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二

范泰任国子祭酒时，高祖刚受天命，提议建立国学，范泰上表说：我听说教化和风尚兴盛于圣明君王，敦厚人伦表现在太平盛世。最大的喜悦莫过于讲习学问，最大的快乐必然寄托在朋友相聚。古人成童之年就要入学，交换子弟来教育，寻访老师不畏路途遥远，背负粮食忘记艰辛，安定亲人、光耀国家，没有不通过礼的。如果像出门不从门口经过，那么这条路就无法遵循，因此圣明的诏令已经发出，如同汗水般无法收回，学制已经颁布，远近都遵奉执行。我私下有些想法，稍有未通达之处。如今新政开始，大业初建，天下改观，有志之士仰慕向往。但设置学生的规定，录取少而停止多，开启不前来求学之路，并非只有一种途径。我以家族推及国家，就知道聚集的学生不会很多，恐怕不足以宣扬大宋的风范，引来济济多士的美好景象。我认为那些符合选拔标准的家庭，虽然制度尚未完全达到，但父兄想让子弟入学，理应放宽限制。虽然稍微耽误晨昏定省，但以此大大引导孝道。如果不研习《春秋》，那么所犯错误可能很大，所以赵盾忠诚却被记载为弑君，许止孝顺却因此获罪，以此为戒，怎能不警惕呢！十五岁有志于学，确实有文献记载。如果年龄稍小但志向深远，何必用固定标准限制而不允许他们进步呢？杨豫、玄实都在少年时好学，五十岁学《易》可以没有大过。过去中朝助教也用二品官员，颍川陈载因被征辟为大保掾，国子监就取用他为助教，他是太尉陈淮的弟弟。所贵在于得到人才，不拘泥于固定品级。教学不扎实，奖励不显著。现在有职位空闲而学业优秀的人，可以让他以本官兼任教授。门第符合二品的人，适合用朝请的身份兼任助教，既可以甄别其名声品位，这也是勉励学习的一个方面。那些二品中才能出众的，依旧自行从事学业。如今学生有期待而学校尚未建立，堆土成山实在希望快速，向前的车辙已经缓慢，事情有看似缓却宜急的，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古人重视寸阴而轻视尺璧，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当时国学最终没有建立。

梁朝周弘正多次升迁任国子博士，向武帝启奏《周易》疑义共五十条。又请求解释乾坤二系，说：我听说《周易》说设立卦象来完全表达意旨，系属辞句来完全表达言语，这样之后才能知道圣人的情思几乎不可见。如果不是包含微妙、体察至极、穷尽变化、深究神妙，怎么能通晓心志、成就事务、探索深奥、达到远方？而孔子比拟桎梏，断绝韦编于漆字，轩辕黄帝之所听莹，迁移玄珠于赤水。陛下日理万机，不在瞬息间劳神，凝心于妙本，常自得于天真，圣智无法隐藏其精微，明神无法表现其莫测。《周易》的爻画包含在六经之中，文辞穷尽于两系。名儒们高谈阔论多年，鸿生们拍手称快经年，没有人尝试游历其藩篱，未曾一见其门径。自从陛下制旨降谈，裁定《易》道，剖析至理于秋毫，融解层冰于幽谷。我亲承音旨，职责是宣讲传授。后进学子众多，不无传承学业。但乾坤的蕴藏未剖开，系表之妙未诠明，使一经深致仍多困惑。我不揣浅陋，轻率地以短陋之见，谨与受业诸生清河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于乾坤二系、象爻未启之处，希望陛下在听览之间，曲加提训，使微臣能够钻研仰慕，成就笃学，后辈好事者专门有奉。自惟多幸，共同沐浴道于尧年，终身习业，不知老之将至。诏答说：设卦观象，事远文高，作系表言，辞深理奥。东鲁绝编之思，西伯幽忧之作，事过三古，人更七圣。自商瞿禀承，子庸传受，篇简湮没，岁月辽远。田生表淄川之誉，梁丘擅琅琊之学。代郡范生，山阳王氏，人藏荆山之宝，各尽玄言之趣。说或去取，意有详略。近来缙绅之学，都有稽疑，随所答问，已具别解。知道与张讥等三百一十二人须释乾坤文言及二系，万几小暇，试当讨论。

