罔顾其安，至是而横流极矣。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此真妄构虚辞，深诬先哲。至于褒贬之义例，则左氏所见原疏。公、穀两家书由口授，经师附益，不免私增，诚不及后来之精密。端学此书，于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通志堂经解》所刊，有《本义》，有《或问》，而不及此书。据纳喇性德之《序》，盖以残阙而置之。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补其文，遂复为全帙。吴本于《左氏》所载诸轶事，每条之下俱注“非本义，不录”字。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俾从删削，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旧焉。

《春秋谳义》·九卷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备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于《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阐，别标曰《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谳》则委曲恕纪，不从程子之说。而全书之内，于朱子无一异辞，其宗旨概可见矣。恭读御题诗注，以程朱之重佁目之，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以“谳”为名，亦经御题严辟，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春秋》者。以其谨守旧文，尚差胜无师瞽说，故仍录存之，而敬述圣训，明正其失如右。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无从校补，亦姑仍之焉。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

元李廉撰。廉字行简，庐陵人。明杨士奇《东里集》说“廉于至正壬午以《春秋》举于乡，擢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寇乱，守节死。时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时，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荟萃成编。《自序》说：“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于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此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说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于僖、襄；三桓之盛兆于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雠；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僣；书筑蛇渊囿，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余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此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于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著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于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于《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说：“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说：“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阙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于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于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著书主于明《经》以立教，端学之著书主于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于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说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

元赵汸撰。汸有《周易文诠》，已著录。此书有汸《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此书初稿始于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稿，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著此《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于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于汸，犹汸书也。汸《自序》说：“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春秋师说》·三卷

元赵汸撰。汸常师九江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余条以归。已复往留二载，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故题曰《师说》，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传补注序》说：“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又作泽《行状》，述泽之言说：“说《春秋》须先识圣人之气象，则一切刻削烦碎之说自然退听。”又称：“尝考古今礼俗之不同，为文十余通，以见虚辞说《经》之无益。”盖其学有原本，而其论则持以和平，多深得圣人之旨。汸本其意，类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二《序》及《行状》附录于后。《行状》载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盖即所谓为文十余通者。朱彝尊《经义考》又载有《三传义例考》。今皆不传。惟赖汸此书，尚可识黄氏之宗旨。是亦读孙觉之书，得见胡瑗之义者矣。

《春秋属辞》·十五卷

元赵汸撰。汸于《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传》初稿。又因《礼记·经解》之语，悟《春秋》之义在于比事属辞，因复推笔削之旨，定著此书。其为例凡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内外之辨，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其说以杜预《释例》、陈傅良《后传》为本，而亦多所补正。汸《东山集》有《与朱枫林书》说：“说《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说：《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先生则说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又有《与赵伯友书》说：“承笔削《行状》，作《黄先生传》，特奉纳《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熟《行状》，又观《师说》，则于六经复古之学，艰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后细看《属辞》一过，乃知区区抱此二十余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于传注家，以徼名当世之谓也。其书参互错综，若未易观。然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于杜撰”云云。其论义例颇确，其自命亦甚高。今观其书，删除繁琐，区以八门，较诸家为有绪。而目多者失之纠纷，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缴绕，故仍为卓尔康所讥（语见尔康《春秋辨义》），盖言之易而为之难也。顾其书淹通贯穿，据《传》求《经》，多由考证得之，终不似他家之臆说。故附会穿凿虽不能尽免，而宏纲大旨则可取者为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枵腹游谈之病。今并录之，俾凭臆说经者知情状不可掩焉。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

元赵汸撰。汸尊黄泽之说，《春秋》以《左氏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采傅良之说，以补《左传集解》所未及。其大旨为杜偏于《左》，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陈之长以补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独有补于杜解，为功于《左传》，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盖亦春秋家持平之论也。至杜预《释例》，自孔颖达散入《疏》文，久无单行之本。《永乐大典》所采录，得见者亦稀。陈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采录，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锁匙》·一卷

