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十韩愈张籍孟郊唐衢李翱宇文籍刘禹锡柳宗元韦辞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亲韩仲卿，没有名声官位。韩愈三岁时成了孤儿，被堂兄抚养。韩愈因为自己是孤儿，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学，不需要别人奖励督促。大历、贞元年间，文风多崇尚古学，模仿杨雄、董仲舒的著作，而独孤及、梁肃最为深奥，被儒林推崇。韩愈跟随他们的门徒交游，专心钻研，想要在当代振兴自己。等到考进士时，他把文章投递给公卿之间，前任宰相郑余庆很为他传播声誉，因此当时就出了名。不久考中进士。

宰相董晋出京镇守大梁，征召韩愈为巡官。董晋的幕府撤除后，徐州的张建封又请他做幕僚。韩愈说话直率，无所畏惧回避，品行坚定正直，不擅长人情世故。调任四门博士，转任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令出自多个部门，宰相不能专管机要事务。宫市的弊端，谏官议论但皇帝不听。韩愈曾上奏章几千字极力论述，皇帝不听，发怒贬他为连州山阳令，后酌情调任江陵府掾曹。

元和初年，韩愈被召为国子博士，升任都官员外郎。当时华州刺史阎济美因公事停了华阴县令柳涧的职务，让他代理掾曹。过了几个月，阎济美被罢免郡守，住在公馆，柳涧就唆使百姓拦路索要前年军队驻屯的劳务费。后来刺史赵昌查得柳涧的罪状上报，贬柳涧为房州司马。韩愈因出使路过华州，知道这件事，认为刺史相互勾结，上疏为柳涧辩护，奏疏被留在宫中不下发。下诏命监察御史李宗奭查验，查出柳涧贪赃的情况，再次贬柳涧为封溪尉。因为韩愈胡乱议论，又任命他为国子博士。韩愈自认为才高，多次被贬斥，就作了《进学解》来比喻自己说：

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召集学生们站在学馆下，教导他们说：“学业精进在于勤奋，荒废在于嬉戏；德行成就于思考，毁坏于因循。当今圣君贤臣相互遇合，法令制度完全施行。除掉凶恶奸邪，提拔优秀人才。有一点善行的都会被录用，有一技之长的无不任用。搜罗选拔，打磨造就。大概有侥幸获得选拔的，谁说多才而不被举用？各位学生只担心学业不能精进，不要担心主管部门不明察；只担心德行不能成就，不要担心主管部门不公正！”

话没说完，有人在队列里笑着说：“先生骗人！弟子跟从先生学习，到现在已经多年了。先生嘴里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里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对记事的书一定提取它的要点，对编言的书籍一定探求它的深意。贪多求取，大小不丢。点灯夜读以继续白天，常常终年勤苦。先生的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抵制异端，排斥佛、老；填补缺漏，阐发深微；寻找茫无头绪的失传道统，独自广泛搜求而远承先贤；阻拦百川使它东流，挽回已倒的狂澜。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有功了。沉浸于浓郁的文化，咀嚼精华，写作文章，家中书满。上法虞夏，深远无边；《周诰》《殷盘》，古奥艰涩；《春秋》严谨，《左传》浮夸；《易经》奇异而有法则，《诗经》纯正而华美；下至《庄子》《离骚》，太史公的记载，扬雄、司马相如，异曲同工。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内容宏富而风格奔放了。少年时开始懂得学习，勇于敢作敢为；长大后通晓事理，处理得宜。先生对于为人，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在公事上不被别人信任，在私事上得不到朋友帮助；进退两难，动辄得咎。刚做御史，就被贬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三次做博士，闲散而不见治绩。命运和仇敌合谋，不断遭受失败。冬天温暖而孩子叫冷，年成丰收而妻子啼饥。头发秃了，牙齿缺了，只到死又有什么好处？不知道考虑这些，反而来教训别人！”