陈朝沈不害，文帝天嘉初年任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末丧乱至此，国学未立，沈不害上《书》说：我听说立人建国，没有比尊儒更重要的；成俗化民，必须崇尚教学。所以东胶西序，事业隆盛于三代；环林璧水，学业兴盛于两京。自从淳源已远，浇波扇起，物之感人无穷，人之逐欲无节。因此设立训示、垂示范例，启导心灵，好比染蓝、琢玉。这样之后人伦和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执礼自基，鲁公所以难侮；歌乐已细，郑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宫成而淮夷服。长想洙泗之风，载怀淹稷之盛。有国有家，无不崇尚。梁太清末年，时运困顿剥落，夷狄外侵，奸回内乱，朝闻鼓鼙，夕见烽火。洪儒硕学，解散甚于坑焚；五典九丘，湮灭超过帷盖。成均从此坠业，瞽宗于是不修。褒成之祠不陈禴享，释菜之礼无称俎豆。颂声寂寞，遂逾一纪。后生敦悦，不见函丈之礼；晚学钻仰，徒深避席之叹。陛下继历升统，握镜临下，道洽寰中，威加无外。浊流已清，重氛载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礼乐，建立庠序，式稽古典，慎简儒官。选公卿国子皆入于学，助教博士朝夕讲肄。使担簦负笈，锵锵接衽；方领矩步，济济成林。如切如磋，闻诗闻礼。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扬庭观国。入仕登朝，资优学以自辅；莅官从政，有经业以治身。轓驾列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贵，犹与国子齿；降及汉储，兹礼不坠。暨两晋，斯事弥隆。所以见师严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纵生知，无待审喻，犹宜晦迹俯同，专经请业，奠爵前师，肃若旧典。昔阙里之堂，草莱自辟；旧宅之内，丝竹流音。前圣遗烈，深垂警戒。况复江表无虞，海外有截，岂得不开阐大猷，恢弘至道？宁可使弘教儒风，弗兴圣世；盛德大业，遂蕴尧年？臣末学小生，词无足算，轻献瞽言，伏增悚惕。诏答说：省表闻之。自旧章弛废，微言将绝。朕嗣膺宝业，念在缉弘。而兵革未息，军国草创，常恐前世令典，一朝泯灭。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

后魏高允任中书令，献文帝初年下诏给高允说：自近来以来，庠序不见，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纂统大业，中外咸安。稽之旧典，欲置学宫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高允上表说：我听说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无雅诵之声，京邑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儒风，方事尚殷，弗遑克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业，万国咸宁，百揆时序。申祖宗之遗志，兴礼乐之绝业。爰发德音，惟新文教。缙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观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营建学校，以励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阅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进高门，次及中第。献文帝听从。郡国立学从此开始。

