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45

卷四十五 史部一

史部总叙

史学的法则，撰述追求简要，考证则追求详尽。没有比《春秋》更简的，没有比《左传》更详的。鲁国史书的记录，详细记载一件事的始末，圣人观察其始末，得到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用一字的褒贬来判定。这是作史需要考证的依据。左丘明记录为传，后人观察其始末，得到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理解一字褒贬的原因。这是读史需要考证的依据。如果没有事迹，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作《春秋》。如果不知道那些事迹，即使让圣人读《春秋》，也不知道褒贬的原因。儒者喜欢说大话，动辄说舍弃传以求经。这种说法一定不通。其中或许有通的，则必定私下求助于传，假装说舍弃传罢了。司马光的《通鉴》，世人称为绝作，不知道他先作长编，后作考异。高似孙《纬略》，记载他给宋敏求的信，称到洛阳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其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算不少于六七百卷。又称司马光作《通鉴》，一件事用三四个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共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也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满两屋。（按：李焘集今已佚失，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李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连小说也不遗漏。那么古来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必定有缘故了。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先说正史，是大纲。其次说编年，说别史，说杂史，说诏令奏议，说传记，说史钞，说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说时令，说地理，说职官，说政书，说目录，都是参考诸志的。说史评，是参考论赞的。旧有谱牒一门，然而自唐以后，谱学几乎绝迹。玉牒既不颁布于外，家乘也不上于官，空存虚目，故从删。考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二代为多。因为宋、明人都好议论，议论不同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在朝廷排挤，不得志则用笔墨报复。其中是非颠倒，也很能迷惑视听。然而虽有疑狱，集合众证而质对，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酌众说而核实，也必得其情。张师棣《南迁录》的虚妄，邻国之事无法质证。赵与时《宾退录》用金国官制证明而知道了。《碧云騢》一书诬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以为真出梅尧臣，王铚以为出自魏泰，邵博又证明真出梅尧臣，可谓聚讼。李焘终于参互辨定，至今遂无异议。这也是考证欲详的一个验证。那么史部诸书，自鄙倍冗杂、明显无可采录的外，其中有裨于正史的，固然都宜选择而保存了。

正史类一

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的，则悉不滥登。因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不同。其他训释音义的，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阙的，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的，如《新唐书纠谬》之类。校正字句的，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至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厘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于此。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少孙，据张守节《正义》引张晏之说，以为颍川人，元成间博士。又引褚顗家传，以为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号先生。二说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过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远也。案：迁自序，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为百三十篇。《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的明证，当以知几为是。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周密《齐东野语》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又摘公孙宏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宏子孙爵”语，焦竑《笔乘》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皆非迁所及见。王懋竑《白田杂著》亦谓《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则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窜易。年祀县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窜乱，或不能无，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焦竑《笔乘》据张汤传赞如淳注以为续之者有冯商、孟柳。又据《后汉书•杨经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余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则非其实也。其书自晋唐以来，传本无大同异。惟唐开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记•老子列传》于伯夷列传上。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见。南宋广汉张材又尝刊去褚少孙所续，赵山甫复病其不全，取少孙书别刊附入，今亦均未见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为孙奭《孟子疏》所引《史记》“西子金钱事”，今本无之。盖宋人诈托古书，非今本之脱漏。又《学海类编》中载伪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于原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其事与梁鄱阳王《汉书真本》相类，益荒诞不足为据矣。注其书者，今惟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版颇有刊除点窜。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然汇合群说，检寻校易，故今录合并之本，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

宋裴骃撰。骃字龙驹，河东闻喜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其事迹附见于《宋书•裴松之传》。骃以徐广《史记音义》粗有发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别撰此书。其所引证，多先儒旧说，张守节《正义》尝备述所引书目次。然如《国语》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刘熙注，《韩诗》多引薛君注，而守节未著于目。知当日援据浩博，守节不能遍数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录并同。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刊，析为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注文犹仍旧本。自明代监本以索隐、正义附入其后，又妄加删削，讹舛遂多。如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脱“名见左传”四字；秦始皇本纪“轻车重马东就食”句，下脱“徐广曰：一无此‘重’字”八字；项羽本纪“其九月会稽守”句，下脱“徐广曰：‘尔时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纪“祠上帝明堂”句，下脱“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适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睹矣”句，下脱“又数本皆无‘可’字”七字；河渠书“岸善崩”句，下脱“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马相如传“彷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传”句下此引“张晏曰：‘谓易•系辞。’”监本均误作正义。至于字句异同，前后互见。如夏本纪“九江入赐大龟”句下“孔安国曰：‘出于九江水中。’”监本作“山中”；孝文本纪“昌至渭桥”句下引“苏林曰：‘在长安北三里。’”监本多“渭桥”二字；“祁侯贺为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缯。’”监本多一“贺”字；“当有玉英见”句下引“瑞应图云：‘玉英五帝并修则见。’”监本作“五常”；“属国悍为将屯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徐。’”监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纪“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句下引“徐广曰：‘一作应。’”监本多一“平”字；武帝纪“自太主”句下引“徐广曰：‘武帝姑也。’”监本多“太主”二字；龟策列传“猬辱于鹊”句下引“郭璞曰：‘猬憎其意心恶之也。’”监本作“而心恶之”。凡此之类，当由古注简质，后人以意为增益，已失其旧，至坊本流传，脱误尤甚。如夏本纪“澧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国曰：‘澧水所同，同于渭也。’”坊本阙一“同”字。项羽本纪“乃封项伯为射阳侯”句，下脱“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九字，是又出监本下矣。惟货殖传“糵麴盐豉千瓵”句下，监本引孙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当是孙叔敖之讹。此本亦复相同，是校雠亦不免有疏，然终胜明人监本也。

