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高汝砺张行信

高汝砺 张行信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考中大定十九年进士，任职期间有能干的声誉。明昌五年九月，章宗下诏给宰执大臣，要他们推举朝廷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人，皇帝亲自审阅缺额并加以点注，选取两人共同举荐的人升职任用。于是，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升任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朝担任左司郎中。有一天在紫宸殿奏事，当时侍臣都回避，皇帝所用的凉扇忽然掉落到案桌下，高汝砺因为不是自己的职责不敢拾取进献。奏事完毕后，皇帝对宰臣说：“高汝砺不进献扇子，可以说是懂得体统了。”

不久，被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因为征收调拨军用物资，郡县官员有时不得其人，追捕的胥吏和差役利用事情紧急，趁机索取贿赂，深为百姓祸害，他建议说：“从现在起如果因军事调发，有犯法的请求暂时依照‘推排受财法’惩治，或许能让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制定法令，因军前差发接受财物的，一贯以下徒刑二年，一贯以上徒刑三年，十贯处死，这是听从了高汝砺的建议。当时遇到奏事，御史台的官员也要回避，高汝砺于是上言：“国家设置谏臣以备侍从，本是要他们周知时政以参与判断得失，并非只是让他们排列班次而已。所以唐代制度，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一定派遣谏官跟随，让他们预闻政事，希望他们能有所陈述。如今尚书省、御史台以下官员，遇到朝廷奏事就一切回避，与各位侍卫之臣一同进退。殿廷上议论政事开始时不能听闻，等到事情已经施行，又不详细知道其始末，事后才进谏，这也太难了。请问谏官的职责是什么？如果说谏官不称职，另选人也可以，怎么能设置言官却如此疏远呢。请求从现在起，有关衙门奏事谏官能够预闻，或许稍有补益。而且修注的职责，掌管记录言行，都应该同样对待。”皇帝听从了。

又进言：“去年十月曾经举行推排之法，不久因为过了时限而停止，确实知道圣上爱民之深。我听说周朝制度，按年定时核定百姓的多少，辨别物资的多少，将数目录入小司徒，以施行政教，以执行征调命令，三年则天下大清查，作为固定法令。自从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至今三十多年，其间虽然经过两次推排，那些浮财物力，只凭一时小民的话作为增减依据，有关衙门只求快速确定，不再推究实际情况。因此豪强有势力的人串通侥幸免于征调，贫弱无依靠的人受压屈而无法申诉。何况近年以来，边境屡次有调发，贫户越来越多。如果只照旧例推排，因为去年条理已经施行，人人知晓，恐怕新强之家预先请托狡猾之人，希望到时一同推辞申报。或者虚假装作贫乏，故意将产业低价抵押典当，以及将财物转移到别处，暂时停止营运。如此奸诈弊端百出，想要物力均平，太难了。要革除这些弊端，不如根据实际情况通检，预先命令有关衙门照大定四年条理，严格设立罪责奖赏，限期办理，加以防范禁令。其中可以根据轻重斟酌施行，去除烦琐而趋于简易，警戒骚扰而保持镇定，使富者不能苟且逃避，困者有希望稍微缓解，那么赋税就容易办理，人们免于不均的祸患了。”皇帝下诏尚书省等边境战事平息后施行。

这年十月，皇帝告谕尚书省，派遣官员到各路通检民力，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与高汝砺先在都城的两个警巡院推排，让各路所差官员以此为法。不久任同知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任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任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任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升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授任户部尚书。当时纸币法不能流通，高汝砺根据情况上奏，多有更定，百姓非常便利其事，记载在《食货志》。皇帝嘉奖他的建议，敕令尚书省说：“朝廷内外百官职责不同，近来应诏言事的不下千数，都不能通达各司的利害，漫无边际地陈述，没有能详尽说明的。最近只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议论本部几件事，都切中事情，已经施行。其告谕内外百司各自研究利害陈述明白，如果可以举荐而不立即申报，以致上司举荐的，酌情处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驻跸邯郸，授任高汝砺为参知政事。驻跸汤阴，皇帝听说汴京粮价飞涨，担心随从人员到了会更加昂贵，问宰臣如何处理。都请求命令留守司加以约束，只有高汝砺说：“物价高低，早晚或许不同，但买多卖少就会贵。因为各路的人聚集到河南，买粮的既然多，怎么能不贵？如果禁止，有粮的人家都将封闭不卖出，商旅转贩也不再入城，那么买粮的人更加急切而价格更加昂贵了。事情有难有易，不可不知，现在缺少而难得的是粮食，多而容易得到的是钱钞，自然应当先解决难的，再解决容易的，多方开导利诱，务必要使人们出粮换钞，那么粮价自然平稳了。”皇帝听从了。