元赵汸撰。此书撮举圣人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类者，互相推勘，考究其异同，而申明其正变。盖合比事属辞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末，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其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中如说圣人贬杞之爵，降侯为子；与毛伯锡命称天王、称锡为以君与臣之词；召伯赐命称天子、称赐为彼此相与之词。虽尚沿旧说之陋，而发挥书法，条理秩然。程子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几近之矣。考宋沈棐尝有《春秋比事》一书，与此书大旨相近。疑汸未见其本，故有此作。然二书体例各殊，沈详而尽，赵简而明，固不妨于并行也。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

元汪克宽撰。克宽有《礼经补逸》，已著录。此书前有克宽《自序》，称“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考《元史·选举志》，延祐二年定经义、经疑取士条格，《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虞集《序》中亦及其事。盖兼为科举而设。吴澄《序》俞皋《春秋释义》所谓以胡《传》从时尚者也。陈霆《两山墨谈》讥其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复以鲁之烝尝为周正，是亦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一证。然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谓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说：“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春王正月考》·二卷

明张以宁撰。以宁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事迹具《明史·文苑传》。史称以宁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学尤专《春秋》，多所自得。撰《胡传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逾半岁，始卒业。今《胡传辨疑》已佚，惟此书存。考三正叠更，时月并改。《经》书正月系之于王，则为周正不待辨。正月、正岁二名载于《周礼》。两正并用，皆王制也。左氏发《传》，特说“王周正月”，则正月建子，亦无疑。自汉以来，亦无异议。至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为夏正，世无信其说者。自程子泥于“行夏之时”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众。胡安国遂实以夏时冠周月之说。程端学作《春秋或问》，遂坚持门户。以梅赜伪书为据，而支离蔓引以证之，愈辨而愈滋颠倒。夫《左氏》失之诬，其间偶尔失真，或亦间有。至于本朝正朔，则妇人孺子皆知之，不应《左氏》误记。即如程子之说，以左氏为秦人，亦不应距周末仅数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异说纷纷，殆不可解。以宁独徵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至于当时帝王之后，许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见于长葛之《传》。诸侯之国，亦或用夏正。故《传》载晋事，与《经》皆有两月之差。古书所记，时有参互。后儒执为论端者，盖由于此。以宁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训》、《泰誓》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据。以宁尚未及明其伪托。而《周礼》正岁、正月之兼用，仅载郑《注》数语，亦未分析畅言之，以祛疑似。于辨证尚为未密。然大纲既得，则细目之少疏，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钩玄》·四卷

明石光霁撰。光霁字仲濂，泰州人。张以宁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荐为国子监学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传》附载《张以宁传》中。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及以宁，名尤重。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素宋元史稿俱失传，而以宁《春秋》学遂行。门人石光霁作《春秋钩玄》”云云，则此书犹以宁之传也。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者则书之以示褒贬。因考《周礼》经注，详录吉、凶、军、宾、嘉五礼条目。其有五礼不能尽括者，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之类，则别为杂书法以冠于首。每条书法之下，采集诸《传》之词，以切要者为纲，发挥其义者为目。大概以《左传》、《公》、《穀》、胡氏、张氏为主。义有未备者，亦间采啖、赵诸儒之说，而总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称张氏，即以宁也。史称以宁长于《春秋》，著有《春秋胡传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赖光霁能传其说。此编所引以宁之言为最多，尚可见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无撰人名氏。说“啖、赵之《纂例》，详于《经》而略于《传》。《纂疏》、《会通》之书，备于《传》而略于《经》。兹能损益其所未备。”其称许颇当。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数，疑传写者所合并。今从彝尊之说，仍析为四卷著录焉。

