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刑

从前，先王因为知道人们懂得畏惧而制定刑罚，因为知道人们懂得羞耻而制定礼法。畏惧和羞耻，是五性中固有的良知，是七情的重要界限。因此，刑罚用来治理已经发生的事，礼法用来防范未然的事，畏惧用来对待小人，羞耻用来对待君子。君子知道羞耻，小人知道畏惧，天下就太平了！所以先王培养威严并加以运用，畏惧可以引导人们产生仁爱；谨慎地制定法令并加以推行，羞耻可以树立廉洁。仁爱可以兴起仁义，廉洁可以兴起道义，仁义兴起后，刑法不就几乎可以搁置不用了吗？金朝初期，法律制度简单易行，没有轻重贵贱的区别，刑罚和赎刑并行，这可以施行于新建的国家，但不是治理国家的长久规范。天会年间以来，逐渐采用官吏的议论，皇统年间颁布了制度，兼用古代律法。此后，正隆年间又有《续降制书》。大定年间有《权宜条理》，有《重修制条》。明昌时期，《律义》和《敕条》同时修订，法规制度应当逐渐完备。随后《泰和律义》成书，应该没有遗憾了。然而国家的局势是宽松还是紧迫，风俗是淳厚还是浅薄，世道是上升还是下降，君子观察一个时代的刑法，往往能预先知道一些。金朝的法律用杖刑折抵徒刑，累计达到二百下，州、县官员以此树立威严，严重的甚至把刀放在杖中，比肉刑还要残酷。末年，君臣喜欢沿用苛察琐细的旧习，因此把罗织罪名、深文周纳的人当作能吏，把残酷办事的人当作长才。各部门官员真正犯有贪赃枉法的罪行，这是可以判刑的，但微小的过失也同样处理。负责风纪的官员，如果失于纠察都要受刑。任期考核时，根据他们受刑次数的多少来评定优劣。推究他们立法的本意，是要使亲疏关系一律、大小事情统一，让所有人都遵守律令的约束，无不整齐划一地听从朝廷的指挥，这其实是秦始皇加强君主威权的意思。因此对待宗室缺少恩情，对待士大夫缺少礼遇。整个金朝一代，忍受耻辱以追求功名，即使是一时的名士也难免如此。至于躲避耻辱、远引高蹈的人，很少听说有谁。他们根本不知道君子如果没有羞耻就会触犯道义，小人如果没有畏惧就会触犯刑罚。所以评论的人在谈到教化仁爱、树立廉洁的道理时，常常发出叹息。虽然如此，世宗在位时，法司上奏定罪意见，有时舍弃律文而援引经义，有时根据道义制定法条。近代的君主处理案件，言论接近道义的，很少有能比得上的。章宗、宣宗曾经亲自处理民事，在朝廷上裁决，宽严的出入虽然有时过分，但考察他们怜悯宽恕的举动，仍然有祖先的遗风。简册所记载的，可以作为借鉴的，《本纪》《刑法志》中详略互见。

