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志下第六

作者:班固、班昭等朝代:东汉类别:纪传体断代史 · 白话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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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货币,金、钱、布、帛的使用,夏朝和商朝以前的详细记录已经无法考证了。姜太公为周朝设立了九府圜法:黄金一方寸重一斤;钱币外圆内方,重量以铢为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所以货币比黄金更宝贵,比刀币更便利,像泉水一样流通,像布匹一样分布,像帛一样捆束。

姜太公退休后,又在齐国推行了这一制度。到管仲辅佐齐桓公时,掌握了调节物价的权力,他说:“年成有丰有歉,所以粮食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价有高有低。君主如果不加管理,富商就会在市场上投机,趁百姓物资不足,牟取百倍暴利。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一定有拥有万金财产的富商,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一定有拥有千金财产的富商,这是因为利润被兼并了。计算产量和储存量本应足够,但百姓仍有饥饿的,这是因为粮食被囤积了。百姓有余粮时粮价就低,所以君主在低价时收购;百姓缺粮时粮价就高,所以君主在高价时抛售。凡是调节物价的高低、收购或抛售都按时进行,就能保持物价平稳。保持物价平稳,就能使拥有万户人口的城邑必有万钟粮食的储备,储备价值千万钱;千户人口的城邑必有千钟粮食的储备,储备价值百万钱。春天用来供应耕种,夏天用来供应锄草,农具、种子、粮食,都必须充足供应。这样,大商人和富豪就不能肆意掠夺我们的百姓了。”齐桓公于是依靠小小的齐国会合诸侯,成就了霸主之名。

此后一百多年,周景王时担忧钱币太轻,准备改铸大钱,单穆公说:“不行。古代上天降下灾祸,于是根据物资和货币情况,权衡轻重,来救助百姓。百姓觉得钱币太轻,就为他们铸造重币来流通,于是有母钱(重币)和子钱(轻币)并行使用,百姓都得到了便利。如果百姓觉得钱币太重,就多铸造轻币来流通,也不废除重币,于是有子钱和母钱并行使用,大小钱币都利于使用。如今大王废除轻币而铸造重币,百姓失去了原有的资财,怎能不匮乏呢?百姓如果匮乏,大王的财用也会不足,不足就会向百姓加重征收,百姓无法供给,就会有离散之心,这是背离百姓。而且断绝百姓的财用来充实王室,就像堵塞河流的源头来造水池一样,枯竭的日子就不远了。请大王考虑此事。”周景王不听,最终还是铸造了大钱,钱上文字是“宝货”,钱币的内外边缘都有周郭,用来鼓励农业生产、补充不足,百姓得到了利益。

秦朝统一天下后,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单位,是上币;铜钱形制像周朝的钱币,文字是“半两”,重量与文字相符。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装饰、宝藏,不作为货币,但各自随着时间变化价值高低无常。

汉朝兴起后,认为秦朝的钱币太重难以使用,于是让百姓改铸荚钱。黄金以一斤为单位。而不守法的逐利之民积蓄盈余来囤积居奇,物价剧烈上涨,米涨到一石万钱,马一匹百金。天下平定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加重租税来困辱他们。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刚刚安定,又放松了对商人的禁令,但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得担任官吏。孝文帝五年,因为钱币越来越多且轻,于是改铸四铢钱,文字是“半两”。废除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让百姓仿照铸造。贾谊进谏说:

“法令规定天下百姓可以租用官府工具铸造铜锡钱币,敢掺杂铅铁等作假巧的,处以黥刑。然而铸钱的情况是,不掺杂作假就不能获利;而掺杂很少的杂质,利润就很丰厚。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令有引发奸邪的。如今让百姓人人都掌握造币的权力,各自隐蔽地铸造,想要禁止他们追求厚利而微作奸巧,即使每天都有黥刑处罚,这种势头也无法停止。近来,百姓抵罪,多的一个县有上百人,加上被官吏怀疑而鞭打追捕的,人数很多。设立法令来引诱百姓,使他们陷入陷阱,哪有这样积弊的!从前禁止铸钱,死罪积累很多;如今公开铸钱,黥罪积累很多。像这样制定法令,皇上依靠什么呢?