郑道昭孝文帝时任国子祭酒，上表说：我私下认为，崇治之道，必须人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如今国子学堂房粗略设置，学生诵读空缺。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榛芜，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有情之辈，实亦悼心。何况臣亲司其事而不言露？伏愿天慈回神纡盼，赐垂览察。若臣微意万一合允，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三雍可翘立而兴，毁碑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皇帝不听从。郑道昭又上表说：我听说唐虞启运，以文德为本；殷周刑治，以道艺为先。然则礼乐者为国之基，不可斯须废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鲁秉《周礼》，强齐归义。及至战国纷纭，干戈迎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贼仁义之经，贵战争之术，遂使天下分离，黔黎涂炭，数十年间民无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汉祖，于行阵之中尚优引叔孙通等；光武中兴，于拨乱之际乃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降逮魏晋，何常不殷勤于篇籍，笃学于戎伍？伏惟大魏之兴也，虽群凶未殄，戎马在郊，然犹招集英儒，广开学校，用能阐道义于八荒，布盛德于万国，教靡不怀，风无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开无疆之祚，定鼎伊洛，惟新宝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怀击壤之庆。而蠢尔闽吴，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车不息，而停銮伫跸，留心典坟。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等妙选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门博士四十人，其国子博士、太学博士及国子助教宿已简置。伏寻先时意存速就，但军国多事，未遑营立。自迩迄今，垂将一纪。学宫凋落，四术浸废。遂使硕儒耆德，卷经而不谈；俗学后生，遗本而逐末。进竞之风，实由于此矣。伏惟陛下钦明文思，玄鉴洞达。越会未款，务修道以来之；遐方后服，敷文教而怀之。垂心经素，优悠坟籍。将使化越轩唐，德隆虞夏。是故屡发中旨，敦营学馆。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学陋全经，识蔽篆素。然往年删定律令，谬预议筵。谨依准前修，寻访旧事，参定学令，事讫封呈。自迩迄今，未蒙报判。但废学历年，经术淹滞。请学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选授有依，生徒可准。诏说：具卿崇儒敦学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寻班，施行无远。可谓职思其忧，无旷官矣。郑道昭又上表说：我私下认为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宣风，纳民轨物。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故当以臣职浅滥官，无能有所感悟者也。馆学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虽新令未颁，请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至于孔庙既成，释奠告始，揖让之容，请俟令出。皇帝不答复。

孙惠蔚宣武帝初年任秘书丞，进入东观后见典籍不周全，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圣皇治理天下，必然幽赞人经，参天贰地，宪章典故，述导鸿猷。所以《易》说：观察天文以察时变，观察人文以化成天下。然而六经百氏、图书秘籍，是承天的正术，治人的真范。因此温柔疏达是《诗》《书》之教，恭俭易良是礼乐之道。爻彖以精微为神，春秋以属辞为化。所以大训炳于东序，艺文光于麟阁。这实在是太平的枢宗，胜残的要道，有国的灵基，帝王的盛业。安上靖民，敦风美俗，大概就在这里。等到秦朝废弃学术，礼经泯绝。汉朝兴起，求访典文，先王遗典灿然复存。到光武拨乱，日不暇给，而入洛阳之书二千余辆。魏晋之世，尤重典坟，收亡集逸，九流咸备。观其鸠阅史篇，访购经论，纸竹所载，略尽无遗。臣学缺通儒，思不及远，徒循章句，片义无立。而慈造曲覃，厕班秘省，忝官承乏，惟书是司。而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补残缺损，并有无，较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秘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如蒙听许，则典文允正，群书大集。诏书允许。

南安王元祯的儿子元英在宣武时期任吏部尚书，上奏说：“谨查学令规定，允许州郡学生每三年考核一次所通晓的经书数量，通过正式使者上报，然后派遣使者到郡中加以考试。臣认为陛下圣明，推崇道德，彰显成均的风气，蕴涵道义，光大胶序的华美，因此太学长期设立于地方，四门之教正兴盛于京师。允许学生长期学习，积累多年，但优秀的人才应升入朝廷，不合格的应返回民间。近来因为迁都洛阳，江左尚未统一，所以乡校的教育未能及时上报，导致优劣混杂，一同在学庭受教，好坏不分，同样在文肆学习。如今外任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即将结束，请求派遣四门博士中精通五经的人，分道考核，依照法令决定升降。”诏书说：“学业荒废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劝勉的，这应当另外下敕处理。”

