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四张暐等

张暐，字明仲，是莒州日照县人。博学贯通。考中正隆五年进士。调任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税收有盈余，升任昌乐令。改任永清令，补任尚书省令史，授太常博士，兼国子助教。父亲去世守丧，服丧期满，调任山东东路转运副使，入朝任太常丞，兼左赞善大夫。章宗受封原王时，兼原王府文学。章宗被册立为皇太孙，又任左赞善，转任左谕德，兼太常丞，充任宋国报谕使。到达盱眙，宋人请赴宴，张暐说：“先帝灵柩还在殡宫，不可以。”等到接受赏赐时，不行舞蹈礼，宋人佩服他懂得礼仪。出使回来，升任太常少卿，兼修起居注。改任礼部郎中，仍兼修起居注。升任右谏议大夫，兼礼部侍郎。

明昌二年，太傅徒单克宁去世，章宗想亲自为他烧饭，当时孝懿皇后灵柩还在殡宫，张暐上奏：“仰念圣上仁慈，追念功勋大臣，恩礼非常隆重，谁不感动劝勉？太祖时享尚且暂时停止，如果为大臣烧饭，礼仪上有所不安。如今已降恩旨，圣意极为深厚，人人都知道，请求屈从典礼，就能两全了。”章宗听从了他。有人上密封奏章说提刑司可以撤销，张暐上疏说：“陛下即位，顺应百姓利益，更改法令建立制度，不下几十上百条。提刑的设立，是政事中重要的，如果被浮议动摇，那么内外就没有什么可信任的了。唐开元年间，有人请求选择守令，停止采访使，姚崇上奏‘十道采访使尚且不能全部得到合适的人，天下三百多个州，县比州多数倍，怎么能让守令都称职？’这样看来，提刑的职务确实不可撤销，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他，是百姓的大利，国家的长策。”于是举汉朝刺史六条来上奏。皇上说：“你的话与我的意思相合。”

授任礼部尚书。孙即康审理镐王永中一事，回朝上奏，有诏命重新审讯，群臣推举张暐及兵部侍郎乌古论庆裔。皇上派参知政事马琪告诉张暐说：“百官推举核实镐王之事，重要的是不要冤枉压制那个人，也不可亏损国法。”皇上于是对宰臣说：“镐王比永蹈罪轻。”马琪说：“人臣不能有叛逆之心。”因此永中的案子就判决了。霍王从彝母亲早死，温妃石抹氏抚养他，明昌六年温妃去世，皇上问从彝的丧服。张暐上奏：“慈母服齐衰三年，桐杖布冠，这是礼制。从彝是近亲，被至尊压降与臣下不同，请求在未葬以前穿白布衣绢巾，葬后只用素服终丧期，朝会时穿吉服。”皇上听从了他的奏请。

承安元年八月壬子，皇上召张暐到内殿，问道：“南郊大祀，现在费用不足，等到以后可以吗？”张暐说：“陛下即位至今八年，大礼没有举行，应当赶快举行。”皇上说：“北方未安定，斋戒期间，有不测的奏报怎么办？”回答说：“岂能因预料而妨碍大礼。现在河水安定年岁丰收，正是时候。”皇上又问：“僧道三年考试一次，八十人中取一人，不是太少了吗？”回答说：“这些人坐食不劳，无益有损，不应增加。”皇上说：“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都是贤君，而寿命不长，虽说是偶然，似乎也有原因。”回答说：“三位君主矫枉过正。如今不毁除、不崇奉，就是得其中了。”这一年，在南郊祭祀了上帝。

不久，翰林修撰路铎议论胥持国不可再用，因而涉及董师中奔走于持国及丞相襄的门下，皇上说：“张暐父子一定不会这样。”承安三年，任御史大夫，恳切推辞，不允。第二年，因奏事不实获罪，降一官，解职。起用为安武军节度使。退休，按规定给半俸，很久以后，张暐不再请求，于是停止。

张暐自从妻子去世后不再娶，也没有姬妾侍婢，斋居与儿子行简讲论古今，诸孙在他旁边课诵，到夜半才停止，习以为常。历任太常、礼部二十余年，最通晓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表率。子行简、行信，行信自有传。

行简字敬甫。聪颖好学，贯通经史。大定十九年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母亲去世守丧，归葬益都，闭门读书，人们见不到他的面。服丧期满，复任。章宗即位，转任修撰，进读陈言文字，代理太常博士。夏国派来使者陈慰，想要祭奠先帝灵殿。行简说：“他们陈慰不是专祭，不可以。”朝廷讨论派使者横赐高丽，“以前派使者报哀，他们因小事阻拦，并且出轻慢之言，等移书询问回复后，再横赐不晚”。徒单克宁认为他的话正确，深为器重。转任翰林修撰，与路伯达一起进读陈言文字，累迁礼部郎中。