“再者,百姓使用钱币,各郡县不一样:有的用轻钱,一百枚加若干枚;有的用重钱,平称不接受。标准钱币没有确立,官吏如果急迫地统一规定,就会非常烦琐苛刻,而且力不能及;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市场上钱币使用不同,钱文大乱。如果不是合适的方法,往哪个方向走才行呢?

“如今农事被抛弃而采铜的人日益增多,放下农具,冶铜烧炭;劣质钱币日益增多,五谷却不增产;善良的人因恐惧而做奸邪之事,质朴的百姓陷入刑戮之中:这是很不吉祥的,怎么能忽视呢!国家知道这种祸患,官吏们一定会说禁止。但禁止不得法,伤害一定很大。如果禁止铸钱,钱币一定会变得重。钱重则利润更深,盗铸就会像云一样兴起,即使有弃市的刑罚也不足以禁止了!奸邪层出不穷而法令频频溃败,是铜造成的。所以铜分布在天下,造成的祸患很大。

“如今大的祸患可以消除,而七种福泽可以获得。什么是七种福泽?皇上收回铜不让它流通,那么百姓不铸钱,黥刑就不会积累,这是第一种。伪钱不增多,百姓互相不猜疑,这是第二种。采铜铸钱的人回到农田耕作,这是第三种。铜全部归于皇上,皇上掌握铜的积蓄来调节物价,钱轻就用办法收购,钱重就用办法抛售,货物价格必然平稳,这是第四种。用铜制作兵器,赏赐给贵臣,数量有规定,用来区别贵贱,这是第五种。用铜面对各种货物,调节盈余和不足,收取多余的利润,那么官府富足而末业之民贫困,这是第六种。控制我们废弃的财富,用来与匈奴争夺他们的百姓,那么敌人一定会归顺,这是第七种。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能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如今长久地放弃七种福泽而施行大的祸患,我确实为此痛心。”

皇上不听。当时,吴王作为诸侯就地铸钱,财富与天子相等,后来终于反叛。邓通是大夫,因铸钱,财富超过诸侯王。所以吴、邓的钱遍布天下。

汉武帝凭借文帝、景帝的积蓄,愤恨匈奴、南越的侵扰,即位几年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抚东瓯,处理两越事务,江、淮之间因此烦扰耗费。唐蒙、司马相如开始开发西南夷,凿山开路千余里,来扩大巴、蜀地区,巴、蜀的百姓疲惫不堪。彭吴穿越秽貊、朝鲜,设置沧海郡,燕、齐之间纷纷发动。到王恢谋划马邑之事,匈奴断绝和亲,侵扰北部边境,战争连绵不断,天下共同承受劳苦。战事日益增多,出征的人携带物资,在家的人运送物资,内外骚扰供应,百姓因巧法而疲惫困顿,财货耗费而不足。捐纳财物的人可以补官,出资的人可以免罪,选举制度衰落,廉耻被冒犯,武力被重用,法令严厉完备。追求利益的大臣从此开始。

此后,卫青每年率数万骑兵出击匈奴,于是夺取河南地区,修筑朔方城。当时又开通西南夷的道路,施工者数万人,千里背负粮食运送,大约十多钟才能运到一石,散发钱币到邛、僰等地来安抚他们。过了几年道路不通,蛮夷因此多次进攻,官吏发兵征讨。全部巴、蜀的租税都不够支付费用,于是招募豪民到南夷种田,向官府交纳粮食,而从都内领取钱币。东面设置沧海郡,人力的耗费与南夷相当。又征发十多万人修筑保卫朔方城,水路运输极其遥远,从山东都承受了劳苦,费用达数十百亿,府库都空虚了。于是招募百姓能献纳奴婢的可以终身免除徭役,做郎官的增加品级,以及献纳羊群做郎官,从此开始。

此后四年,卫青连年率十余万人攻击匈奴,斩获敌军首级的将士获得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兵战马死亡十余万,兵器甲胄和运输费用不计算在内。于是大司农原先积蓄的钱财和正常的赋税已经用尽,不足以供养战士。有关部门请求允许百姓购买爵位以及赎免禁锢、减免罪行;请求设置赏官,名叫武功爵,每一级十七万钱,总共价值三十余万斤黄金。凡是购买武功爵到‘官首’级别的,可以试用为官吏,优先任用;‘千夫’级别相当于大夫;有罪的减二等;爵位最高可到‘乐卿’。用来表彰军功。军功多数使用超等提升,大的封侯、卿大夫,小的封郎官。官吏的选用途径杂乱多样,官职也因此荒废。

