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完颜素兰陈规许古

完颜素兰，又名翼，字伯扬，是至宁元年的策论进士。贞祐初年，连续升任应奉翰林文字，暂代监察御史。贞祐二年，宣宗迁都汴京，将皇太子留在燕都，不久又召太子前来，素兰认为不可，平章高琪说：“主上居住在此，太子应当随从。况且你能保证都城一定完好无损吗？”素兰说：“完好固然不敢保证，但太子在那里则声势都重，边关有守备则都城可以无忧。过去唐明皇逃往蜀地，太子实际在灵武，大概是为了维系天下人心。”没有听从，最终召太子随从。

七月，车驾到达汴京，素兰上书谈论政事，大致说：“过去东海在位时，信任谗谄之人，疏远排斥忠直之士，以致小人日益进用，君子日益退隐，纲纪混乱，法度更加败坏。风刮断城门门闩，火烧市里房屋，大概是上天显示征兆来警告畏惧。进言的人劝他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恐惧修身反省，以回应天变，东海不听从，于是导致灭亡。善于挽救祸乱的人必定追寻祸乱产生的根源，善于革除弊端的人必定探究弊端起自何处，果真能大力彰明升降来革除东海的政事，那么太平的效果可以指日而待。陛下兴起，不想着这样做，却商议南迁，诏书下达之日，士民相继上奏章请求留下，启程之日，风雨不按时、桥梁多次毁坏，人心天意也可以看到了。这事已经过去，岂容追悔，只是从今以后尤其应当警戒谨慎，翻车的辙印不可再引车重蹈。”

又说：“国家不能一天没有军队，军队不能一天没有粮食。陛下为国家考虑，宫中用度都从缩减，而有关部门又多设置军官，不顾及胡乱花费，很没有道理。有人说军官众多是为了张大威势声威，我私下认为不然。不加以精选而只追求数量多，紧急时面对敌人他们能用吗？况且中都只是因为粮食缺乏，所以车驾到了这里。稍微得到安稳之地，就忘记危险而不做准备，万一再像从前，不知道有关部门又请陛下到哪里去。”

贞祐三年正月，素兰从中都商议军事回来，上书请求觐见，请求屏退左右。皇上派人告诉他说：“屏退他人奏事，我固然经常这样做。近来因为游茂趁机生出猜疑离间的话，所以凡有所引见，必定让一名近臣站立陪侍，你有密封奏章，也不担心不机密。”不久召到近侍局，给纸笔让他写下想说的话，写不到一半，皇上出来到便殿见他，全部屏去左右，只有近侍局直长赵和和在旁边。素兰上奏说：“我听说兴衰治乱是国家的常事，在于所用的人如何罢了。用人得当，即使衰乱尚且可以扶持，一旦用人不适当，那么太平也会混乱。从前飐军之变，中都帅府足以自行剿灭，朝廷却让移剌刺塔不也等人招降引诱他们，使帅府不敢用尽全力，既不能招降，更加不可控制了。至于伯德文哥的叛乱，帅府正在商议削夺他的权力，而朝廷传旨让他统领义军，文哥因此更加放肆，改任的诏令总是抗拒不接受，不臣服的形状也很明显了。帅府正要收捕，而朝廷又赦免他，并且不让他隶属帅府。国家将一方事务交付给重臣，却不加信任，反而养着叛贼的奸邪，不知道是谁为陛下谋划这个计策。我从外面风闻，都是平章高琪的主意，希望陛下裁断考察。”皇上说：“你说的都对。文哥的事，我还不完全了解，确实像你说的，我肯赦免他吗？况且你怎么知道这事出于高琪？”素兰说：“我看见文哥给永清副提控刘温的文书说：‘所派的人张希韩从南京来，传达副枢平章的处理意见，已经上奏让文哥隶属大名行省，不要再遵从中都帅府的约束。’刘温立即报告给帅府。这样看来，罪人与高琪勾结很明确了。”皇上点头。素兰继续上奏说：“高琪本来没有功勋劳绩，也没有公众声望，以前因为怕死所以擅自诛杀胡沙虎，大概是出于无奈。一旦得志，嫉妒贤能，树立奸党，窃取玩弄国权，自作威福。去年，都下书生樊知一到高琪那里说：‘飐军不可信，恐怕最终作乱。’于是用刀杖打死他，从此没有人再敢说军国利害的事。陛下听闻不通，下情不能上达，都是这个人的罪过。等到飐军作乱，用党羽塔不也为武宁军节度使前往招降，已经无功，就又任命为武卫军使。塔不也什么人，且有什么功劳，而如此重用。依我看，这个贼人变乱纲纪，残害忠良，实在有不想国家太平的意思。过去东海时，胡沙虎跋扈无上，天下人知道，却不敢说，只有台官乌古论德升、张行信弹劾他的罪恶，东海不觉察，最终遭受其祸。如今高琪的奸邪，超过胡沙虎很远。台谏的职责应当进谏，迫于凶威，闭口不敢违逆。然而内外臣民见他恣意横行，没有不扼腕切齿，想刺他一刀，陛下为何吝惜而不除去他呢。我不是不知道话说出来祸患就会到来，只是我父子接连在圣朝做官，长久享受厚禄，不敢苟且偷安。希望陛下决断施行，这是社稷的福气。”皇上说：“这是大事，你敢涉及，很好。”素兰又上奏：“丞相福兴，是国家的功勋旧臣，请求召回京城，以安定雅俗，交付左丞彖多担任留后事务，足够了。”皇上说：“像你所说，两人会不会互相厌恶？”素兰说：“福兴、彖多同心同德，没有不协调的。”皇上说：“都下事务繁多，恐怕丞相不可缺。”素兰说：“我听说朝廷正了则天下正，不如让福兴回来，以端正根本。”皇上说：“我慢慢考虑。”素兰退出，皇上又告诫说：“今天与我对答的只有你二人，千万不要泄露。”此后，皇上因素兰多次进献直言，命他再任监察御史。