司天台刘道用改进新历，诏命学士院改定历名，行简上奏请求再行校核测验，等到将来月食没有差错，然后赐名。诏命翰林侍讲学士党怀英等再校。怀英等校定道用新历：明昌三年不置闰月，就以闰月为三月；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金木星都在危宿十三度，道用的历在十三日，差一天；三年四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刻不同。道用没有考察古今所记，比较验证事迹，就进上，不可用。道用应当判徒刑一年准予赎罪，长行彭徽等四人各杖八十罢免。

群臣多次请求上尊号，章宗不答应，将下诏书告知四方，行简上奏说：“往年饥民弃子，有人乞讨送人，后来诏书官府为之收赎，如果其父母衣食稍充足，就来认领，官府也断给他们。从此以后，饥年流离道路，人们不肯收养，肆意弃置瘦弱，饿死沟中。见近代御灾诏书，都说‘以后不得再取回’如今请求依照此施行。”皇上认为他的话正确，在诏书中实行。过了很久，兼同修国史。改任礼部侍郎、提点司天台，直学士，仍兼同修史。

行简说：“唐代制度，仆射、宰相上任日，百官通班致贺，降阶答拜。本朝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师、三公、宰执以下须群官同班拜贺，皇太子站立接受再答拜。如今尚书省宰执上任日，分六品以下别为一班揖贺，宰执坐着答揖，左右司郎中五品官在廷上作揖，也坐着答礼。我认为自身坐着举手答揖，近于坐着接受。宰执接受祝贺，其礼却重于皇太子，恐怕于义不安。分别嫌疑表明细微，是礼仪的大节，请求宰执上任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祝贺，宰执起立，依照见三品官仪式通答揖。”皇上说：“此事为何不早辨正，如都省擅自施行，你议论得对。”行简回答说：“礼部曾经参酌古今典礼，拟定仪式，省廷不听从，就改后上奏。”下尚书省议论，于是采用。宰执上任日，三品以下群官通班祝贺，起立答拜，从此开始。

行简轮对，因而论及典故之学，请求在太常博士之下设置检阅官二员，让通礼学而资历浅的人担任，积累资历才升为博士。又说：“如今虽有《国朝集礼》，至于食货、官职、兵刑沿革，没有成书，请求制定会要，以流传无穷。”承安五年，升任侍讲学士，仍兼同修史、提点司天。

泰和二年，任宋主生日副使。皇上召生日使完颜瑭告诫他说：“你过界不要饮酒，每事听命于行简。”对行简说：“宋人行礼，喜好末节，如果有不对的，都要纠正，旧例所有的，不可不到。”皇上又说：“听说以前奉使者过淮河，每到中流，就以分界争渡船，这很不合礼。你要自己告诫舟人，并且告诉宋使说：‘两国和好很久，不应争小事伤大体。’叮咛告诉他们，使完全明白此意。”泰和四年，下诏说：“每次奏事之时，须让张行简常在左右。”

泰和五年，群臣再次请求上尊号，皇上不答应，诏行简作批答，因而问行简宋范祖禹作《唐鉴》论尊号事。行简回答说：“司马光也曾劝谏尊号事，不如祖禹之词深切，认为臣子给君父加生谥，颇似惨切。”皇上说：“你用祖禹之意回答他，仍说太祖虽有尊号，太宗未曾接受。”行简请求不拘泥对偶，引用祖禹之言来略微表达其意。皇上听从。其文深雅，很得代言之体。

改任顺天军节度使。皇上对行简说：“你未曾治理民事，如今到保州，民情真假，仓促难测，如何治理才行？”回答说：“臣奉行法令，不敢违失，狱讼之事，以情理审察，约束公吏，禁止豪猾，以镇静为务，或许能得万分之一。”皇上说：“在任半年或一年，把所得到的利弊上奏。”行简到保州，上书说：“近来括官田给军，已经一定了，有人告发想另外给，就听从其告，至今未停。名叫官田，实际是取百姓的田给他们，夺彼与此，只是招致争端。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余顷，又有人告发水淹沙碱的占三分之二，如果全部听从，何时可定。臣认为应当限定月日，不许再告为好。”下尚书省议论，上奏请求：“如果真有水淹河塌，不可耕种，本路及运司佐官按视，尚书省下文按察司复核相同，然后改拨。如果沙碱瘠薄，应当按已拨为定。”下制说：“可。”

泰和六年，召为礼部尚书，兼侍讲、同修国史。秘书监进《太一新历》，诏行简校订。泰和七年，皇上派中使冯贤童以密封御札赐行简说：“朕念镐、郑二王误犯天常，自取祸患。草草埋葬郊野，很多年了，朕很哀悼。想追复前爵，备礼改葬，你可详阅唐贞观追赠隐太子、巢王，以及前代故事，密封上奏。”又说：“想使石古乃在威州择地营葬，岁时祭奠，并命卫王诸子中选一人为郑王后，谨其祭祀。此事既行，理须降诏，你草诏文大意，一起密封进上。”行简便备列汉淮南厉王刘长、楚王刘英、唐隐太子李建成、巢剌王李元吉、谯王李重福故事上奏，并进诏草，于是施行。累迁太子太保、翰林学士承旨，仍兼尚书、修史。