先生说：“唉，你到前面来！大的木材做栋梁，小的木材做椽子，斗拱、短柱、门闩、门楔，各得其所，用来建成房屋，这是工匠的技巧。玉屑、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破鼓的皮，都收集储藏，等待使用没有遗漏，这是医师的良术。选拔人才明白公正，各种人材都进用，委曲婉转的是美好的，卓越不群的是杰出的，比较长短，量才适用，这是宰相的方略。从前，孟轲喜好辩论，孔子的道统因而阐明，车辙遍布天下，最终老死途中。荀卿坚守正道，弘扬宏大理论，逃避谗言到了楚国，被废黜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说出的话成为经典，行为成为法则，超越同辈，进入圣人境界，他们在世上的遭遇怎么样呢？现在先生我学习虽然勤奋，却不合于系统；言论虽然多，却不得要领；文章虽然奇特，却不切实用；品行虽然修养，却不显于众人。尚且每月耗费俸钱，每年消耗禄米，儿子不知耕种，妻子不知纺织，骑马带着仆从，安坐着吃饭，按寻常道路匆匆行走，抄袭旧书而窃取前人文章。然而圣明的君主不诛杀，宰相不贬斥，这不是很幸运吗！动不动就遭到诽谤，名声也随之而来。被安置在闲散的位置，本是分内应当。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无，计较官阶的高低，忘记了自己的才能与什么相称，指责前人的缺点，这就是所谓责问工匠不用小木桩做柱子，诋毁医师用昌蒲延年，想进献自己的猪苓啊。”

执政的人看了他的文章而怜惜他，认为他有史才，改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过了一年，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授中书舍人。

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人，搜集他的旧事，说韩愈先前降职为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待他很优厚，裴均的儿子裴锷平庸鄙陋，近来裴锷回来看望父亲，韩愈写了序文为裴锷饯行，还称呼他的字。这种议论在朝中喧嚷，因此改任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韩愈为行军司马，并赐金紫。淮西、蔡州平定后，十二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刑部侍郎，并下诏命韩愈撰写《平淮西碑》，碑文多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先进入蔡州擒获吴元济，李愬功劳第一，李愬心中不平。李愬的妻子出入宫中，因此诉说碑文不真实，下诏磨去韩愈的碑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一节释迦牟尼佛的指骨，其教法相传三十年打开一次，打开则年丰人安。十四年正月，皇帝命宦官杜英奇带领宫人三十人，拿着香花到临皋驿迎接佛骨。从光顺门进入皇宫，留在宫中三天，然后送到各寺院。王公士民，奔走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弃产业、破产、烧头顶、灼手臂而求供养的。韩愈一向不喜欢佛教，上疏劝谏说：

我认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从后汉时才传入中国，上古未曾有过。从前黄帝在位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活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都活了一百岁。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没有佛教。之后殷汤也活了一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寿命，推究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九十七岁，武王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也没有到中国，不是由于事奉佛教而得到这些的。

汉明帝时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此后祸乱灭亡相继，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来，事奉佛教逐渐虔诚，而国祚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施佛，宗庙祭祀不用牲畜，白天只吃一餐，只吃蔬菜水果。后来竟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事奉佛教求福，反而得祸。由此看来，佛教不值得相信，也可以知道了。

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时，就商议废除佛教。当时群臣见识不远，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挽救这个弊端，这件事就停止了。臣曾经感到遗憾！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没有能比的。即位之初，就不允许剃度人为僧尼、道士，也不允许另外建立寺观。臣当时认为高祖的遗志，必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纵使不能立即实行，怎么可以放纵它反而让它兴盛呢！

如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在凤翔迎接佛骨，登楼观看，抬入宫中，让各寺院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笨，一定知道陛下不会被佛教迷惑，作这样的崇奉是为了祈福祥瑞。只是因为年丰人乐，顺从人心，为京都的士民设置奇异的观赏、玩笑的玩物罢了。哪有像这样圣明的人肯相信这类事呢！然而百姓愚昧，容易被迷惑而难以明白，如果见到陛下这样做，将会说陛下真心信佛。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敬信；百姓微贱，对于佛岂能爱惜身命。所以烧头顶、烧手指，百十人为一群，解衣散钱，从早到晚。相互仿效，唯恐落后，老幼奔波，抛弃生计。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再经过各寺，必定有断臂割肉来供养的。伤风败俗，被四方传为笑谈，不是小事。

佛本是夷狄之人，与中原言语不通，衣服不同。口不说先王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不穿先王的合乎礼法的服装，不知道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他身体还在，奉他国家的命令，来京城朝拜，陛下容纳接待他，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设宴一次，赐衣一套，护卫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何况他身死已久，枯朽的骨头，凶秽的残余，怎么适合进入宫禁！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的诸侯，在国内行吊礼，尚且让巫祝先用桃枝扫帚驱除不祥，然后进行吊唁。如今无故取腐朽污秽之物，亲自观看，巫祝不先，桃帚不用，群臣不说它的不对，御史不指出它的过失，臣实在感到羞耻。请求把这骨节交给水火，永远断绝根本，断绝天下的疑惑，断绝后代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超出寻常万万倍，岂不盛大！岂不快意！佛如果有灵，能制造灾祸，凡有灾殃，应该加在臣身上。上天监察，臣不埋怨后悔。