贞祐四年三月，进言：“我最近受命察访外地官员，廉洁干练的拟不差遣，懦弱不公的罢免，申报朝廷，另行拟定注拟。我考虑那些懦弱不公的人虽然下令罢免，不过只是用等待空缺的人代替，他们能否胜任又不可知，有时反而不如前任官员，大概徒有选人的虚名，而没有得到人才的实际效果。古语说：‘县令不称职，百姓受其祸。’如今如果后任官吏更差，那么为害更甚，难道是朝廷体恤民意的意思吗？守令是治理的根本。请求命令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员，各自推举能够胜任司县长官的人，并明确写明举官姓名，日后考察其能否，共同确定赏罚，差不多可行。议论的人有的以阻隔选法、混乱资历品级为说辞，这是不知道当今之事与平日不同，岂可拘泥于一定之法，坐视百姓困苦而不权宜变通呢。”诏令有关部门商议施行。

当时哀宗为皇太子，春宫所设的师保赞谕之官多不称职，于是素兰上奏章说：“我听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想治理天下先要端正根本，端正根本的关键没有别的，在于选择人来辅佐他罢了。生在齐国的人能说齐语而不能说楚语，是没有学习的缘故。人的本性也在于学习罢了。过去成王在襁褓中，就命令周公、召公担任师保，警戒他安逸之心，告诉他持守之道，最终功业光耀文王、武王，流传美名无穷。敬惟陛下顺应天人之心，预先建立春宫。皇太子仁孝聪明出于天资，总领枢务已经绰绰有余，倘若再选贤才如周公、召公之类的人让他辅佐，那么周朝的太平之治也不足以相比了。”皇上称好。不久，提升为内侍局直长，接着升谏议大夫，进升侍御史。

兴定二年四月，因蒲鲜万奴叛乱，派遣素兰与近侍局副使内族讹可一同前往辽东，诏书晓谕他说：“万奴的事最终不知究竟如何，你等到了那里应当得到详情，但应只住在铁山，如果再去远，那么朕难以得到消息。”又说：“朕因为讹可性情颇为轻率，所以特命你同行，每件事应当详细商议。”素兰将要出发，进言说：“我最近请求宣谕高丽恢复开设互市之事，听说将诏书交给行省必兰出。如果让行省就便派遣晓谕，不过邻境领受，恐怕中间有所不通，使圣恩不能到达高丽，高丽也无从知道朝廷本意。何况他们世代为藩辅，未曾缺失臣子之礼，如果派遣信使明白持恩诏晓谕，贷粮、开市二者必有一项成功。如果都不听从，那么理亏在他们，然后另作谋划对付他们即可。”皇上认为他的话正确，于是派遣典客署书表刘丙随行。等到返回，授翰林待制。

正大元年正月，诏令召集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素兰与陈规等上奏说不可，记载在《规传》。当月，转任刑部郎中。当时南阳人布陈谋反，牵连被捕的有数百人，司直白华对素兰说：“这个案件受牵连的很多，新天子正致力于宽大，日后必定再次下诏推问，等到得以昭雪，死在杖刑之下的人已经多了。”素兰命白华及检法边泽分别判处当死、当免的人，素兰上报，只判处首恶及拟伪将相数人，其余全部释放。

八月，暂代户部侍郎。二年三月，授京西司农卿，不久改任司农大卿，转任御史中丞。七年七月，暂代元帅右都监、参知政事，行省於京兆。不久，迁任金安军节度使，兼同、华安抚使。不久召回朝廷，行至陕州被围困，很久之后，逃奔皇帝所在，路中遇害。

素兰居官以修养谨慎得名，但苛细不能担当大事，在同类人中还算可以称道。自从被提升为近侍局直长，每次进言多有补益。他为父亲守丧，不饮酒，在墓旁结庐三年，当时舆论认为难能可贵。