三年五月，朝廷商议迁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下军人守卫郡县，高汝砺进言：“此事如果实行，只对豪强家方便，贫户哪里能迁徙？况且安于故土不愿轻易迁移，是人之常情。如今要他们全部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田园，扶老携幼，奔波道路，流离失所，难道不可怜。而且所过之处百姓看到军户全部迁走，一定会惊慌猜疑，认为国家区分彼此，他们的心怎能不动摇。何况军人已经离开家，却要他们护卫别人，从情理推测，他们不肯尽心是必然的。百姓虽然愚昧却是神灵，即使告诉他们护卫的用意，他们也将不信，只会让大家互相扰乱，都不得安宁，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非常重要。请求先命令各路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详细讨论是否可行，如果没有疑问，然后施行。”没有答复。

军户已经迁徙，将要丈量土地分授给他们，但还没有定论，皇帝敕令尚书省说：“北兵将要到达河南，因此尽起诸路军户，共同图谋保守。如今既然到了，粮食应当一定供给，但还没有办法处置。可以分派官员召集老人询问，是增加赋税，还是给他们田地，二者哪个方便。”又以此告谕高汝砺。不久所派官员回奏：“农民都说，近年来租赋已经沉重，如果再增加，力量实在不足，不敢再佃种官田，愿意把官田给军人。”于是高汝砺上奏：“迁徙军户，是一时之事。百姓佃种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百姓田地、官田，数量各半。又有很多全部佃种官田的人家，坟墓、庄园水井都在其中。大多是贫民，一旦夺走，他们靠什么活命？小民容易动摇难以安定，一时为了逃避赋税，才有此言。等到给了别人，他们就成了原来的主人如今变为客人，能不后悔吗？后悔就会产生怨恨之心。如同山东拨地时，肥沃田地全部进入势家，贫瘠恶劣的才给贫户。对军人没有好处，对百姓却有损害，以至于互相憎恨，至今未停，前事不远，足为明戒。只应当加倍增加官租，以供给军粮的一半，再把属于官府的荒田、牧马草地按数量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耕种，那么百姓免于失业的艰难，而官府也不必做害民之事了。而且河南的田地最适合种麦，如今雨水充足，正是播种之时，确实怕百姓疑虑耽误一年生计，应该早日决定。”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

不久迁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田地应当拨付，使他们及时耕种，而高汝砺又上奏说：“属于官府的荒田及牧马地，百姓很多私自耕种。如今正是种麦之时，他们知道将要给别人，一定会都放弃。军户即使得到，也已经过了农时，白白成为荒废。如果等到收成完毕后再拨给，酌量收取所得，以补充军储，那么公私都方便。请求等到九月之后再派遣官员。”十月，高汝砺说：“如今河北军户迁徙到河南的将近百万口，每人每天给米一升，每年约三百六十万石，一半给钱还须支付粟米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每年征收粟米才一百五十六万多石，再请求在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供给，再把属于官府的闲田及牧马地可耕种的给他们。”奏疏被批准。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头到各郡就地拨给，每人三十亩，由高汝砺总领其事。不久丈量土地的官员回来，都说：“亩数很少，而且贫瘠恶劣不可耕种。计算可耕之地平均给他们，每人得到没有多少，又在偏僻远处不免要迁徙到那里，军人都认为不便。”高汝砺于是对皇帝进言，皇帝下诏有关衙门停止此事，只给军粮的一半，而另一半折成实际价值。

四年正月，授任尚书左丞，接连上表请求退休，都下优待诏书不允许。适逢朝廷商议发兵河北，保护百姓收割麦子，而民间流言说官府将要全部夺取。皇帝听说，问宰辅说：“怎么办？”高琪等上奏：“如果下令枢密院派兵占据要冲，镇遏土寇，同时允许收取逃户的田地，那么军民两便。如有紧急情况，军士也一定尽心。”高汝砺说：“这很不是良策。河朔百姓依赖为生的，只有这麦子。如今已有流言，又派兵前去，这是更加让他们怀疑恐惧。不如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止无赖之徒，不让他们侵扰就够了。逃户田地令有关衙门收取，以充军储就可以了。”于是下诏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检视田亩数量，并询问百姓是否愿意发兵，回奏：“我西从怀州、孟州，东到曹州、单州，麦苗确实也不多，询问各农民，他们往往自己组织义军。我当即宣布朝廷想要发兵的意思，他们都感激拥戴而不愿意。”于是停止。

