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答聂文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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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闲暇时劳您远道绕路而来,屈尊拜访求教,那份恳切的情谊,我如何担当得起!原本已约好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找个安静地方,留您住上十天半月,略陈我的浅见,以求切磋之益;但您公务在身,俗事牵绊,形势上无法如愿,分别时我十分怅惘,好像失去了什么。忽然收到您的书信,反复千余言,读后非常欣慰,其中推许太过,固然是您奖励提拔的盛情,而规劝磨砺的真切,想要把我纳入圣贤之域,又托付崇一转达您勤勤恳恳的心意,若非深交厚爱,怎能如此?我既知感激又觉惭愧,并且担心自己无法承担。虽然如此,我又怎敢不自加鞭策努力,而只以感愧辞让了事呢!您所说的“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在千年之后无意相遇,与其让天下人都相信,不如让一个人真正相信;道本来就在,学也本来就在,天下人相信不算多,一个人相信不算少”,这本来就是君子“不被世人认可却不郁闷”的心境,哪是世上那些浅薄琐碎的人所能理解的呢!至于我的心情,则有大不得已之处在其中,并非计较别人信与不信。
人,是天地的核心,天地万物与我本为一体。百姓的困苦灾难,哪一件不是切身之痛呢?不知道自身病痛的人,是没有是非之心的人;是非之心,不思考就能知道,不学习就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在人心之中,无论圣人还是愚人都一样,天下古今都相同。世上的君子只要致力于致其良知,自然能公正地判断是非,统一好恶,视他人如自己,视国家如家庭,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这样想要天下不太平,是不可能的。古人之所以看到善事就像自己做的,看到恶事就像自己做的,视百姓的饥渴如同自己的饥渴,只要一个人没有得到安置,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并不是故意这样做以求天下人相信自己,而是致力于致其良知,求得自己内心安适罢了。尧、舜、三王这些圣人,他们说话百姓没有不相信的,是因为他们致其良知而说;他们做事百姓没有不高兴的,是因为他们致其良知而做。所以他们的百姓和乐安康,被杀了也不怨恨,得到好处也不以为功,教化施及边远民族,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敬亲近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良知相同。唉!圣人治理天下,多么简单容易啊!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人用各自的私智互相倾轧,因此人人各怀心思,而偏执琐碎、狭隘浅陋的见解,狡诈虚伪、阴险邪僻的伎俩,多到无法说尽:对外假借仁义之名,对内实行自私自利之实,用诡辩的话迎合世俗,用虚伪的行为求取名誉;损害别人的善行而窃取为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隐私而自以为是正直;因愤怒而互相争胜却还称为徇义,用阴险手段互相倾轧却还称为疾恶;妒忌贤能却还自认为公正地判断是非,放纵情欲却还自认为统一好恶;互相欺凌残害,即使是一家的骨肉亲人,也已经不能没有你我胜负之心、彼此隔阂之形,更何况天下之大,百姓物类之众,又怎能视为一体呢?那就无怪于纷纷扰扰,祸乱接连不断了。
我诚然依靠上天的灵明,偶然见到了良知之学,认为必须由此才能把天下治理好。因此每次想到百姓陷溺于苦难,就为之忧伤痛心,忘记了自己不肖,想要以此拯救他们,也不自量力。天下人看到我这样,就相继非议嘲笑和诋毁斥责我,认为我是病狂丧心的人。唉,这哪里值得顾虑呢!我正切身地感到病痛,哪有工夫计较别人的非议嘲笑呢?人们固然有看到父子兄弟坠入深渊时,呼号爬行,赤脚露体,跌跌撞撞,攀着悬崖峭壁下去拯救他们的。旁边看到的士人,正在互相作揖谈笑,认为这个人抛弃了礼貌衣冠,如此呼号颠顿,是病狂丧心的人。所以那些在溺水者旁边作揖谈笑而不知道去救的人,只有行路之人、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人才能做出来,但这已经被称为没有恻隐之心,不是人了;至于有父子兄弟之爱的人,则本来没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竭尽全力、爬行去拯救的,他们连自己陷入祸患都不顾,更何况病狂丧心的讥讽呢?又何况是祈求别人信与不信呢?唉!现在的人即使说我是病狂丧心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了。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心;天下的人还有病狂的,我怎么能不病狂呢?还有丧心的,我怎么能不丧心呢?