贞祐初年，转任太子太傅，上书议论和议事，大致说：“东海郡侯曾派使者约和，计较细故，拖延不决。如今都城危急，岂可拒绝。臣愿更留圣虑，包荒含垢，以救生灵。或者像辽、宋互相为敌国，每年奉送币帛，或二三年一次。选忠实辨捷之人，前往与之商议，或许能有成就，可以缓解祸患。”当时百官议论，虽有异同，大致以和亲为主。庄献太子葬后，不设宫师官，升承旨为二品，以宠异行简，兼职如故。

贞祐三年七月，朝廷防备秋季进攻的兵器，令内外职官不管丁忧致仕，都要交纳弓箭。行简上书说：“弓箭不是人人都有之物，那些清贫之家及中下监当，丁忧致仕，哪里有所谓合规格的军器？如今以军期相迫，补破修坏，以求应付命令而已，与仓猝制造有何不同？如果在各州郡及猛安谋克人户中搜括，选好的买下来，不足则令职官交纳所买之价，或许不扰而事可办。”左丞相仆散端、平章政事高琪、尽忠、右丞贾益谦都说：“丁忧致仕者可以免此。”权参政乌古论德升说：“职官长久享受爵禄，军事兴起以来，曾无寸功补报，何况事情已行而再改，天下何所取信。”这个议论，丁忧致仕官最终得以免交。这一年，去世，赠银青荣禄大夫，谥文正。

行简为人端正谨慎周密，深得君主信任。从最初进入翰林院，到担任太常、礼部官员，终身主持贡举考试，士大夫们认为这是荣耀。他与弟弟行信同住几十年，众人没有闲话。所著文章十五卷，《礼例纂》一百二十卷，有关会同、朝献、禘佩、丧葬等礼仪，都有记录，还有《清台》、《皇华》、《戒严》、《为善》、《自公》等记，收藏在家中。

赞语说：张暐、行简世代担任礼官，世代研习礼学。他们推行礼仪，施行于家庭，讲论于朝廷，运用到邻国，没有不合乎法度的。古代官职有世代执掌的情况，学问有专门的传承，金朝的各位儒臣，只有张氏父子大概无愧于古人了。

贾益谦，字彦亨，是沃州人，本名守谦，为避讳哀宗的名字而改。大定十年考中词赋进士，历任州郡官职，以能干著称。明昌年间，入朝担任尚书省令史，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章宗告谕他说：“你从担任知除掾到这个职位，左司的事务不能说没有历练，凡是百官的履历、资历当然应该仔细核查，不要出现差错。比如武库署直长移刺郝从平定州军事判官被召为典舆副辖，在职才五个月，就降授为门山县簿尉。朕近日审阅贴黄，他的履历却都写成了十三个月，履历尚且这样失实，对选法又有什么影响呢？大概是你不用心才导致这样的。现在暂且杖责知除掾，你不得再犯。”

五年，担任右谏议大夫，上奏说：“提刑司的官员不须派遣监察官去体察访问，应该根据他们在任内的行事，考察他们的能力高低来决定升迁或贬黜。”皇上说：“你的话有什么依据吗？”守谦回答说：“提刑官如果不称职，众人都会知道，而且他们的职责与监察官相同，我因此这样说。”皇上赞许并采纳了。这年夏天，皇上将前往景明宫避暑，守谦接连上疏，极力谏阻。皇上在后阁召见守谦，让他入对，很合心意。晋升兼尚书吏部侍郎。当时镐王因猜忌被关进监狱，皇上非常愤怒，朝臣没有敢说话的。守谦上奏章论述不可如此，言辞极为恳切。皇上告谕他说：“你说诸王都有觊觎之心，而交往他们的人不无非议。这是什么话，本当治你的罪。因为你以前论事也有得当之处，所以赦免。”不久因为议论镐王之事违背了皇上的心意，免去职务，削去官阶二级。承安元年七月，降为宁化州刺史。五年八月，改任山东路按察使，转任河北西路转运使。泰和三年四月，召入担任御史中丞。四年三月，出京担任定武军节度使。