高汝砺因为多次请求退休不被允许，于是上言说：“建立非常之功，必须等待非常之人。如今大兵已经退去，正是修缮关隘、简练士兵之时，必须得到通敏经纶之才预先策划，以助中兴。我看到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能兼具众长，身兼数器，请求召还朝廷。”没有听从。当时高琪想听从议论者每年检阅民田征收租税，朝廷将要听从。高汝砺进言：“我听说治理大国如同烹小鲜，是治政最好的比喻。本朝自大定通检之后，十年一次推排物力，只因为贵在简静而重视不劳民。如今议论者请求像河北一样每年丈量实际种植的田地，按数征收，这就是经常通检，岂不是骇人听闻，使百姓不安吗？况且河南、河北情况不同。河北多次经过劫掠，户口逃亡藏匿，田地荒废，差调难以依照原额，所以为此权宜之法，因为军储没有增加，而且田地少容易看见。河南自从皇帝巡幸以来，百姓聚集，凡有空闲田地和逃户所弃之地，几乎都开垦耕种了，各自承接原户缴纳租税，其征收数目都依据通推之额，虽然军马越来越多，未曾有缺误，岂能一概扰动。如果担心豪强隐瞒而逃避征收赋税，那么有关衙门检查丈量也未必完全真实。只要严立赏罚，允许自首，以及允许他人告发捕捉，犯者以盗窃军储论罪，土地交给告发者，自然足以使人知道畏惧，而赋税全部归官，何必做这样纷纷扰扰的事。而且又有三大不可：如果每年检查丈量，那么夏田春天丈量，秋田夏天丈量，中间杂种也要随时丈量，一年中没有休息，百姓将厌烦躲避，耕种错过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而放弃其余，那么所收仍旧而所缴纳更少，这是第一不可。检查丈量时，县官不能家家户户都到，里胥得以暗中通贿受贿，上下其手，虚为文书，反而失去真实，这是第二不可。百姓田地与军田犬牙交错，他们或许暗中勾结军人互相冒混乱，而朝廷只凭有关衙门的簿籍，如果临时少于原额，那么物资储备必然缺误，这是第三不可。朝廷行事，务在必行，已经施行而又中途停止，这难道是好的计策吗？”于是议论就停止了。

兴定元年十月，他上疏说：“进言的人请求暂且与宋人议和来安定边境百姓，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好计策。宋人多欺诈不实在，虽然与他们有文书往来，但边境防备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不撤除，那么议和与否大概没有什么区别。或许他们又用浮夸的言辞蔓延，在礼仪规定之外另有索求，言语不恭敬，那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先派遣使者，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我私下认为时代不同事情变化，难以一概而论。从前海陵王出兵没有正当理由，理亏在我们这边，所以世宗即位后，首先派遣高忠建等人回复告谕宋主，停止侵占淮甸地区来修复旧好。他们随后派遣使者来，书信言辞傲慢，不再进奉表章称臣，愿意归还旧疆，成为兄弟国家。虽然他们的枢密院与我方元帅府时常通信问候，但侵扰从未停止。不久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击败宋将吴璘、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击败李世辅，斩首五万，军威大振。世宗对宰臣说：‘从前宋人，说要派遣使者请和，趁我们没有防备就进攻宿州，现在被我军大败，杀戮过多，所以不敢再来通问。我哀怜南北生灵长久被战争困扰，本想使百姓休养生息，何必计较小事，命令帅府移书给宋人，来商议和好。’宋果然派遣使者来求和，凭借当时我方的堂堂气势，又没有边患，竟然免除了他们奉表称臣的礼仪。现在宋人背弃信义盟约，侵犯我边境，是理亏在他们那边。他们如果请求讲和，在道理上才顺当，哪里应当先发出这个提议而自己示弱呢？恐怕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招致诽谤侮辱罢了。”

十一月，汝砺说：“我听说国家以百姓为基础，百姓以财货为根本，所以君王必定先爱护养育根基。国家调发物资，河南地区最重，所征收的租税通常比过去多三倍。现在省部统计每年收入的通宝不够支出，于是向民间征收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来补充。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滞，又加征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税租还多未交足，而这个命令又发出，他们不卖掉应当缴纳的租粮，就必定减少自己的食物来应付。事情有难易，形势有缓急。现在急需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出于民力，来源有限，可以缓图。而容易做的，是钞法，施行于国家，变化无穷。从前大钞滞涩，改发小钞；小钞败坏，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改为通宝。权衡变通，都出于朝廷，何必还要烦扰百姓呢。他们竭尽全力供应军需已怕不足，又加征通宝，如果交不出，就会逃亡。百姓逃亡则农事荒废，军队粮食从哪里得到？有关部门不图长远而贪图眼前效果，不稳固根本而计较细节，我真心担心军需和钞法两者都受妨碍。我不是不重视钞法，也不是故意与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稍滞涩物价稍稍上涨的害处轻，而民生不安、军需不足的害处重罢了。希望陛下对外估量事势，俯察臣的话，特命有关部门减免，那么群心就会和悦，而不足的租税也有了着落。”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等互相攻击不和，准备分给州县、另立名号来安置他们。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河北各位统帅多是本地义军，一时暂任队长，也有先前曾叛逃的，并非像长期在朝廷做官、懂得礼义、知道名分的人。贪暴不法，本不足怪。朝廷因为时势多难，姑且笼络使用他们，希望使遗民稍微得到安定。他们互相攻击劫夺则势力逐渐削弱，势力既然弱了，朝廷就容易控制。现在如果分地给他们，州县官吏可以擅自委任，民户税赋可以擅自征收，那么地广的日益强，地窄的日益弱。时间长了，弱的都被强的兼并，强者的土地不能再夺回，这样朝廷更难控制了。从前唐朝分河朔之地授予各叛将，史臣说那是在养护滋生祸根来酿成大祸，这可以作为今日的大戒。不如暂且让行省笼络调和，多方牵制，使他们不能得逞。将来边境战事稍微平息，实力逐渐充实，这些人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个建议于是被搁置了。

