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150

卷一百五十 集部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等

别集类三

《毗陵集》二十卷

唐代独孤及撰。独孤及字至之，洛阳人。官至司封郎中、常州刺史。去世后谥号为宪。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权德舆作独孤及《谥议》，称他“立言遣词，有古风格。浚波澜而去流宕，得菁华而无枝叶”。皇甫湜《谕业》也称独孤及“文如危峰绝壁，穿倚霄汉。长松怪石，颠倒岩壑”。王士祯《香祖笔记》则认为他的序记还沿袭唐代习气；碑版叙事，稍见情实。《仙掌》、《函谷》二铭，《琅邪溪述》，《马退山茅亭记》，《风后八阵图记》是他的杰作，《文粹》大致已经载录。很不同意皇甫湜的话。考察唐代自贞观以后，文士都沿袭六朝的文体。经过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仍沿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开始奋起涤除，萧颖士、李华从旁辅助。其后韩愈、柳宗元相继崛起，唐代的古文，于是蔚然极盛。砍削雕饰而归于质朴，这几个人实在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习独孤及的文章，应当必有根据。（案：此据晁氏《读书志》所引。）只是风气初开，明亮而尚未融彻罢了。王士祯在筚路蓝缕的初期，却以制礼作乐之事来责备，这是没有追溯讨论他们所处的时代。此集是他的门人安定梁肃所编，李舟为之作序。共诗三卷，文十七卷。旧本久已湮没，明代吴宽从内阁抄出，才流传于世。其中如《景皇帝配天议》，郭知运、吕諲等《谥议》，都是纯正儒者之言，并非只以词采取胜。不止王士祯所举诸篇，至于《马退山茅亭记》乃柳宗元所作，后人误收入独孤及集中。王士祯一概称之，尤其疏于考证了。又《文苑英华》载有独孤及《贺赦》二表、《代独孤将军让魏州刺史表》、《为崔使君让润州表》、《代于京兆请停官侍亲表》，《唐文粹》有《招北客文》，共六篇，集内都没有。案《贺赦表》所说“诛翦大憝，清复阙廷”及“归过罪己，降去鸿名”，都是德宗兴元时的事。独孤及死于大历十二年，已来不及见到。《招北客文》《文苑英华》又认为是岑参之作。彼此错互，疑惑无法详知，现在姑且依照旧本缺载。

《萧茂挺文集》一卷

唐代萧颖士撰。颖士字茂挺，颍川人。梁鄱阳王的后裔。世系详载于他的《赠韦司业书》中。开元二十三年考中进士，对策第一。天宝初年，官秘书正字。因搜求遗书，拖延久不报而被劾免官。不久召为集贤校理，忤逆李林甫，调任广陵参军。韦述荐为史馆待制，又忤逆李林甫而免官。李林甫死后，调任河南府参军。安禄山反叛，颖士逃到山南，源洧征辟他掌书记。后为扬州功曹参军。又弃官离去，于是客死在汝南。事迹详见《新唐书·文艺传》。颖士曾作《伐樱桃赋》以讽刺李林甫，《唐书》本传讥讽他褊狭。而晁公武《读书志》则称他“每俯临于萧墙，奸回得而窥伺”之句为知几先。认为《唐书》贬抑他是错的。今考察颖士在禄山受宠正盛之时，曾与柳并预测他必反。后来果然言中，于是到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处献计守御，纳言不能用。禄山别将攻南阳，山南节度使源洧想逃走。颖士力劝他，于是坚定心意抗拒贼军。永王李璘曾召他，他不赴。而给宰相崔圆写信，请求先防江淮之乱，既而刘展又果然叛变。他的才略志节，都超过常人，不止如晁氏所说。文章根柢，本来就不只在学问的博奥。颖士文章与李华齐名，而颖士尤为当代所重。李邕负一代宿望，而《进芝草表》假手颖士，则其推重可知。《唐志》载颖士《游梁新集》三卷，文集十卷。《宋志》仅载《文集》十卷，而《游梁新集》已佚。此本前有曹溶名字二印，大概是他所藏。仅赋九篇、表五篇、牒一篇、序五篇、书五篇。史称其《与崔圆书》，今集中不载。《书录解题》所说柳并序，今也佚失。又是后人抄撮《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而成，不再是十卷之旧了。然而残膏剩馥，还足以沾溉，正不必以不完备为憾。

《李遐叔文集》四卷

唐代李华撰。李华字遐叔，赵州赞皇人。累次考中进士宏辞科。天宝中迁监察御史，改任右补阙。安禄山反叛，李华为贼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李岘表置幕府，擢吏部员外郎。因风痹去官，去世。新、旧《唐书》都载入《文苑传》中。《旧唐书》称李华有文集十卷。独孤及序则称自监察以前十卷号为前集，其后二十卷为中集，卷数很不合。马端临《经籍考》不列其目，则南宋时原本已亡。此本不知何人所编，大概取《唐文粹》、《文苑英华》所载，裒集类次，而仍以独孤及序冠于其首。有篇次而无卷目。今厘为四卷，著录于录。李华遭遇危乱，污辱贼庭，晚年自伤，每每托之文章以见意。如《权皋铭》说：“渎而不滓，瑜而不瑕。”《元德秀铭》说：“贞玉白华，不缁不磷。”《四皓铭》说：“道不可屈，南山采芝。竦慕玄风，徘徊古祠。”他的悔志可以想见。然而大节一亏，万事瓦裂，天下不独与他论心。至于他的文词绵丽，精彩焕发，实在可以追配古之作者。萧颖士见到所著《含元殿赋》，认为在景福之上，灵光之下。虽是友朋推重之词，也差不多近似了。集中原有卢坦之、杨烈妇二传，检勘其文，都见于李翱集中。应当是由于误采，今并从刊削。