八年六月，再次担任御史中丞。八月，改任吏部尚书。九月，诏令守谦等十三人分别前往各路，与本路按察司官员一员共同推排民户物力。皇上在香阁召见他们，告谕说：“朕挑选你们分路推排，除了推收之外，那些新强户、销乏户，虽然要集中众人推唱，但销乏户不要销减不尽，比如一户原来物力三百贯，现在蠲免减去二百五十贯，仍然不能承担。新强户不要增添完，要酌情保留气力，比如一户应添三百贯而只添二百贯之类的。你们应该各自用心。百姓应当承担赋役，十年之间，利害关系不小。如果不称职，治罪不会轻的。”不久出任济南府知府，改任河中镇守。大安末年，授任参知政事。贞祐二年二月，改任河东南路安抚使，不久任彰德府知府。

三年，召入担任尚书省右丞。适逢宣宗开始迁都汴梁，益谦于是建议说：“汴京的地势，只靠黄河。现在河朔地区受到兵祸，群盗同时兴起，应该严加河禁以防备不测，凡是自北而来没有公凭的人，不许渡河。”当时，河北百姓迁居避乱到河南的很多。侍御史刘元规上奏说：“侨居户应该与本地土民同样承担差役。”皇上将奏章留在宫中，而用自己的意思询问宰相。丞相端、平章尽忠认为这样做便利。益谦说：“让侨居户服差役，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人户本是躲避兵灾而来的，兵事稍停就会回去。现在他们旅途寓居仓皇之际，无法维持生计，如果又与土著居民一起承担供给，必然骚动不能安居了。这难道是主上哀怜体恤流亡百姓的本意吗？”皇上非常赞赏，说：“这不是朕的意思。”于是拿出元规的奏章给他看。三年八月，进升为尚书左丞。四年正月，退休，居住在郑州。

兴定五年正月，尚书省上奏说：“《章宗实录》已经进呈，卫王的事迹也应依照《海陵庶人实录》的体例，纂集成书，以昭示后世。”皇帝下诏许可。当初，胡沙虎弑杀卫王，拥立宣宗，一时朝臣都说卫王失道，天命断绝，胡沙虎其实无罪，而且有推戴之功，只有张行信上奏章论说此事，未得答复，满朝于是以此为忌讳。至此，史官认为益谦曾事奉卫王，应该知道他的事迹，就派一名编修到郑州访问他。益谦明白他们的意图，对他说：“了解卫王没有谁能比得上我。但我听说海陵被弑后世宗即位，大定三十年，宫中近侍能揭露海陵隐恶的人，往往得到美官，所以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有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比较他的行事，中材之人有很多不及他的。我只知道这些而已，假如想粉饰我的话以定他的罪，我也不惜余生。”朝廷议论认为他器识不凡。正大三年，八十岁去世。有三个儿子：贾贤卿、贾颐卿、贾翔卿，都凭借门荫入仕。

赞语说：贾益谦对于卫绍王，可以说是尽到了事君之义。关于海陵之事，君子不无遗憾。正隆时期的恶行，揭露其中大的方面也就足够了。宫中琐事之丑，史不绝书，果真像益谦所说，那么史书也可用来作为获取富贵的手段吗？唉，太过分了。《传》说：“没有废除的，怎么会有兴起的呢？”

刘炳，是葛城人。每当读书，看到前代忠臣烈士为国家谋划计策思虑万世安定，就叹息仰慕。贞祐三年，考中进士，当天上书条陈十件便利之事：

第一，任命诸王来镇守社稷。我看往年，朝廷军队屡战屡败，大都是自己导致的失败。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不懂军事，将帅没有才能，既没有平定祸难的谋略，又没有效死的节操，对外假托稳重之名，对内却行自安之计，挑选骁勇果敢的人跟随自己，委派疲弱懦怯的人临阵，阵势稍有变动，就望风先逃，士兵跟着大败。朝廷不加责问，反而增派兵力。因此法度日益混乱，仓廪日益空虚，乡里日益凋敝，土地日益缩小。自从大驾南巡，远近相望，更加没有固守的意志。吏员被派往河北的认为是件不幸的事，逡巡退避，没有人敢前往。从前唐天宝末年，洛阳、潼关相继失守，皇帝连夜出逃，若不是太子回师灵武，率先带领诸将，那么西行的将士就会终老于剑南了。我希望陛下选择诸王中的英明之人，总领天下兵马，北驻重镇，传檄远近，以军政号令约束。那么四方闻风之人都会自己奋发，前赴死而不避。折冲御侮、平定祸难，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人的情绪可以用气概激励而不能用强力驱使，一个士兵率先登城，那么万人就会齐奋，这就是古人先以身教而后用威令的道理。

第二，凝聚人心来巩固根本。天子施惠于人，不在于给予财物，而在于除去共同的祸患，根据人民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利。现在艰难危急之后，容易施行恩惠，根据他们想要安定而抚慰他们，那么忠诚亲上的心，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增强。我希望放宽赋役，信守号令，一切不便的事全部停止废除。时常派遣重臣巡视郡县，接见老人，询问他们的疾苦，选拔廉洁正直的人，罢黜贪婪残暴的人，拯救贫穷，抚恤孤独，慰问流亡者并使他们安定，那么效忠殉义之人，就没有二心了。所以说安定的人民可以与他们施行道义，危困的人民容易作乱，希望陛下留意。