皇上曾对汝砺说：“我每次见你上朝侍立，怕你受不了劳累，允许你坐在殿下，但你始终不听从，为什么呢？君臣相知，贵在诚实，琐碎的小节，我本来不计较。”汝砺因为君臣名分很严格，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地区丰收，民间多积存粮食，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事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现在各处驻军越来越多，而修筑新城费用也很大，如果不趁这个丰年多方筹措，到防秋之际可能会缺乏军需。请求在河南各州府，根据物价高低，权宜制定标准，凡是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荫人，免除应当承担的暴使监官功酬，或者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都允许购买。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到三千石的，将来注授时升任本榜首，五千石以上升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授现缺。希望人们知道劝勉羡慕，多有收获。”皇上听从了。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实行油专卖，高琪因为用度紧急，劝皇上实行。汝砺上言说：“古代没有专卖法，从汉代以来才设置盐铁酒专卖均输官，来辅助经费。末流甚至计算舟车、征收房屋税，其征收财利的手段已经用尽了，但也没有听说专卖油的。因为油是世人共同使用的，利益归公就会害及百姓，所以古今都搁置不论，也是厌恶苛细而重视不烦扰百姓。国家自从用兵以来，河南一路每年收入税租不止加倍，又有额征的各种钱、横征的杂役，无不从百姓那里来，而又商议专卖油，每年收入银数十万两。国家以民为本，在这时候，百姓可以更加困穷吗！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是把世间通行的货物变为专卖货，私家常用之物变为禁物，自古不行的办法变为良法，我私下认为圣朝不可取。如果果真实行，其害有五，请让我说说：河南州县要设立专卖机构九百多所，设官一千八百多人，而胥吏差役还不算在内。费用已经很多，又新建房屋，强买生产工具，公私都被骚扰，简直说不完。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一旦课税亏损，必然产生强制摊派的弊病，小民受害，更加不能忍受，这是第一害。油的贵贱各地不统一，只有靠商旅转贩、有无相通，所以价格常平，人们容易得到。现在既然设官各有分地，擅自侵犯的有罪，这样使贵的地方常贵、贱的地方常贱，这是第二害。百姓家日常使用不能亲自去买，而转卖的人增加利息，所以价格不得不贵，而使用不得不难，这是第三害。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容易分别，只有油不然，无法分辨记认。现在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那么无赖之辈可以因此诬陷良民冤枉犯罪，这是第四害。油户所置房屋、工具，已用钱很多，有关部门按业评定物力，来征收差赋。现在夺其工具、废其产业而差赋如旧，他们如何活命，这是第五害。希望停止为便。”皇上认为对，但难以违背高琪的意思，于是诏令百官在尚书省集议。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意见与高琪相同，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戩都认为不可行。皇上说：“古代不行的而现在行，这又是多生一事，停止吧。”

十月，赐金鼎一个，重币三份。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不久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请求退休，不准。九月，皇上告谕汝砺说：“昨天上朝，到中午才结束。你老了，不能久站，奏事完毕，用宝的时候，可以先退下休息，恐怕因劳累致病，反而妨碍议政。”这个月，又请求退休，皇上告谕他说：“丞相的礼节已经尽到了，但现在朝廷大臣谁比得上丞相，而一定要请求离去呢？姑且留下辅佐我吧。”十月，越级升为荣禄大夫，仍告谕说：“丞相多次请求离去，我因为社稷事重，所以坚决留你。丞相老了，而官位还未到二品，所以特升两阶。”十二月，皇上又告谕说：“以前我因你年老，上朝时侍立劳累，让你用宝时退下坐在廊下，而你违背了，又整朝侍立，难道有关部门没有为你设榻吗？你姑且勉强听从我的意思。”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着奏事，皇上命他起身说：“你是大臣，所说的都是社稷大计。我要求你的，只在尽诚，何必小谨慎，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七月，皇上对宰臣说：“从前有人说世宗太俭朴，有人说不然怎能大量积蓄。章宗时用度很多，而能不缺乏，是因为先朝有遗留给他。”汝砺趁机进言说：“俭朴是帝王大德，陛下说到这个，是天下福气。”九月，皇上又对宰臣说：“有功的人即使有小过也应当宽恕，无功的人怎么能宽恕呢？但有功的人容易招人诽谤议论。凡有拿功过对我说的人，我一定深究其实，即使是近侍说的也不敢轻信，也未曾徇一己之爱憎。”汝砺回答说：“公正生明，偏私生暗。一般人大多徇私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所以能如此。”