陈规，字正叔，绛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词赋进士，南渡后任监察御史。贞祐三年十一月，上奏章说：“参政侯挚起初因都西立功，获得越级任用，于是自己请求镇抚河北。陛下立即授以执政，大概想要求他报效。不久盘桓西山，不能进退，等到召回朝廷，自当辞职避让，却安然安居，至于巡查仓库，规划酒税，岂是大臣所应亲自做的。如今疆土日益缩小，将帅缺乏人才，士兵不选拔训练，冗食者很多，守令贪婪残暴，百姓流亡，盗贼纷纷兴起，灾变不停，那么应当日夜讲求其中原因，启告陛下，而侯挚未曾涉及。希望陛下特加省察，衡量他的才能分别加以任使，不要让他背负天下人的指责。”没有答复。又进言：“警巡使冯祥因刀笔吏出身，没有其他才能，只以残酷苛刻督责为事。因此升职，恐怕助长残虐之风，请求罢黜退斥以激励其余的人。”诏令立即罢免冯祥的职务，并告谕陈规说：“你知道臣子的本分，敢于如此进言，朕很赞赏。”

贞祐四年正月，进言：“我看见沿河全部禁止物资北渡，于是使得河北粮食困难，人心不安。过去秦、晋为仇敌，一遇饥年就互相输送粮食。如今圣主在上，一视同仁，岂可以一家之民自限南北，坐视困乏饥饿而不救援。何况军民效死抵御敌人，让他们又缺乏粮食，活还有什么意思，人心一动摇，为害不小。我认为应在大阳、孟津等渡口委派官员检查，过河的物资，每石官府收取不超过一半，那么富裕之家贪图厚利，聚集前往，差不多公家私人都充足。”宰执认为河南军需储备重要，诏令两渡官员收取八成，二成给百姓，到春季雨水充足，大兵北还，才依从陈规的请求。制令批准。

三月，进言：“我因巡按到徐州。去年河北红袄贼起事，州里派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率兵讨伐，却大肆掠抢良民家属作为奴婢，很不对。请求明确敕令有关部门，凡是纥石烈鹤寿所掠夺的都放免，其余路军队有掠夺本国人作为奴婢的，也请求一体施行，差不多河朔有所系望，皇恩没有穷尽。”事情下到尚书省，命徐州、归德行院拘捕释放，有隐匿的按掠人为奴婢法论处，并允许众人告发捕捉，依令给赏，被掠夺人自行申诉的也给予赏赐。

四月，上奏说：“河北靠近黄河的州县，大致相距三十里设一个寨子，登记居民为士兵。几个寨子设置一名总领官，都以‘宣差从宜’为名。这些人大多都是闲散官员，义军长官、偏将副将之类尤其多无赖之徒，互相追逐宴饮，向下面索取供给，每天以此为常事。等到敌人来了就躲藏不出，敌人离开后又像以前一样骚扰。这些小人掌握大权，朝廷的号令威严岂不是太轻了吗？我认为应该全部罢免他们，只委托宣抚司根据情况谋划处理就够了。”皇帝下诏许可。

七月，上奏章说：

陛下以极其圣明宽厚仁慈的姿态，处于天地闭塞的厄运时期，广泛开辟言路以求取最好的言论，即使是狂妄失实的人也不定罪。我愧居耳目之官，处在可以进言的位置，如果保持沉默，如何报答上天的深恩。谨此逐条陈述八件事，希望不因我地位低微而废弃，如果确实没有可采纳的，请求放我回山林，以惩罚我空食俸禄的罪过。

第一，要求大臣以自身安危为己任。如今北兵从边陲兴起，深入我国境内，大小战斗无不取胜，以至于神都覆没，皇上南迁，中原百姓肝脑涂地，黄河以北成为盗贼区域。我每次想到这里，惊恐不已。何况宰相大臣都是国家百姓安危所系，怎能不为陛下忧虑呢？每次朝会奏议，不过眼前几条小事，专门是些琐碎之事，互相产生分歧，都不是拯救时局的急务。何况近来下诏，军事事务专门委托枢密院，尚书省坐视利害，漠不关心，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这对于避嫌保身的计策是得当了，但国家百姓将依靠什么？古语说：“怀疑就不要任用，任用就不要怀疑。”又说：“谋划要依靠众人，决断要依靠独断。”陛下既然任命宰相，怎可让他只处理小事而不考虑大事呢？恳请特别由陛下决断，如果军队器械、常规文书就听任枢密院专行，至于攻守大计、征讨密谋都必须由尚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商议可否，那么大臣就知道自己的责任，天下就可以治理了。

第二，任用台谏官以广开耳目。君主有处理政事的臣子，有议论的臣子。处理政事的臣子是宰相执政，调和阴阳，成就万物，镇抚四夷，亲近百姓，与天子在朝廷上谋划国家大事。议论的臣子是谏官御史，与天子分辨曲直、纠正是非。这两者怎能偏废呢？过去唐太宗规定中书门下进入内阁议事，都让谏官跟随，有失误就进谏。本朝虽然设置谏官，只是充数而已，每次遇到奏事都让他们回避。或者兼任其他职务，或者被省部差遣，有人整个任期都见不到皇上、不说一句话就离任。虽然有御史，不过要求他们纠察官吏、审核案牍、巡视仓库而已，那些关系利害的事或政令改革，都认为是机密而不让他们知道。万一处理政事的臣子专任自己的心意，作威作福，或者掌兵者因私见败坏事机，陛下怎能知道呢？恳请选拔学问渊博、通晓世务、刚直敢言的人作为台谏官，所有关系利害的事都让他们参与议论，如果有不当之处，完全听任他们议论陈奏，不许他们兼任其他职务及充任省部委派差遣，如果畏惧顺从而不进言，就加以罢黜。