《钱仲文集》十卷

唐代钱起撰。钱起字仲文，吴郡人。天宝中考中进士。官至考功郎中。大历以来，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薄。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的关键，十子实为之职志。钱起与郎士元为其称首。然而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其集《唐志》作一卷，晁公武《读书志》作二卷。今本十卷，大概是后人所分。其中凡古体诗皆题曰：“往体”。考陆龟蒙《松陵集》也以古体为往体。大概唐代诗集标目，有此二名。偶然异文，别无他义。又集末《江行》绝句一百首，胡震亨《唐音统签》以为本是钱珝之诗，误收入钱起集，有考辨甚详。然而旧本流传，相沿已久。且钱珝本是钱起之孙，即附在祖父集之末，也无不可，所以今仍并存。

《华阳集》三卷、附《顾非熊诗》一卷

唐代顾况撰。顾况字逋翁，海盐人。至德二年进士。德宗时官秘书郎，迁著作郎，贬饶州司户参军。晚年退居茅山，自号“华阳真逸”。集有皇甫湜序，称为三十卷。《读书志》作二十卷。《书录解题》只载其诗集，说本十五卷，今止五卷。其本今皆不传。此本乃明万历中顾况裔孙名端裒其诗文成三卷。末附顾况子非熊诗十余首。《文苑英华》、《唐文粹》中尚有顾况诗四首、非熊诗一首，皆未收入。尚未为赅备。非熊诗有父风。长庆中考中进士。大中间为盱眙簿，也弃官隐茅山。《酉阳杂俎》记顾况作《殇子诗》，旦夕悲吟，其子之魂听到，因而再生为顾况之子，即非熊。其事怪诞不足信。《本事诗》又载顾况《红叶题诗》事，尤其不经。其所题诗也猥鄙不足传，都是好事者所为。旧本所有，姑存之以为谈助罢了。

《翰苑集》二十二卷

唐代陆贽撰。陆贽事迹详见《唐书》本传。案《艺文志》载陆贽《议论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常处厚纂。陈振孙《书录解题》载《陆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榜子》为二集，其目也与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读书志》所载只有《奏议》十二卷。且称旧有《榜子集》五卷、《议论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苏轼乞校正进呈，改从今名。疑是裒诸集成此书，与史志名目全不相合。今考尤袤《遂初堂书目》所列，实作《翰苑集》。而钱曾《读书敏求记》载所见宋椠大字本二十二卷者，也作《翰苑集》。则自南宋以后，已合议论表疏为一集，而总题以《翰苑》之名。公武所见乃元祐本，恐怕不是全册。而今世刊行陆贽集，也有题作《陆宣公奏议》者，则又沿《读书志》而失之。宋祁作陆贽传赞，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炳炳如丹青，而惜德宗之不能尽用。故《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陆贽文十余篇，以为后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其重视陆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后苏轼也乞以陆贽文校正进读。盖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高抬贵手者。故历代宝重。陆贽尚有诗文别集十五卷，久佚不传。《全唐诗》所录仅存《试帖诗》三首及《语林》所载逸句。然而经世有用之言，悉具是书。其所以为陆贽所重，固不必在雕章绘句之末了。

《权文公集》十卷

唐代权德舆撰。德舆字载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历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详见《唐书》本传。德舆曾自纂制集五十卷，杨凭序之。其孙权宪又编其诗文为五十卷，杨嗣复序之。今制集已佚，文集也久无传本。此本乃明嘉靖二十年杨慎得之于滇南，仅存目录及诗赋十卷。刘大谟序而刻之，又删其无书之目录。德舆文集遂不可考。惟《文苑英华》及《唐文粹》中时时散见。考王士祯《居易录》，载《权文公集》五十卷，注曰诗赋十卷、文四十卷、碑铭八卷、论二卷、记二卷、集序三卷、赠送序四卷、策问一卷、书二卷、疏表状五卷、祭文三卷。称无锡顾宸藏本，刘体仁之子凡写之以贻士祯者。然则德舆全集，康熙中犹存。不知何以今所存者皆杨慎之残本。第士祯所注卷目，以数计之，乃八十卷，与五十卷之说不合，又不知其何故。

《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

宋代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时曾知台州军事。是书后有淳熙己酉崧卿自跋，称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增考年谱一卷，复次其异同为《举正》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同，而多外钞八卷。其注称年谱洪兴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举正》以校其同异，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据嘉祐刘煜所录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联句、诗文之遗见于他集者。及葛峤刻柳文，又以大庾韩郁所编注诸本号《外集》者，并考疑误，辑遗事共为《外钞》刻之。然则《外钞》非方氏书，特葛氏刻柳集以配韩，因而增入，故崧卿跋不之及。据自跋与陈氏所录，则此书盖与《文集》、《外集》、《附录》、《年谱》并刻。此本惟有《举正》，盖所存止此。十卷之末，又有《外集举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陈氏也不及核其原刻，不标卷第，殆即附之十卷中欤？自朱子因崧卿是书作《韩文考异》，盛名所掩，原本遂微。越及元、明，几乎泯灭。此本纸墨精好，内“桓”字阙笔，避钦宗讳。“敦”字全书，不避光宗讳。盖即淳熙旧刻，越五百载而幸存者。殆亦其精神刻苦，足以自传，故若有呵护其间，非人力所能抑遏欤！阎若璩号最博洽，其《潜邱札记》中不知李浙东为谁，称得李翱全集，或可以考。今观此本第六卷《代张籍书》下，明注为李逊。且引旧书本传，“逊以元和五年刺浙东，九年召还，此书作于六七年间”云云。则若璩也未见此本，可称罕觏之笈。其名曰《举正》，盖因郭京《易举正》之旧，见首篇之自注。考异删去此条，遂莫知其命名之义。其于改正之字用朱书（案刻本实作阴文，盖古无套版之法，不能作二色。观《政和本草》称神农本经用朱书，而皆作阴文，是其明证。谨附识于此），衍去之字以圆圈围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围之，颠倒之字以墨线曲折乙之，体例也似较《考异》为明晰。所据碑本凡十有七。所据诸家之书，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本，参以唐赵德《文录》、宋白《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参互钩贯，用力也勤。虽偏信阁本，是其一失，宜为朱子所纠。然司马迁因《国策》作《史记》，不以《史记》废《国策》；班固因《史记》作《汉书》，不以《汉书》废《史记》；倪思曾集《国策》、《史记》、《汉书》之同异，纂为二书，今其《班马异同》犹有传本。然则虽有《考异》，不妨并存。此书以备参订，又何必坚持门户，尽没前人著作之功呢！《书录解题》又说：“《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朱侍讲以方氏本校定。凡异同定归于一，多所发明。《外集》皆如旧本，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今考《外集举正》所列，自《海水诗》至《明水赋》，二十五篇之数俱全，无所谓《大颠三书》者，也无所谓石刻、联句、诗文之遗于他集者。不知《考异》所据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阙所不知可矣。