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约束臣下而成为汉朝丞相,张汤用严峻的条文决断案件而担任廷尉,于是知情不报的罪名产生,而废弃、阻挠、诽谤等穷追治罪的案件出现了。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被发现,公卿们寻找事端追究他们,穷究党羽,牵连而死的有数万人,官吏更加惨酷急切,法令更加严厉。当时,朝廷招揽尊崇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有的升到公卿大夫。公孙弘以丞相身份,盖布被,吃饭不吃两道菜,作为天下表率,但对世俗没有益处,逐渐专注于功利了。

第二年,骠骑将军又出击匈奴,大获全胜。浑邪王率数万人来投降,于是汉朝征发三万辆车迎接。到达后,接受赏赐,并赏赐有功之士。这一年费用总共一百多亿。

在此之前十几年,黄河决口,淹灌梁、楚地区,原本已多次困顿,而沿河的郡县修筑堤坝堵塞黄河,总是决口,费用不可胜计。此后番系想节省底柱的漕运,开凿汾水、黄河渠来灌溉田地;郑当时因为渭河漕运迂回遥远,开凿直渠从长安到华阴;而朔方也开凿灌溉渠。施工者各数万人,经历两三年工程没有完成,费用也各以十亿计。

天子因为征伐匈奴的缘故,大量养马,往来长安吃草的马数万匹,掌管马的士卒关中不够,便征调附近郡县。而投降的匈奴数万人都得到丰厚赏赐,衣食依赖县官供给,县官供给不足,天子便减少膳食,解下乘舆的驷马,拿出御府禁宫中的财物来补充。

第二年,山东发生水灾,百姓多数饥饿贫困,于是天子派使者清空郡国仓库粮食来赈济贫民。仍然不足,又招募豪富人家互相借贷。还是不能救助,便迁徙贫民到关西,以及充实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七十余万人,衣食都依赖县官供给。几年间借贷给他们产业,使者分头管辖,使者车马络绎不绝,费用以亿计,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有的囤积财物役使贫民,转运货物数百车,囤积居奇,封君们都低头依赖他们。冶铸煮盐,财产有的积累万金,却不帮助国家的急难,百姓更加困苦。

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改铸钱币来补充费用,并打击浮华奢侈和兼并之徒。当时禁苑中有白鹿,而少府有很多银、锡。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到这一年四十多年,从建元年以来,用度不足,县官往往就近在铜矿山铸钱,百姓也盗铸,不可胜数。钱币越来越多而轻,物资越来越少而贵。有关部门说:“古代的皮币,诸侯用来聘问进献。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半两钱法定重量四铢,而奸民有的盗磨钱币背面取铜屑,钱币更加轻薄而物价昂贵,远方用钱繁琐耗费不节省。”于是用白鹿皮一尺见方,边缘绘上彩饰,作为皮币,价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见、聘问进献,必须用皮币垫着玉璧,然后才能进行。

又铸造银锡白金。认为天上用的莫如龙,地上用的莫如马,人间用的莫如龟,所以白金有三品:第一品重八两,圆形,花纹是龙,名叫“白撰”,价值三千钱;第二品重量稍轻,方形,花纹是马,价值五百钱;第三品更轻,椭圆形,花纹是龟,价值三百钱。命令县官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重量与文字相符。盗铸各种金钱的罪都处死刑,但官吏百姓犯法的不可胜数。

于是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管理盐铁事务,而桑弘羊受到宠幸。东郭咸阳是齐国的大煮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都达到财产累千金,所以郑当时举荐他们。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因善心计,十三岁任侍中。所以三人谈论利事精细到秋毫。

法令已经日益严厉,官吏多被废黜免职。战事多次发动,百姓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爵位,征发服役的人日益减少。于是任命千夫、五大夫为官吏,不愿任职的献出马匹;原来的官吏都罚令到上林苑砍伐荆棘,开凿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大举出击匈奴,赏赐五十万斤黄金,战马死亡十余万匹,运输、车甲的费用不计算在内。当时财货匮乏,战士很多得不到俸禄了。