刘芳任侍中兼国子祭酒，宣武时期，刘芳上表说：“治理国家的人，无不推崇儒学、尊重道义，学校是首要之事。即使政教有文质之分，这一规范却不易改变，确实因为万事由此发端，诸事所禀承的缘故。唐虞以前，典籍无据；周朝以降，师氏居于虎门。《周礼·大司徒》说：‘师氏掌管以善道诏告君王，居虎门之左，负责君王视朝之事（虎门是路寝之门，君王在门外视朝，画虎为饰，司王朝指观察君王视朝的情况）。’又掌管国中合礼与失礼之事，以教导国中子弟。蔡氏《劝学篇》说：‘周代的师氏居于虎门左侧，陈述六艺以教导国子。现在的祭酒，就是周代的师氏。’《洛阳记》说，国子学宫与天子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按《学记》说：‘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治理人民，教学为先。’郑玄注说：‘内则设立师保来教导国子学习，外则有太学、庠序等官署。’由此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是很清楚的。按《洛阳记》所说，仍有相似之处。臣愚见认为，如今既然迁都嵩山脚下，皇宫在伊水、洛水之间，宫殿府署都已恢复旧址，至于国学，岂能放在外面？比较旧制，应在宫门左右。至于太学旧址，明显可见，应当依旧营建。另外，太和二十年下敕设立四门博士，在四门设置学校。臣按：自周代以来，学校只有两种，有的崇尚西，有的崇尚东，有的重在国都，有的重在郊外。到周代，学校大约有六种：师氏居于宫内，太学在国都，四小学在乡郊。《礼记》说：‘周人将庶老养于虞庠，虞庠在国都的西郊。’《礼记》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时，太子与众人齿列。’注云：‘四学，指周代四郊的虞庠。’按《大戴礼记·保傅篇》说：‘帝入东学，崇尚亲爱而重视仁德；帝入南学，崇尚齿序而重视诚信；帝入西学，崇尚贤能而重视德行；帝入北学，崇尚高贵而重视爵位；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代的五学，于此更加彰显。按郑玄注《学记》，周代有六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注中说：‘内则设立师保来教导国子学习，外则有太学、庠序等官署。’这是正确的说法。汉魏以来，不再有四郊之学。臣仔细考察先代制度，应当在四门设置学校。按王肃注说：‘天子四郊有学，距离王都五十里。’考郑玄之说，没有说明远近。如今太学旧址宽广空旷，四郊分别设置，相距遥远，督管检查难以周全。计算太学旧址，并作四门学校，仍然过于宽广。以臣愚见，同在一处并无妨碍。况且现今的制度多沿袭中古，不知四学是否应当遵循古制？请求召集儒臣礼官议定。”意见被采纳。刘芳升任中书令，仍兼国子祭酒。

崔光在孝明时期任车骑大将军兼国子祭酒，上表说：“《诗经》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传》说：‘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惜那棵树，何况用其道而不体恤其人呢？’因此《尚书》始于稽古，《易经》本于山泉，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孟子充实学问，衡向计说；安世记箧于汾南，伯山抱卷于河右；元始孤论，充实汉帝之位；孟皇片字，悬挂魏王帐中。前代贤哲宝重典籍，珍爱文字，尚且如此。何况圣典鸿经，刻于金石，理为国范，义成家规，事迹实为世代楷模，行为则是人间法则，是千载的格言、百王的盛事，而今却被焚烧毁弃，长满荆棘而不扫除，成为鼯鼠栖宿之处、童竖登踞之地！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益，天赋睿智，垂心初学，儒业方兴；皇太后钦明慈淑，临朝统政，推崇道德、重视教育，留意翰林，将开台阁以问礼，拂麟阁以招贤。确实应当开启阙里，清扫孔堂，却使近在都城、面对宫庙的旧校荒废，学子永远替代，这岂是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呢？查考石经的起源，始于东汉，继以曹魏，论其起始已三百余年，估计不到二十个纪（十二年为一纪）。过去虽屡经战乱，尚未大受损害。听说近来刺史到州，多建佛寺，道俗各种用途，稍有发掘，基址泥灰，有的由此出现。皇都刚迁时，尚可修补；军国事务繁忙，于是无暇顾及。官私显隐之间，逐渐加以剥撤，播种麦豆，秋春相继，丛生蒿杞，时有火灾。因此石经日益磨灭，文字更加残缺。臣忝居教导之位，掌管经训，不能修缮颓废，复兴学业，倍感惭愧羞耻。如今请求派遣国子博士一人，能胜任事务者，主管巡视，驱禁田收，制止践踏污秽，检阅碑牒所失次序，酌情修补。”诏书说：“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常法，垂范将来，为典章之本。可完全依公所奏。”崔光于是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算石功及字数，想加以修补。后来灵太后被废，此事便中止了。