《原本韩文考异》十卷

宋代朱子撰。其书因韩集诸本互有异同，方崧卿所作《举正》，虽参校众本，弃短取长，实则惟以馆阁本为主，多所依违牵就。即《南山有高树》诗之“婆娑弄毛衣”，傅安道所举为笑端者，也不敢明言其失。是以覆加考订，勒为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详为辨证。其体例本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夹注于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于全集之外别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于省览，故流布至今，不复知有朱子之原本。其间讹脱窜乱，颇失本来。此本出自李光地家，乃从朱子门人张洽所校旧本翻雕，最为精善。第一卷末有洽补注一条，称《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诗“长沙千里平”句，“千里”当作“十里”。言亲至岳麓寺见之。方氏及朱子皆未知。又第四卷末洽补注一条，《辨原性》一篇，唐人实作“性原”，引杨倞《荀子注》所载全篇，证方氏《举正》不误，朱子偶未及考。又第七卷末有洽补注一条，辨《曹成王碑》中“抟力句卒”之义，皆今本所未载。其字为徐用锡所校，点画不苟。然光地没后，其版旋佚，故传本颇少。此本犹当日之初印，毫无刓阙，尤可贵。

《别本韩文考异》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宋代王伯大编。伯大字幼学，号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事迹详见《宋史》本传。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辨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听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仍不便检阅，也取而散诸句下。盖伯大改朱子之旧第，坊贾又改伯大之旧第，已全失其初。即卷首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十二条”者，勘验其文，也伯大重编之凡例，非朱子《考异》之凡例。流俗相传，执此为朱子之本，实一误且再误。据李光地《翻刻宋版考异跋》，此本之舛讹遗漏，不一而足。盖屡次重编，不能一一清整，势所必然。然注附句下，较与文集别行者究属易观。今录光地所刻十卷之本，以存旧式。仍录此本以便参稽。自宋以来，《经典释文》、《史记索隐》均于原书之外别本各行，而监本经史仍兼行散入句下之本。是即其例。

《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宋代魏仲举编。仲举，建安人。书前题庆元六年刻于家塾。实当时坊本。首列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刘氏迄颍人王氏，共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注五十家、补注五十家、广注五十家、释事二十家、补音二十家、协音十家、正误二十家、考异十家，统计只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数。而所说新添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虚构其目，务以炫博，非实有其书。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张籍等，皆同时唱和之人。刘昫、宋祁、范祖禹等，也仅撰述《唐史》。均未尝诠释文集。乃引其片语，即列为一家，也殊牵合。盖与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均一书肆之习气。然其间如洪兴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蒋璨、任渊、孙汝听、韩醇、刘崧、祝充、张敦颐、严有翼、方崧卿、李樗、郑耕老、陈汝义、刘安世、谢无逸、李朴、周行己、蔡梦弼、高元之、陆九渊、陆九龄、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许开、周必大、史深大等有考证音训者，凡数十家。原书世多失传，犹赖此以获见一二，也不可谓非仲举之功。朱彝尊称此书尚有宋椠本在长洲文氏，后归李日华家。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十卷、《别集》一卷、附《论语笔解》十卷。此本止四十卷，而《外集》、《别集》不与，盖流传既久，又有所阙佚。

《东雅堂韩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末各有东吴徐氏刻梓家塾小印。考陈景云《韩集点勘书后》曰：“近代吴中徐氏东雅堂刊韩集，用宋末廖莹中世彩堂本。其注采建安魏仲举五百家注本为多。间有引他书者，仅十之三。复删节朱子单行《考异》，散入各条下。皆出莹中手。莹中为贾似道馆客，事见《宋史》似道传。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来，殆深鄙莹中为人，故削其名氏并开版年月”云云。今考此本，前列重校凡例九条。内称庙讳一条，确为宋人之语，景云之说为可信，知此本为莹中注。景云又自注此文曰：“东雅堂主人徐时泰，万历中进士，官工部郎中。”今考明进士题名碑，万历甲戌科有徐时泰，长洲人，盖即其人。

《韩集点勘》四卷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有《通鉴胡注举正》，已著录。是编取廖莹中世彩堂所注韩集，纠正其误，因汇成编。卷首注曰校东雅堂本，以廖注为徐时泰东雅堂所翻雕。末有景云自跋，称“莹中粗涉文义，全无学识。其博采诸条，不特遴择失当，即文义也多疏舛”。今观所校，考据史传，订正训诂，删繁补阙，较原本实为精密。如《别知赋》之“一旦为仇”，证以《尔雅》。《元和圣德诗》之“麻列”，证以李白《梦游天姥》诗。《城南联句》之“疆甿”，证以《周礼》郑注。《梁国公主挽歌》之“厌翟”，证以《毛诗郑笺》。《师说》之句读，证以《经典释文》。《送韩侍御序》之“所治”，证以魏文帝《与吴质书》。《祭李使君文》之“惊透”，证以扬雄《方言》、左思赋。《乌氏庙碑》之“立议”，证以《汉书》颜注。《太原郡公神道碑》之“耆事”，证以王安石文。《刘统军墓志》之“父讼”，证以《汉书·段颎传》。《太傅董公行状》之“其子”，乃证以《唐书·李万荣传》。以《至郾城联句》之“谀噱”当为“庾噱”，证以《李藩传》。《进学解》之“守正”当为“宗王”，证以《新唐书》及《文粹》。皆援据精确。他如引《赤藤杖歌》证“南宫”不止称礼部。引《唐志·五岳四渎令》证庙令老人。引德宗祔庙高宗已祧，证《讳辨》之“治”字。也具有典据。而于时事辨别尤详，可称善本。惟《尸子》先见《公羊传》，而说出《汉书》，稍为疏漏。又《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诗，忽参宋人谐谑一条，非惟无预于校雠，乃并无预于韩集，殊乖体例。