第三，广泛收揽人才以备国家使用。防备寒冷的人必定寻求貂狐，远行的人必定畜养骐骥。河南、陕西，皇帝亲临，应当大大慰劳士民之心。那些操行被民众仰望的人，稍加提拔任用，平时可以激励风俗，紧急时可以备驱策。昭示新的恩典，改变民众的观感听闻，暗中维系天下人心。

第四，选择守令来安定百姓。郡守、县令，是天子依靠来治理天下的，是百姓依靠来维系生命的。现在民众已经疲弊，官吏昏庸愚暗，没有安定利民的才能，贪婪残暴昏乱，与奸人交易，公有斗粟之赋，私有万钱之求，远近喧扰，无所控告。从今以后，不是才能器识过人、政绩卓越的人，不可让他担任这个职务。亲信故旧，虽然名望高资历深，也不可让他们担任长吏。那么贤能的人乐于被特殊任用，更加发挥他们的才能，不肖的人羞愧仰慕而想自我勉励了。

第五，褒奖忠义来激励臣节。忠义之士，奋身效命，力尽城破而毫不屈服。事情平定之后，有关官员完全不加省察，弃职的人反而得到恩贷，死事的人反而不被记录，天下人还有什么可羡慕敬畏的，而不做自安的打算呢？如果使为臣的人都知道杀身无益，临难可以苟且免死，那对国家是很不利的。

第六，致力农业这个根本来扩大积蓄。这是强兵富民的要术，当今的急务。

第七，崇尚节俭来节省财用。现在海内虚耗，田畴荒芜，废除奢侈、崇尚俭朴来舒缓生民的急难，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第八，减去冗食之人来资助军费。战争之后，人口凋丧有十分之四五，郡县官吏设置如故，这很不是审时度势、挽救弊政的方法。

第九，整修军政来练习守战。自古名将料敌制胜，训练士卒，所以可以使他们赴汤蹈火，百战不殆。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民去作战，这叫抛弃他们。”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熟悉训练，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军事，是把君主送给敌人。君主不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怎么能不慎重呢。

第十，修整城池来准备守御。保障国家，只有都城和附近几个郡罢了。北方土地不守，就没有河朔了，黄河哪里足以依赖呢。

奏书进上，宣宗感到惊异。再试问他：“河北的城邑，用什么办法可以保住？兵民杂居，用什么办法可以和睦？钱钞之法如何流通？物价如何平定？”刘炳回答大致是：审慎选择守将则城邑坚固，兵不侵民则兵民和睦，敛散相权则钞法流通，劝农薄赋则物价平定。宣宗虽然认为他的话与众不同，但不能采用，只补任他做御史台令史罢了。

论曰：刘炳可以说是能言之士了。宣宗召试他，他既没有答不上来，而用一个台令史来赏赐他，这足以鼓励士气吗？

术虎高琪，有时写作高乞，是西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七年充任护卫，转任十人长，出职为河间都总管判官，召入为武卫军钤辖，升任宿直将军，授建州刺史，改任同知监洮府事。泰和六年，征伐宋朝，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守备巩州诸镇，宋兵一万多人从巩州辘轳岭进入，高琪奋勇出击击破他们，赐银百两、重彩十端。青宜可归附，诏令知府事石抹仲温与高琪一同出界，与青宜可合兵进取。诏告高琪说：“你年纪还轻，近来听说你与宋人力战奋勇，朕很赞赏你。现在与仲温同行出界，如果成功，高爵厚禄，朕不会吝惜。”

诏封吴曦为蜀国王，高琪为封册使。诏令告诫说：“卿读书懂事，蜀人也知道你的威名，不要被财贿动心，失去大国体统。如果随去的奉职有违礼生事，卿与乔宇体察奏闻。”出使回来，加授都统，号称平南虎威将军。

宋安抚使安丙派遣李孝义率领步骑三万进攻秦州，先以万人包围皂角堡，高琪赶去救援。宋兵在山谷列阵，以武车为左右翼，在车下埋伏弩手来迎战。交战之后，宋兵假装退却。高琪军看见宋兵伏兵不能前进，退后整顿阵形，宋兵又前来。总共五战，宋兵更加坚固，不能得志。高琪分骑兵为两队，出去的作战则停下的等待，停下的出去则作战的回来，回来的再出去替换。过了很久，派遣蒲察桃思剌暗地率兵上山，从山上奔驰而下合击，大破宋兵，斩首四千级，生擒数百人，李孝义于是解围离去。宋兵三千人到马连寨窥伺湫池，派遣夹谷福寿击走他们，斩首七百余级。