金国旧有的习俗，轻罪用柳条鞭打，杀人及抢劫的，击打其脑部致死，没收其家产，十分之四归官府，十分之六赔偿给主人，并以其家人为奴婢。如果亲属想用马牛杂物赎罪的，可以允许。或者重罪也允许自己赎罪，但恐怕与平民没有区别，就割鼻、割耳作为标记。他们的监狱是挖地深宽各数丈做成的。太宗虽然继承太祖不要改变旧风气的训示，但也逐渐采用辽、宋的法律。天会七年，下诏凡是盗窃的，只要得到财物就判徒刑三年，十贯以上徒刑五年，刺字充当下等军队，三十贯以上终身服役，仍按赃物满额在面部刺字，五十贯以上处死，追征偿还按照旧制。熙宗天眷元年十月，禁止亲王以下佩刀进入皇宫。宫廷警卫的禁令，实际上从这时开始。三年，再次攻取河南之地，于是下诏给那里的百姓，约定所施行的刑法都依照律文，废除狱卒残酷的刑具，以遵从宽恕的原则。到皇统年间，下诏各位大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的制度，参考辽、宋的法律。分类编成书，名为《皇统制》，颁布施行于朝廷内外。当时的制度，杖刑到一百下的，臀部和背部要分开执行。到海陵庶人时，认为脊背靠近心腹，于是禁止鞭打脊背，即使是主人处罚奴仆的牌子，也以违制论处。又多次改变旧制，到正隆年间，编成《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然而这两位君主任性用法，自然有与这些法令不同的地方。到世宗即位时，因为正隆年间的动乱，盗贼公开横行，战事未息，一时之间的制令大多顺应时宜，于是汇编成《军前权宜条理》。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府百姓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都因乱言应当处斩。”皇上说：“愚民不熟悉法典，有关部门也未曾反复告诫，怎么能立即处以极刑。”按减死罪论处。五年，命令有关部门再次加以删定《条理》，与之前的《制书》兼用。七年，左藏库夜间有盗贼杀死都监郭良臣，盗走金珠，追捕盗贼没有抓到。命令点检司处理此案，捉拿其中可疑的八人审讯，拷打致死三人，五人屈打成招。皇上怀疑此事，命令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会同审理。不久亲军百夫长阿思钵在集市卖金，事情败露，被处死。皇上听说后说：“鞭杖之下，什么口供求取不到，为什么审理案件的人不凭实情探求呢？”赐给死者的家人每人钱二百贯，未死者每人五十贯。于是禁止护卫百夫长、五十夫长在非值班日带刀入宫。这一年，判决死刑囚犯二十人。八年，制定官员犯赌博的法律，赃物不满五十贯的杖刑，允许赎罪。再犯的杖刑。并且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应当首先讲求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小人的惩罚来惩罚他们。”九年，因御史台上奏狱事，皇上说：“近来听说法官有的各执己见，有的观望宰执的意思，从今以后，制令没有正条的都以律文为准。”又命令杖刑到一百下的臀、背分开承受，如同旧法。过后，皇上对宰臣说：“朕担心罪人杖刑不分开承受，恐怕会过于深重，于是命令恢复旧制。如今听说民间有不愿意的，命令停止执行。”十年，尚书省上奏：“河中府张锦自称报父仇，依法应当处死。”皇上说：“他报父仇，又自己说出来，是烈士啊。按减死罪论处。”十一年，下诏告谕有关部门说：“所有司狱的官舍必须靠近监狱安置，囚禁的事情要经常亲自掌管，狱卒必须选择年深日久而诚实可靠的人轮流值班。”十二年，尚书省进言：“内丘县令蒲察台补自己征收部内钱财树立德政碑，还有剩余钱二百余贯，按罪应当除名。如今遇到赦免应当复职，仍免征赃物。”皇上因他贪婪虚伪，不予复职，并且说：“乞取所得的赃物，如果赦免了，给钱的人有什么罪？从今以后可以一并追还物主，只有应当入官的才免征。”尚书省上奏，有盗墓的，皇上说：“功臣的坟墓也有被盗的，大概因为没有告捕的赏赐，所以人们无所畏惧。从今以后告发得到实情的酌情给予赏赐。”因此咸平尹石抹阿没剌因贪赃死在狱中，皇上说：“他不被在市上处斩已是厚幸。贫穷而做盗贼，是不得已。三品职官因贪赃致死，也太愚蠢了！他的几个儿子可以都除名。”此前，下诏从今以后除名人的子孙有在仕途的都要上奏听候裁决。十三年，下诏立春后、立秋前，以及大祭祀，每月初一、十五，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雨未晴，夜未明，休假以及禁屠宰的日子，都不准执行死刑，只有强盗不必等到秋后。十五年，下诏有关部门说：“朕认为人命至关重大，而制度中规定盗窃赃物达到五十贯的处死，从今以后可改为达到八十贯处死。”十七年，有人上书请求设置提刑司，以纠察各路刑狱的失误。尚书省商议，认为时间长了恐怕滋生弊端。皇上于是命令距离京城数千里外有冤屈上诉的，汇集其事等待选派官员前去审理。