《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

唐代柳宗元撰。宋代韩醇音释。韩醇字仲韶，临邛人。其始末未详。宗元集为刘禹锡所编。其后卷目增损，在宋时已有四本。一为三十三卷，为元符间京师开行本。一为曾丞相家本。一为晏元献家本。一为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说即禹锡原本。案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刘禹锡作序，称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考今本所载禹锡序，实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二通，与振孙所说不符。或后人追改禹锡之序，以合见行之卷数，亦未可知。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也无更古于是者。政和中，胥山沈晦取各本参校，独据此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者别作《外集》二卷，附之于后，盖以此。至淳熙中，韩醇因沈氏之本为之笺注。又搜葺遗佚，别成一卷，附于《外集》之末。权知珍州事王咨为之序。韩醇先作《韩集全解》，及是又注柳文。其书盖与张敦颐《韩柳音辨》同时并出，而详博实过之。魏仲举《五百家注》也多引其说。明唐觐《延州笔记》曾摘其注《南霁云碑》不知“汧城凿穴之奇”句本潘岳《马汧督诔》，是诚一失。然不以害其全书。

《增广注释音辩柳集》四十三卷

旧本题宋代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辩，潘纬音义。宗说，南城人。始末未详。敦颐有《六朝事迹》，已著录。潘纬字仲宝，云间人。据乾道三年吴郡陆之渊序，称为乙丑年甲科，官灊山广文。也不知其终于何官。之渊序但题《柳文音义》。序中所述，也仅及韩仿、祝充《韩文音义传》、《柳氏释音》，不及宗说与敦颐。书中所注，各以“童云”、“张云”、“潘云”别之，也不似潘纬自撰之体例。盖宗说之注释、敦颐之音辩，本各自为书。坊贾合潘纬之音义，刊为一编，故书首不以《柳文音义》标目，而别题曰《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为一，分类排次，已非刘禹锡所编之旧。而不收王铚伪《龙城录》之类，则尚为谨严。其音释虽随文注解，无大考证。而于僻音难字，一一疏通，以云详博则不足；以云简明易晓，以省检阅篇韵之烦，则于读柳文者也不为无益。旧有明代刊本，颇多讹字。此本为麻沙小字版，尚不失其真。

《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附录》八卷

宋代魏仲举编。其版式广狭，字画肥瘠，与所刻《五百家注昌黎集》纤毫不爽。盖二集一时并出。前有评论、训诂诸儒姓氏，检核也不足五百家。书中所引，仅有集注，有补注，有音释，有解义及孙氏、童氏、张氏、韩氏诸解。此外罕所征引，又不及韩集之博。盖诸家论韩者多，论柳者较少，故所取不过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与韩集相配。书后《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乃原集未录之文，共二十五首。《附录》二卷，则《罗池庙牒》及崇宁、绍兴加封诰词之类，而《法言注》五则也在其中。又附以《龙城录》二卷，序传、碑记共一卷，后序一卷，而《柳文纲目》、《文安礼年谱》则俱冠之卷首。其中如《封建论》后附载《程敦夫论》一篇。又扬雄《酒箴》、李华《德铭》、屈原《天问》、刘禹锡《天论》之类，也俱采掇附入。其体例与韩集稍异。虽编次丛杂，不无繁赘，而旁搜远引，宁冗毋漏，也有足资考订者。且其本椠锲精工，在宋版中也称善本。今流传五六百年，而纸墨如新，神明焕发。复得与《昌黎集注》先后同归秘府，有类乎珠还合浦，剑会延津，是尤可为宝贵。

《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代刘禹锡撰。《唐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也名《中山集》，盖以是也。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裒其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首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禹锡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贬，为八司马之一。召还之后，又以《咏玄都观桃花》触忤执政，颇有轻薄之讥。然韩愈颇与之友善，集中有《上杜黄裳书》，历引愈言为重。又《外集》有《子刘子自传》一篇，叙述前事，尚不肯诋諆叔文。盖其人品与柳宗元同。其古文则恣肆博辨，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气骨也在元、白上，均可与杜牧相颉颃，而诗尤矫出。陈师道称苏轼诗初学禹锡。吕本中也谓苏辙晚年令人学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刘克庄《后村诗话》乃称其诗多感慨，惟“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十字差为闲婉。似非笃论。其杂文二十卷、诗十卷，明时曾有刊版。独《外集》世罕流传，藏书家珍为秘笈。今扬州所进钞本，乃毛晋汲古阁所藏。纸墨精好，犹从宋刻影写。谨合为一编，著之于录，用还其卷目之旧。

《吕衡州集》十卷

唐朝吕温撰。吕温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府人。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官做到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后来被贬为道州刺史，改任衡州刺史，去世。事迹详细记载在《唐书》他的本传中。刘禹锡编次他的文章，说从《人文化成论》到《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这个版本先收诗赋，后收杂文，已经不是刘禹锡编次的旧貌。另外第六卷、第七卷的志铭已经缺了几篇。卷末有孱守居士的跋说：“甲子年从钱氏借得前五卷，戊辰年从郡中买得后三卷。都是宋本。第六、第七两卷都缺失。于是取《英华》、《文粹》按照目录写入，以等待得到完本校定。”又说：“第二卷《闻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没有，按照陈解元棚本抄入。”孱守居士，是常熟冯舒的别号，大概这是冯舒重新编定的。吕温也是八司马一党。当王叔文失败时，他因出使吐蕃而侥幸免祸。他的人品本来不纯粹。但向陆淳学《春秋》，向梁肃学文章，则传授颇有渊源。文集中如《与族兄皋书》，深深有得于六经的旨意。《送薛天信归临晋序》，洞察文字的本源。《裴氏海昏集序》，论诗也很精深。《古东周城铭》，能阐明君臣之义，来纠正左氏的过失。他的《思子台铭序》，说遇到一物可以正训于世的，执笔之士未尝空缺。他文章的根本可见了。只有《代尹仆射度女为尼表》可以不存。而《诸葛侯庙记》认为有才而无识，尤其好发高论，失于谬妄。分别看待就可以了。