第三，崇尚节俭以回应天意。过去卫文公在狄人灭国之后，迁居楚丘，只有革车三十辆，于是亲自实行俭约，戴大帛之冠，穿大布之衣，晚年达到马四千匹，于是成为富庶之国。汉文帝承接秦、项战争之后，四海困穷，天子不能配备四匹毛色相同的马，于是显示敦厚朴素，身穿黑色厚缯，脚穿皮鞋，不久天下富足安定，四夷都服从。国家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州县残破毁坏，存留的又被土寇侵扰，只有河南稍微完整，但皇上所在，费用无数，拿全天下的供奉来责成一路，难道不难吗？依赖陛下仁慈，上天眷顾保佑，蝗灾之后去年秋禾、今年夏麦稍微能支持。顺应上天关键在于实际行动，实行节俭上天必然降福。我见宫中及东宫的供养与平时没有区别，随朝官吏、各局承应人也未曾有所裁减。至于贵臣、豪族、掌兵官，无不以奢侈互相崇尚，服装饮食车马只追求华丽。如今京城卖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的人每天比以前增多，都不是克制自己消除灾祸的办法。希望陛下以卫文公、汉文帝为榜样，所有供奉之物痛加节省，裁撤冗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戒除豪奢，禁止明金服饰，这样也许皇天会后悔降祸，太平可以到来。

第四，选拔守令以结民心。如今全天下的官吏军兵费用、运输营造劳役，都依靠河南、陕西。加上连年蝗旱，百姓接连饥荒，实行赈济则仓库空虚，免除征调则用度不足，想要让百姓得到实际好处，只有得到贤能的守令而已。在赋役繁重、期限紧迫的时候，如果谋划有方，那么百姓省力而容易办理，一旦失误，就有不胜其害的情况。何况县令的弊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由军卫监当进纳劳效而得官的人占十分之八九，那些狡猾的人乘机贪婪放纵，庸懦的人大权归于猾吏。近来虽然派官廉察，治理奸滥，更换疲软之人，但接替者也不是经过选择，所谓除掉狼又得到虎。恳请明确敕令尚书省，公正选择廉洁无私、才能胜任治理百姓的人，以补充州府官。仍要严格县令的选拔，并责令随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荐一名能胜任县令的人，如果将来犯赃，一同连坐。那些资历已是正七品，以及现任县令的人，都听任寄任，等任期届满升迁。再令监察官按时巡按，有不法及不称职的人追究惩治，那么实惠能到百姓身上，民心就稳固了。

第五，广泛谋议群臣以决定大计。近来迁徙河北军户一百多万口到河南，虽然革除了冗滥，但存留的还有四十二万多，每年支取粮食三百八十多万斛，导致竭尽一路一年的赋敛，不能赡养这些不耕种不作战的人。即使没有边事，也将坐困，何况战事正在兴起，看不到停止的日期呢。近来想分布沿河，让他们自己种植，但游手好闲懒惰的人不知道耕种，聚众饮酒赌博习以为常，这只是烦扰有关部门征收租税而已。让数百万众坐吃供给，缓了则用度缺乏，急了则百姓疲惫，朝廷只这一件事已经不知如何处理，又怎能对付敌人呢？这大概是由于当初不审慎，不考虑后果，导致这个错误。假使当初迁徙时去留随他们意愿，那么想来的足以自赡之家，何必依赖官粮，留下的必有避难之所，不必强行遣送，应当不至于今天谋划的困难。古代人君要举行大事，就与自己的心谋划，与卿士、庶人、卜筮谋划，请求从今以后凡有大事，必须让省、院、台、谏及随朝五品以上官共同商议为便。

第六，重视官赏以勉励有功。陛下即位以来，多次广施恩泽以均沾大庆，不吝惜官爵以激励人心，以至于有未满一任而同时进十级，承应未出职而已经带有骠骑荣禄的，冗滥之极到了如此地步，又开卖官进献之门，那么那些披坚执锐效死战阵的人用什么来勉励呢？官本是虚名，只是出于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极意趋慕的，是因为朝廷爱重罢了。如果不计勋劳，早晨授一官，晚上升一职，人也将轻视而不羡慕了。已经发生的事既然不能追究，恳请陛下将来慎重珍惜，不要使朝廷官爵成为寻常之物，功赏被侥幸之徒所乘。又如今的散官动不动就到三品，有关部门难以迁授，应该在减罢八资内酌情增加阶数，改用美名，这样也许历官者不至于太快，而国家恩权不失于太轻。