史记索隐•三十卷

唐司马贞撰。贞，河内人，开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贞初受《史记》于崇文馆学士张嘉，会病褚少孙补司马迁书，多伤踳驳。又裴骃集解旧有音义年远散佚，诸家音义延笃音隐，邹诞生、柳顾言等书亦失传。而刘伯庄许子儒等又多疏漏，乃因裴骃集解，撰为此书。首注骃序一篇，载其全文。其注司马迁书，则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惟标所注之字。盖经传别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为述赞一百三十篇及补史记条例。欲降秦本纪、项羽本纪为系家，而吕后、孝惠各为本纪。补曹、许、邾、吴芮、吴濞、淮南系家，而降陈涉于列传。萧何、曹参、张良、周勃、五宗、三王各为一传，而附国侨、羊舌肸于管晏。附尹喜、庄周于老子，附韩非于商鞅，附鲁仲连于田单，附宋玉于屈原，附邹阳、枚乘于贾生。又谓司马相如、汲郑传不宜在西南夷后，大宛传不合在游侠、酷吏之间。欲更其次第，其言皆有条理。至谓司马迁述赞不安而别为之，则未喻言外之旨。终以三皇本纪，自为之注，亦未合阙疑传信之意也。此书本于史记之外别行。及明代刊刻监本，合裴骃、张守节及此书。散入句下，恣意删削。如高祖本纪“母媪”、“母温”之辨。有关考证者，乃以其有异旧说，除去不载。又如燕世家启攻益事，贞注曰：“经传无闻。”未知其由。虽失于考据竹书，案今本竹书不载此事，此据《晋书•束晳傅》所引。亦当存其原文，乃以为冗句亦删汰之。此类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为定本，与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义》，人人明知其非，而积重不可复返。此单行之本为北宋秘省刊板，毛晋得而重刻者。录而存之，犹可以见司马氏之旧，而正明人之疏舛焉。

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

唐张守节撰。守节始末未详，据此书所题，则其官为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也。是书据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陈振孙二家所录，则作二十卷。盖其标字列注，亦必如索隐。后人散入句下，已非其旧。至明代监本，采附集解索隐之后，更多所删节，失其本旨。如守节所长，在于地理，故自序曰：“郡国城邑，委曲详明。”而监本于周本纪“子带立为王”句，下脱“左传云周与郑人苏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纪“反秦于淮南”句，下脱“楚淮北之地尽入于秦”九字；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脱“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十九字；吕后本纪“吕平为扶柳侯”句，下脱“汉扶柳县也，有泽”七字；孝景本纪“遂西围梁”句，下脱“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陆侯”句，下脱“应劭云：平陆，西河县”八字；孝武本纪“见五畤”句，下脱“或曰：在雍州雍县南，孟康曰：畤者，神灵上帝也”十八字；晋世家“是为晋侯”句，下脱“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十七字；赵世家“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脱“案：安平县属定州也”八字；“饿死沙邱宫”句，下脱“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邱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二十三字；韩世家“得封于韩原”句，下脱“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采于韩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阴侯列传“家在伊卢”句，下脱“韦昭及括地志皆说之也”十字；货殖列传“殷人都河西”句，下脱“盘庚都殷墟，地属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脱“周自平王以后都洛阳”九字；自序“戹困鄱”句，下脱“汉末，陈蕃子逸为鲁相，改音皮。田襃鲁记曰：灵帝末，汝南陈子游为鲁相，陈蕃子也，国人为讳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纪“樗里疾相韩”句下，此本作“福昌县东十四里”，监本脱“十四里”三字；货殖传“夫燕亦勃碣之间”句下，此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监本脱“北”字。又守节征引故实，颇为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窃探其美。”而监本夏本纪“皋陶作士”句，下脱“士若大理卿也”六字，“于是夔行乐”句，下脱“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纪“作臩命”句，下脱“应劭云：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二十一字，“以应为太后养地”句，下脱“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芈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纪“为我遗镐池君”句，下脱“张晏云：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叙论孝明皇帝”句，下脱“班固典引云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奏之”四十二字；项羽本纪“会稽守”句，下脱“守，晋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为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纪“伐驰道树殖兰池”句，下脱“案：驰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丈而树”十四字；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句，下脱“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祠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为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洁，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惭之，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见安期生”句，下脱“列仙传云：安期生，琅琊阜乡亭人也，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语三夜，赐金数千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舃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脱“汉书起居注云：李少君将去，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龙，时从云中云：太一请少君，帝谓左右：将舍我去矣。数月而少君病死。又发棺看，惟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宽舒受其方”句，下脱“姓史，名宽舒”五字；礼书“疏房床笫”句，下脱“疏谓窗也”四字；律书“其于十二支为丑”句，下脱“徐广曰：此中阙，不说大吕及丑也。案：此下阙文。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书“氐为天根”句，下脱“星经云：氐四星，为露寝听朝所居，其占明大则臣下奉度。合诚图云：氐为宿宫也”三十一字，“其内五星五帝坐”句，下脱“群下从谋也”五字；楚世家“伐申过邓”句，下脱“服虔云：邓，曼姓也”七字；赵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脱“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三十一字，“封廉颇为信平君”句，下脱“言笃信而平和也”七字；韩世家“公何不为韩求质于楚”句，下脱“质子虮虱”四字，又脱“公叔婴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于秦，楚王听入质子于韩”二十六字，又脱“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重明脱不字”十七字；田叔列传“相常从入苑中”句，下脱“堵墙也”三字；田蚡列传“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脱“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卫将军列传“平阳人也”句，下脱“汉书云：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节于六书、五音，至为详审。故书首有论字例、论音例二条。而监本于周本纪“惧太子钊之不任”句，下脱“钊，音招，又吉尧反。任，而针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纪“彗星复见”句，下脱“复，扶富反。见，行见反”八字，“以发县卒”句，下脱“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句，下脱“戈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枭首”句，下脱“枭，古尧反。悬首于木上曰枭”十一字，“体解轲以徇”句，下脱“红卖反”三字，“东收辽东而王之”句，下脱“王，于放反”四字，“故归其质子”句，下脱“质音致”三字，“衣服旌旄节旗”句，下脱“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九字，“祇诵功德”句，下脱“袛，音脂”三字，“赭其山”句，下脱“赭，音者”三字，“仆射周青臣”句，下脱“音夜”二字，“上乐以刑杀为威”句，下脱“五孝反”三字，“二世纪以安边竟”句，下脱“音境”二字，叙论“为君讨贼”句，下脱“于伪反”三字；项羽本纪“将秦军为前行”句，下脱“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纪“时时冠之”正义“音馆”句，下脱“下同”二字；孝景纪“天下又安”句，下脱“乂，音鱼废反”五字，“龙𩓿拔堕”句，下脱“徒果反”三字，“攀龙胡髯号”句，下脱“户高反，下同”五字，“为且用事泰山”句，下脱“为，于伪反。将为封禅也”九字；郑世家“段出奔鄢”句，下脱“音偃”二字；田叔列传“喜游诸公”句，下脱“喜，许记反。诸公，谓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两字之出入，殆千有余条，尤不可毛举。苟非震泽王氏刊本具存，无由知监本之妄删也。