《春秋大全》·七十卷

明代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奉皇帝诏令编撰。考查宋代胡安国的《春秋传》，虽然在宋高宗时曾经奏呈进献，但当时命题取士，实际上同时采用《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礼部韵略》后面所附的条例可以考证。《元史·选举志》记载延祐年间科举新制度，才开始以《春秋》采用胡安国《传》定为功令。汪克宽作《春秋纂疏》，完全以胡安国为主，大概是遵守当时法令。胡广等人编撰这部书，就是沿袭汪克宽的书，稍加改动。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吴任臣的话说：“永乐年间敕令修撰《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该书《发凡》说：纪年依照汪氏《纂疏》，地名依照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依据，体例依照林氏。实际上完全沿袭《纂疏》成书。虽然奉命纂修，实际上并未纂修。朝廷可以欺骗，月俸可以浪费，赏赐可以求得，天下后世岂可欺骗”等等，对于胡广等人的缺失，可以说是揭穿了底细。该书所采各家学说，只凭胡氏决定取舍，而不再考论是非。明代二百多年，虽然以《经》文命题，实际上以《传》文立义。至于元代合题的制度，还考查《经》文的异同。明代则割裂《传》中一字一句，牵连比附，也称为“合题”。使《春秋》大义日益荒芜，都是胡广等人推波助澜。等到我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对于胡《传》苛刻不近人情、迂阔不当的议论，才一一驳正，颁布学宫。我皇上又删除科场合题的条例，以杜绝穿凿。笔削的微言大义，才明显重新昭著于天下。胡广等人的旧本，原本可以覆盖酱瓿放置。然而一个朝代取士的制度，既不可不保存以备考证；而且必须目睹荒路的蒙蔽，然后才能看见除草除秽的功效；必须经过歧路的迷惑，然后才知道设置驿站树立标杆的效力。保存这一编，使学者互相参证，更加看出前代学术的浅陋，而圣朝经训的明达。

《春秋经传辨疑》一卷

明代童品撰。童品字廷式，号慎斋，兰溪人。弘治丙辰年进士。朱彝尊《经义考》称他官至兵部员外郎。朱国桢《涌幢小品》则称他登第后为兵部主事，仅两次考核，引年退休。家居十九年，因读书失明而去世。他的学问品行，不亚于章懋，而因为有传有不传而感到惋惜。所述始末很详细，知道《经义考》因传闻而误。此书前有《自序》，题“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尾又有弘治壬戌二月《跋》，说“这一年童品以儒学生身份在陆生震汝亨家教授，完成这一帙，距今二十五年”等等。考查朱国桢所记童品以成化丙午年开始乡试中举，此书完成在前八年，所以自称儒学生。他登第在弘治丙辰年，下距壬戌年七年，正是仅满两次考核的年份。大概《序》作于未及第时，《跋》作于退休后。《春秋》三《传》，《左氏》采自各国史书，《公羊》《穀梁》传授自经师。草野传闻自然不及简策记载，其义容易明白。此编论《左氏》所载事迹共九十三条，对于三《传》异同，大抵多主《左氏》而驳《公羊》《穀梁》，大概由于此。然而对于宋师围曹，则怀疑《左氏》所载不甚明白；对于华元出奔晋一条，也有疑于《左氏》：则也不是坚持门户，偏党一家。刻本久已失传，所以朱彝尊《经义考》注说“未见”。这大概是传抄旧本，幸而未佚亡的，固然应该赶紧录存。

《春秋正传》三十七卷

明代湛若水撰。湛若水有《二礼经传测》，已著录。此书大旨认为《春秋》本是鲁史之文，不可强立义例，以臆说扰乱。只应当考之于事，求之于心，事得而后圣人之心、《春秋》之义都可得。因此取各家之说厘正。称为“正传”，是说纠正诸《传》的谬误。其体例先引三《传》，次列诸儒之言而以己意折衷，颇与刘敞《权衡》相近。中间如论隐公不书即位，则说因为不报所以不书，是史之文，不是夫子所削。论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则说若以称爵称人有褒贬，则称卫人为人可以，称蔡人为人为什么？其不称宋为人又为什么？决非圣人之义。其论卫人立晋，则说卫人是他国称之之词，诸说都不足拘泥。其论滕侯卒，则说诸侯应该称薨而书卒，或葬或不葬，都是鲁史旧文，圣人无所加损。论宋公、卫侯遇于垂，则说史因报而书，圣人因史而存。前后议论，都本此意。《春秋》是治乱世之书，说圣人必无特笔于其间，也不免矫枉过正。然而比事属辞，是《春秋》之教。湛若水能举向来穿凿破碎之例，一扫而空，而核实诸事以求其旨，还是说经家中谨严不支蔓的。