当时济南尹梁肃进言，判处徒刑的应当免除杖刑。朝廷认为现在的法律已经比古代轻了，恐怕滋生奸恶，没有听从。曾经下诏宰臣，朝廷每年两次派遣审录官，本意是为百姓伸冤理滞，但所派的人大多不尽心，只是敷衍了事。审录的官员，不只是审理重刑，凡是诉讼案卷，都应当审阅核实是非，囚犯不该关押的就应当释放，官吏的罪行就以情况上报，失于纠察的严加惩处，不以赎刑论处。又因为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擅自接受诉讼文书，被认为不称职，鞭打五十下。又对宰臣说：“近来听说大理寺审案定罪，即使没有疑问的也要经过十天半月，为什么？”参知政事移剌道回答说：“按法律，判决死刑囚犯不超过七天，徒刑五天，杖罪三天。”皇上说：“法律有程限，却总是违反，是松懈怠慢啊。”散朝后，皇上的亲笔批复送到尚书省说：“凡是法寺判决重罪轻罪各有期限，法官只要犯法都必定判决，怎么敢有违。只是因为你们的意见不一致，以至于再三批送，其中议定上奏的书写奏牍也不下十天，以致事情多所滞留，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又说：“已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崇尚严厉，即使小过，也有杖打致死的。即使罪至于死而情有可原，尚且应当考虑，何况是小过呢？人的性命怎么能轻视啊！”皇上因为正隆《续降制书》多是凭自己意志制定，过于苛刻繁琐。而与皇统《制书》并用，是非混淆，不知如何遵从，奸吏因而得以上下其手。于是设置机构，命令大理卿移剌綎总揽朝廷内外通晓法律的人共同校正。于是以皇统、正隆的《制书》以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后来《续行条理》，比较其轻重，删除繁琐，纠正失误。制令有缺失的以律文补充。制令、律文都缺失以及有疑问不能决定的，就取旨裁定。《军前权宜条理》内可以常行的也作为定法，其余不适当的也另为一部保存。参用近来所定的徒杖减半之法，共校定一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条》为名，下诏颁布施行。

二十年，皇上看到有踩踏庄稼的人，对宰相说：“以后有践踏百姓田地的，杖打六十下；偷盗他人谷物的，杖打八十下，并赔偿他们的损失。”二十一年，尚书省上奏：“巩州百姓马俊的妻子安姐与管卓通奸，马俊用斧头打死了她，按罪应当处死。”皇上说：“可以减一等死刑，以此告诫败坏风俗的人。”二十二年，皇上对宰臣说：“凡是尚书省送往大理寺的文件，一旦断案就可以上报奏闻。比如乌古论公说的事情，近来取来查看，起初送交法寺按照法律裁决，又送交司直详细审阅，再送交全寺官员参酌详议，反复三次，随意提出情节意见，导致案件不能了结。朕认为国家政事不宜滞留，昨天虽然灸了六百炷艾，没有一天不上朝，是想让你们知道勤于政事。从今以后只可一次送交寺衙，全寺官员详细审阅，如果有情节意见就全部上报，不要让它滞留。”二十三年，尚书省上奏：“益都百姓范德年纪七十六岁，被刘祐殴打致死。刘祐按照法律应当处死，但因刘祐父母年纪都七十多岁，家中没有侍奉的成年男丁，所以上请裁决。”皇上说：“范德与刘祐父母年龄相当，自然应当像父母一样对待，以至于殴打致死，难以从轻处罚，按照法律论处。”尚书省上奏招讨司官员及秃里索取本部财物的制度，皇上说：“对远方的人只可怜悯抚恤，如果贡品不缺，还用兵力拦截他们，强行夺取财物，与盗贼有什么区别？况且或许因此滋生事端，怎么能不惩罚。”又说：“朕所施行的制度条令，都是臣下上奏施行的，天下事务繁多，人力有限，怎么能全都详尽。必定是因为一件事上奏，才知道有所阻碍，随即更改确定。现在有圣旨、条理，又有制度条令，这是让奸猾的官吏得以随意轻重。”大兴府百姓赵无事带酒乱说话，父亲赵千捕捉告发，按照法律应当处死。皇上说：“作为父亲不怜惜自己的儿子而告发捕捉他，他的公正如此，是别人很难做到的。可以特别减一等死刑。”武器署丞奕、直长骨赧因接受草畔子的财物犯罪，奕杖打八十下，骨赧笞打二十下，监察御史梁襄等人因失于纠察罚俸一个月。皇上说：“监察官，是君主的耳目。事情由朕出发，还要监察官做什么？”皇上因为法寺判决案件，用汉字翻译女真文字，参详法律时又各自提出情节意见，随意穿凿附会，白白导致拖延，于是下诏废除情节意见。二十五年二月，皇上因为妇女在囚禁中，服劳役不方便，而杖刑不分部位执行，与杀死无异，于是命令免除死刑服劳役的，杖打二百下而免除服劳役，用臀部和背部交替行刑。当时皇后家族有人犯罪，尚书省引用“八议”上奏，皇上说：“法律，是公正天下持平的器具，如果亲属犯罪就依例减刑，是让他们依仗此而肆无忌惮。以前汉文帝诛杀薄昭，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前二十年时，皇后家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曾犯死罪，朕不曾宽恕。现在竟宽恕他，这是开启后世轻重出入的门路。”宰臣说：“古代之所以议亲，是为了尊崇天子，区别平民。”皇上说：“外戚自然不同于宗室，汉朝外戚权势太重，以至于颠覆国家，朕所以不让诸王、公主有权势。对国家有功的人，议论功勋是可以的。至于议贤，既然称为贤人，肯犯法吗？倘若因牵连获罪，则固然应当减等请求。”二十六年，于是上奏确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属，以及与皇家无服制的人、以及贤人犯私罪的人，都不列入八议。皇上对宰臣说：“法律有合理而不合理的地方，应当修改确定。”监察御史陶钧因携带妓女游览北苑，在池岛间唱歌饮酒，逼近宫殿廷院，提控官石玠听说后揭发了他。陶钧让他的朋友阎恕嘱托石玠得以缓办。不久事情败露，法司上奏，应当判徒刑二年半。下诏认为陶钧是耳目之官，携带妓女进入禁苑，没有上下之分，杖打六十下，石玠、阎恕都受到处罚。二十八年，皇上因为制度条令拘泥于旧律，间或有难以理解的词句，命令删修明白，让人人都能知晓。