第七，选拔将帅以申明军法。将帅是国家的司命，天下依赖他们来安危。把万人的性命交给一个人，呼吸之间决定生死，这个责任难道不重吗？自从北兵入境，野战则全军覆没，守城则全郡被屠，难道都是士卒单弱、守备不严吗？只是由于庸将不知道用兵之道而已。古语说：“日月星辰不按轨道，从士人中选宰相。四夷交相入侵，从士卒中选拔将领。”如今的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者门阀膏粱子弟，或者亲戚故旧假托之辈，平时则意气高昂，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自己已经畏惧，士卒谁肯向前？又平时刻剥，收纳馈赠，士卒因此骚扰良民而不可控制。等到率兵应敌，在路上则前后乱行，驻屯则排门择屋，恐吓逼迫小民，肆意勒索，以此要求他们畏法效死，难道不难吗？何况如今军官数量多，从千户以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辄互相牵制。我听说建国初取天下，元帅以下，只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专制一路，哪里在于多呢？多则难以选择，少则容易精练。如今的军法，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谋克之下有蒲辇一人、旗鼓司火头五人，其中任战的才有十八人而已。又为头目选其壮健以供驱使，那么一个千户所统不到百人，不足以成其队伍了。古代良将常与士卒同甘共苦，如今军官既有俸禄，又有券粮，一天的供给兼用数十人的费用。将帅则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何不裁减冗食而增加军士呢？恳请明确敕令大臣，精选通晓军政的人，分往各路，编列队伍，必须五十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五千户为一万户，称为散将。万人设一都统，称为大将，总之于帅府。人数不足的都合并，那些副统、副提控及无军虚设的都统、万户全部罢省。仍敕令省院大臣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各举荐方略优长、武勇出众、才能堪任将帅的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任万户以上都统、元帅之职。千户以下，选军中有谋略武艺、为众人所服的人充任。申明军法，平时教阅，必须使将帅明白奇正虚实之术，士卒熟悉坐作进退之节。至于弓矢铠甲兵器，必须让他们自己背负，习惯劳苦。如果有所犯，必定刑罚不赦。那么将帅得人，士气日益振作，可以待敌了。

第八，训练士卒以振兵威。过去周世宗常说：“兵贵精而不贵多，一百个农夫不能养活一个战士，为何剥削民脂民膏来养这些无用之卒。如果健懦不分，众人凭什么勉励。”于是大加检阅军卒，于是攻下淮南，夺取三关，兵不血刃，这是选练的力量。唐魏徵说：“兵在于用道来驾驭罢了。驾驭壮健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取细弱来增加虚数。”近来凡战多败，不是由于兵少，正是由于兵多而不分健懦，所以被敌所乘，懦者先逃，健者不能独战而溃败，这就是取败的原因。如今不如选差熟悉军事、公正的官员，将已登记的军人按其所长分类考试。武艺出众的另编一军，酌量增加口粮，时常加以训练，按等第赏赐。这样，则人人激励，争相效其所长，而衰懦者也有可用的渐进。过去唐太宗出征，常分其军为上中下，凡临敌则观察强弱，使下等军当其上等军，而上等军当其中等军，中等军当其下等军。敌人乘下等军不过奔逐几步，而上等军中军已战胜其二军，因此常胜。大概古代将帅也有以懦兵交给敌人的，关键在于预先分别，不使混淆罢了。

皇帝看了奏章不高兴，下诏交付尚书省责问。宰相执政厌恶他纷乱更改诸事，认为所说大多不当。于是陈规惶恐待罪，皇帝下诏告谕说：“朕起初因为陈规有‘放归山林’的话，所以令尚书省责问，他却以不称职、不知忌讳为托词，意思是朕厌恶他的话而发怒。朕起初无意加罪，命御史台告谕他。”不久出任徐州帅府经历官。

正大元年，被征召担任右司谏，多次上奏章议论政事，不久代理吏部郎中。当时皇帝下诏让群臣商议修复河中府，陈规与杨云翼等人上奏说：“河中如今是无人之地，陕西民力疲惫匮乏，修复了也不能守住，不如让现有的驻军量力修补治理，等到它可以防守时再修复也不算晚。”皇帝听从了。不久，因事被解职。当初，吏部尚书赵伯成因铨选吏员出身的王京与进士王著填补开封警巡判官的空缺，被王京诉讼而免官，陈规也受到牵连。同年十一月，改任补阙。十二月，上奏说将相不称职，并推荐数人可用。

二年正月，陈规与台谏一同上奏五件事：第一，请求尚书省统管枢密院，像大定、明昌年间的旧例那样。第二，精简保留亲卫军。第三，裁减冗余军队，减少行枢密院、帅府。第四，选拔大臣担任宣抚使，招集流亡百姓以充实边防。第五，选拔官员设置机构，商议一切节省裁减事宜。这些建议大体上被施行了。

四月，因大旱皇帝下诏让陈规审理冤狱和积案，临出发时上奏说：“如今河南一路的便宜、行院、帅府、从宜共二十处，陕西行尚书省、帅府五处，都得以自行决断杀人，冤狱在这里，而不在州县。”又说：“雨水不按时节就责成审理冤狱，那么负责调理阴阳的人又该做什么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但未能有所行动。