读史记十表•十卷

国朝汪越撰，徐克范补。越字师退，康熙乙酉举人。克范字尧民。皆南陵人。是书有后记一篇，记越初作此书成，以书抵克范曰：“有读史记十表一帙，遍求友人商榷。殊无一人案定子长原表，通首讫尾，印证鄙说之是非者，不解何故。仰惟细加推勘，示明纰缪，以便改订。有补义则亦书于篇，将来授梓”云云。盖古来增减前人旧本，多在其人之身后。惟此书则同时商榷而补之，故考校颇为精密。于读史者尚属有裨。考史家之难，在于表、志。而表文经纬相牵，或连或断，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正史例，至为详悉，而《史通》已有废表之论，则其他可知。越等独排比旧文，钩稽微义。虽其间一笔一削，务以春秋书法求之，未免或失之凿。而订讹砭漏，所得为多。其存疑诸条，亦颇足正史记之牴牾。异乎矉捧一书，纤毫必为回护者。于史学之中可谓人略我详矣。

史记疑问•一卷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有《檀弓疑问》，已著录。《史记》采众说以成书，征引浩博，不免牴牾。班固尝议其宗旨之乖，刘知几颇摘其体例之谬。至其叙述之罅漏，先儒虽往往驳正，然未有专著一书抉其疏舛者，泰衢独旁引异同而一一断之以理。如谓高祖纪解纵罪人，坦然回沛之非情实；留侯世家诸将偶语沙中之不可信；李陵传兵矢既尽，尚杀匈奴万余人之言为夸诞。据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驳留侯世家所纪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大抵皆参互审勘，得其间隙，故所论多精确不移。不但如吴缜之纠新唐书只求诸字句间也。是书本与所作檀弓疑问，合为一编。今以檀弓疑问入经部，而是书析入史部，俾各从其类焉。

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始末具《后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惟《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诏修《汉书》，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是此书之次第续成，事隔两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见古本既有纪、表、志、传，乃云总于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书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夫古书叙皆载于卷末，固自述作书之意，故谓之叙；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谓之传。后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谓原作中篇，文系篇末，“中”字竟何义也。至云彪自有传，语尤荒诞。彪在光武之世举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实为东汉之人。惟附于叙传，故可于况伯斿稚之后详其生平。若自为一传，列于西汉，则断限之谓何。奚不考叙传所云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乎？之遴又云，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纪、表、志、传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为三十八卷之明证。又言述纪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传七十。是各为次第之明证。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今本纪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传分九子卷。）若并为三十八卷，则卷帙更重。古书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夫纪、表、志、传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于纪，而表、志反在传后。且诸王既以代相承，宜总题诸王传，何以叙传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耶？且《汉书》始改《史记》之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列传，自应居列传之首，岂得移在诸王之后。

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传次于本纪，是恶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张晏注，是晏所见者即是今本。况之遴传所云献太子者谓昭明太子也。《文选》载汉书述赞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谓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至梁人于《汉书》复有伪撰古本。然一经考证，纰缪显然。颜师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条，历述诸家，不及之遴所说，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于史，亦可谓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然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俱称“司徒掾班彪曰”。颜师古注发例，于韦贤传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是亦无事也。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说。故《猗觉寮杂记》称：“师古注汉书，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声。”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声。杨巨源诗“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亦不用“音赞”之说。殆贵远贱近，自古而然欤。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体矣。