大安三年，逐步升任泰州刺史，率领三千飐军驻扎在通玄门外。不久，升缙山县为镇州，任命高琪为防御使，代理元帅右都监，所部飐军分别给予赏赐。至宁元年八月，尚书左丞完颜纲率领十万军队在缙山设置行省，战败。贞祐初年，升任元帅右监军。闰月，下诏给高琪说：“听说军事报告都要经过朝廷批复，难道不会错失时机吗？从今以后应当立即执行，朕只要求成功罢了。”

这个月，高琪受诏从镇州移军防守中都以南，到达良乡无法前进，于是返回中都。每次出战都失败，纥石烈执中告诫他说：“你已经连续战败了，如果再不能取胜，就要按军法处置。”等到出战，果然又败，高琪害怕被杀。十月辛亥，高琪从军中入城，于是带兵包围了执中的宅第，杀死执中，提着他的头到宫门前等待治罪。宣宗赦免了他，任命他为左副元帅，全体将士都升迁赏赐不等。丙寅，下诏说：“胡沙虎心怀无君之心，形迹暴露，难以尽言。武卫副使提点近侍局庆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长撒合辇多次曾上奏陈述，才谨慎地谋划处置。斜烈将此事泄露给按察判官胡鲁，胡鲁又告知翰林待制讹出，讹出报告给高琪，本月十五日已将胡沙虎处死。只是担心臣民可能有所疑虑，所以降下诏书，不隐藏其中的意图。”评论者认为高琪擅自杀人，所以降下此诏。不久，拜为平章政事。

宣宗讨论马政，看着高琪说：“往年从西夏买马，现在他们还肯卖吗？”高琪回答说：“木波养马很多，买可以得到，搜刮边境部落的马，也不会少。”宣宗说：“如果全部搜刮边境的马，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过了三天，又上奏说：“河南镇防二十多个军，估计可得精锐骑兵两万，紧急情况也足够用了。”宣宗说：“马虽然多，但饲养要有方法，训练要按时节，详细告诉主管官员让他们多加留意。”贞祐二年十一月，宣宗问高琪说：“所造的军器往往不可用，这是谁的罪过？”高琪回答说：“军器好坏在于兵部，材料物资在于户部，工匠在于工部。”宣宗说：“整治好！否则将要坏事。”宣宗问杨安儿的情况，高琪回答说：“贼人正占据险要，我命令主将用石墙包围他们，势必无法出来，擒获就在早晚之间了。”宣宗说：“可以加紧进攻，或许他们拼力突围，我军必定会有伤亡。”

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从中都商议军事回来，上书请求召见，请求屏退左右。按照旧例，有秘密上奏时就屏退左右。在此之前，太府监丞游茂因为高琪威权太重，朝廷内外都畏惧他，常常为此忧虑，于是入宫觐见，屏退他人秘密上奏，请求裁抑高琪。宣宗说：“既然委任了他，权力怎么能不重？”游茂退下后内心不安，又想结交高琪，到他的宅第上书说：“宰相自有体统，怎能因此让君主生疑，招致天下议论。”担心高琪不相信，又说：“游茂曾经秘密见皇上，确实厌恶相公权重。相公如果能用游茂，应当让皇上不怀疑，而下面也没有议论。”高琪听说游茂曾经请求屏退他人奏事，怀疑他，于是把这些情况详细上报。游茂被判死罪，下诏免死，杖一百，削职为民。从此凡是屏退他人奏事，必定让一名近臣侍立。等素兰请求秘密奏事，宣宗召他到近侍局，给他纸笔，让他写下想说的话。过了一会儿，宣宗到便殿接见他，只留下近侍局直长赵和和侍立。素兰上奏说：“之前元帅府商议削夺伯德文哥的兵权，朝廷却下诏让他率领义军。改任的命令他拒绝不接受，元帅府正要讨伐抓捕，朝廷又赦免了他，而且不让他隶属元帅府。不知道是谁为陛下出的这个主意，臣在外面风闻都是出自平章高琪。”宣宗说：“你怎么知道这事出于高琪？”素兰说：“臣见到文哥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公文说，差人张希韩从南京来，传达副枢平章的处理意见，已上奏让文哥隶属大名行省，不要遵从中都帅府的约束。刘温立即把这事报告了帅府。这样看来，文哥与高琪勾结，很明显了。”皇上点头。素兰又上奏说：“高琪本来没有功勋名望，先前因为怕死擅自杀死胡沙虎，不过是出于无奈罢了。他妒忌贤能，树立党羽，窃取玩弄威权，自作威福。去年，京城书生樊知一去见高琪，说飐军不可信，恐怕会生乱。高琪用刀杖将他打死，从此没有人再敢说军国利害之事。他让党羽移剌塔不也担任武宁军节度使，招抚飐军，后来没有成功，又让他担任武卫军使。以臣看来，这个贼人破坏法纪，残害忠良，实在有不想让国家太平的意思。希望陛下果断处置，这是社稷的福气。”宣宗说：“朕慢慢考虑。”素兰出来，又告诫说：“千万不要泄露。”