有关部门说三铢钱太轻,轻钱容易作奸诈,于是改请郡国铸造五铢钱,钱币周围有周郭,使人们不能磨取铜屑。

大农令上奏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说:“山海是天地的宝藏,应当属于少府,陛下不私人占有,交给大农作为赋税补助。希望招募百姓自己出资费用,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提供牢盆。浮游无业的奇民想独占山海的货物,来致富,役使小民。那些阻挠事务的议论,不可胜听。敢私自铸铁器、煮盐的,处以左脚戴铁镣的刑罚,没收其器物。不出铁的郡,设置小铁官,使其隶属所在县。”派孔仅、东郭咸阳乘传车巡行天下盐铁事务,设置官府,任用原来盐铁富豪为官吏。官吏更加多是商人了。

商人们因为货币的变动,大量囤积货物追逐利润。于是公卿们进言:“各郡国遭受灾害较多,贫民中没有产业的人,应招募他们迁移到广阔富饶的地方。陛下减少膳食、节省开支,拿出宫中的钱来救济百姓,放宽借贷,但百姓并不都去务农,商人反而越来越多。贫苦百姓没有积蓄,都依赖官府。过去征收车船税和商人的缗钱都有不同的等级,请求按旧例征收。所有商人、从事手工业者、放贷收息者、囤积货物者,以及经商获利的人,即使没有市籍,也要各自申报自己的财物,每二千缗钱征收一算。各种手工生产及铸造业,每四千缗钱征收一算。不是官吏、三老、北部边境骑士的人,每辆轺车征收一算;商人每辆轺车征收二算。船身五丈以上征收一算。隐瞒不报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没收缗钱。有人能举报的,将没收财物的一半赏给他。商人有市籍的,连同家属,都不准拥有田地,以便利农耕。敢违反命令的,没收田地和财物。”

当时,富豪们都争相隐藏财产,只有卜式多次请求捐献财产帮助官府。天子于是破格提拔卜式为中郎,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十顷田地,并布告天下,用以劝导百姓。起初,卜式不愿意做官,皇上强行任命他,后来逐渐升迁到齐国丞相。这些话记载在他本人的传记中。

孔仅被派往天下各地铸造器具,三年内升任大司农,位列九卿。而桑弘羊担任大司农中丞,管理各种会计事务,逐渐设置均输官来流通货物。开始下令官吏可以用粮食捐纳补官,郎官可以做到六百石。

自从铸造白金、五铢钱以后五年,赦免了因盗铸金钱而被判死刑的官吏和百姓有几十万人。那些没有被发现而互相残杀的,不可胜数。赦免后自行出首的有一百多万人。然而自首的人不到一半,天下大概没有不铸造金钱的了。犯法的人太多,官吏不能全部诛杀,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头巡视各郡国,检举那些兼并之徒以及郡守、国相中牟利的人。而御史大夫张汤正显贵当权,减宣、杜周等人担任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因执法严酷苛刻而位列九卿,直指使者夏兰之类的人开始出现。而大农令颜异被诛杀了。

当初,颜异担任济南亭长,因廉洁正直逐渐升迁到九卿。皇上和张汤已经制造了白鹿皮币,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如今王侯朝贺时使用苍璧,价值数千,而皮垫反而价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很不高兴。张汤又和颜异有嫌隙,等到有人以其他事情告发颜异,案子交给张汤审理。颜异曾和客人谈话,客人说到新法令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回应,只是微微撇了一下嘴唇。张汤上奏说颜异身为九卿,见到法令不便,不向朝廷进言而在心里非议,论罪当死。从此以后有了“腹诽”的判例,而公卿大夫大多谄媚逢迎以求容身。

天子已经下达了缗钱令并尊崇卜式,百姓终究不肯分出自己的财产帮助官府,于是告发隐匿缗钱的案件就盛行起来了。

各郡国铸造钱币,民间多有私自铸造,钱币大多分量不足,而公卿请求命令京城铸官铸造赤仄钱,一枚当五枚,赋税和官府开支不交赤仄钱不得通行。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再当作宝物使用,官府下令禁止,也没有效果,一年多以后终于废止不行。

这一年,张汤死了,百姓并不怀念他。

此后两年,赤仄钱贬值,百姓巧用法令使用它,很不方便,又被废止。于是全面禁止郡国不得铸造钱币,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造。钱币多了以后,下令天下不是三官钱不得通行,各郡国以前铸造的钱币都废止销毁,把铜料输入三官。而民间铸造钱币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计算成本抵不上收益,只有那些手艺高超的大奸商才偷偷铸造。