羊深在前废帝时期任散骑常侍兼侍中。当时学校废弛，名教衰微，羊深上疏说：“臣听说崇尚礼仪、建立学校，历代遵循；尊崇经书、重视道义，百王不易。因此学塾开启，昭明之颂得以传扬；学校宏阔，郁穆之咏得以彰显。伏惟大魏承乾统物，钦若奉时，效法唐虞，遵循前训。加之高祖累圣垂衣，儒风蔚然，得才之盛，如同薪蘸，已足以追隆周而并驱，驾炎汉而独迈。宣皇下武，遵循旧章，因此能阐扬盛烈，继承美德。自此以后，世道衰微，教化渐远，浇薄之风盛行，退让之道寂寥，竞逐之节未止。进用必以吏能，外非学艺，使得刀笔小吏，按日计功而期望荣升；专经大才，甘心居于陋巷。然而治国之本，贵在得贤，如果真得贤才，岂拘泥于常规？三代两汉，异世间出，或从乡野中拔衣出仕，位至卿尹；或从钓竿旁投竿而起，直接升任公相。事迹载于史册，义理存于往策，悠久深远，不可胜记。私下认为如今所用，不遵循前代法度。至于当世通儒、盛德冠冕，被征召不过四门，登用不越九品。以此取士，希望治国平天下，如同倒退而向前、去燕而向楚，积习难改，由来已渐。从前鲁国兴建泮宫，颂声兴起；郑国废弃学校，国风已加讥讽。将要以礼法约束人民，没有比经书更根本的；菁莪育才，义理显扬于诗篇。自兵乱以来，将近十年，战事日日发生，俎豆之礼废弃，四海荒凉，民生凋敝，名教亏损，风流殆尽，世道陵夷，令人叹息。陛下中兴纂历，治理更新，方隅稍得安定，实在需要文德。但礼贤崇让之科，治世未备；还淳反朴之化，言论如此。如果先崇黄老而退六经，史迁最终成为蛀虫；贵重玄虚而轻视儒术，应氏因此抗言。臣虽不敏，岂敢忘记前载？况且魏武帝在军旅中尚且修建学校；宣尼（孔子）权衡言论，造次必依儒术。臣愚以为应当重修国学，广泛延揽贵族子弟，使教学之声日日可闻，释奠之礼不废。同时诏令天下郡国兴办儒教，考核课程，全部依照旧典。如果经学明通、品行优秀，应破格提拔；抑制那些器量狭小、喋喋不休之人，进用大雅汪洋之德；广泛招收鸿儒，以充顾问；收集奇异之才，共同精研得失。使海内之内，竞相树立仁义之风；荒散之余，逐渐知晓礼乐之用，岂不美哉！臣实在暗昧短浅，但敢仰慕前训，考证古义，上达圣听。伏望陛下垂临，如就日之明，齐非烟之化，倘若认为臣言可采，乞请特予施行。”前废帝认为他说得好。