奏疏呈上，宪宗非常愤怒。隔了一天，拿出奏疏给宰相看，将要处以极刑。裴度、崔群上奏说：“韩愈冒犯了陛下，确实应当得罪，然而如果不是内心怀着忠诚恳切，不避贬黜责罚，怎能做到这样？恳请稍微赐予宽容，以招徕进谏的人。”皇上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我还可以容忍他。至于说东汉奉佛之后，帝王都寿命短促，这话多么荒谬！韩愈作为臣子，竟敢如此狂妄，决不能赦免！”于是人们惊骇惋惜，乃至国戚权贵们也觉得惩罚韩愈太重，借机会替他说话，于是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到了潮阳，上表说：

臣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授潮州刺史，当日乘驿马上路。经过岭海，水陆万里。臣所管辖的州，在广府最东边。距离广府虽说二千里，然而来往动不动就超过一个月。过海口，下恶水，波涛汹涌，难以计算行程时间，飓风鳄鱼，祸患不测。州南靠近边界，海水连天，毒雾瘴气，日夜发作。臣自幼多病，年龄才五十，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按理不会长久。加上犯罪极重，所处地方又极其遥远恶劣，忧惧惶恐惭愧，死亡没有几日。孤身一人，朝中没有亲党，住在蛮夷之地，与鬼怪为伴。如果不是陛下哀怜想念，谁肯为臣说话呢？

我生性愚钝浅陋，人情世故多不通晓，只是酷爱学问文章，未曾有一日停止，确实被同辈人推重赞许。我在当代的文章中，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与《诗经》、《尚书》相配合；写作歌诗，进献于郊庙祭祀，记载泰山封禅，镌刻白玉牒文；铺陈张扬上天的大福，宣扬光大帝王的空前伟业；编入《诗经》、《尚书》中而无愧，置于天地之间而无缺。即使让古人再生，我也不肯多让。

臣以为大唐承受天命拥有天下，四海之内，无不臣服，南北东西，土地各万里。从天宝年间以后，政治稍有松懈，文治未臻完美，武功失去纲纪。奸臣贼子，表面顺从内心悖逆；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祖父传位给孙子。如同古代诸侯，擅自占据领地，不来朝见不进贡赋，长达六七十年。四位圣君依次传位，到了陛下，亲自处理政务，大军所指，无不归顺。应当制定乐章，以祭告神明；东巡泰山，向皇天奏报功业，使千秋万代，臣服于我们的功业。正当此时，正是所谓的千载难逢、不可错失的良机。而臣身负罪责，自我拘禁在海岛，忧愁悲叹，每日接近死亡；竟不能在侍从官员、仆役之中献上微薄技艺，用尽心思精力，来赎以前的罪过。心怀伤痛，穷极上天，死不闭目！仰望朝廷，魂飞神往。恳请陛下，如天地父母，哀怜臣子。

宪宗对宰相说：“昨天收到韩愈的潮州谢表，因而想起他谏阻佛骨之事，实在是爱护我，我难道不知道！但韩愈作为臣子，不应当说皇帝事佛就会短寿。我因此讨厌他轻率。”宪宗想重新任用韩愈，所以先提及此事，观察宰相的奏对。而皇甫镈厌恶韩愈急躁耿直，恐怕他被重新任用，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妄粗疏，可以暂且调任到一个郡。”于是授任韩愈为袁州刺史。

起初，韩愈到了潮阳，就任之后，询问官吏百姓的疾苦，都说：“郡西水潭中有鳄鱼，产卵孵化，长数丈，吃百姓家畜几乎吃光，因此百姓贫困。”过了几天，韩愈前往察看，让判官秦济用炮烤了一头猪一只羊，投到水潭中，祝告说：

“前代德薄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那么鳄鱼在此潜游是可以的。如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都安抚而拥有之。何况扬州境内，是刺史县令所治理的地方，进贡赋税以供天地宗庙祭祀，鳄鱼怎能与刺史混杂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呢？刺史受天子之命，镇守这块土地，而鳄鱼瞪着眼睛不安于溪潭，吃百姓的牲畜熊鹿獐猪，以肥其身，以繁殖其卵，与刺史争当首领。刺史虽然驽钝软弱，怎肯向鳄鱼低头屈服呢！如今潮州大海在它的南面，鲸鹏之大，虾蟹之小，无所不容，鳄鱼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现在与鳄鱼约定，三天至七天，如果顽固而不迁移，必然成为祸害，那么刺史就会挑选有才能技艺的壮士，拿着强劲的弓毒箭，与鳄鱼较量了！”