班马异同•三十五卷

旧本有的题作宋代倪思撰写，有的题作刘辰翁撰写。杨士奇跋文说：“《班马异同》三十五卷，相传是须溪所作。看它的评点批注，达到极其精妙，确实非须溪不能做到。而《文献通考》记载为倪思所撰，难道正文作于倪思而评点出于须溪吗？其说法也两边持疑不能决断。”案《文献通考》记载此书，实际依据《直斋书录解题》。如果果然出于刘辰翁，那么陈振孙时怎么能先为著录？这当然可以不辨而明了。此编大旨，认为班固《汉书》多因袭《史记》旧文而增损其文字，于是考究其字句异同以参看得失。其体例以《史记》本文大字书写，凡《史记》没有而《汉书》所加的则用小字书写，《史记》有而《汉书》所删的则用墨笔在字旁勒画。有的《汉书》移动其先后次序的则注曰《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有的《汉书》移入别篇的则注曰《汉书》见某传。二书互相勘校，长短显然，对于史学颇为有功。从前欧阳棐编集《古录跋尾》，以真迹与集本并存，使读者寻绎删改之意，以见前人的用心。倪思撰写此书，大概就是此意。只是欧阳棐所列的是一人的异同，倪思所列的是两人的异同，于是成为创例罢了。其中如“戮力”作“戮力”、“沉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无状”作“亡状”、“鈇质”作“斧质”、“数却”作“数却”之类，只是古今异文。“半菽”作“芋菽”、“蛟龙”作“交龙”之类，只是传写讹误。至于“秦军”作“秦卒”、“人言”作“人谓”、“三两人”作“两三人”之类，尤其无关文义。都不是有意窜改。倪思一一赘列，似乎未免稍伤繁琐。然而既以“异同”名书，那么隻字单词，都不容省略。失之过密终究胜于失之过疏。至于英布、陈涉等传，散轶而未录。明代许相卿作《史汉方驾》，才补入它们。那确实是千虑之一失。倪思字正甫，湖州归安人。乾道二年进士。历官至宝文阁学士，谥文节。事迹具载《宋史》本传。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代范蔚宗撰写。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作注。范蔚宗事迹具载《宋书》本传。李贤事迹具载《唐书》本传。考《隋志》记载范书九十七卷，新、旧《唐书》则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只有《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相合。然而此书历代相传，没有亡佚。考旧《唐志》又记载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一百卷。今本九十卷，其中分为子卷的共十卷。这是章怀太子作注之时，才合并为九十卷，以凑成整数。《唐志》分开其子卷数计算，所以说一百。《宋志》合并其子卷数计算，所以仍为九十。其实是一样的。又隋、唐志均另有范蔚宗《后汉书论赞》五卷，《宋志》才不著录。怀疑唐代以前论赞与本书分别流行，也是宋人散入书内。然而《史通·论赞篇》说：“司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称之为述。范蔚宗改那个述名，称它为赞。班固的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

范蔚宗后书，却各附本事，写在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序。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接着论又作赞，更为亵渎。也像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等等。那么唐代范书论赞已缀于卷末了。史志别出一目，不知何故。范蔚宗撰写此书，以志嘱托谢瞻。范蔚宗败后，谢瞻全部用蜡覆车，于是没有传本。今本八志共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是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刘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记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也同。《宋志》只记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司马彪书不著录。这是到宋代仅存其志，所以移来补《后汉书》的缺佚。其不叫《续汉志》而叫《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了。

有人说郦道元《水经注》曾引司马彪《州郡志》，怀疑其先前已别行。又说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并举，怀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乎不确切。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征引，只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有的不知为司马彪书，所以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案绍统，司马彪的字。）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因为诸本有的失载刘叙，所以孙北海《藤阴札记》也误出范蔚宗志律历之文”等等。考洪迈《容斋随笔》，已误以八志为范书，那么其误不是从孙承泽开始。现在于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希望以此祛除流俗的讹误。

《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宋代熊方撰写。熊方字广居，丰城人，由太学生官至右迪功郎，权澧州司户参军。此书前后进表，不著年月。表中有“皇帝陛下奋神武以拨乱，致太平而中兴，仰稽圣功，同符光武”之语。又有“洒宸翰于九经，永光庠序；焕云章于八法，冠绝钟王”之语。御书太学石经是高宗时事，那么熊方是南渡初人。从前司马迁作《史记》，开始立十表。《梁书·王僧虔传》称其旁行斜上，体例仿《周谱》，大概是三代的遗法。班固八表，实际沿袭其例。范蔚宗作《后汉书》，独缺此制，于是使东京典故，散缀于范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开卷厘然。熊方因此作此编，补其所未备。凡同姓侯王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其所依据，一本范氏旧文，义例则仿前书，而稍为通变。如王子外戚恩泽诸侯表都不再分析，只各书其状于始封之下，而以功以亲自可了如指掌。又百官虽因西汉，而废置不一。熊方取刘昭之志，自太傅至河南尹共二十有三等，以系于年，而除拜薨免之实全部可见。其贯穿钩考，极为精详。纲目条章，也都灿然有法。只是中间端绪繁密，所以错误之处也间或有之。如海昏侯会邑、安众侯松，其始封固然自西汉，而前书都说今见为侯。那么明帝章帝以后尚嗣封不绝，自然应在东京列侯之数。虽然史文阙略，不能得到其传世的详情。也应当标其国号名属，而注云后阙，才合史法。熊方却因其世系无征，于是黜其名，仅以“见前书王子侯表”一语附识篇末。果真如此，那么城阳恭王祉也见前书王子侯表，为什么此书又得载入呢？这是其为例不纯之处。又如伏完是伏湛七世孙，袭封不其侯，见于伏湛传及皇后纪者甚明。只有袁宏《汉纪》有建安元年封董承、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之文，范史误采入本纪中。熊方不加考辨，于伏湛下既书侯完嗣爵，而孝献时诸侯表内又别出一列侯伏完，殊为重复舛误。又皇后纪称伏完为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卒，子典嗣。这是曹操弑伏后时伏完已先卒，所以史但称曹操杀后兄弟宗族而不及伏完。熊方却误以为曹操所诛国除，而于侯典一代竟不列入。又如汉寿亭侯世上只称寿亭侯，沿习旧讹，未能纠正。这是其考核偶疏之处。又汉制以太傅至将军为五府。自大将军、车骑将军、度辽将军以外，其余杂将军号随时建置，见于纪传的尚多。却于百官表内概不之及，颇伤阙漏。这是其采摭未备之处。凡此数端，都是其短处。总之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益于史学。《丰城县志》称熊方作此书，自题其堂曰“补史”。其深自矜重，大概也不是徒然的。