北齐邢邵（西魏出帝时期任国子祭酒，与杨愔、魏文一起请求设置学校的奏章中说）：“两所学校、两所学舍，兴盛于虞、殷时期，用以配享上帝，以显尊贵之仪；宣布教化于天下，以彰则天之轨。培养年长者以询问哲言，教育青年以敷陈典教，因此能享国长久，风范流传万代。到了秦朝，改革其道，坑儒灭学，以蒙蔽百姓，所以九州分裂，国祚不过二代。炎汉勃兴，重新振兴儒术，所以西京有六学之义，东京有三雍之盛。到魏晋时期，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绝。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禀承圣德，天道自明，通晓古今，在乡党设立教序，在郡国传播诗书。但经营之事繁多，戎车屡驾，未能完成，弓剑之业未追。世宗继承帝位，遵循先帝遗志，永平年间，大兴土木；继而战事频仍，虽如积土成山，却停于一篑。而明堂是礼乐之本，却成为荆棘之林；学校是德义之基，空有牧童的足迹。城隍坚固之重要，缺少砖石之工；城墙显望之需要，缺少楼橹之饰。加以风雨侵蚀，逐渐损坏，这并非所谓追隆堂构、仪刑万国。听说朝廷商议，认为高祖大造天下，道德比美周文王，拟在明堂祭祀，配享上帝。如今如果基址不修，如同田垄，即使高祖的神灵在国都郊外享用祭祀，但崇敬之礼有名无实。这是臣子不安、万民无所期望的原因。臣又听说，官方按才能授职，以便任事；既已任事，则以俸禄酬劳。这样，上无旷官之讥，下绝尸素之谤。如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于兔丝燕麦、南箕北斗？从前刘向有言：‘王者应当兴办辟雍、礼乐，以教化天下。’礼乐用以养人，刑法用以杀人，而有司劝勉，请求制定刑法，至于礼乐则说‘不敢’。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臣认为当今天下四海清平，九州安宁，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理应先办。如果拖延，那么刘向之言就应验了。但事情不能同时兴办，须有进退。以臣愚见，应当停止上方奢侈的制作，大大节省永宁寺的土木工程，同时减少瑶光寺的材瓦之力，分减石窟的雕刻之劳，停办各种无关紧急的劳役。在农闲的三季，修建这几项工程，使辟雍之礼蔚然复兴，诵读之声焕然更美；崇榭高墙，严壮于外；槐宫棘寺，显丽于中。再明古今之道，重遵乡饮之礼；敦促郡学，精考经业。这样，元凯这样的贤才可得于上庠，游夏这样的才士可至于下国，岂不美哉！”灵太后下令说：“配飨大礼，是国之根本。近来因战事在郊野，未暇整治修缮。如今四海安宁，应当敕令有关部门另议兴建。”