十一月，皇帝召见完颜素兰及陈规入宫，当面告知说：“宋人轻率侵犯边界，我派轻骑袭击他们，希望他们受到惩戒而求和，以使百姓得到休息。宋人果真求和，难道还要用兵吗？你们应当理解这个意思。”陈规进言说：“帝王的军队贵在万全，昔日光武帝中兴，每次出征必能取胜，还说‘每一次出兵，头发都要白’。用兵就是这样不轻举妄动。”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四年三月，皇帝召集群臣告知陕西事务说：“正值春天北方战马逐渐瘦弱，秋高气爽时大兵同时前来，如何抵挡。朕已告知合达尽力决一死战，你们认为如何？”又谈及和议无益，撒合辇极力破坏和议，赛不说：“如今已派遣和使，可以中途停止吗。”其余人都没有说话，只有陈规进言说：“军事难以遥相揣度，百闻不如一见。臣曾担任陕西官职，近年又多次到陕西，兵将冗余懦弱，恐怕不能使用，不如圣上预料。”话未说完，乌古论四和说：“陈规的话不对，臣近日到陕西，军士勇猛精锐，都想着决一死战。”监察御史完颜习显随声附和，皇帝点头，又泛泛谈及和议之事。陈规回答说：“和议固然不是上策，又未必能成功，但如今形势不得不如此。假使对方难以听从，还可以以此激励将士，等待变化。”皇帝不以为然。第二天，又下令在省中集中商议，想停止和议，群臣大多认为和议有利，于是下诏让行省斟酌派遣，而此事最终未能实行。

十月，陈规与右拾遗李大节上奏章，弹劾同判大睦亲事撒合辇阿谀谄媚，揽权纳贿以及行事不公。因此撒合辇最终被外放为中京留守，朝廷上下感到快意。五年二月，又与李大节上奏三件事：“第一，将帅出兵常常被近臣牵制，不能专断行事。第二，近侍传达宣读旨意，公然接受贿赂，有失朝廷体统，应全部禁绝。第三，罪行相同而惩罚不同，如何用人。”皇帝赞许并采纳了。

当初，宣宗曾召文绣署令王寿孙制作大红半身绣衣，并告诫他不要让陈规知道。制成后进献，宣宗召见王寿孙问道：“曾让陈规等人知道吗？”王寿孙叩头说：“臣在宫中侍奉，凡是宫省大小事不敢对外人说，何况亲自承受圣训呢。”宣宗于是感叹说：“陈规如果知道，必定会以华美服饰劝谏我，我实在害怕他的话。”大概陈规议论政事毫不假借，朝廷声望很重，凡是宫中行事，宣宗必定说：“恐怕陈规会有话说。”一时近臣私下议论，只畏惧陈正叔罢了，是挺然独立的当代正直之士。后来陈规出任中京副留守，未赴任就去世了，士人议论为之惋惜。

陈规博学能文，诗也合乎格律。为人刚毅质朴，有古人风范，笃志于学问，到老不废。浑源人刘从益见到他所上奏的八件事，感叹说：“是宰相之才。”每当与人谈论时事就愤慨惋惜，大概是感伤他的主张不被施行。南渡之后，谏官称许古、陈规，而陈规不以攻讦直言自居，尤其受到敬重。去世那天，家无余财，知交朋友为他安葬。儿子陈良臣。

许古，字道真，是汾阳军节度使致仕许安仁的儿子。考中明昌五年词赋进士科。贞祐初年，从左拾遗授任监察御史。当时宣宗迁都汴京，信任丞相高琪，没有恢复大业的谋划，许古上奏章说：

自从中都失守，宗庙社稷、陵寝、宫室府库，以至于图书典籍、重要器物，百年积累，一朝丢弃。只有圣主痛悼之心极为深切，日夜思虑恐惧以图建立中兴功业，未尝稍有懈怠。作为臣子享受俸禄承担责任，怎能不惭愧呢！况且民间百姓还仰望朝廷整顿训练军队，作恢复的打算。而如今才听说拒河自保，又尽数迁移各路军队户口到河南，他们既已抛弃恒产无法自谋生计，当地居民又受其骚扰，我不知道这是谁出的主意。但事已至此，只应当商议如何处理，使军队没有枉费，百姓不至于困穷就好了。

我听说安危所系，在于一个宰相，孔子说：“危险而不扶持，跌倒而不搀扶，那还用这个助手做什么？”事势到了这个地步，不知执政者每次面对天颜，如何回答清问呢。当今所急，莫过于得到人才，如前御史大夫裴满德仁、工部尚书孙德渊，忠诚明达，可以大用，近来都允许告老，希望重新起用他们，必定能有所建树以利国家。太子太师致仕孙铎，虽然颇衰老多病，如有重大议论还可赐召，或前往咨询。人才自古难得，凡是懂得治体的人都应当格外珍惜，何况这些耆旧，怎能轻易抛弃呢。至于临事不尽心，虽尽心而不明事理，得之无益、失之无损的人，纵然还强壮，又有何用。正当多难之时，当然不容碌碌之徒尸位素餐，堵塞贤路。希望陛下宸衷刚断，升降一新，以造福天下。臣先前任拾遗时，已详细论述过择相之道，请求取臣前奏及今所言，加以审慎思考。