《两汉刊误补遗》十卷

宋代吴仁杰撰写。吴仁杰有《易图说》，已著录。此书前有淳熙己酉曾绛序，称吴仁杰知罗田县时自刊版。又卷末有庆元己未林瀛跋，称陈虔英为刊于全州郡斋。大概起初想刊而未果，或者陈虔英又重刊呢。旧刻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朱昆田抄自山东李开先家，因而传于世。据其标题，当为刘攽《两汉刊误》而作，而书中却兼补正刘敞、刘奉世之说。考赵希弁《读书附志》，载《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称刘攽撰。《文献通考》载《东汉刊误》一卷，引《读书志》之文，也称刘攽撰。又载《三刘汉书标注》六卷，引《读书志》之文，称刘敞、刘攽、刘奉世同撰。又引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别本题公非先生刊误。其实一书。徐度《却埽编》引刘攽所校陈胜、田横传二条，称其兄刘敞及兄子刘奉世皆精于《汉书》。每读，随所得释之，后成一编，号《三刘汉书》。以这几说推之，大概刘攽于前后《汉书》初各为刊误一卷，赵希弁所说的是。后以刘攽所校《汉书》与刘敞父子所校合为一编，徐度所记的是。然而当时乃以刘攽书合于刘敞父子书，不是以刘敞父子书合于刘攽书，所以不改刘敞父子《汉书标注》之名，而《东汉》一卷，无所附丽，仍为别行，则马端临所列的是。至别本乃以刘攽书为主，而刘敞、刘奉世说附入之，所以仍题刊误之名，则陈振孙所记的是。其后遂以《东汉刊误》并附以行，而《两汉刊误》名焉。吴仁杰之兼补三刘，大概据后来的本子，而其名则未及改。《文献通考》载此书十七卷，《宋史·艺文志》则作十卷。今考其书，每卷多的不过十四页，少的仅十二页，势不可于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补前汉者八卷，补后汉者仅二卷，多寡也太相悬。大概修《宋史》时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录呢。刘氏之书，于旧文多所改正，而随笔标记，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吴仁杰此书，独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虽中间以“麟止”为“麟趾”之类，间有一二之附会。总之其大致，固瑕一而瑜百。曾绛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闻称之，固不虚了。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代陈寿撰写，宋代裴松之作注。陈寿事迹具载《晋书》本传。裴松之事迹具载《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才开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习凿齿而非陈寿。然而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习凿齿帝汉顺而易，陈寿欲帝汉逆而难。因为习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这是孚于当代之论。陈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了，其能行于当代吗？这犹如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所以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所以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这都是应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之。只是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于魏文，而托始于曹操，实不及《魏书》叙纪之得体。这是诚可已不已罢了。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作注，所注杂引诸书，也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的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这已赘了。《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钟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蒋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余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疵。

又其初意似也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于《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也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儘然。然而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也间有之。大概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所以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也颇为例不纯。然而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的，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所以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的反多于陈寿本书。

《三国志辨误》三卷

不著撰人名氏，也不知时代。《苏州府志》载陈景云字少章，吴江县学生，长洲人。少从何焯游，博通经史，淹贯群籍。长于考订，凡讹谬处能剖析毫芒。所著书凡九种，其四为《三国志校误》，似即此书。然而考《义门读书记》中有何焯所校《三国志》三卷，其《魏志·杨阜传》“阜尝见明帝著帽披缥绫半褎袖”一条，称“褎”、“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检《宋书·五行志》果然云云。此书不载此条，则又似非陈景云作。疑不能明，阙所不知可也。《三国志》简质有法，古称良史，而牴牾也所不免。如孙权之攻合肥，魏、吴二志先后不同，当时已为孙盛所议。明以来南北监本，传写刊刻，脱误尤多。此书所辨陈书及裴注之误，凡魏志二十八条、蜀志八条、吴志二十一条。其间于字之讹异的，如《三少帝纪》“定陵侯繁”，“繁”当作“毓”：“少府褒”，“褒”当作“袤”之类。于文之倒置的，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当在辛未后之类。于正文与注淆乱的，如《王肃传》评末附刘寔语，本裴注所引之类。于原本之阙佚的，如徐详不当附《胡综传》之类。并参校异同，各有根据。虽所辨仅数十条，不能如何焯书校正之详，而不似何焯之泛作史评。又大抵以前后文互相考证，参以《后汉书》、《晋书》，不能如杭世骏书征据之博，而也不似杭世骏之蔓引杂说。其抉摘精审之处，要不减三刘之于《西汉书》、吴缜之于《五代史》。