杨可主持的告缗令遍及天下,中等以上的人家大概都被告发。杜周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翻案的。于是分派御史、廷尉正监分头前往,就地审理各郡国的缗钱案件,没收百姓的财物数以亿计;奴婢数以千万计;田地,大县几百顷,小县一百多顷;宅院也如此。于是商人中中等以上的人家大多破产,百姓们尽情享受美食好衣,不再从事积蓄产业,而官府因为盐、铁、缗钱的缘故,费用稍微宽裕了。又扩大关中地区,设置左右辅都尉。

当初,大农管辖的盐铁官布设很多,设置了水衡都尉,想要主管盐铁。等到杨可告缗,上林苑的财物增多,于是命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上林苑已经充满,又进一步扩大。当时南越想要与汉朝用船水战追逐,于是大修昆明池,周围环绕着馆舍。建造楼船,高十多丈,旗帜装饰在上面,非常壮观。于是天子有所感触,就建造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华丽。

于是把没收的缗钱分给各个官府,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自设置农官,常常就地利用各郡县被没收的田地来耕种。那些没收的奴婢,分到各个苑囿中饲养狗、马、禽兽,以及分给各个官府。官府的机构越来越多,刑徒奴婢数量众多,通过河道漕运四百万石粮食,再加上官府自行采购才够用。

所忠进言:“世家子弟和富人中有人斗鸡、赛狗、赛马、打猎、赌博,扰乱平民。”于是征召所有犯法的人,互相牵连数千人,称为“株送徒”。捐献财物的人可以补任郎官,郎官的选拔制度从此衰败了。

这时山东地区遭受黄河水灾,连续几年没有收成,有些人吃人,受灾范围方圆二三千里。天子怜悯他们,下令饥民可以流动到江淮一带谋生,想要留在那里的,就允许他们居住。使者络绎不绝地在道路上护送他们,并调拨巴、蜀的粮食来赈济。

第二年,天子开始出巡各郡国。东行渡过黄河,河东太守没有预料到皇帝到来,来不及准备,自杀了。西行越过陇山,随从官员没有食物,陇西太守自杀了。于是皇上北出萧关,率领数万骑兵在新秦中打猎,用以操练边防军队,然后返回。新秦中有些地方千里之内没有亭障和哨所,于是诛杀了北地太守以下官员,并下令百姓可以到边境县畜牧,官府借给母马,三年后归还,并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用来废除告缗令,以此充实新秦中地区。

得到宝鼎之后,建立了后土、泰一祠庙,公卿们奏议封禅的事情,而各郡国都预先修治道路,修缮原有的宫殿,以及那些在弛道沿线的县,县里修建宫室储备,设置供应物品,盼望皇帝来临。

第二年,南越反叛,西羌侵犯边境。天子因为山东地区遭受灾害,赦免天下囚犯,依靠南方楼船士兵二十多万人攻打南越,征发三河以西的骑兵攻打西羌,又派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开始设置张掖、酒泉郡,而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垦田地,派遣戍守边境的士兵六十万人屯田。中原地区修缮道路、运送粮食,远的相距三千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都依赖大农供应。边境军队装备不足,就调发武库、工官的兵器来供应。战车和战马缺乏,官府钱少,买马困难,于是颁布法令,命令封君以下到三百石级以上的官吏,按照等级在天下各亭捐献母马,每个亭有繁殖的母马,每年征收马驹利息。

齐国丞相卜式上书,愿意父子一起为南越战事效力。天子下诏褒扬,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四十斤,田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无人响应。列侯有上百人,都没有请求从军的。到了祭祀饮用酎酒时,少府检查进献的黄金,列侯因酎金不合标准而失去侯爵的有一百多人。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在位后,看到各郡国大多不赞成官府经营盐铁,器具质量差、价格贵,有时强迫百姓购买。而船只又收税,商人减少,物价昂贵,于是通过孔仅进言关于船税的事情。皇上不高兴。