从前孔子在当时,有人议论他谄媚,有人讥讽他佞巧,有人诽谤他不贤,诋毁他不知礼,侮辱他称为“东家丘”,有人嫉妒而阻挠他,有人厌恶而想杀他。晨门、荷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贤士,还说“这是知道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吧?”“真固执啊!没有人了解自己,就算了罢。”即使子路已经升堂,尚且不能无疑于孔子的所见,不高兴于孔子想去的地方,而且认为孔子迂阔。那么当时不信服孔子的人,哪里只是十分之二三呢?然而孔子急切匆忙,好像在道路上寻找丢失的孩子,来不及坐暖席子,难道只是为了求得别人了解我、相信我吗?其实是他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痛切迫切,即使想停下来也自然不能停止,所以他说:“我不与这些人在一起,又与谁在一起呢?”“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人伦大义。”“说得真果断啊!但真做起来却难了。”唉!若不是真诚地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人,谁能懂得孔子的心呢?至于那些隐居而无忧、乐天知命的人,则本来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各种道理并行而不相悖。
我不肖,怎敢以孔子的道为己任;只是我的心也稍加感受到病痛在身,因此彷徨四顾,想要寻求能帮助我的人,一起讲论去除这病罢了。如今如果真的能得到豪杰同志之士,扶持辅助,共同阐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自己去致其良知,从而相安相养,去掉自私自利的蒙蔽,一洗谗言、嫉妒、争胜、忿怒的陋习,以达到大同,那么我的狂病固然将脱然而愈,最终免于丧心的祸患了,岂不是快事吗?唉!如今真的想要在天下寻求豪杰同志之士,除了像您文蔚这样的人,还能指望谁呢?像您文蔚这样的才能和志向,确实足以拯救天下陷溺之人,如今又已经知道这些本领都在我自身,无需向外寻求,沿着这个方向扩充,就像决开黄河注入大海,谁能阻挡呢?您所说的一个人相信也不算少,难道又能谦让地委托给什么人呢?
会稽向来号称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都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难道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与几位同志正想实践这句话,哪有闲工夫羡慕外物?只是切肤之痛,还有不能漠然放下的,就又说了这些。咳嗽病和暑热,非常懒得写信,您的使者远道而来,停留了一个多月,临别执笔,又不觉写满了纸,大概因为相知很深,虽然已经如此详细,还是觉得有未能尽言之处。
**第二封信**
收到来信,看到您近来学问的迅速进步,欣慰得无法言说。仔细看了几遍,其中虽然也有一两处不够透彻的地方,却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然就没有了。好比驾车,已经在康庄大道上,有时横斜迂曲,是马性未调、衔勒不齐的缘故,然而已经只在康庄大道中,绝不会误入旁蹊曲径了。近来海内同志,能达到这个地位的还不多见,欣慰得无法言说,这是此道的幸运!我身体原有咳嗽怕热的病,近来进入炎热地区,就又大发作。主上圣明洞察,交付的责任很重,不敢立刻辞职;地方军务冗杂,都带病从事。如今幸好已经平定,已经上奏本请求回家养病,能在林下稍微清凉,或许可以痊愈。来人回去,我伏枕草草写这些,不能尽述仰望期盼之情。另外给惟浚的一封信,希望送达。
来信所问,草草回复一二:近年来山中讲学的人,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功夫很难。问他们,就说“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很难。我于是问他们:“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那人默然无对,开始请教。我于是对他说,我这里讲学,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是时时去“集义”。如果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间断,这就是忘了,便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时想速求效,这就是助了,便须“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中提撕警觉而已。如果功夫原本不间断,就不须再说“勿忘”;原本不想速求效,就不须再说“勿助”。这功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如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正如烧锅煮饭,锅里不曾放水下米,却专门去添柴放火,不知终究煮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恐怕火候还没调好,锅已经先破裂了。近日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工的人,其毛病正是如此:整天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忙忙碌碌,空荡荡的,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功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到些事情,便牵滞纷扰,不能再治理主宰。这都是有志之士,却使他们劳苦缠缚,耽误一生,都是因为学术误人的缘故,很可悲悯啊!