《三国志补注》六卷、附《诸史然疑》一卷

国朝杭世骏撰写。杭世骏有《续方言》，已著录。此书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遗，凡魏志四卷，蜀志、吴志各一卷。裴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订精详，世无异论。杭世骏复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所以细大不捐，瑕瑜互见。如某人宅在某乡，某人墓在某里，其体全类图经。虞荔之《鼎录》，陶弘景之《刀剑录》，皆按年编入。而钟繇等传书评、书品，动辄连篇。其例又如杂记。至于神怪妖异，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牍不休，尤诞谩不足为据。他如魏文帝角中弹棋，裴注已引《博物志》，而又引《世说》。曹操之发邱摸金，裴注已载陈琳檄，而又引《宋书·废帝纪》。书各有异，而事迹不殊，又何取乎屋上之屋。至于崔琬捉刀，刘孝标《世说注》中已辨裴启《语林》之误，乃弃置刘语而别引《史通》之文。张飞豹月乌本出叶廷珪《海录碎事》，乃明标叶书，又冠以汇苑之目。大抵爱博嗜奇，所以蔓引卮词，多妨体要。又《异苑》王粲识礜石事，佚其荆州刘表数言。诸葛亮《梁甫吟》不载出《艺文类聚》。辗转稗贩，疏漏也多。然而如《魏文帝纪》之王淩谢亭侯一条、《明帝纪》之孔晏乂一条、陈泰年三十六一条、《臧洪传》之徐众一条、《崔琬传》之陈炜一条、《华歆传》之东海郡人一条、严包交通一条、《蒋济传》之弊勉一条、《张辽传》之大呼是名一条、《楚王彪传》之徙封白马一条、《蜀志·先主传》之谯周为从事一条、《后主传》之不置史官一条、《诸葛亮传》之躬耕南阳一条、《邓芝传》之廖化襄阳人一条、《吴志·孙休传》二子之名一条、《太史慈传》之神亭一条、《黄盖传》之黄子廉一条、《贺齐传》之徐盛失矛一条，皆参校异同，颇为精核。余如黄初五经课试之法，王昶考课五事之目，司马芝复钱之议，王肃秘书监之表，王象、缪袭之撰《皇览》，引正义辨郑玄解稽古同天之讹，引《后汉书注》证宗贼之义，引《风俗通》证周生为复姓，引《困学纪闻》证况长宁为蜀人，也都足以资考证。所以书虽芜杂，而也不可竟废。

末附《诸史然疑》一卷，也是杭世骏所撰，皆纠史文之疏漏。凡《后汉书》十四条、《三国志》六条、《晋书》三条、《宋书》三条、《魏书》八条、《北史》六条、《陈书》三条，大概后人抄其遗稿，录之成帙。其中引《史通》一条，云：“习凿齿以刘为伪国者，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尔。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审若所言，则凿齿似未尝尊蜀者。”案：此条见《史通·探赜篇》。核其上下文义，大概传写《史通》者误于“以刘”二字之上脱一“不”字。《称谓篇》中自注有曰：“习氏《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帝。”本书之内，证佐甚明。近时浦起龙刻《史通》，以此句文义违背，改刘为魏，犹无大害。杭世骏竟据误本，遽发创论，殊失之不考。牛继马后一条，责《晋书》不当袭旧史。全因《史通》之说，也不免剿袭。至于三老五更一条，据杨赐、伏恭、周泽三传补杜佑《通典》之阙，则蔓延于本书之外，于《后汉书》绝不相关。也为自乱其例。然而大致订讹考异，所得为多，于史学不为无补。以篇页无多，附载《三国志补注》之后。今也并录存之，以资参订云。

《晋书》一百三十卷

唐代房乔等奉敕撰写。刘知几《史通·外篇》说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此，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而唐人也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于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征引。这是旧本实未尝弃。莫非书成之日即有不惬于众论的么。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大概出于太宗之御撰。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的，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

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诔》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于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也不附见于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于家。’”郭琦大概是始终亮节之士。而《晋书》也削而不载。其所载的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乎全部收入。这直是稗官之体，怎能目曰史传呢？黄朝英《缃素杂记》诋其引《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中，又以峤字相同，并载入《温峤传》中。颠倒舛迕，竟不及检，犹其枝叶之病，非其根本之病。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也有由了。只因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所以历代存之不废罢了。音义三卷，唐何超撰，何超字令升，自称东京人。杨齐宣为之序。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旧本所载，今仍附见于末。

《宋书》一百卷

梁沈约撰写。沈约事迹具载《梁书》本传。沈约表上其书，谓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今此书有纪、志、传而无表。刘知几《史通》谓此书为记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书·经籍志》也作《宋书》一百卷，与今本卷数符合。或者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于后人所编次呢。以志序考之，称凡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这是律历未尝分两门。今本总目，题“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历上，卷十三志第三历下”，而每卷细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历上，志第三历下”。则出于后人编目，强为分割，不是沈约原本的旧次，这是明证了。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州郡惟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于侨置创立，并省分析，多不详其年月，也为疏略。至于礼志合郊祀、祭祀、朝会、舆服总为一门，以省支节。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如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而词不可详的，每一句为一断，以存其节奏，义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读书志》虽以失于限断为讥。然而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鸿范。推原溯本，事有前规。且魏、晋并皆短祚，宋承其后，历时未久，多所因仍。沈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也未可遽用纠弹。观《徐爰传》述当时修史，议为桓玄等立传。沈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尝不谨严呢？其书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总目》谓阙赵伦之传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独阙到彦之传。今本卷四十六有赵伦之、王懿、张邵传，惟彦之传独阙，与陈振孙所见本同。卷后有臣穆附记，谓此卷体同《南史》，传末无论，疑非沈约书。其言良是。大概宋初已阙此一卷，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补之，取盈卷帙。然而《南史》有到彦之传，独舍而不取。又张邵传后附见其兄子畅，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书卷五十九已有张畅传，忘其重出。则补缀者的疏漏了。“臣穆”当即郑穆，《宋史》有传，嘉祐中尝校勘《宋书》。其所考证，仅见此条。大概重刊之时削除偶剩，也足见明以来的刊本，随意窜改，多非古式云。