先前禁止百姓收藏制书，恐怕滋生告发攻讦的弊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书言事的人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平章张汝霖说：“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他，是因为不想预先让百姓测度刑法的轻重。现在著成不变的典籍，让百姓明白知晓，就像江河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足以辅助治理，不禁止更为便利。”因为众人议论大多不同意，下诏暂且仍旧禁止。

明昌元年，皇上问宰臣：“现在为什么不专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说：“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别，有违犯令的，用律来判决。现在国家制、律混淆，本来应当分开。”于是设置详定所，命令审定法律、政令。承安二年，制定军前接受财物的法律：一贯以下，徒刑二年；一贯以上，徒刑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窃符宝局金牌，被处死，并开除属籍。按虎、阿虎带失于觉察，各杖打七十下。泰和二年，御史台上奏：“监察御史史肃说，《大定条理》：从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仆娶良家女子为妻的，一概准予已经娶妻为定，如果丈夫死亡，拘禁释放听从其主人。离弃丈夫摘卖者，命令本主收赎，仍旧与丈夫共同居住。放良从良者立即听任赎换，如果未赎换期间与丈夫所生男女一并听任为良。而《泰和新格》又以丈夫死亡服丧期满按良人例办理，离弃丈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一并听任为良。如果未出离再配给奴仆，或因杂奸所生男女一并准许为良。如此不同，都是编格官随意增减，以致各处诉讼纷扰，这涉及违枉。”敕令交付有关部门改正。当初，下诏凡是条格进入制文内的，分为别卷。又下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以及律文没有的，各校定后上报。如禁止屠宰之类，应当著录在令中，谨慎不要疏忽，律令一旦确定，不可更改了。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定的《名例篇》进呈，不久各篇都完成，又命令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新校定。四年七月，皇上因为各路枷杖多不合法度，平章政事守贞说：“枷杖尺寸有规定，提刑两个月巡察一次，一定不敢违法。”五年正月，又命令考核校对制、律，随即交付详定所。当时详定官说：“如果依照重修制文为格式，那么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应当与律不同。已经确定后又与旧律一同颁布，就会使人迷惑而容易作奸犯科了！臣等认为，用现在的制条，参酌时宜，依据律文修定，历代选取前代刑书适宜于现在的，来补充遗漏，取《刑统》疏文来解释它，著为常法，名叫《明昌律义》。另外编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说：“先前所定的令文还有未完备的，等全部通定，然后颁行。如果律科举人，则只学习旧律。”于是任命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当时上奏案件而法官有独自提出情节意见的，皇上说：“有人说法官不应当提出情节意见，所以议论的人纷纷不已。朕认为情节意见不是出于法律之外，只是折中而遵从法律罢了。”平章守贞说：“这一制度从大定二十三年废除了。然而律中有起请诸条，是古代也允许情节意见了。”皇上说：“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节意见难道可以没有吗？”明昌五年，尚书省上奏：“在制度中，《名例》内徒刑的年律，没有决杖的文字就不使用杖刑。因为先前认为流刑不适用于今日，而且代替流役四年以上都决杖，而徒刑三年以下难以再不用杖。妇人比起男子虽然稍轻，也应当按例减等。”于是以徒刑二年以下的杖打六十下，二年以上杖打七十下，妇人犯罪的都决杖五十下，著录在《敕条》中。