隋朝牛弘在高祖开皇初年担任秘书监，因典籍不齐备，上表请求开通献书之路，说：经籍的起源由来已久。八卦爻象起始于伏羲，文字产生于仓颉，圣人用来弘扬宣扬道教，博通古今，在朝廷上彰显，在当时流传。所以尧被称为至圣，仍然考察古道才发言；舜作为大智，尚且观察古人的形象。周官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记载，武王询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说：在丹书之中。由此可知，掌握符命、统治历数、拥有国家的人，何尝不是以《诗》《书》为教化，凭借礼乐而成功呢。从前周朝德政衰败，旧的经典混乱废弃，孔子凭借大圣之才，开创素王的事业，效法古代圣王、阐述先王之道，制定礼制、删选《诗经》，修正五始而撰修《春秋》，阐释十翼而弘扬易道，治国立身，作为典范流传后世。等到秦始皇驾驭天下，吞灭诸侯，采用威力，行事不效法古人，开始下焚书之令，实行偶语之刑，先王的典籍全都扫地无存。根本既然先已灭亡，随后国家颠覆。我用图谶来说，经典的盛衰确实有征兆和定数，这就是书的第一厄运。汉朝兴起，改变秦代的弊端，敦厚崇尚儒术，建立藏书之策，设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中往往有古籍间或出现。外有太常、太史的藏书，内有延阁、秘书的府库。到孝成帝时，亡逸的书籍还很多，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寻求遗书，诏令刘向父子校勘篇章典籍。汉代的典章文献，在这时最为兴盛。等到王莽末年，长安兵乱，宫室图书都一起被焚烧殆尽，这是书的第二厄运。光武帝继位振兴，尤其重视经书诰命，未及下车，就先寻求文雅之士。于是鸿生巨儒接踵而来，怀藏经书、背负书帙，不远千里而至。肃宗亲自临幸讲习之处，和帝多次驾临书林。那些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的秘牒堆积，比之前多出一倍。等到孝献帝迁都，官吏百姓扰乱，图书缣帛都被取来作为帷帐囊袋，所收聚向西运去的，才七十余车。恰逢西京大乱，一时流离失散，这是书的第三厄运。魏武帝取代汉朝，重新收集经典，都藏在秘书、内外三阁，派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当时评论的人赞美他朱紫有别。晋朝承袭之后，文籍尤为广泛。晋秘书监荀勖厘定魏朝内府的经籍，重新撰著新簿。虽然古人旧简还有缺失，新章后录已聚集很多，足以弘扬正道，训导当世。适逢刘氏凭恃陵犯，京华覆灭，朝廷典章国制由此失落，这是书的第四厄运。永嘉之后，盗寇纷纷兴起，凭借黄河、占据洛阳，跨越秦地、连接赵地。论他们建国立家，虽然传有名号，但典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姚弘，收缴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都是红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没有超过二秦的。以此而论，足以明白了。所以知衣冠文物、图画记注，在播迁之余，都归于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更盛。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氏七略，撰著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写七录，总计其书数有三万余卷。等到侯景渡江，攻破梁朝宫室，秘省的经籍虽然经历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史宛然还在。萧绎占据江陵，派遣将领攻破平定侯景，收缴王俭的书以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全部送到荆州。所以江表的图书，因此全都汇聚到萧绎那里。等到周师攻入郢城，萧绎全部焚烧于外城，所收的才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的第五厄运。后魏，从幽远之地迁都伊洛，每日无暇，经籍缺略。周氏开创基业于关中，兵车未息，保定初年，书籍才八千卷，后来加以收集，才满万卷。高氏占据山东，起初也采访，查验其本来目录，残缺还很多。等到东夏刚刚平定，获得其经史四部，重复杂乱共三万卷，所增益的旧书才五千卷而已。现在御书单本合计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与梁朝旧目录相比，只有其一半。至于阴阳河洛的篇章、医方图谱的论说，更加稀少。臣认为经书从仲尼以后，直到当今年代，超过千年，多次遭遇五厄。兴起聚集的时期，正应属于圣世。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天下，功勋无二，德行超越往古。自从华夏分裂，伦理败坏，其间虽然霸王迭起，但世难未平，想要崇兴儒业，时机或许未可。如今疆域超越三王，百姓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正当大力弘扬文教，使民俗趋于太平，但天下图书还有遗漏散失，不能协和圣意、垂训无穷。臣掌管史籍，日夜心怀忧惧。从前陆贾上奏汉祖说：天下不可在马上治理。所以知治国理政在于典谟。为国的根本，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如今秘藏所见的书籍，也足以披览，但一时间汇集，必须使之大备。不可王府所无，而私家却有。然而士民众多复杂，采访难以知晓。纵然有知道的，大多怀着吝惜之心，必须用天威来勒令，用征利来引导。如果广发明诏，同时开设购赏，那么异典必定会到来，观阁就会积累，重道之风超越前世，不也很好吗！伏愿天鉴稍加省察。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赐缣一匹。一两年间，篇籍逐渐完备。

柳昂担任上开府时，高祖受禅，柳昂见天下无事，可以劝学行礼，因而上表说：臣听说帝王受命，建立学校，制定礼制，所以能改变既往的风气，成就惟新的习俗。自从魏道将尽，分割九州，关右、山东长期成为战国，各自逞弄权诈，都投身于战争。赋役繁重，刑政严急，大概是救焚拯溺，无暇从容，并非朝野的愿望而到了这一步。近世因循，于是形成希慕，俗化浇薄，流荡忘返。除非天然上哲应时而生，那么儒雅之道、纲礼之制，衣冠百姓，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此而坏。陛下禀灵上帝，受命昊天，契合三阳之期，应验千祀之运。以往周室倾毁，天下动荡，圣策风行，神谟电发，端坐廊庙，荡涤万方，俯顺幽明，君临四海。择取万古的典则，无善不为；改革百王的弊政，无恶不尽。至于因循缘义，制其节文，所以三百三千之礼，事高于前代。然而下土黎民，尚未尽行。臣谬蒙奖赏策用，从政于藩部，人庶轨仪，实在见到很多缺失。儒风因此坠落，礼教仍然似二非一，由此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仰惟深思远虑，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他们至于道。臣担心事业拖延，时间缓慢，动辄延续年岁。如果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定会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指日可待。皇帝看后认为很好。

刘炫在开皇年间与诸儒修定五礼，被授任旅骑尉。开皇二十年，废除了国子学、四门学以及州县学，只设置太学博士两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陈说学校不应该废除，情理非常恳切，高祖没有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