《南齐书》五十九卷

梁萧子显撰写。萧子显事迹附载《梁书·萧子恪传》。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云“《南齐书》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而《梁书》及《南史》萧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考《南史》载萧子显自序，似是据其叙传之词。又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进书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怀疑原书六十卷为萧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所以较本传阙一卷。又《史通·序例篇》谓：“令升先觉，远述丘明；史例中兴，于是为盛。

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以序为名，其实例也。萧子显虽文伤蹇躓，而义甚优长，为序例之美者。”今考此书，良政、高逸、孝义、倖臣诸传皆有序，而文学传独无叙。大概也是宋以后所残阙呢。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所以萧子显于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大概牵于时尚，未能厘正。又如高帝纪载王蕴之抚刀、袁粲之郊饮，连缀琐事，殊乖纪体。至列传尤为冗杂。然而如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冏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未尝无可节取。自李延寿之史盛行，此书诵习者鲜，日就讹脱。州郡志及桂阳王传中均有阙文，无从补正。其余字句舛误，如谢庄传，《南史》作“诏徙越巂”，此书作“越州”。崔怀慎传，《南史》作“臣子两遂”，此书作“两节”的。又不可胜乙。今裒合诸本，参核异同，正其灼然可知的。其或无考，则从阙疑之义。

《梁书》五十六卷

唐代姚思廉奉敕撰写。《唐书》姚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诏姚思廉同魏徵撰。《艺文志》也称《梁书》、《陈书》皆魏徵同撰。旧本惟题姚思廉。大概魏徵本监修，不过参定其论赞。（按：此据《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魏徵多预焉之文。）独标姚思廉，不没秉笔之实。此书《旧唐书·经籍志》及姚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刘知几《史通》，谓“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述为《梁书》五十六卷”。则《新唐书》所据为姚思廉编目之旧，《旧唐书》误脱“六”字审矣。姚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每卷之后，题陈吏部尚书姚察的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的一篇。大概仿《汉书》卷后题班彪之例。其专称史官的，大概姚思廉所续纂呢。姚思廉承藉家学，既素有渊源，又贞观二年先已编纂，及诏入秘书省论撰之后，又越七年，其用力也云勤笃。中如简文纪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而元帝纪作闰四月丙午。则两卷之内，月日参差。侯景传上云“张彪起义”，下云“彪寇钱塘”。则数行之间，书法乖舛。赵与旹《宾退录》议其于江革传中则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于敬容传中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尤是非矛盾。其余事迹之复互的，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也往往牴牾。大概著书若是之难。然而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的了。

《陈书》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奉敕令编撰。刘知几《史通》说，贞观初年，思廉奉诏编成两部史书，历时九年，才完成功业。而曾巩校上序说，姚察记录梁、陈之事，其书未完成，嘱托其子思廉继承其事业。武德五年，思廉受诏撰写《陈书》。贞观三年，在秘书内省讨论编撰。十年正月壬子日，才进献此书。这样看来，思廉编纂的功劳，本来就不止九年了。知几又说陈史最初有顾野王、傅縡各自担任撰史学士，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继续编撰各篇，姚察加以删改。这样看来，姚察修史，实际上兼采了三家。考查《隋书·经籍志》有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大概就是姚察所依据的本子。而思廉为傅縡、陆琼传详细叙述其撰著，唯独不说他们修史，篇第特别疏略。至于顾野王传，称他撰国史纪传二百卷，与《隋志》的卷数不符。那么怀疑《隋志》有错讹，思廉所记得的是真实的。姚察传见第二十七卷，记载他撰梁、陈二史的事很详细。此书是奉诏所修，不同于私人撰述。所以不用序传的体例，无须以变古为嫌。只是姚察陈亡后入隋，任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的江总、袁宪等人一同向新朝稽首，历任显要官职，却仍列传于《陈书》。以史例衡量，失于限断了。况且江总是什么人，竟取来与其父合传，尤其属于自污。观李商隐赠杜牧诗有“前身应是梁江总”句，乃是借以相誉。难道江总的为人，唐代时尚未论定吗？书中只有二卷、三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其他卷则都称史臣。大概姚察先修纂梁书，此书仅完成二卷，其余都是思廉所补撰。今读其列传，体例秩然，出于一手。不像《梁书》的参差，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只是其中记传年月，间有牴牾，不能不说是疵累。然而诸史皆然，也不能独责此书了。

《魏书》一百一十四卷

北齐魏收奉敕令编撰。魏收上表进献其书，共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现在所通行的本子是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刘恕等人的序录，说隋魏澹改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现在都不传。魏史只以魏收的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的二十九篇，各自疏注在逐篇之末。然而他们根据什么书来补阙，刘恕等人没有说。《崇文总目》说魏澹的书才存纪一卷、张太素的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说魏收的书缺太宗纪，以魏澹的书补之。志缺天象二卷，以张太素的书补之。又说魏澹、张太素的书既已亡佚，只有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这样陈振孙也怀疑未能定。今考查《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的书，而删削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也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反而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于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这几句话，《北史》有之，然而《北史》前后的文字与《御览》所引的绝异。）《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它是魏收书的原本吗？还是补缀者取魏澹的书而间有节损呢？然而《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如这本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怀疑其取诸魏澹的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说：“魏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也是后人所补。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只有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应当也是取魏澹的书以补足。大概魏澹的书到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所以为补缀者所取资。