祝告的当晚，有暴风雷霆从水潭中兴起。几天之后，潭水全部干涸，鳄鱼迁移到旧潭西边六十里处。从此潮州人没有了鳄鱼祸患。

袁州的习俗，将男女卖给别人当仆役的，超过约定期限就归买入之家所有。韩愈到任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入的男女，归还给他们的父母。并且废除这种习俗法律，不允许再卖人为仆。

元和十五年，征召韩愈为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恰逢镇州杀掉田弘正，立王廷凑，朝廷命韩愈前往镇州宣谕。韩愈到达后，召集军民，晓谕逆顺的道理。言辞情感恳切周到，王廷凑敬畏他。改任吏部侍郎。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为不参拜御史台，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说根据敕令仍然不用参拜。李绅、韩愈性格都偏激狭隘，往来文书指责，纷争不止，于是贬李绅为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为兵部侍郎。等到李绅当面辞行赴任，哭泣陈述。穆宗怜惜他，于是追回诏命任命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又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去世，时年五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韩愈性格通达，与人交往，无论荣辱不变。年轻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显时，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间称扬举荐，而张籍终于科举得中，享禄位之荣。后来韩愈虽然显贵，每次公事之余，就与他们一起谈笑宴饮，论文赋诗，如同往昔。而看待那些权门豪士，如同奴仆，瞪眼不顾。又很能引导鼓励后进，收留他们在家中住宿的十有六七，即使早饭都供给不上，也怡然不介意。大抵以振兴名教、弘扬仁义为事业。共嫁出内外亲戚及朋友孤女将近十人。

韩愈常认为自魏、晋以来，写文章的人多拘泥于对偶，而经书的旨意，司马迁、扬雄的气势格调，不再振作兴起。所以韩愈所作的文章，务求返于近体；抒发思想，确立言论，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效法。当时作者很多，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世人称“韩文”。然而有时恃才放纵，也有违背孔、孟之旨的地方。比如南方人妄说柳宗元成为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碑文证实它；李贺父亲名晋，不应进士举，而韩愈为李贺作《讳辨》，让他考进士；又作《毛颖传》，讥讽戏谑不近人情：这是文章中最有错误的。当时人说韩愈有史才，等到撰写《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取舍拙劣，颇为当代非议。穆宗、文宗曾下诏让史官添改，当时韩愈女婿李汉、蒋系在显位，众官为难。而韦处厚竟另外撰写了《顺宗实录》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作序。

儿子韩昶，也考中进士。

张籍，贞元年间考中进士。性格偏激，能写古体诗，有警句传于当时。调补太常寺太祝，转任国子助教、秘书郎。以诗名于当代，公卿如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都与他交往，而韩愈尤其推重他。累次授任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转任水部郎中，去世。世人称他为张水部。

孟郊，年轻时隐居嵩山，被称为处士。李翱分管洛阳时，与他交往。将他推荐给留守郑余庆，征辟为宾佐。性格孤僻不合群，韩愈一见就认为他是忘形之交，常称他的字东野，与他在诗酒间唱和。郑余庆镇守兴元，又奏请他为从事，征召文书下达时孟郊去世。郑余庆给钱数万发送，并供养他妻子儿女多年。

唐衢，应进士举，长期未中。能作歌诗，意思多有感发。看见别人文章中有伤叹之处，读完后必定哭泣，涕泪不止。每当与人谈论，分别时，发声一哭，音辞哀切，听到的人无不凄然落泪。曾客游太原，恰逢军帅设宴，唐衢得以与会。酒酣论事，高声而哭，满座不乐，因而罢席，所以世人称唐衢善哭。左拾遗白居易赠诗说：“贾谊哭时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异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太尉击贼日，尚书叱盗时。大夫死凶寇，谏议谪蛮夷。每见如此事，声发涕辄随。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辞。”他如此被名流推重。最终未得一官而卒。

李翱，字习之，是凉武昭王的后代。父亲李楚金，任贝州司法参军。李翱幼年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作文崇尚气质。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校书郎。三次升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元和初年，转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

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泾上疏请求取消太庙朔望上食之礼，诏令百官商议。议论者认为根据《开元礼》，太庙每年有礿、祠、蒸、尝、腊共五次祭祀。天宝末年，玄宗命令尚食每月初一、十五准备日常食物，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后来成为常例。从此朔望日不视朝，比于大祠。李翱上奏议论说：