汉朝连续出兵三年,讨伐西羌,消灭南越和东越,从番禺以西到蜀地以南设置了十七个新郡,并且按照他们原来的风俗治理,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等地,各自按照地理远近供给新郡官吏士兵的俸禄、食物、钱币、物资,以及驿传车马和用具。而新郡又时常有小规模反叛,杀害官吏,汉朝征发南方官吏士兵前往讨伐,每隔一年就有一万多人,费用都依赖大农供给。大农通过均输、调盐铁来补助赋税,所以能够供给。然而军队经过的县,县里只能做到按能力供给不匮乏而已,不敢再提减轻赋税的事了。

第二年,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兼管大农,全面接替孔仅管理天下盐铁。桑弘羊认为各个官府各自做买卖互相竞争,物价因此上涨,而天下各地的赋税运输有的还不够支付运费,于是请求设置几十名大农部丞,分头主管各郡国,各地往往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远方各地按照从前商人转贩的货物作为赋税,而互相流通运输。在京城设置平准官,总管天下运输的货物。征召工官制造车辆和各种器具,都依赖大农供给。大农属下的各个官府全部掌握天下的货物,贵时卖出,贱时买进。这样,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就会回归本业,而各种货物不会价格飞涨。所以抑制天下物价,称为“平准”。天子认为对,就批准了。于是天子北到朔方,东登泰山,巡游海上,沿着北部边境返回。所经过的地方赏赐,用掉帛一百多万匹,钱、金以万万计,都从大农支取充足。

桑弘羊又请求下令百姓可以捐纳粮食补官,以及赎罪。下令百姓向甘泉仓捐纳粮食各有等级,可以终身免除徭役,不再实行告缗。其他郡县各自向急需的地方输送粮食。而各个农官各自送来粮食,山东地区的漕运每年增加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仓都装满了。边境有余粮,各地均输官上交帛五百万匹。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天下用度充足。于是桑弘羊被赐给左庶长的爵位,黄金两次共二百斤。

这一年小旱,皇上命令百官求雨。卜式进言说:“官府只应当靠租税生活罢了,如今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场上贩卖货物求利。烹杀桑弘羊,天就会下雨。”过了很久,武帝生病,任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六年,下诏命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他们百姓的疾苦和教化的要领。他们都回答说希望撤销盐、铁、酒类专卖和均输官,不要与天下争利,显示节俭,然后教化才能兴起。桑弘羊加以辩难,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业,是用来制服四夷、安定边疆、充足用度的根本,不能废除。于是和丞相车千秋共同奏请停止了酒类专卖。桑弘羊自以为为国家兴办了大利,夸耀自己的功劳,想为子弟求得官职,怨恨大将军霍光,于是和上官桀等人谋反,被诛灭。

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朝,没有改变。元帝时曾经撤销盐、铁官,三年后又恢复了。贡禹进言:“铸钱采铜,一年有十万人不耕种,百姓因盗铸而触犯刑法的人很多。富人藏钱满屋,仍然不知满足。百姓人心动摇,放弃根本追逐末业,耕种的人不到一半,奸邪无法禁止,根源在于钱币。痛恨末业就要断绝它的根本,应该撤销采珠、玉、金、银和铸钱的官员,不再把它们作为货币,废除贩卖的租税法律,租税、俸禄、赏赐都使用布、帛和粮食,让百姓专心从事农耕和蚕桑。”议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钱币,布、帛不能分割成小单位。贡禹的建议也就搁置了。

从孝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开始铸造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共铸钱二百八十亿万多枚。

王莽代理皇帝,改变汉朝制度,认为周朝的钱币有子母相权,于是改铸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字为“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契刀,它的环像大钱,身形像刀,长二寸,文字为“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错饰文字,文字为“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共四种,同时流通。

王莽正式登基,认为“刘”字含有“金”、“刀”,于是废除错刀、契刀和五铢钱,而改铸金、银、龟、贝、钱、布等品类,称为“宝货”。

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文字为“小钱直一”。次一等的直径七分,重三铢,文字为“幺钱一十”。再次一等的直径八分,重五铢,文字为“幼钱二十”。再次一等的直径九分,重七铢,文字为“中钱三十”。再次一等的直径一寸,重九铢,文字为“壮钱四十”。加上之前的“大钱五十”,这就是钱货六品,价值各如其文字所示。