《左传附注》五卷

明代陆粲撰。陆粲字子余，长洲人。嘉靖丙戌年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因弹劾张璁、桂萼被贬为都镇驿驿丞，最后任永新县知县。事迹具见《明史》本传。此编前三卷驳正杜预的《注》义，第二卷驳正孔颖达的《疏》文，第五卷驳正陆德明《左传释文》的音义。多旁采各家之论，也间以己意判断，对于训诂家颇有裨益。顾炎武《日知录》，在《驳正左传注》后附记说：“凡是邵、陆、傅三先生所已辨的不录。”邵是邵宝《左传觿》；傅是傅逊《左传属事》；陆就是陆粲。大概顾炎武也很重视此书。陆粲又有《春秋左传镌》二卷，大意认为《左传》是战国人所作，而刘歆又以意附益，所以往往卑贱不合道，或为奇言怪说，追逐末流。考查陆粲以《左传》出战国，大概因为程子说腊为秦礼，庶长为秦官，已为胶固。他以窜乱归之刘歆，大概因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词，尤其没有佐证。未免务为高论，仍蹈明人臆揣的习气，所谓画蛇添足。所以只录此编，而《左传镌》则别存其目。

《春秋胡氏传辨疑》二卷

明代陆粲撰。前有《自序》，说胡氏解说《经》，或失于过求，词不厌烦而圣人之意愈晦，所以著此书以辨论。大旨主于信《经》而不信例。其言说：“不以正大之情观《春秋》，而曲生意义，将无所不至。”又说：“从前君子有言：《春秋》无达例。如以例言，则有时而穷。惟其有时而穷，故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又说：“《春秋》褒善贬恶，是不易之法。今用此说以诛人，又忽用此说以赏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识其意，是直舞文吏所为，而说圣人为之吗？”其抉摘说《经》的弊病，都洞中症结。其例都先列胡《传》于前，而以己说纠正于后。如以《春秋》始于隐公，独取欧阳氏之说，以为远而难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说。于“纪履緰来逆女”，以为为齐侯灭纪葬伯姬书，而不取胡氏逆女必亲、使大夫非正之说。于“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以为声姜、敬嬴、穆姜都称妇，以文、宣、成皆有母称妇，以别于君母，而不取胡氏贬称妇以见恶之说。于“齐人来归鄆、讙、龟阴田”，以为鲁及齐平而归还田地，不必以夹谷之会全归功于孔子，三《传》、《家语》及《史记》都未足据，而不取胡氏所称摄相却齐兵之说。如此共六十余条，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说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传》于学官，明永乐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异同。只有陆粲及袁仁始显攻其失。其后如俞汝言、焦袁熹、张自超等，踵加论辨，乃推阐无余。虽卷帙不多，其有功于《春秋》固然不少。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注说“未见”。此本只有上、下二卷，实际无所阙佚。大概彝尊考证未审吧？

《春秋明志录》十二卷

明代熊过撰。熊过有《周易象指决录》，已著录。他注《周易》，颇不主先儒旧说。此书也多自出新意，辨驳前人。对于《公羊》《穀梁》及胡安国《传》都有所纠正，而攻击《左传》尤其厉害。如以邢迁于夷仪为邢自迁，不是桓公迁之；以城楚丘为鲁备戎而城，不是桓公城以封卫；以晋人执虞公为存于其国，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执以归；以宁母之会辞子华为不实；以洮盟谋王室为诬说；以用鄫子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晋怀公为卓子之谥，文公未尝杀子圉；以赵盾并未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以卫石恶为孙氏党，非宁氏党；以楚杀庆封非以罪讨，无负斧钺徇军事：都不免凿空立说。又如以郭公为鸟名，说如螟蜮之类，书以纪异；以梁亡为鲁大夫会盟所闻，归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也多出于臆断。大抵务黜三《传》，如程端学。程端学不过疑《传》，熊过乃至意造事迹，其弊更甚于程端学。然而程端学多缴绕拘牵，格格然不能自达。熊过则断制分明，纰缪者极其纰缪，平允者亦极其平允。卓尔康《春秋辨义》说他颇出新裁，时多微中，也是《春秋》的警策者。语固不诬。所以今纠其废《传》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没其所长。