二年正月，又请求退休，皇上当面告谕说：“现在如果顺从你，始终之道都尽，对你很安稳，对我也美事。但时势多难，而我又不德，正依赖旧人辅佐，所以不能完成你的高志。”汝砺坚决辞让，终究不准，于是说：“我每次听到有人毁谤赞誉，一定要查求实情。”汝砺回答说：“从前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杀阿大夫及左右曾毁谤赞誉的人，从此群臣恐惧，不敢掩饰过错，齐国大治。陛下说及此，天下大治可期待了。”二月，皇上因汝砺年高，免去朝拜，侍立久了就在殿下休息，仍令有关部门设榻。三月，又请求退休，再次优诏不准。皇上对群臣说：“人有才能胜任事务，而居心不正的，终究不足贵。”汝砺回答说：“其心不正而又加以才能，所谓如虎添翼，即使是古圣人也不易识别。”皇上认为对。另一天又对宰臣说：“凡人居心善良而行事忠实，这很难得。如果言辞巧诈心伪，又有什么用。但善良的人，人们又大多看作平常。”汝砺回答说：“人材少有全才，也随着他们的长处取用罢了。”皇上同意。五月，皇上问宰执关于修完京城城楼望楼的事，汝砺上奏：“所用都是大木，现在难得，正命令筹划置办。”皇上说：“我宫中别的殿有可用的就用。”汝砺答说不宜拆毁，皇上说：“住处之外，拆了有什么害处，不比劳民远运好吗！”

哀宗刚即位，谏官说汝砺欺君固位，天下人所共同憎恨，应该贬黜他来激励百官。哀宗说：“从前惠帝说，我不如高帝，应当遵守先帝法度。汝砺是先帝立为宰相的，又可以贬黜吗！”又有投匿名书说：“高某不退就该杀他。”汝砺因此告老，优诏不准。正大元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他为人谨慎周密廉洁，能得君主知遇，但拘守格法，沉默避事，所以做宰相十多年未曾被谴责。贪恋职位不退，当时士论颇以此讥讽他。

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他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考中进士，多次升官至铜山令。明昌元年，因廉洁被提拔授任监察御史。泰和三年，任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签河东路按察司事。泰和四年四月，在泰和殿被召见，张行信因此说了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动吏目以消除百姓祸害，二是徐、邳地区地势低洼适宜种麦，纳税时允许交纳麦子以便利百姓。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尚书省商议施行。崇庆二年，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被除名为民，贿赂权贵，将要重新被任用。满朝无人敢说话，张行信于是上奏章说：“胡沙虎残忍凶恶，跋扈强横，谄媚勾结近臣，以图谋称誉。自从他被废黜，士人百姓没有不欣喜的。如今如果重新任用，恐怕为害比从前更严重，何况利害的契机还有比这更大的。”奏章两次呈上，没有答复。等到胡沙虎弑君叛逆，人们非常害怕，张行信却坦然不顾。

这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祐。张行信因皇位继承人未确立，无法维系天下人的期望，上疏说：“自古君主即位，必须立太子作为储君，必须下诏告知朝廷内外。我见皇长子每次上朝，使用东宫的仪仗侍卫，等到了丹墀，又排列在诸王行列中。何况已经任命了侍臣，而如今没有确定他的礼仪，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了。从前汉文帝元年，首先立儿子刘启为太子，是为了尊崇祖庙、重视社稷。希望与大臣详细商议，斟酌前代旧例，尽早下达明确诏令，以确定他的地位，谨慎选择东宫僚属，辅佐成就德行器业，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胡沙虎被诛杀后，张行信封上密奏谈论端正刑赏，言辞记载在《胡沙虎传》中。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将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希望陛下命令重臣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才能果真可以任用，就赐予召见，褒奖表彰鼓励，让他们自我效力，必定有奋不顾身报效国家的人。从前李牧担任赵国将领，军功爵赏都能够自行决断，出兵进攻、入城防守都不受朝廷牵制，于是能够向北击败大敌，向西抑制强秦。如今任命将帅如果不以法令拘束、不以内旨牵制，委任职责责成成效，使他们能够竭尽智慧才能，那么克敌恢复的功绩就可以期望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好。当时正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为将领，都是鄙陋庸俗没有才能、不懂兵法的人。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家，上疏说：“《周易》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用来垂诫后世的，如此严格。如今大兵纵横，人心恐惧，应对敌人、振兴治理，非贤能智慧之人不能。狂妄小子、平庸之流，滥蒙提拔，参与机要事务，非常没有意义。”于是皇上都罢免了他们。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领五千士兵护送粮草到通州，遇到敌军就溃败，张行信上奏章说：“统兵之道，不过是赏罚，使他们面对敌人时有所羡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这样以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以成就。像讹可战败，应当明确治他的罪，朝廷宽容，一概不过问，我担心统兵之道没有完全施行。”诏书答复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讹可等人已经下狱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进攻，正派遣使者请求议和，掌握兵权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恐怕破坏和谈的事。”张行信上言：“议和与作战两件事本来不相干，奉命出使的人自然专管议和，统领军队的人只应当主战，怎么能用和谈的事作为借口。自崇庆年间以来，都因议和误事，如果我军时常肯出兵作战，稍微挫败敌军锋芒，那么和谈的事早就成功了。近日北方使者已经来了，但敌军仍然攻破东京、掠夺河东。如今我方使者正在出行，将帅就按兵不动，对和议终究没有益处。事态形势日益危急，粮草日益艰难，和谈能否成功还不知道，怎么能闭门坐等困弊呢。应当趁士兵战马还强壮的时候，选择勇猛将领和精锐士兵，防卫运输，往来抵抗作战，使他们稍微受挫，那么附近积蓄的物资都可以运入京师，和议也很快可以成功了。”皇上心里知道他说得好但不能施行。