黄金重一斤,值钱一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流值一千。这就是银货二品。

大龟甲长一尺二寸,值二千一百六十,相当于大贝十朋。公龟甲长九寸,值五百,相当于壮贝十朋。侯龟甲长七寸以上,值三百,相当于幺贝十朋。子龟甲长五寸以上,值一百,相当于小贝十朋。这就是龟宝四品。

大贝长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二百一十六。壮贝长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五十。幺贝长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三十。小贝长一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值十。不满一寸二分的,不合标准不能算作朋,每枚值钱三。这就是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文字是“小布一百”。从小布往上,每种依次长一分,重一铢,文字分别是各自的布名,面值各增加一百。直到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面值一千钱。这就是十种布货。

总共宝货有三种物质,六个名称,二十八个品种。

铸造钱币和布币都用铜,掺入铅锡,钱币的质地、文字、边缘、方孔都仿照汉朝的五铢钱。那些金、银与其他杂物混杂,颜色不纯正,龟甲不满五寸,贝壳不满六分,都不能作为宝货。作为“蔡”的大龟,不是普通百姓所能拥有的,有这种龟的人,要交给大卜官并领取报酬。

百姓困惑混乱,这些货币无法流通。民间私下用五铢钱买卖。王莽对此忧虑,下诏说:“胆敢非议井田制、私藏五铢钱的人,就是蛊惑民众,要把他们流放到四方边远地区去抵御鬼怪。”于是农民、商人都失去生计,粮食和货币都废弃了,百姓在市场和道路上哭泣。因买卖田地、房屋、奴婢、私铸钱币而犯罪的人,从公卿大夫到平民,数不胜数。王莽知道百姓愁苦,于是只通行值一钱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钱币并行,龟、贝、布币等暂时停止使用。

王莽性格急躁扰民,不能无所作为,每次有所兴造,一定要依照古制并符合经文。国师公刘歆说周朝有泉府这一官职,收购滞销货物,借给需要的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中各有管理的方法。现在开设赊贷,推行五均,设立各种管理机构,是为了使民众齐平,抑制兼并。”于是在长安和五个都城设立五均官,将长安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市长都改称为五均同市师,东市称为京,西市称为畿,洛阳称为中,其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作为名称,都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从事工商业并能采集金、银、铜、铅锡,以及能获得大龟、贝壳的人,都要自行向司市钱府申报,顺应时节来获取。

又按照《周官》向百姓征税:凡是田地不耕种导致不生长作物的,要缴纳三个男丁的税;城郭中住宅不种植树木的,视为不毛之地,要缴纳三个男丁的布匹;百姓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的,要缴纳一匹夫布。如果缴纳不出布匹的,就要做杂役,由县官提供衣食。那些在山林水泽中采集各种物产、鸟、兽、鱼、鳖、百虫以及从事畜牧的人,妇女从事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医生、巫师、占卜、祝祷以及其他方技、商贩、开设店铺的商人、在集市列肆经营的、旅店主人,都要各自向所在县官申报自己的经营所得,扣除成本,计算利润,分成十份,将其中的一份作为贡赋。如果有人胆敢不申报,或申报不实,全部没收其所采集或经营所得,并强制为县官服劳役一年。

各司市通常在每季的中月核定所管理的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种价格,各自作为本地的市场平价,不必拘泥于其他地区。民众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物品,对于百姓日用所需但滞销的货物,均官要进行查验核实,按成本价收购,不让百姓亏损。物价上涨,超过平价一钱时,就按平价卖给百姓。物价下跌,低于平价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以防止囤积居奇。百姓因祭祀、丧事缺少费用的,钱府可以用所征收的工商贡赋赊给他们,祭祀赊欠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个月。百姓如果生活困乏,想贷款来经营产业的,均官可以给予贷款,扣除其费用,计算所得收取利息。利息不超过每年十分之一。

羲和鲁匡进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都由官府管理,只有酒还没有管理。酒,是上天美好的赐予,帝王用来颐养天下,祭祀祈福,扶助衰老,调养疾病。各种礼仪的聚会,没有酒就无法进行。所以《诗经》说‘无酒酤我’,而《论语》说‘酤酒不食’,两者并不矛盾。《诗经》说的是太平盛世,酒由官府经营,味道醇美适宜,可以相互招待。《论语》则是因为孔子处于周朝衰乱之时,酒由民间经营,质量低劣不纯,所以怀疑而不喝。现在如果禁止天下饮酒,就无法施行礼仪、供养百姓;如果放任不加限制,就会浪费钱财、伤害百姓。请求效法古制,让官府酿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大致开设一个酒坊来卖酒,以酿制五十次为标准。一次酿造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到成酒六斛六斗。各按当月朔日米和曲三斛的价格,一起计算其总价,分为三份,以其中一份作为一斛酒的平价。扣除米曲的成本,计算利润分成十份,将七份上交官府,其余三份以及酒糟、炭灰等用于支付工具、柴薪等费用。”