《春秋正旨》一卷

明代高拱撰。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辛丑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襄。事迹具见《明史》本传。此编之作，大概因为宋以来解说《春秋》者穿凿附会，想尊圣人而不知所以尊，想明书法而不知所以明，于是推原《经》意，以订正其谬。首先论《春秋》是明天子之义，不是以天子赏罚之权自居。其次论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时。其次论托之鲁史者因为鲁尚存《周礼》，不是因为周公之后而假托。其次论王不称天是偶然异文，滕侯称子是时王所黜，圣人断无贬削天子降封诸侯之理。其次论齐人归鄆、讙、龟阴田非圣人自书其功，深斥胡《传》以天自处之非。其次论《春秋》作于哀公十四年，是孔子卒之前一年，适遇获麟，因而书之，《经》非感麟而作，麟亦非应《经》而至。其次论说《经》以左氏为长，胡氏为有激而作，其余诸家的纷纷都因误解“天子之事”一语。其言都明白正大，足破说《春秋》者的痼疾。卷帙虽少，要其大义凛然，多得《经》意，固然远出诸儒之上。

《春秋辑传》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

明代王樵撰。王樵有《周易私录》，已著录。此编朱彝尊《经义考》作十五卷，又别出《凡例》二卷，注说“未见”。此本凡《辑传》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论》一篇，共为一卷，与十五卷之数不符。大概彝尊偶误。又《凡例》二卷今实附刻书中，彝尊也偶未检。其《辑传》以朱子为宗，博采诸家，附以论断，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还算醇正。其《凡例》则比类推求，不涉穿凿，较他家特别简明。明人之说《春秋》，大抵范围于胡《传》。其为科举之计者，庸滥固不足言。其好持议论者，又因仍苛说，弥用推求，巧诋深文，争为刻酷，尤其失笔削的微旨。王樵作此书，差为笃实。其在当日，也可说不移于俗学。

《春秋亿》六卷

明代徐学谟撰。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此编《序》题《春秋亿》，而卷首题曰《徐氏海隅集》，目录又题曰《外编》。大概其全集的一种。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随《经》诠义。大概汉代《经》《传》别行，原不相属。似乎创例，实古法。大旨以《春秋》所书都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不书即位，桓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称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都不是圣人所笔削。一扫《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与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夫《春秋》之作既称笔削，则必非全录旧文，漫无褒贬。徐学谟持论虽未免矫枉过直，然平心静气，不事嚣争，言简理明，多得《经》意，实胜宋元诸儒的穿凿。其驳夏时周月之说曰：“为下而先倍，乌在其为《春秋》也。”可谓要言不烦。

《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

明代姜宝撰。姜宝有《周易传义补疑》，已著录。《明史·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都载此书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检其篇帙，未见有所阙佚，疑或别有附录而佚失了吧？其大旨虽以胡《传》为本，而也颇参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阙，也都为补葺。中间地名以今证古，虽间有考订，都无甚异于诸家。惟向来说《春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故如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都谓孔子有意贬绝。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于君父，揆诸圣人明伦垂教的本意，当必不然。姜宝独说孔子于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都不是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可说是阐笔削的微意，立名教的大防。虽颇近科举之学，不害其宏旨。

《春秋胡传考误》一卷

明代袁仁撰。袁仁有《尚书砭蔡编》，已著录。此书前有《自序》，说宋胡安国愤王氏的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传》。志在匡时，多借《经》以申其说。其意则忠，而于《经》未必尽合。其说良是。至说安国的《传》非全书，则不儘然。安国此编，自绍兴乙卯奉敕纂修，至绍兴庚申而后缮本进御，岂有未完之理？然其抉摘安国的失误，如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旧史阙文；齐仲孙来之非贬；召陵之役，齐桓不得为王德，管仲不得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于末非以示谦；晋卓子立已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婿；鼴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正月书襄公在楚，非以存鲁君之名；吴子使札非罪其让国；《左传》“莒展舆事以攻”当为“已攻”，齐豹非求名不得；归鄆、讙、龟阴非圣人自书其功；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者之陋：都深有理解。其他若“会防”一条，义不系于胡《传》；“蔡桓侯”一条，说葬以侯礼：也以意为之，别无显证。石之纷如本非大夫，不应与孔父、仇牧一例见《经》。袁仁一概排斥，则吹求太甚。