《张司业集》•八卷

唐朝张籍撰。张籍字文昌，和州人。贞元十五年考中进士。官做到国子司业。事迹附载在《唐书•韩愈传》中。张籍以乐府闻名一时，他的骨体实际在王建之上。后人一概称张、王，不是确论。韩愈称张籍学古淡，如轩鹤避鸡群。确实啊。他的文只有《文苑英华》载《与韩愈》两封信，其余不多见。看他的笔力，也在李翱、皇甫湜之间。比起李观、欧阳詹的有意铲除雕饰，也胜过他们。《昌黎集》有《代籍上李淛东书》，称因眼瞎而废。但集中《祭退之诗》称“公比欲为书，遗约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为后事程”。那么韩愈去世时，张籍还能执笔写字，知道他的眼病已愈，世传瞎废是不对的。他的集子由张洎编。张洎序称“从丙午到乙丑相继编辑，得四百多篇”。考丙午是南唐李昪昇元元年，相当于晋开运三年；乙丑是宋乾德二年。大概张洎搜求编辑二十年才成完本，也可说勤了。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张洎所编张籍诗，名为《木铎集》，共十二卷。近世汤中季庸用各本校定为《张司业集》八卷，刻在平江。”这个版本是明万历中和州张尚儒与张孝祥《于湖集》合刻的。张尚儒称购得河中刘侍御本，又参以朱兰嵎太史金陵刊本，得诗四百四十九首，并录《与韩昌黎书》二首，订为八卷。那么已经不是张洎、汤中的旧貌。但数目相差不远，似乎没有散佚。

《皇甫持正集》•六卷

唐朝皇甫湜撰。皇甫湜，睦州人，持正是他的字。元和元年考中进士。初入仕为陆浑尉，官做到工部郎中。性急使气，多次触忤同省官员，请求分司。裴度特别喜爱他，征辟为东都判官。他的集子《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读书志》作六卷，杂文三十八篇，与今本相合。《唐书》本传载皇甫湜为裴度作光福寺碑文，畅饮后提笔立即写成，裴度赠车马缯采很丰厚。皇甫湜说：“我自己为《顾况集》作序，未曾许诺给人。如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缣，为什么待我这么薄呢！”高彦休《唐阙史》也载这碑，并记其字数很详细。大概实有这作品，不是史书的错误。但这个版本仅载顾况集序，而碑文已佚。即使《集古》、《金石》二录也已均不载。这碑大概唐末尚存，所以高彦休能见到。五代兵火，就亡失了吧。足以证明这个版本是宋人重编，不是唐时的旧貌了。他的文与李翱同出韩愈。李翱得韩愈的醇，而皇甫湜得韩愈的奇崛。他的《答李生》三书，盛气攻辩，又甚于韩愈。但如《编年》、《纪传》、《论孟子荀子言性论》，也未尝不持论平允。郑玉《师山遗文》有《与洪君实书》，说：“所借皇甫集，连日细看，大抵不惬人意。其言语叙次，却是着力铺排，往往反伤工巧，终无自然气象。其记文中又多叶韵语，殊非大家数”云云。大概讲学之家，不甚了解文章体例，持论往往如此，也不足辩。集中无诗，洪迈《容斋随笔》曾记他的《浯溪》一篇，认为风格无可采。陆游跋皇甫湜集，则认为自是杰作，洪迈的话是传写之误。今考此诗为论文而作。李白集的《大雅久不作》一篇，苏轼集的《我虽不工书》一篇，就是这种格调，怎能全诋毁！陆游所辨是对的。陆游集又有一跋，说司空图论诗，有“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为遒逸”的话。怀疑皇甫湜也有诗集。又说张文昌集无一篇文，李习之集无一篇诗，都是诗文各为集的缘故。其说不尽然。三人不是默默无闻之流，果然别有诗集、文集，哪有自唐以来都不著录的呢！

《李文公集》•十八卷

唐朝李翱撰。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李暠的后裔。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官做到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事迹详细记载在《唐书》本传中。他的集子唐《艺文志》作十八卷。赵汸《东山存稿》有《书后》一篇，称《李文公集》十八卷，一百四篇，是江浙行省参政赵郡苏公所藏本。与唐志相合。陈振孙《书录解题》则说蜀本分二十卷。近时共两个版本。一是明景泰间河东邢让抄本，国朝徐养元刻它，讹舛最严重。这个版本是毛晋所刊，仍十八卷，或许就是苏天爵家本吧！考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与戴唐器书》说：“特借《旧唐书》参考，李浙东不知何名。或许李翱习之全集出现，还可以得到其人。但老了，倦于寻访了”云云。那么似乎还不认为是足本，不知根据什么。李翱是韩愈的侄女婿，所以他的学都出于韩愈。集中载《答皇甫湜书》，自称高愍女、杨烈妇传不在班固、蔡邕之下。他自许稍过。但看《与梁载言书》，论文很详细。到《寄从弟正辞书》，说人号文章为一艺的，是时世所好的文。那些能到古人境界的，则是仁义之词，怎么能以一艺称它。所以才与学虽都逊于韩愈，不能熔铸百氏都如己出，但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像李观、刘蜕等人有矜心作意之态。苏舜钦说他词不逮韩，而理过于柳，确实是确论。郑獬说他尚质而少工，则贬得太过了。集子不知何人所编。看它有《与侯高》第二书，而无第一书，知道其去取之间，特别精审。只有集中《皇祖实录》一篇，立名颇为僭越。皇祖、皇考，文见《礼经》。到明英宗时，才著为禁令。李翱在其前，称它还有说法。若《实录》之名，则六代以来，已定为帝制。《隋志》所载，班班可稽。唐宋以来，臣庶没有敢称的。李翱竟以它题其祖的行状，很不正经。編集者无所刊正，则很失别裁了。陈振孙说集中无诗，独载《戏赠》一篇，很拙劣。叶适也说他不长于诗，所以集中无传。只有《传灯录》载他的《赠药山僧》一篇。韩退之《远游》联句记其一联。陈振孙所谓有一诗的，大概是蜀本。叶适所谓不载诗的，大概就是这个本子。毛晋跋说近来钞本，才开始附《戏赠》一篇，大概未考陈振孙的话。但《传灯录》一诗，得于郑州石刻。刘攽《中山诗话》说：“唐李习之不能诗，郑州掘石刻，有郑州刺史李翱诗云云。这是另一个李翱，不是习之。《唐书》习之传不记为郑州，王深甫编习之集，就收此诗，不可理解。”《苕溪渔隐丛话》所论也相同。只有王楙《野客丛书》独据僧录叙述李翱仕履，断定他实际曾任郑州刺史，诸人未考。考开元寺僧曾请李翱为钟铭，李翱答以书说：“我学圣人之心，就不敢逊于知圣人之道的人。我铭这钟，我将明圣人之道，那么对释氏无益；我将顺释氏之教而述，那么就欺骗下人了。我的先觉有什么可贵呢。”看他的书语，岂肯向药山问道！这石刻也如韩愈《大颠三书》，因为他素不信佛，而僧徒务必要说他皈依，用来彰明彼教罢了。王楙竟以李翱曾任郑州而信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至于《金山志》载李翱五言律诗一篇，全是剿袭五代孙鲂之作。则尤其近人所托，不足与辩。叶梦得《石林诗话》说：“人的才力有限。李翱、皇甫湜都是韩退之的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估计或者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所以不作。二人以非所长而不作，贤于世之不能而强作的。”这话公允啊。