承安三年，敕令尚书省：“从今以后特旨事项，如果符合律令格式程式的，才可以送交刑部。其余新创行的事项，只召部官到省中商议。”四年四月，尚书省请求再覆定令文，皇上于是敕令宰臣说：“凡是事理明白的，转奏即可。文牍多的恐怕难以遍览，将三次推究情由可疑的上报。”五月，皇上因为法律不适应公平，常用的杖样，多不能使用。于是确定分寸，铸铜为杖式，颁行天下。并且说：“如果认为笞杖太轻，恐怕情理有难以宽恕的，讯杖可以再商议。”五年五月，刑部员外郎马复说：“外官中苛刻的人不遵守铜杖式，往往使用大杖，多致人死。”诏令按察司纠劾罢黜他们。先前曾下令，所有死刑囚犯及除名罪，所委派的官员相距二百里以外，以及犯徒刑以下涉及二十人以上的，都命令其官员前往审讯。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说：“自从这一制度施行，如上京最近的地方往返不下三、二千里，如北京留守司也动辄经历数月，更加导致拖延，不方便。”下诏恢复旧制，命令委派官员追取审讯。

十二月，翰林修撰杨庭秀说：“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喜怒任性，审理诉讼的时候，很少能加以审慎。只让翻译人员来往传词，罪的轻重，由他们口中决定，贿赂公行，冤枉的人甚至有三、二十年不能平反的。”皇上于是命令制定条约，违反者由按察司纠劾。并且对宰臣说：“长官副长官委派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命令申报御史台上奏的制度，应当再次施行。”又命令编集前后条制，书写在册，以备将来考证。

泰和元年正月，尚书省上奏，因现行铜杖式轻细，奸恶之人不畏惧，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根据所犯罪行使用大杖，且禁止不得超过五分。

十二月，所修律成，共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际是《唐律》，只是增加赎铜都加倍，增加徒刑至四年、五年为七年，删除不适宜于当时的四十七条，增加适应时用的制度一百四十九条，因此略有增减的二百八十二条，其余一百二十六条都沿用旧文。又加上将其中一条分为二条、一条分为四条的有六条，共五百六十三条，为三十卷，附注以说明其事，疏义以解释其疑，名叫《泰和律义》。从《官品令》、《职员令》之下，有《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六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厩牧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一百零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附以年月之制，叫做《律令》二十卷。又制定《制敕》九十五条，《榷货》八十五条，《蕃部》三十九条，叫做《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司空襄进呈，下诏于明年五月颁行。

贞祐三年，皇上对宰臣说：“从今以后，监察官犯了罪，如果事情关系到军国利害的，都处以杖刑。”贞祐四年，下诏说：“凡是监察官失职没有检举弹劾的，按照本法论处。外国使者进入本国私下通报本国事情，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家，灾伤缺粮时有关部门检验核实不实导致伤人性命，转运军需物资而私自夹带，考试举人而防范不严，这些罪过的处罚都处以杖刑。在京城犯法达到两次的，台官比照监察官减一等治罪，允许赎罪，其余只追究责任，专门差遣的任期届满时议定。如果任内曾因漏查失察被处罚，按照格法虽然算作称职，也只按平常论处，平常者按降罚处理。”兴定元年八月，皇上对宰臣说：“律法中有八议，现在进言的人有的说应当议罪的人就应当减等，怎么样？”宰臣回答说：“凡是议罪，先列出所犯的罪行和应当议罪的情况来请示，必须议定然后上奏裁决。”皇上认为对，说：“如果不分轻重就一概减等，那么贵戚都将依仗这个来虐待百姓，百姓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