贞祐二年三月，因朝廷搜刮粮食恐怕失去民心，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胥鼎根据情况筹划军粮，胥鼎于是奏请允许百姓交纳粮食买官。不久又派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刮官员百姓的粮食，每户留存两个月口粮，其余全部命令上交官府，用爵位等级和银钞作为报酬。当时有粮食的人有的先向胥鼎申报数量，还没来得及交给官府。奥屯忠孝又想多收粮食来显示自己的功劳，凡是胥鼎登记过的数量不扣除，百姓非常困苦。如今米价飞涨，无处购买，百姓的粮食只有两个月又被夺走，他们将不仅归咎于有关官员，也会怨恨朝廷不明察。大兵就在眼前，人们正危惧，如果再无所依靠，或许会生发其他变故，那么所得补偿不了所损。”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对，立即命令与近臣前往审慎处理。并告谕奥屯忠孝说：“我非常知道你尽心为公，然而国家本来是想得到粮食，如今已经得到了，姑且顺从百姓方便就可以了。”四月，升任山东东路按察使，兼转运使，仍暂代本路宣抚副使。临行前，请求入见，皇上在便殿接见他。上奏说：“我见奥屯忠孝掩饰欺诈不忠，遇事残酷刻薄，与胡沙虎结党。”一一条列他的罪状，并且说：“无事时尚且不能容忍一个无能的宰相，何况如今多事，可以让这种人参与政事吗？希望立即罢免他。”皇上说：“朕刚即位，提拔贬退大臣自然应当依礼，你告诉他的亲近之人，暗示让他请求离职就可以了。”张行信把这话告诉右司郎中把胡鲁告知奥屯忠孝，奥屯忠孝并不在意。

贞祐三年二月，改任安武军节度使，兼冀州管内观察使。刚到任，就上书谈论四件事：第一说：“杨安儿贼党早晚会被擒获，不值得忧虑。如今的急务，只在收拢人心而已。以前官军讨伐贼寇，不分善恶，一概诛杀，抢劫他们的资产，掠夺他们的妇女，重新使居民疑虑恐惧，逃散聚集到山林。如今应当明确敕令有关官员，严加约束，不许劫掠平民。这样百姓就没有不安之心，奸人欺骗胁迫的计谋就行不通，贼寇的势头就会逐渐消减了。”第二说：“自从战乱以后，郡县的官豪，大多能聚集义兵，打击本地贼寇，朝廷虽然授予他们本处的职务，不久就派人替代他们。旧官是百姓向来顺服的，新官未必都有才能，在危急时刻，会引发事端败坏事情。从今以后郡县有缺员，请求命令尚书省选择人拟补。那些旧官，百姓感到安适的应该就地加以任用，如果资历等级不够，令其代理职务，等到有功就正式授予。希望人能尽其才，事情容易成功。”第三说：“掌管军事的军官敢于进兵作战的十个中没有一两个，如果有这样的人，就应当责令他们立功，不应该再授予其他职务。”第四说：“山东的军粮都是卖官爵所得，以及有人拿着敕牒求官，选曹因为等级有不应当卖出的往往驳回。卖出不应当卖的，是有司的罪过，他们有什么可责备的。何况海岱重要地区，群寇未平，田野没有收成，仓库没有积蓄，一旦军饷供应不上，再想卖官爵，谁会相信呢？”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八月，召入朝任吏部尚书。九月，改任户部尚书。十二月，转任礼部尚书，兼同修国史。