《欧阳行周集》•十卷

唐朝欧阳詹撰。欧阳詹字行周，泉州人。考中进士。官做到四门助教。事迹详细记载在《新唐书•文艺传》。他的集子有大中六年李贻孙序，称韩侍郎愈、李校书观及欧阳君，都是数百岁杰出。今看欧阳詹的文，与李观不相上下，离韩愈很远。大概这三人同年考中进士，都出自陆贽门下，都有名声。其优劣未经论定，所以李贻孙的话如此。但欧阳詹的文实有古格，在当时纂组排偶者之上。韩愈作《欧阳生哀辞》，称许甚至，也不是过情。但《太原赠妓》一诗，陈振孙《书录解题》力辨函髻的诬枉。考《闽川名士传》，载欧阳詹游太原始末很详细。所载《孟简》一诗，是同时所作，也必无舛误。又考邵博《闻见后录》，载妓家到宋还隶属乐籍，珍藏欧阳詹的手迹，邵博曾见过。那么不可说竟无其事。大概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怪。见于诸家诗集的很多，也是当时风气使然。固然不必奖励其风流，也不必讳为瑕垢。只有王士禎《池北偶谈》摘其《自诚明论》，说“尹喜自明诚而长生，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张子房自明诚而辅刘，公孙鞅自明诚而佐嬴”等句，认为离经叛道，那么其说确实。但宋儒未出以前，学者论多驳杂，难以尽纠。也存而不论就可以了。

《李元宾文编》•三卷、《外编》•二卷

唐朝李观撰。李观字元宾，赵州赞皇人。李华的侄子。贞元八年考中进士。九年又中博学宏词科。官做到太子校书郎。年二十九去世。事迹详细记载在《新唐书•文艺传•李华传》内。韩愈为他作墓志，文载《昌黎集》中。这个集子前三卷是大顺元年给事中陆希声所编，陆希声自己作序。后来为《外编》二卷，题曰蜀人赵昂编。陆希声后来做到宰相，赵昂则不详其仕履。晁公武《读书志》称赵昂所编共十四篇。这个版本缺《帖经日上王侍御书》一篇，又时时有缺句缺字。大概辗转传写，脱佚很久了。李观与韩愈、欧阳詹为同年，都以古文相砥砺。其后韩愈文雄视百世，而二人的集子，寥寥仅存。论者以为李元宾早死，其文未极。韩退之穷老不休，所以能独擅其名。陆希声的序则说“文以理为本，而词质在所尚。李元宾尚于词，所以词胜于理；韩退之尚于质，所以理胜其词。韩退之虽穷老不休，终不能作李元宾之词。假使李元宾后韩退之死，也不及韩退之之质”。今看其文，大抵雕琢艰深，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大概与刘蜕、孙樵同为一格。而熔炼之功或不及，则不幸早凋，未卒其业的缘故。那么当时的论，以比较刘蜕、孙樵则可，以比较韩愈则不及。陆希声的序有见，应该不以论者为然。顾当雕章绘句之时，正争以骈偶斗工巧。而李观竟从事古文，以与韩愈相左右。虽所造不及韩愈，固然非余子所及。王士禎《池北偶谈》诋其与孟简吏部、奚员外诸书如醉人使酒骂坐，抑之未免稍过。只有陆希声的序称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体，品题颇当。今并录它，以冠于篇首。

《孟东野集》•十卷

唐朝孟郊撰。孟郊字东野，武康人。贞元中考中进士。官溧阳尉。事迹附载在《新唐书•韩愈传》。韩愈集中《贞曜先生墓志铭》，就是为孟郊作的。这个集子前有宋敏求序，称世传其集编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濬所纂共二卷，一百八十篇。取韩愈赠孟郊句，命名为《咸池集》。自余诸家所杂录，不为编帙，诸本各异。宋敏求总括遗逸，删除重复，分十四类編集，得诗五百一十一篇。又以杂文二篇附于后，共为十卷。这个版本卷数相符，大概是宋敏求所编。孟郊诗托兴深微，而结体古奥。唐人自韩愈以下，莫不推重。自苏轼“诗空螯小鱼”的讥诮，才开始有异词。元好问《论诗绝句》乃有“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之句。当以苏轼尚俊迈，元好问尚高华，门径不同，所以是丹非素。究之孟郊诗品格，不因二人之论减价。