四年十月，大元大军攻取潼关，驻扎在嵩山、汝水之间，等待补缺的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说：“先前河朔战败，朝廷没有及时出兵应对，这是失去机会的第一点。等到敌军深入我国境内，京城精兵不下数十万，如果拼死一战，一定没有今天的忧虑，这是失去机会的第二点。敌军退却之后，不商议追击袭击，这是失去机会的第三点。如今敌军已经过关，不赶紧进兵防御，祸患更深了。请求任命平章政事高琪为统帅，以顺应众人之心。”没有答复。御史台上奏说：“军队越过潼关、崤山、渑池，深入重地，最近抵达西郊。他们知道京城驻扎重兵，不再攻城索战，只派游骑截断道路，而另派兵攻击州县，这也是逐渐围困京城的做法。如果只以守城为事，中都的危难又将重现于今天，何况公私积蓄比中都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这是臣等感到寒心的原因。不进攻京城而纵容他们攻打州县，就像火在腹心，却把它放在手足之上，同样是一个身体，希望陛下明察。请派陕西兵扼守潼关，与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形成掎角之势，挑选在京勇敢的将领十多人，各给精兵数千，根据情况伺机而动，且战且守，再通告河北，也这样对待。”下诏交付尚书省，高琪上奏说：“台官一向不熟悉军事，防御的方略，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于是搁置。高琪只想用重兵屯驻南京来巩固自己，州郡残破不再顾惜。宣宗被他迷惑，对他的计谋言听计从，最终自取灭亡。

不久，高琪进升尚书右丞相，上奏说：“凡是监察官有失于纠弹的，依照本法处理。如果出使外国的人，私自通传言语，泄露本国情况，以及宿卫、近侍官、承应人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灾伤缺粮，调查不实，导致伤人性命，转运军需物资而私自携带，以及考试举人防查不严的，一律处以杖刑。在京城犯到两次的，台官比监察官减一等论罪赎刑，其余只处罚专差之人。任期届满时议定升降。如果任内有漏察之事应当处决的，依照格例虽然算是称职，也只按平常处理，平常的则按降罚处理。”制书批准。高琪请求修建南京里城，宣宗说：“这项工程一开工，百姓就更困苦了。城墙即使坚固完备，能独自安全吗？”

当初，上书言事的王世安献上攻取盱眙、楚州的策略，枢密院上奏请求任命王世安为招抚使，挑选谋勇二三人一同前往淮南，招降红袄贼以及淮南宋官。宣宗批准了奏请，下诏泗州元帅府派人同往。兴定元年正月癸未，宋朝贺正旦使朝辞，宣宗说：“听说息州有宋朝人渗透过来，这是那边饥民沿淮河作乱，宋人怎么敢侵犯我？”高琪请求讨伐宋以扩展疆土。皇上说：“朕只要能守住祖宗交付的疆土就足够了，何必向外征讨。”高琪谢罪说：“如今雨雪应时，都是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运至极，臣的话错了。”四月，派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方边境，不久又下诏罢兵，但从此与宋断绝了关系。

兴定元年十月，右司谏许古劝宣宗与宋议和，宣宗命许古起草国书，给宰臣看，高琪说：“文辞有哀怜请求之意，自示软弱，不足取。”于是搁置。集贤院谘议官吕鉴说：“南方边境驻军数十万，从唐、邓到寿、泗，沿边居民逃亡殆尽，士兵也多有逃亡，也是因为人烟稀少的缘故。臣曾经连续监察息州的榷场，每场获得布帛数千匹、银数百两，总计布帛数万匹，银数千两，战事兴起以来都失去了。军民有逃亡的弊病，而国家失去每天获得的利益，不是好计策。如今隆冬严寒，我们的骑兵可以驰骋，应当用重兵屯驻边境，送信谕示他们，确实非常便利。如果等到春天暖和，那么有利在于他们，难以和他们商议了。从前燕人俘虏了赵王，赵国派辩士劝说，不答应，一个牧童请求前往，赵王才被放回。孔子丢失马，车夫找到了它。人无论贵贱，如果合乎时机，都可以成功。臣虽然不才，愿意效仿牧童车夫的智慧，恳请陛下决断。”下诏询问尚书省。高琪说：“吕鉴狂妄没有根据，但他的气概值得赞赏，应该交给陕西行省准备任用。”制书批准。十二月，胥鼎劝谏伐宋，言语在胥鼎传中。高琪说：“大军已经进发，没有什么可商议的了。”于是搁置。