羲和设置命士督导五均、六斡,每郡有数人,都任用富商。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人,乘坐驿车牟利,交错往来于天下,并与郡县官员勾结,大量虚设账簿,府库不实,百姓更加困苦。王莽知道百姓为此受苦,又下诏说:“盐,是食物的主将;酒,是百药之长,也是美好宴会的佳品;铁,是农耕的根本;名山大泽,是富饶的储藏;五均、赊贷,是百姓获取公平、赖以供给生活的依靠;铁钱、铜冶,用来流通有无,满足百姓使用。这六项,不是普通百姓家家都能自己制作的,必须依赖市场,即使价格贵上几倍,也不得不买。豪强富商,就要挟贫弱百姓,先圣知道这种情况,所以由官府管理。每一项管理都设立法规禁令,违犯者处以死刑。”奸猾的官吏和刁民一起侵害,民众各自不得安生。

此后五年,天凤元年,重新申令使用金、银、龟、贝等货币,并酌情增减其价值。同时废除大钱和小钱,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长八分有余,宽八分,中间圆孔直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距二分,文字右边是“货”,左边是“布”,重二十五铢,值货泉二十五枚。货泉直径一寸,重五铢,文字右边是“货”,左边是“泉”,每枚值一钱,与货布两种并行。又因为大钱流通已久,废除时担心百姓私藏不止,于是命令百姓暂且只使用大钱,与新货泉每枚都值一钱,两种并行六年,此后不得再私藏大钱。每次改换钱币,百姓都因此破产,并大量陷入刑罚。王莽因为私铸钱币处死刑,以及非议阻碍宝货流放四方的法令,犯法的人很多,无法全部惩处,于是减轻了刑罚:私自铸造泉布的人,与妻子儿女一起没入官府为奴婢;官吏以及邻居,知情而不举报,与罪犯同罪;非议阻碍宝货,百姓罚作劳役一年,官吏免官。犯法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五人连坐都被没入官府,郡国用囚车、铁锁,将他们押送到长安的钟官,愁苦而死的十之六七。

铸造货布后六年,匈奴侵扰严重,王莽大规模招募天下的囚徒、奴婢,称为“猪突豨勇”,对所有官吏百姓征税,资产三十钱中征收一钱。又命令从公卿以下到郡县佩黄绶的官吏,都要保养军马,官吏又将此任务转嫁给百姓。百姓一动就触犯禁令,无法从事农耕桑织,徭役繁重,而干旱、蝗虫相继发生。又因制度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没有俸禄,于是私自征收赋税,贿赂横行,诉讼不能决断。官吏用苛暴立威,凭借王莽的禁令,侵害百姓。富人无法自保,穷人无法生存,纷纷起来做盗贼,占据山林水泽,官吏不能擒获,反而加以庇护,盗贼逐渐蔓延,日益扩大,于是青州、徐州、荆州楚地一带,动辄上万人。战斗死亡,边境被四夷俘虏,犯罪受刑,饥荒瘟疫,人吃人,直到王莽被杀,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

自从征发“猪突豨勇”后四年,汉兵诛杀了王莽。之后两年,世祖刘秀接受天命,荡涤繁杂苛刻的法令,恢复五铢钱,与天下百姓重新开始。

赞语说:《易经》上说“减多增少,平衡事物后公平施予”,《尚书》上说“让有无相互流通”,周朝有泉府这一官职,而《孟子》也指责“猪狗吃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收敛,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所以管仲的轻重之术,李悝的平籴法,桑弘羊的均输法,耿寿昌的常平仓,也都有其来源。只是古时施行这些有法度,官吏贤良而政令通行,所以百姓得其利,天下安定。到汉武帝时,国家费用充足,而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这也是较好的情况。至于王莽,制度失去平衡,奸人弄权,官民都耗尽财力,那就最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