我又听说将领是百姓命运的主宰，国家安危所系，所以古时君主必重视其选，为将者也必以天下为己任。为将者贵在谋略而轻视作战，必须赏罚使人信服而不疑，权谋使人遵循而不知，三军奔走听从号令从而取胜，然后内心诚服而乐于为其所用。近来城守不坚固，临战就败北，都是因为将领不才的缘故。偏袒所亲昵之人，赏罚不公，以致众怨，而害怕他们生变，就抚慰笼络，一切行姑息之事。因此士兵轻视将领，将领畏惧士兵，还能让他们出死力抵御敌人吗？希望命令心腹之臣及熟悉军事的人，各自举荐所知，果真得到真才，优加宠信任用，那么战功可期。如河东宣抚使胥鼎、山东宣抚使完颜弼、涿州刺史内族从坦、昭义节度使必兰阿鲁带，或忠诚勤勉勇敢干练，或厚重有谋略，都可任用，以捍卫一方。

又说：

河北各路因都城已失，军户尽数迁移，将认为国家举而弃之，州县官往往逃奔河南。请求下令所在地方搜求根究，立定期限遣还，违者不再录用。未曾离任的考虑加以恩赏，如愿在河北效力者也允许陈请，并先赏赐，减少其任职年月。州县长贰官并令兼领军职，允许选择军中有才略胆勇者为头目，或加官爵以收其心，能攻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长官，州县也如此，使人怀有收复故土之心。另派忠诚干练之人，以文告官赏招纳各胁从之人，他们既苦于敌役，来归者必多，敌势当会自行削弱。有关官员不知出此计策，而只作清野之计，事无缓急只求速办，如今晚禾十损七八，远近危惧，所谋可谓大背事理了。

又说：

京城是华夏根本，何况如今常驻重兵，缓急征讨必由此地，平时还应优于外路，使百姓有所积蓄，虽在私家犹如公家。如今有关部门搜括余粮，致使转贩者不敢再入，应立即制止。臣不久前披阅陈述意见，见其中尽心竭诚吐露正论者，大多是草莽疏远贫贱之人，何况在百官之中，难道没有为国深忧进呈章疏的人吗？诚应明敕中外，使他们得以尽言不讳，那么太平长策就出来了。

诏书交付尚书省，大致施行了。

不久迁任尚书左司员外郎，兼起居注，没多久，转任右司谏。当时丞相高琪立法，在职官员有犯法者都判决执行，许古及左司谏抹捻胡鲁剌上奏说：“礼义廉耻用来治理君子，刑罚威狱用来治理小人，这是万世不变的定论。近来朝廷急于求治，有关部门奏请从权立法：在职官员有犯法应赎的也大多判决执行。爵禄是用来驾驭贵人的，贵人免不了受辱，那么卑贱者又何以加惩呢。车驾所驻非同征行，而凡征收小过都以军期定罪，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仁恕，决非本心，大概是有关部门不思宽静可以措置安定，而专事督责的缘故。况且百官都是朝廷遴选，多由文行、武功、门第而进用，却与凡庶等同，那么享受爵禄者也不足为荣了。又有大可虑者，在上者将说官员尚且不免，百姓又有何说，那么苛暴之政日行。在下者将说他们既已如此，我又何耻，那么陵犯之心益发肆行。其弊岂能尽言。伏愿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除此一切之法，幸甚。”皇帝起初想施行，而高琪固执以为不可，于是搁置。

四年，以右司谏兼侍御史。当时大兵越过潼关向东，皇帝下诏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许古上奏说：“兵过潼关而朝廷刚知道，这是诸将欺瞒的罪过。虽然如此，大兵驻扎阌乡境内，数日不动，意思恐怕是怕我河南之军迎面前进，陕西之众从后议论，或想先令侦察者伺机选择便利方向，或因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观望未敢急进。此时正应选募精锐并力攻击，且开放其归路，他们既已疑惑，遇敌必逃，我众随后袭击，其破必矣。”皇帝将奏章交给尚书省，高琪阻止其议，于是未能施行。当月，开始设置招贤所，令许古等人主持其事。

兴定元年七月，皇帝听说宋兵接连攻陷赣榆、涟水诸县，且缴获伪造的檄文，言辞多诋斥，于是告知宰臣说：“宋人制造祸端很久了，朕暂且含容，是顾虑开启兵端而使百姓劳苦。如今多次受到侵扰，将如何处理，你们与百官商议。”于是在都堂集中众人商议，许古说：“宋人孱弱，素来深畏我朝，且知北兵正强，将依靠我为屏蔽，虽时跳梁，料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语，特市井屠沽儿所为，何足计较。只应命有关部门行文，告知本朝屡有大恩，以及圣主兼爱生灵之意。他们若有知，重寻旧好，则又有何求。若其怙恶不悛，举兵讨伐，也不为晚。”当时参议者十余人，虽有小异而大略相同，不久丞相高琪等上奏：“百官之议，都请严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为上策。”皇帝认可。当时朝廷因各路把军官时常不和、不相听从，互相诉讼，许古上奏说：“臣认为善者有劝勉，恶者有惩戒，是国家大法。如果善恶不闻，则上下相蒙，惩劝无从施行。”皇帝赞许并采纳了。