到魏澹的书也缺，才取《北史》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所以《崇文总目》说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魏收的史书相乱，卷第殊舛。这样宋初已不能辨定了。只有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的书无疑义罢了。魏收因此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魏收传考之，如说魏收受尔朱荣子金，所以减其恶。其实尔朱荣的凶悖，魏收未尝不书于册。至于论中所说，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是史家的微词。指为虚褒，似未达其文义。又说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魏收就为其家作传；他预修国史，得阳休之的帮助，因为给阳休之的父亲阳固作佳传。案：杨愔的先世为杨椿、杨津，高德正的先世为高允、高祐。杨椿、杨津的孝友亮节，高允的名德，高祐的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哪能因为其门祚方昌，就引嫌不录。况且《北史·阳固传》称，阳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阳固剩请米麦，免阳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阳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说阳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李延寿的书作于唐代，难道也媚阳休之吗？又说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卢同迎合元义的旨意，多所诛戮，后以元义党罢官，不得说功业显著。崔绰以卑秩见重于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崔绰仅功曹，较量官秩的崇卑，争专传附传的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卢同立专传，崔绰改入附传），这也是未足以服魏收的。大概魏收恃才轻薄，有惊蛺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都有子孙，谁不想显荣其祖父。既然不能一一如志，就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也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吧。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魏收的书为据。他为魏收传论说：“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今魏澹等的书俱佚，而魏收的书终列于正史，大概也是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吧。魏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魏澹的书，而魏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是公论。

《北齐书》五十卷

唐李百药奉敕令编撰。这是继承其父李德林的事业，编纂成书，犹如姚思廉之继姚察。大致仿《后汉书》的体例，卷后各系论赞。然而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所以晁公武《读书志》已称残阙不完。现在所通行的本子，是后人取《北史》以补亡，不是旧帙了。今核其书，本纪则文襄纪集冗杂，文宣纪、孝昭纪论辞重复；列传则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无论赞，二十八卷有赞无论，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论无赞。又《史通》引李百药《齐书·论魏收》说：“若使子孙有灵，窃恐未挹高论。”又说：“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志存实录，诋讦奸私。”今魏收传无此语，都是掇拾者有所未及。至于如库狄干传之连及其子士文、元斌传之称齐文襄，则又是掇拾者刊削未尽的辞句了。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兵事俶扰，既不及后魏的整饬疆圉，又不及后周的修明法制。其倚任为国者，也鲜始终贞亮之士，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观儒林、文苑传叙，去掉已见《魏书》及见《周书》的，寥寥数人，聊以取盈卷帙。这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然由于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也是其时代造成的。然而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的沿革、政事的得失、人材的优劣，于是乎有征。未必不是后来之鉴。

《周书》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令编撰。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起。而德棻专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这是北宋重校，尚不说有所散佚。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为周文者为太祖。韦孝宽传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更易尚有未尽。至王庆传连书大象元年、开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是剽取《北史》的显证了。又如韦孝宽传末删《北史》“兄敻”二字，则韦敻传中所说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卢辩传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则传中所说及帝入关者，语不可晓。这都是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于遗文脱简，前后叠出，又不能悉为补缀。大概名为德棻的书，实不尽出德棻。且名为移掇李延寿的书，也不尽出延寿。只是大体未改而已。刘知几《史通》说：“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不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于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虯之徒，从风而靡。”案苏绰的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于矫枉过正的失误，乖乎适俗随时的意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愈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又议其以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的书中有俚言，故致遗略。其诋諆德棻甚力。然而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于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作为讥议呢？况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的体例，推论六义源流，于庾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于矫时之弊，也可见其不专尚虚辞了。知几所说，不是笃论。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

《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徵等奉敕令编撰。贞观三年，诏魏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進。据刘知几《史通》所载，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案：《集古录》据颖达墓碑，说碑称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大概只据《旧唐书》言之，未考知几的书。）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案：宋刻《隋书》之后有天圣中校正旧跋，称同修纪传者尚有许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题，旧本十志内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五行志序或说褚遂良作。纪传也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的。今从众本所载，纪传题以魏徵、志题以无忌云云。是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画一。至天圣中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魏徵及无忌。其纪传不出一手，间有异同。如文帝本纪说“善相者赵昭”，而艺术传则作“来和”。又本纪说“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弼本传则作“吴州”。大概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

至顾炎武《日知录》所摘突厥传中上言沙钵略可汗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条，则疑上文本说击阿波破之，传写误衍一“擒”字。炎武以为一事重书，似未必然。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于限断。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称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以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云。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于五史居末，非专属隋。后人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了。惟其时晋书已成，而律历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篇，天文志所载地中、晷影、漏刻、经星、中宫二十八舍、十煇诸篇，皆上溯魏、晋，与晋志复出，殊非史体。且同出李淳风一人之手，也不应自剿己说。大概以晋书不在五史之数，故不相避吧。五行志体例与律历、天文二志颇殊，不类淳风手作。疑宋时旧本题褚遂良撰者，未必无所受之。地理志详载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别差等。能补萧子显、魏收所未备。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如以尚书二十八篇为伏生口传，而不知伏生自有书教齐、鲁间。以诗序为卫宏所润益，而不知传自毛亨。以小戴礼记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增益，而不知刘向别录礼记已载此三篇。在十志中为最下。然后汉以后的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也不以小疵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