贞祐四年二月，任太子少保，兼前职。当时尚书省上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说，参议官王澮曾说，本朝继承高辛氏，是黄帝的后代。从前汉高祖以尧为祖先，唐高祖以老子为祖先，都为他们立庙。我朝至今一百年，不为黄帝立庙，岂不是愧对汉、唐吗？”又说：“本朝初年兴起，旗帜崇尚红色，它是火德就很明显了。主德的祭祀，缺而不讲，也不是礼经重视祭祀的意思。我从王澮那里听到的这些，请求朝廷议论这件事。”诏书询问有关官员，张行信上奏说：“按《始祖实录》只称从高丽而来，没听说出于高辛氏。如今所依据的要立黄帝庙，黄帝是高辛氏的祖先，假使说是继承，应当为木德，如今却说火德，又是什么意思呢？何况建国初期太祖有训示，因为完颜部多崇尚白色，又取金的性质不变，于是以大金为国号，不曾议论过德运。近来章宗朝才开始集合百官议论，而以继承亡宋火行的断绝，定为土德，以此祭告宗庙并诏告天下。王澮所说不过是狂妄之言罢了。”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八月，皇上将要合祭太庙，诏令依照世宗十六拜的礼仪。张行信与礼官参酌制定礼仪注文，上言应当采纳四十四拜的礼仪，皇上赞许采纳了，记载在《礼志》中。祭祀结束后，赏赐张行信宝券二万贯、贵重币帛下端，告谕他说：“太庙的拜礼，朕起初想依照世宗所行的礼仪，你进上奏章，详细陈述随室读祝，很是合理。如果不是你说话，朕几乎失误，所以特此褒赏，从今以后每件事更要尽心。”这年十二月，张行信因父亲张暐去世，离官守丧。

兴定元年三月，起复原职，暂代参知政事。六月，正式授任参知政事。当时高琪为宰相，专权用事，厌恶不依附自己的人，士大夫动不动遭受窘迫侮辱，只有张行信屡次援引旧制极力诋斥他的不对。适逢宋兵侵犯边境，朝廷商议派遣使者详细责问，高琪等人认为有失体统，张行信独自上疏说：“如今认为派遣使者不当，我私下感到困惑。议论的人不过说：‘派遣使者就是先表示软弱，如果不答复，答复又不恭顺，就更加有失国体。’我独认为不然。他们庆幸我们有嫌隙，多次肆意侵掠，边境臣子用兵击退他们又来，我们大国不用言辞责问而用兵对抗，这难道不是示弱吗？至于询问而不答复，答复而不恭顺，理亏自然在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损害。从前大定初年，他们曾违逆，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行省到汴京，实际上命令元帅撒合辇先以言辞诘问他们，他们于是认罪。后来宋主夺取国书，朝廷又想出兵，丞相娄室独认为不可，等到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往，不久也使他们屈服了。在章宗时，他们猖狂最甚，仍然先理问而后用兵。这样看来，派遣使者详细责问正是国家旧例，有什么失体统的。况且国步多艰，戍兵日久，不考虑设法休养生息，对民力怎么办。我是书生没有很高明的议论，但事情当机会，不敢不尽我的愚见，希望陛下明察。”皇上又命令尚书省商议，高琪等人上奏：“张行信所说的固然遵循旧制，但今天的事情与从前不同。”诏令暂且等待。不久高汝砺也上言先派遣使者不便，议论于是停止，记载在《高汝砺传》。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判处鞭笞，张行信于是上言说：“大定年间，监察御史犯罪大都是收赎，或至于剥夺俸禄，重则降职外调而已，间或有鞭笞的，都是有事才这样。当时执政程辉已经曾当面论说它的不对，又有敕旨，监察御史的职责是主管弹劾，而有的看情面循私，不是指所有失察都是这样。近日不问事情大小、情节轻重，一概鞭笞，认为是大定旧例、先朝明训，错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制定监察御史罪名条例。

史馆编修《章宗实录》，尚书省上奏：“旧制，凡是修史，宰相执政都参与。但女直、汉人各一员。崇庆年间，已经让参知政事梁絪兼任，又命令翰林承旨张行简共同工作，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多有考据。如今编修《章宗实录》，左丞汝砺已充兼修，应当让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同张行简的旧例。”制书批准。

兴定二年二月，外任为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告谕他说：“起初，朕因朝臣多称赞你的才能，于是让你参与决策机务。但在朝廷议论时，每每不据守正道，胡乱赞同不同意见，很不是为相之道。又听说近来完全不把政事放在心上，难道是想要闲散之地吗？如今授予这个职务，你应当明白。”起初，内族合周躲避敌军不攻击，而且谎称秘密奉有朝旨，下狱应当处死。各皇族多抗疏请求从轻处罚，高琪认为自古犯法没有请求赦免的，张行信独说：“事情没有古今，只要合周平素忠孝，或许可以免死。”又因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在山东，接受红袄贼的伪命，枢密院得到宋人的书信，有牵连张行信的事，所以外调他。他的儿子张莒，当时任尚书省令史，也命令另外加以注授。