过去，朝廷想要出兵讨伐宋朝，许古上疏劝谏说：“从前大定初年，宋人进犯宿州，不久多次失败，世宗预料他们不敢立刻求和，于是命令元帅府派人去谈判，从此太平了近三十年。泰和年间，韩侂胄轻率地挑起边境争端，章宗派驸马仆撒揆去讨伐他。仆撒揆担心战事兴起耗费巨大、难以长期支撑，暗中派韩侂胄的族人带着他祖父韩琦的画像和家谱，假装归附，以此去见丘崇，借此恢复友好关系，整军返回。凭借世宗、章宗的盛世，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尚且先委屈自己以求成功，将此事祭告祖庙、写入史册，成为万世美谈，现在怎么能不这样做呢？如今大军稍作停息，如果南方边境再没有事端，那么太平就不远了。有人认为专用威武可以使宋人屈服，这大概是空话，不切实际。即使偶尔获得小胜，也不值得多贺。他们看到我们势力强大，必定坚守不出，我军仓促间无所收获，必须撤回就粮，他们又乘机袭击，使我们想战不能、想退不得，那么休兵的日期就遥遥无期了。何况他们还有江南积蓄的余财，我们只有河南一路征敛的弊政，真让人寒心。希望陛下隐忍包容，迅速施行此策，如果果然能通和，那么大军听到后，也会收敛行迹，因为我们没有掣肘的缘故。河南能够得以喘息，然后经营朔方，那么陛下就能享受中兴之福，天下也能蒙受涵养之庆了。希望陛下略去眼前之功，考虑后患，不胜荣幸。”皇上认为他说得对，立即命令许古起草议和牒文。写成后，拿给宰相看，宰相认为其中有哀怜祈求之意，显得自身示弱，于是没有采用。

监察御史粘割梭失弹劾榷货司同提举毛端卿贪污不法，许古认为他的诉状词理繁杂，擅自进行删定，有不少脱漏，粘割梭失报告了此事，许古被削一阶官阶，解除职务，特免去殿年。三年正月，尚书省上奏说谏官缺员，因而请求任用许古，皇上说：“我昨晚刚想到许古，你们就提到了，正合我意，赶快召见他。”再次任命为左补阙。八月，被削四阶官阶，解除职务。当初，朝廷派近侍局直长温敦百家奴和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迁移吉州的百姓到丹地以躲避兵锋，州民不愿迁移，拦路控诉，温敦百家奴晓谕他们天子恐伤百姓之意，并命令召来晋安兵将护送老幼上路。众人以为兵将一到必定会被强迫，于是喧闹着冲入州署，找到温敦百家奴并杀了他。奥屯胡撒合畏惧祸事，假意顺从众人情绪，和他们一同会饮歌乐整天，众人抬着他、簇拥欢呼，拜谢而去。回来后，下诏命许古和监察御史纥石烈铁论审讯此案，传谕圣旨说：“温敦百家奴的死，都是奥屯胡撒合出卖的，要查明实情上奏。”奥屯胡撒合被关进监狱后，皇上非常愤怒，急切想了解实情以正典刑，而许古等人却颇为宽纵他。奥屯胡撒合上吊自杀，有关部门以故意放纵论罪，于是有了这次惩罚。

哀宗刚即位，召许古任补阙，不久升为左司谏，议论政事不如从前。没多久，退休，住在伊阳，郡守为他建了伊川亭。许古生性嗜酒，年老而不衰，常常乘船到村落间，留下饮酒有时十几天不回来，等到溯流而上时，老人小孩争着为他拉船，几十里不断，他被当时人爱慕到这种程度。正大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许古平生喜欢作诗和书法，但不受士大夫看重，当时的评论只称赞他正直。

天兴年间，有个右司谏叫陈岢，遇事就进言，毫不隐瞒，皇上曾当面表扬他。等到汴京被兵围困，他多次上密封奏章谈论得失，请求出战的书奏尤其恳切，大略说：“如今的事情，都出于陛下不果断，将相怯懦，如果因循不决，一旦没办法，恐怕君臣只能相对流泪而已。”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而当时的宰相赤盏合喜等人阻挠他，策略未能施行，有识之士为之惋惜。陈岢字和之，沧州人，大安元年进士。

赞曰：宣宗即位，孜孜以求以继承世宗的遗志为己任，而他所做的一切恰恰相反。大定年间讲和，南北得以治理；贞祐年间用兵，百姓生灵涂炭。石琚做宰相，君臣之间务求宽厚。高琪执政，厌恶儒生喜欢吏员，上下苛刻苛察。完颜素兰首先攻击高琪的罪恶，认为高琪必定会扰乱纲纪。陈规极力批评刀笔吏的残虐，恐怕败坏风俗。许古请求与宋讲和，言辞极其忠爱。三人所说都切中时弊，有古代诤臣的风范。宣宗知道他们正直，却不采用他们的言论，像这样想比肩世宗的盛世，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