《左传属事》二十卷

明代傅逊撰。傅逊字士凯，太仓人。曾游归有光之门。困顿场屋，晚年才以岁贡授建昌训导。此书发端于其友王执礼，而傅逊续成。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的体例，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后，各隐括大意而论之。于杜氏《集解》的未安者，颇有更定。而凡《传》文有乖于世教者，时亦纠正。傅逊曾自说：“《传》中文义颇竭思虑，特于地理殊多遗憾，恨不获遍搜天下郡县志而精考之。”又说：“元凯无汉儒不能为《集解》，傅逊无元凯不能为此注。”其用心深至，推让古人，胜于文人相轻者多。

《左氏释》二卷

明代冯时可撰。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隆庆辛未年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事迹附见《明史·冯恩传》。此书都发明《左传》训诂。中如解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说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无祈，有省而无禳，用鼓已末，何况于攻？董仲舒、杜预之说都误。考《周礼·大祝》：“六祈：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说。”郑康成《注》说攻、说则以辞责之，如其鸣鼓。然则攻固六祈之一。冯时可所言，殊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杜《注》、孔《疏》都说冶石为铁，用橐扇火谓之鼓，计会一鼓便足。冯时可则引王肃《家语注》说：“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四石为鼓。”大概用四百八十斤铁以铸刑书，适给于用。则胜《注》、《疏》说多。大概虽间有臆断，而精核者多，固赵汸《补注》之亚。此书旧与《左氏讨》、《左氏论》合为一书，总标曰《元敏天池集》。意当时编入集内，故钞本尚袭旧题。今惟录此编，而所谓《讨》与《论》者则别存目，故各分著其名。

《春秋质疑》十二卷

明代杨于庭撰。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年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于《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于《左氏》《公羊》《穀梁》或采或驳也不能都当，因条举而辨论。如胡氏说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杨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于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说《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于王，杨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都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都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于太庙，杨于庭则说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于三《传》，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于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

《春秋孔义》十二卷

明代高攀龙撰。高攀龙有《周易易简录》，已著录。此书斟酌于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的《传》，无所考证，也无所穿凿。意主于以《经》解《经》，凡《经》无《传》有的不敢信，《传》无《经》有的不敢疑，所以名为《孔义》，表明为孔子之义而非诸儒的臆说。虽持论稍拘，较之破碎缴绕，横生异义，还是说《经》的谨严者。朱彝尊《经义考》此书之外别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注说“未见”。今案书名卷数并同，攀龙之名又相同，不应如此巧合。考李攀龙只以诗名，不以经术见。其《墓志》、本传也不说曾有此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吧？

《春秋辨义》三十九卷

明代卓尔康撰，卓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此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都为醇正。其《经》文每一条之下，都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于盛衰兴亡的大者，别为类叙，也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只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鷁说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吗？又天王狩于河阳，说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叛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于理有碍。此类都不可为训。然如说“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都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说一国言伐，一邑也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也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都明白正大，足破诸说的拘牵。在明季说《春秋》家中，还是有所阐发。

《读春秋略记》十卷

明代朱朝瑛撰。朱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泥于俗见，而持论不必都醇。此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朱朝瑛的论断，也都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说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的字嘉，犹如唐杜甫的字美。这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子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于“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的验证。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至于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的夫人而非仲子，也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的《三传谳》，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的《三传辨疑》而论也不至似其迂。其于二书，大概都是伯季之间。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的说经。

《春秋四传质》二卷

明代王介之撰。王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此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也屡易。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羊》《穀梁》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征为可信。大概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有就四《传》互质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也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于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都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于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王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王介之误作三《传》都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也未免时有舛误。然明之末造，《经》《传》都荒，王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的失，也可说拔俗千寻。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

明代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玥之言说：“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说“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等等。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咍噱。大概即以二人编书的《凡例》改题尧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尧叟的书，徒以笺释文句为事，实非其匹。第古注简奥，或有所不尽详。尧叟补苴其义，使浅显易明，于读者也不无益。且不似朱申《句解》，于《传》文横肆刊削。故仍录存之，以备一解。中附陆德明《音义》，当也是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也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