《长江集》•十卷

唐朝贾岛撰。贾岛字阆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后返初服，举进士不第。因谤被责授长江主簿，终于普州司仓参军。贾岛的贬谪，《唐书》本传谓在文宗时，王定保《摭言》谓在武宗时。晁公武《读书志》谓长江祠中有宣宗大中九年墨制石刻，陈振孙《书录解题》也称遂宁刊本首载此制，二人都辨其非。今考集中卷二有《寄与令狐相公》诗，不署其名。卷五有《送令狐绹相公》诗，卷六有《谢令狐绹相公赐衣九事》诗，又有《寄令狐绹相公》诗二首，则显出绹名。考绹本传，他为相在大中四年十月，与石刻墨制年号相合。但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诗，年谱在元和六年。本传载贾岛卒时年五十六。从大中九年逆数至元和六年，共四十五年。那么韩愈赠诗时，贾岛才十二岁。自长江移普州又在其后。那么韩愈赠诗时，贾岛不满十岁。恐怕无此理。今检与绹诸诗，都明言在长江以后，尚无显证。到送绹诗中有“梁园趋旌节”句，又有“是日荣游汴，当时怯往陈”句，应当是楚镇河中之时的。若令狐绹则未尝为是官，贾岛怎能有是语呢？知道原集但作“令狐相公”，遂宁本各增一“绹”字，以迁就大中九年之制。经晁、陈二家辨明，所以后来刊本，削去此制。而诗题所妄增，则未及改正罢了。晁氏称《长江集》十卷，诗三百七十九首。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仅佚其一，大概还是旧本。《唐音统签》载贾岛《送无可上人》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之下，自注一绝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晁氏其并此数之为三百七十九吧？集中《剑客》一首，明代选本末二句都作“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只有旧本《才调集》“谁有”作“谁为”（案为字去声）。冯舒兄弟曾论之，以“有”字为后人妄改。今此集正作“谁为”，那么还是旧本之未改者了。

《昌谷集》•四卷、《外集》•一卷

唐朝李贺撰。李贺事迹详细记载在《新唐书•文学传》。案李贺系出郑王，所以自以郡望称陇西。实则家于昌谷。昌谷地近洛阳，在唐为福昌县，今为宜阳县地。集中屡言归昌谷。宋张耒集有《春游昌谷访长吉故宅》诗。又《福昌怀古》诗中也有《李贺宅》一首。其明证了。《幽闲鼓吹》称李贺遗诗为其表兄投溷中，所以流传者少。但只是说李藩所收罢了。其沈子明所编、杜牧所序的，实未尝亡。杜牧序述子明的书，称“李贺将死，曾授我平生所著歌诗，厘为四编，共二百三十三首”。那么卷帙都是李贺所手定。唐宋志都称李贺集五卷，比杜牧序多一卷。检《文献通考》才知道为集四卷，外集一卷。吴正子《昌谷集笺注》说：“京师本无后卷。有后卷，是鲍本。曾闻薛常州士龙说：‘长吉诗蜀本、会稽姚氏本皆二百一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云云。大概外集诗二十三首，合之则为二百四十二，除之则为二百一十九。实即一本。只有正集比杜牧所序少十四首，而《外集》比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跋少二十九首，则莫可考了。《乐府诗集》载有李贺《静女春曙曲》一首、《少年乐》一首，今本都没有。莫非是黄伯思藏本所佚吧！”吴正子又说外集词意儇浅，不类李贺作，大概出后人摹仿。但正集如《苦篁调》、《啸引》之类，句格鄙率，也不类李贺作。古人操觚，也时有利钝。如杜甫诗“林热鸟开口，水浑鱼掉头”，假使不刊在本集，谁信为杜甫作呢！疑以传疑可以了。

《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

旧本题西泉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刘辰翁所评《班马异同》，已著录。吴正子则不知何许人。近时王琦作《李长吉歌诗汇解》，也称吴正子时代、爵里未详。考此本以刘辰翁之评列于其后，则当为南宋人。又《外集》之首，注称“曾闻薛常州士龙说”云云。士龙为薛季宣字。据《书录解题》，薛季宣卒于乾道九年。那么吴正子也是孝宗时人了。注李贺诗的，明以来有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佺五家本。又有邱象升、邱象随、陈愫、陈开先、杨研、吴甫六家的《辨注》，孙枝蔚、张恂、蒋文运、胡廷佐、张星、谢启秀、朱潮远七家的评。王琦又采诸家之说，作为《汇解》。递相纠正，互有发明，而要以吴正子这注为最古。李贺之为诗，冥心孤诣，往往出笔墨蹊径之外，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严羽所谓诗有别趣，非关理的，以品评李贺诗，最得其似。所以杜牧序称他少加以理，可以奴仆命骚。而诸家所论，必欲一字一句为之诠释，所以不免辗转糾葛，反成滞相。又所用典故，大多点化其意，藻饰其文，宛转关生，不名一格。如“羲和敲日玻瓈声”句，因羲和驭日而生敲日，因敲日而生玻瓈声，不是真有敲日事。又如“秋坟鬼唱鲍家诗”，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不是真有唱诗事。循文衍义，岂得其真？王琦解“塞土臙脂凝夜紫”，不用紫塞之说，而改“塞土”为“塞上”，引《隋书•长孙晟传》“望见碛北有赤气，为匈奴欲灭之征”。这岂又是作者之意呢！吴正子此注，只是略疏典故所出，而不一一穿凿其说，还胜过诸家的淆乱。刘辰翁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所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王士禎却极称之。好恶之偏，殆不可解。只有评李贺诗，其宗派见解，才颇相近，所以所得较多。今也并录它，以资参证。