二年，胥鼎上书劝谏说：“钱粮的繁杂事务，不是皇帝所能兼管的，天子总揽大纲，责求成功罢了。”高琪说：“陛下效法上天运行刚健之意，忧劳勤勉各种政务，日夜不暇，这是太平的阶梯。胥鼎的话不对。”宣宗因为南北用兵，深感忧虑，右司谏吕造上奏章：“请求下诏令朝廷内外百官各上密封奏章，直言不讳。或者有时召见，亲自询问。陛下广博采纳兼听，以尽群臣之情，天下幸运至极。”宣宗嘉许采纳，下诏召集百官商议河北、陕西的防守策略。高琪心里忌恨，一言不发。这时，修筑汴京城的里城，宣宗问高琪说：“有人说这项工程恐怕不能完成，怎么办？”高琪说：“最终会完成，只是护城河还没来得及挖罢了。”宣宗说：“没有护城河可以吗？”高琪说：“如果防守有法，即使敌人来，臣等更可以效力。”宣宗说：“与其让他们兵临城下，不如不让他们到达这里更好。”高琪无话可答。

高琪自从担任宰相，专权固宠，擅自作威作福，与高汝砺互相唱和。高琪掌管机要事务，高汝砺掌握财权，依附自己的人就任用，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排斥。凡是言事触犯自己心意，或者有才能与自己相抗衡的，当着宣宗的面假装称赞其才能，让他们到河北任职，暗中置之于死地。自从不再兼任枢密元帅之后，常想得到兵权，于是极力劝宣宗伐宋。对河北不再放在心上，所有精兵都放在河南，苟且度日，不肯轻易出一兵来应付方面的急务。平章政事英王守纯想揭发他的罪过，秘密召见右司员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剌、令史蒲察胡鲁商议。石鲁剌、胡鲁把这事告诉了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仆散奴失不又告诉了高琪。英王害怕高琪的党羽，于是不敢揭发。不久，高琪让奴仆赛不杀了自己的妻子，却归罪于赛不，送到开封府杀死以灭口。开封府畏惧高琪，不敢揭露实情，赛不还是被处死。事情暴露后，宣宗早就听说高琪奸恶，于是借着这件事杀了他，当时是兴定三年十二月。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因为把英王的谋划告诉了高琪，被处死。蒲鲜石鲁剌、蒲察胡鲁各杖七十，勒令停职。

当初，宣宗准备南迁，想安置飐军在平州，高琪对此感到为难。等到迁都汴京，告诫彖多要优厚安抚这支军队，彖多却杀了几个飐军士兵，以致战败。宣宗晚年曾说：“败坏天下的，是高琪和彖多。”终身以此为憾。

移剌塔不也，是东北路猛安人。明昌元年，逐步升任西上阁门使。明昌二年，袭承父亲的谋克职务。泰和年间征伐宋朝，立有战功，遥授同知庆州事，代理迪列飐详稳。因父亲去世守丧，服丧期满后重新起用为西北路招讨判官，改任尚辇局使、曹王傅。贞祐二年，升任武宁军节度使，招抚中都飐军，没有成效，平章高琪庇护他，召入朝中担任武卫军都指挥使。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曾当面奏报高琪结党营私，具体内容记载在《高琪传》中。不久担任河南府知府事务，兼副统军，调任彰化军节度使。上奏说：“将山东、河间、大名的猛安人全部登记为兵，年老体弱的守城，强壮的去防御。”又上奏说：“河东地势险要，百姓勇敢，步兵是天下第一，可以全部调来驻守各个险要关隘。”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河东郡县的驻军减少，无法防守了。改任临洮府知府事务，兼陕西副统军。贞祐三年十一月，在熟羊寨击败西夏军队。平章高琪率领宰相等入朝祝贺说：“塔不也以少胜多，大概是陛下的威德所致。”宣宗说：“自古国家兴盛都依靠忠臣贤士，如今建立功勋，都是将帅和诸位贤臣的力量。”于是任命塔不也为劝农使，兼平凉府知府事务，加授银青荣禄大夫官阶。贞祐四年，征伐西夏，攻打威、灵、安、会等州。兴定元年，任庆阳府知府事务。兴定三年，升任元帅左都监，去世。

史官评论说：高琪擅自杀死胡沙虎，宣宗不能依法治他的罪，反而曲意为他辩解，并下诏告知群臣。就这件事而论，君王想要诛杀大臣，却与近侍在宫中密谋，已经不符合为君之道。密谋不周密，又被外朝大臣知道，并告知了败军之将，于是借杀死他来作为说辞，这能欺骗后世吗？金朝南渡之后，好比一个虚弱不堪的病人，元气所剩无几。高琪喜欢吏员而厌恶儒生，好战而厌恶和平，阻挠迁都镇守的建议，破坏与宋朝和谈的谋划，正如同庸医，给病人服下乌喙、附子这类有毒药物，只会加速他的灭亡罢了。假使宣宗在高琪擅自杀人的那天，就能伸张正义而诛杀他，怎么会误国到如此地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