起初，张行信说：“现行法律，对在职官员定罪，大多从重判决。我见大定年间世宗下旨，在职官员犯故意违背圣旨的罪，徒刑年限和杖责数目都从重判决。然而之后三十多年，有关部门论罪，未曾引用这条规定，大概不是长久可以作为常例的事情。请求详细审定。”张行信退朝后，皇上将他的奏章交给尚书省。到这时，宰臣上奏：“从今以后，违反奏条所指挥的以及各项条格，应当判处违制旨罪的，其徒刑年限和杖责数目可以论赎。特奉诏旨而违反的，依大定年间的旧例。”下制同意。张行信离开朝廷不久，皇上曾告谕宰臣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罢黜，你们就沉默不语，这很不对。张行信的事，你们都知道，难道是因为他进言的缘故吗！从今以后应该各尽其言，不要再畏惧顾忌。”

张行信刚到泾州，就上书说：“马是军队的根本，正值战事未停，马政不可延缓。臣自到泾州，听说陕右豪民多到河州买马，转运到内地，获利百倍。又见到省里差派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到洮州买马，用一百锭银子几乎得到一千匹马，说生羌、木波各部落的蕃族人户畜牧很多。大概先前所派遣的官员有的压低马价，有的凭势力欺凌夺取，于是失去和睦，而且常愁银子少，所以不能多得。又听说蕃地今年秋季收成不好，卖马得到银子就用来换粮食。冬春之交必定缺粮，马价很低。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运送银子和粮食到洮州、河州等地，选拔委派了解蕃情、通达时变像乌古论桓端这样的人去贸易。如果拿出万两银子，可以得到好马一千匹，机会不可失去，希望朝廷赶紧谋划。”

又说：“近来沿边战士有功，朝廷派遣使者宣谕，赐以官赏，没有人不感激圣恩，愿出死力，这确实是激励的方法。但赠送使者马或金，习以为常，臣不明白。大定年间，曾设立送宣礼，从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来终于停罢。何况现在时务与过去不同，而六品以下及只升散官的，也免不了馈赠，有的不能办到，就搜刮部下来应付，甚至有因此获罪的。那些军士拼死立功，仅蒙恩赏，反而以馈赠为苦，这难道是朝廷的本意吗？请求命令有关部门依大定旧例，参考时务，明确设立等级，使取予有限度，不伤大体，那么上下两全了。”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特别增加他们的俸禄，这是朝廷为民的好意。但自关以西，还没有到任的人，远方百姓不能没有失望。难道举荐的人还少，有所不足吗？请求下诏内外职事官，更加广泛选举，以补充空缺，使天下都受到恩惠。而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是亲民官，而唯独不增俸禄，他们既不足以自给，怎能禁止他们侵夺呢？有人说国家经费正缺，不宜虚费，这很不对。重视官吏俸禄，本就是使他们不扰民，民安则国定，哪里是虚费。如果真能裁减冗食，不养无用之人，又何必担心不足。现在一个军人服役，全家供给粮食，军人死后，供给他的子弟，感悦军心，为国尽力罢了。至于没有男丁而他的妻女还供给，这算什么呢？自从皇上南巡，赡养已数年，张口等吃，使农民困苦。国家粮储，常担心不够，却长久养活这老幼数千万口，冗食虚费，正在于此。如果立即停罢，恐怕他们流离失所，应该限定岁月，使他们自己想办法，到期停罢，还有什么话说。”皇上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

元光元年正月，升任保大军节度使，兼鄜州管内观察使。二月，改任静难军节度使，兼邠州管内观察使。不久，退休。哀宗即位，征用旧人，起用为尚书左丞。论事稍不如前，声望颇减。不久又退休在家，只以抄书教子孙为事，在汴城东修葺园池，筑亭叫“静隐”，时常与侯挚等人游览吟咏其间。正大八年二月乙丑，在嵩山崇福宫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当初游嵩山，曾说：“我意欲主管此山。”果然死在这里。

他为人纯正真率，不事修饰，虽然两次登相位，几乎像没有官一样。遇事就发表意见，无所畏避，每次在皇上面前奏事，旁人为之动容，行信却坦然处之。到去世那天，即使平时很嫉妒他的人，也说正人君子亡了。初到汴京，父亲张暐以御史大夫退休，还很健康，兄长张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多子侄多中第做官，当世没有过这样的。

赞曰：高汝砺修身清慎，练达世事，久居相位，虽然被大夫士人所鄙视，而人主宠遇不衰。张行信砺志正直敢言，言语无所避忌，然而一入仕途，便多坎坷，等到再次重用，论事稍不如前，难道以为高汝砺真可效法吗？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进谏，汝砺不谏，又阻止和议。胡沙虎的罪恶未显，行信两疏攻击他。汝砺与高琪共事，人怀疑他党附。优劣可以概见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