“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到头脑,说“致良知”则当下便有着实可用功的地方;所以我专门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然没有忘的毛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然没有助的毛病。所以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也是针对告子的病根开的药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所以孟子专门说助长的害处。告子助长,也是因为他以义为外,不知道在自己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因此如此。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对是错纤毫不漏,又哪里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固然对后学大有功劳,然而也是因病立方,说得粗略,不如《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尤其精一简易,彻上彻下,万世无弊。
圣贤讨论学问,大多是随时根据具体事情而阐发,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关键处的工夫要点,却完全吻合。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一个本性,只有这一个天理,只有这一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而已。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问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拼凑着说,自然没有不吻合贯通的。一旦需要搀和拼凑着说,就说明自己的工夫尚未明白透彻。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工夫,必须搭配一个"致良知"才算完备,这就是"集义"的工夫尚未了彻:"集义"的工夫尚未了彻,恰恰只是成为"致良知"的拖累罢了。又有人认为"致良知"的工夫,必须搭配一个"勿忘、勿助"才能明白,这就是"致良知"的工夫尚未了彻;"致良知"的工夫尚未了彻,恰恰只是成为"勿忘、勿助"的拖累罢了。像这样的,都是在文字义理上解释牵强附会,以求混融凑合,而不曾在自己实际工夫上体验,因此论述得越精细,离得越远。文蔚你的论述,对于大本达道已经通畅无疑,至于"致知""穷理"以及"忘""助"等说法,时常也有搀和拼凑之处,这正是我所说的康庄大道之中,有时会有横斜迂曲的地方,等到工夫纯熟后,自然就会豁然贯通了。
文蔚你说"致知"的学说,在事奉父母、顺从兄长之间寻求,便觉得有所遵循,这段最能看出你近来真切笃实的工夫。但以此自用并无妨碍,自然会有得力之处,若以此作为定论去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的忧患,也不得不讲一讲。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就是它的本体。所以致这个良知的真诚恻怛以事奉父母便是孝,致这个良知的真诚恻怛以顺从兄长便是悌,致这个良知的真诚恻怛以事奉君王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如果顺从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就是事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了:事奉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就是顺从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了。所以能致得事奉君王的良知,便是能致得顺从兄长的良知,能致得顺从兄长的良知,便是能致得事奉父母的良知。不是事奉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却必须又从事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出来。这样,又是脱离了本原,在枝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着它显现流行之处,当下就圆满具足,更无来去,不需要假借。然而它显现流行之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这就是所谓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本又只是一个:虽然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如果可以增减,如果需要假借,就已经不是它真诚恻怛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所以没有方所形体,没有穷尽,说它大天下不能承载,说它小天下不能破开。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这是就人们良知显现发用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来提醒人,让人在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以及一切动静语默间,都只是致他那一点事亲、从兄的真诚恻怛的良知,就自然无不是道。天下的事虽然千变万化,以至于不可穷尽,但只要致这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的良知去应对,就没有遗漏缺失的,正是所谓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良知可以致得了。所以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就是所谓"惟精惟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行于后世而永无间断"的道理。文蔚你说:"想于事亲、从兄之间,寻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这样说,也无不可:如果说致其良知的真诚恻怛以求尽于事亲、从兄之道,也无不可。明道先生说:"行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中的一件事,称之为行仁的根本可以,称之为仁的根本则不可。"这个说法是对的。
"臆、逆、先觉"的说法,文蔚你说"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很好很好!间有搀和拼凑之处,前面已经说过了。惟浚的话,也并非不对。在文蔚你需要采纳惟浚的话才能完备,在惟浚又需要采纳文蔚的话才能明白:不然的话,就未免各有偏执的毛病。舜察浅近之言并询问樵夫,并非因为浅近之言应当察、樵夫应当询问才这样做,而是良知显现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之处,这就是所谓大知:一旦有了执着意必,他的知就小了。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分辨,但就心地上切实用工夫,却必须这样才行。
"尽心"三节,我先前曾有"生知、学知、困知"的说法,已经很明白了,没有可疑惑的。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工夫已在其中了: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未达到尽心、知天的地位,但已是在那里做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工夫已在其中了。比如走路,尽心、知天的人,如同年力壮健的人,已经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存心、事天的人,如同童稚之年,让他在庭院台阶之间学习行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如同襁褓中的婴儿,正让他扶墙靠壁,慢慢学习起立移步。已经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的人,就不必再让他在庭院台阶之间学步,而在庭院台阶之间行走自然没有不会的。已经能在庭院台阶之间行走的人,就不必再让他扶墙靠壁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然没有不会的。然而学起立移步,就是学步于庭院台阶的开始,学步于庭院台阶,就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础,本来不是两件事,但工夫的难易则相差悬殊。心、性、天,是同一的。所以等到他们知之成功则是一致的。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层次,不可越级而能。仔细看文蔚你的论述,你的意思恐怕尽心、知天的人,废弃了存心、修身的工夫,反而成为尽心、知天的毛病:这是替圣人担忧工夫或许会间断,而不知替自己担忧工夫尚未真切。我们用功,却必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工夫的开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的开始。我正担心自己不能起立移步,又岂会担心不能奔走千里呢?更何况替奔走千里的人担心他们或许会遗忘起立移步的练习呢?文蔚你的见识本来超绝卓越,而你所论如此,也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的习气,是为这三段书分析比较、综合联系以求融会贯通,而自己添加了许多意见缠绕,反而使工夫不专一了;近来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他们的见解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洗涤清除。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最恰当统一,更无可疑。这便是文蔚你曾着实下工夫,然后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这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有人意见不同,还是良知尚有纤尘潜伏,若除去这纤尘,就自然无不洞然了。
已写成信后,移到屋檐下躺着,偶然无事,于是再次作答。文蔚你的学问既已得到根本,这些地方时间久了自然释然自解,本不必如此琐碎分说:但承蒙你厚爱,千里派人远道而来,诚恳下问,若最终辜负来意,我又不能不说。然而直率烦琐已甚,仗着信任关爱,应当不会怪罪。在惟浚处以及谦之、崇一处,各抄录一份寄给他们看,尤其承蒙一体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