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第六

我的《诗辩》是断决千百年来的公案，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言论，最恰当最统一的论述。其中谈论江西诗派的弊病，真是取人心肝的刽子手，用禅理来比喻诗歌，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这是我亲身证实、亲自领悟的，是我闭门独自开垦的这片田地，绝不是依傍别人的篱笆墙壁、拾取别人唾沫得来的。即使李白、杜甫复活，也不会改变我的话。而您却一再怀疑它，何况别人呢？见解难以相合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啊！

您说谈论禅理不是文人儒者言论的本意，我只是想把诗说透彻，原本无心于作文，是否合乎文人儒者的言论并不关心。您的高见又让我回护遮掩，不要直接进行褒贬。我的意思是，辨明白是非、确定它的宗旨，正应该明目张胆地直言，让言辞沉着痛快，深刻明显、清晰易见。所谓不直说则道理不能显现，即使得罪世上的君子也在所不辞。

您的诗论文章虽然很好，但只是谈论诗歌的源流、时代变迁的高下罢了。虽然取法盛唐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让人知道趋向何处。所谓“异户同门”的说法是一篇的要点，但说晚唐和本朝如此还可以，说从唐初以来到大历时期的诗也是异户同门就已经不行了；至于汉、魏、晋、宋、齐、梁的诗，它们的品级相差悬殊，却混同起来称呼，说仔细比较其实有不同之处，大体上是异户而同门，难道真是这样吗？又说韩愈、柳宗元不能算盛唐，还没有落入晚唐，从时代来说是可以的。韩退之固然应当另当别论，至于柳子厚的五言古诗还在韦苏州之上，岂是元稹、白居易同时诸公所能企及的呢？见解如此，难怪来信中有很不喜欢区分各种体制的说法，您确实对此还没有明白。作诗正需要辨别尽各家体制，然后才不会被旁门左道所迷惑。现在的人作诗入门有差错，正是因为不能辨别体制。世上的技艺还各有家数，买绢帛的人必须分辨产地，然后才知道优劣，何况文章呢？我对于作诗不敢自负，但说到见识，则自认为有一日之长，对于古今体制如同分辨青色和白色，甚至一看就能知道。

来信又说，忽然被人抓住破绽发问，怎么回答？我正想有人发问却得不到，不遇到盘根错节，怎么能辨别利器？您试着拿几十篇诗隐去作者姓名，拿来考我，能够辨别出体制吗？正是因为辨别不精，所以创作迷惑杂乱而不纯。现在看盛唐诗集中还有一两处本朝的作品，恐怕就是因此造成的吧？又说盛唐之诗“雄深雅健”，我认为这四个字只能评文，对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如《诗辩》中说“雄浑悲壮”更符合诗的体性。毫厘之差不可不辨，苏轼、黄庭坚诸公的诗，像米元章的字，虽然笔力劲健，终究有子路侍奉孔子时的气象；盛唐诸公的诗像颜鲁公的书法，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这一个字就可见您脚跟还没有点地。您所论屈原《离骚》则深得要领，实在是前辈没有阐发过的，这一段文章也很好，大概论汉武帝以前都很好，无可非议。但李陵的诗不是被俘时感怀故人还汉而作，恐怕没有深入考究，所以苏东坡也被“江汉”之语迷惑，怀疑不是少卿的诗，而不考察他在胡地。妙喜（是径山名僧宗杲）自称参禅精子，我也自称参诗精子。曾经拜见李友山讨论古今人的诗，他见我辨析毫厘，常常激赏，于是对他说：“我论诗就像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友山深以为然。

当时在临川相会匆匆，可惜多顺情放过，因为一见如故、握手交谈，没有时间引发争论，恐怕未能彻底辩论。鄙见如此，如果不以为然，则希望有所回复。非常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