《绛守居园池记注》•一卷

唐朝樊宗师撰。元赵仁举、吴师道、许谦注。樊宗师始末详细记载在韩愈所作墓志中。这篇文是长庆三年樊宗师官绛州刺史，即守居构建园池，自己作的记。文僻涩不可句读。董逌《广川书跋》称：“曾到绛州，得其旧碑。剔刮劘洗，见其后有樊宗师自释。但仅略注亭榭之名，其文仍不尽可解。所以好奇者多为之注。”据李肇《国史补》称，唐时有王晟、刘忱二家，今都不传。所以赵仁举补为此注。皇庆癸丑，吴师道病其疏漏，为补二十二处，正六十处。延祐庚申，许谦仍以为未尽，又补正四十一條。至顺三年，吴师道因许谦之本，又重加刊定，复为之跋。二十年屡经窜易，尚未得为定稿。大概其字句都不师古，不可训诂考证。不过据其文义推测，钩贯以求通。一篇之文仅七百七十七字，而众说纠纷，终无定论，固然是应该的。以其相传既久，如古器铭识。虽不可音释，而不得不谓之旧物，赏鉴家也存而不弃罢了。樊宗师别有《越王楼诗序》，其僻涩与此文相类。计有功《唐诗纪事》尚载其文。诸家未注，大概偶未及检。国朝仁和孙之騄始合二篇而注之，题曰《樊绍述集》。今别著于录云。

《王司马集》•八卷

唐朝王建撰。王建字仲和，颍川人。大历十年考中进士。大和中为陕州司马。据《文献通考》，王建集十卷。这个版本是国朝胡介祉所校刊。凡古体二卷、近体六卷，大概是后人所合并。前有胡介祉序，说虞山毛氏曾有刊本行世，校对也不尽善。到《宫词》自宋南渡后逸去其七首，好事者妄为补之。如“泪尽罗巾”，是白居易诗；“鸳鸯瓦上”，是花蕊夫人诗；“宝帐平明”，是王少伯诗；“日晚长秋”与“日映西陵”，是乐府《铜爵台诗》；“银烛秋光冷画屏”与“闲吹玉殿昭华管”，都是杜牧之诗。只有《杨升庵集》中别载七首，说“得之古本，今录于后”云云。胡介祉所论，大概本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其考证都精确。只有杨慎之言多不足据，石鼓文尚能伪造，何况王建《宫词》。胡介祉遽从而增入，未免轻信之失。至于《伤近而不见》，是《玉台新咏》旧题，此本讹为《伤近者不见》。《江南三台》，名见《乐府诗集》及《才调集》，此本讹为《江南台》。也未免小有所失，不能全讥毛本。但取以相较，还是此善于彼。△《沈下贤集》•十二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朝沈亚之撰。下贤，是沈亚之的字。本长安人，而原序称曰吴兴人，似乎从其郡望。但李贺集有《送亚之》诗，也说“吴兴才人怨春风”，又说“家在钱塘东复东”。那么其里贯似乎真在吴兴。沈亚之考中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征辟为判官。柏耆罢官，沈亚之也坐贬南康尉。这个集子凡诗赋一卷，杂文杂记一卷，杂著二卷，记二卷，书二卷，序一卷，策问并对一卷，碑文、墓志、表一卷，行状、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隐集均有《拟沈下贤诗》，那么沈亚之固然以诗名世。而此集所载乃止十八篇。其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看其《答学文僧请益书》，说“陶器速售而易败，煆金难售而经久”。《送韩静略序》亟述韩愈之言。大概也是戛然自异的。其中如《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解》，大抵讳其本事，托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传》之类。刘克庄《后村诗话》诋其名检扫地。王士禎《池北偶谈》也说弄玉、邢凤等事，大抵近小说家言。考《秦梦记》、《异梦录》二篇见《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见《太平广记》二百九十八卷。均注曰出《异闻集》，不说出沈亚之本集。那么或许沈亚之偶然戏笔，为小说家所采，后来编沈亚之集者又从小说摭入之，非原本所旧有吧！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钱曾《读书敏求记》乃称为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岁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绍圣，中间不应有丙申。大概即此本而钱曾误记寅为申。又是集本十二卷，钱曾记为二十卷，也误倒其文。《池北偶谈》又记末有万历丙午徐《火勃》跋，此本无之。而别有跋说：“吴兴文集十二卷，义取艰深，字多舛脱，不可卒读。因从秦对岩先生借所藏季沧苇抄本校阅一过。”题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为谁。那么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抄自钱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见了。

《追昔游集》•三卷

唐朝李绅撰。李绅字公垂，亳州人。元和元年考中进士。武宗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迹详细记载在《唐书》本传。这个集子都是他未为相时所作。晁公武《读书志》载前有开成戊午八月李绅自序，此本无之。诗共一百一首。《新唐书》本传所载贬端州司马，祷神滩涨及刺寿州，虎不为暴；为河南尹，恶少敛迹，皆语出此集。史传事须实录，而宋祁以所自言者为据，殊难征信。且考李绅之赴端州，在夏秋之间。其妻子舟行，十月始至。其时滩水减了，所以以书祝媪龙祠，而江复涨。李绅诗内及所自注者如此。宋祁乃以为李绅自度岭时事。是阅其集而未审。后儒以名之轻重为文之是非，必谓新书胜旧书，似非笃论。李绅与李德裕、元稹号“三俊”。白居易也有“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句。今看此集，音节嘽缓，似乎不能与同时诸人角争强弱。但舂容恬雅，无雕琢细碎之习，其格究在晚唐诸人刻画纤巧之上。

《会昌一品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

唐朝李德裕撰。李德裕有《次柳氏旧闻》，已著录。这编凡分三集。《会昌一品集》，都是武宗时制诰。《外集》，都是赋诗杂文。《穷愁志》，则是迁谪以后，闲居论史之文。明代袁州有刊本，但仅《会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此本正集二十卷，《别集》十卷，《外集》四卷即《穷愁志》，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载相合，意即蜀本之旧吧？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卫公备全集》五十卷、《年谱》一卷。又称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献替录》、《辨谤略》诸书共十一卷。那么其本不传很久了。史言李德裕在穆宗朝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都出其手，而文多不传。意皆在五十卷内。《会昌一品集序》，郑亚所作，李商隐集所谓荥阳公者是也。其文也见李商隐集序，称代郑亚作。而两本异同者不一。考寻文义，皆以此集所载为长，大概郑亚所改定之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