《国语》说：王者每日祭祀。《礼记》说：王立七庙，都每月祭祀。《周礼》的时祭，有礿、祠、蒸、尝。汉朝都混杂使用。大概遭受秦火，《诗经》、《尚书》、《礼经》烧毁；编残简缺，汉朝才搜集它们。先儒穿凿附会，各抒己见，都假托古代圣贤之名，以取信其说，所以所记各不相同。古时庙有寝而不在墓祭祀；秦、汉开始在园陵建寝庙，并上食。国家沿袭而未改。《贞观礼》、《开元礼》都没有宗庙日祭、月祭的礼仪，大概因为日祭、月祭已经在陵寝实行了。所以太庙之中，每年五次祭祀、六次告祭而已。不然的话，房玄龄、魏徵等人都是当代名臣，穷尽经史，难道不见《国语》、《礼记》有日祭、月祭的言辞吗？这就足以明白了。

我认为太庙的祭祀，用笾豆和牺牲，是三代通行的礼仪，是贵诚的道理。园陵的祭奠，改用日常食物；是秦、汉的权变制度，是重视味道的道理。如今朔望日上食于太庙，岂不是用日常亵味而看重多品吗？而且不符合《礼》所说的“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的道理。《传》说：屈到爱吃菱角，有病时召见宗老嘱咐说：“祭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到祭祀时，进献菱角，他的儿子违背命令舍弃菱角而用羊，进献笾豆脯醢，君子认为对。说事奉祖先的道义，应当以礼为重，不以其生前所爱为供献，这明确说明不是重视味道。那么向太庙进献日常食物，岂不是与菱角类似了吗？而且不是三代圣王所实行的。何况祭器不陈列俎豆，祭官不命三公，执事者只有宫闱令与宗正卿而已。称之为上食，怎能算是祭祀呢？况且按时享祭于太庙，有关官员代理其事，祝文说：“孝曾孙皇帝臣某，谨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窦氏。时惟孟春，永怀罔极。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芗萁、嘉蔬嘉荐醴齐，敬脩时享，以申追慕。”这是祝辞。祭祀前七日天明，太尉在尚书省警戒百官说：“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各自尽好职守。不供奉其事，国有常刑。”凡陪祭的官员，散斋四天，致斋三天，然后可以行祭。宗庙的礼仪，不敢擅自议论，即使有懂得的人，谁敢说呢？所以六十余年施行不废。如今圣朝因战事已息，以礼乐为大，所以让百官详细讨论。我们认为《贞观礼》、《开元礼》都没有太庙上食的条文，以礼断情，取消是可以的。至于陵寝上食，采用《国语》、《礼记》日祭、月祭的言辞，依照秦、汉的制度，修订保存，以推广孝道是可以的。这样，经义有据，旧事不遗。大礼既明，永远平息异论，可以继承二帝三王，而为万代法。与其亵渎礼制超越古制，看重因循而害怕改变，简直天地之别。

懂得礼制的人认为正确，但事情最终未能实行。

李翱性格刚烈急躁，议论事情毫不避讳。执掌朝政的人虽然看重他的学识，却厌恶他激烈直率，因此他长期得不到升迁。李翱认为史官记载史事不真实，上奏说：“我谬居史馆执笔之职，以记录注述为己任。劝善惩恶，公正言论直书其事，记述圣朝功德，陈述忠贤事业，记载奸臣丑行，以流传无穷，这是史官的职责。凡是人的事迹，若非大善大恶，众人无从得知，旧例都是访问于人，又取行状和谥议作为依据。如今写行状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门生旧吏，无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存心不实，不过是想要在受恩之地虚假美化罢了。至于撰文的人，又并非子游、子夏、司马迁、扬雄之流，致力于华美而忘记真实，沉溺于文采而抛弃义理。因此写文章就失去《六经》的古风，记事就不是司马迁的实录。我现在请求：写行状的人，只指陈事实，直接记载事功。比如写《魏徵传》，只记他谏诤的言辞，就足以表现他的正直；段秀实只记他倒用司农印追溯逆兵，用象笏击打硃泚，就足以表现他的忠烈。如果考功司查验行状，不依照此例的不得接受。依照此法，考功司下交太常寺，移送史馆，然后定谥号。恳请将我的此奏发下给考功司。”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暂代职方员外郎。元和十五年六月，授任考功员外郎，并兼史馆职务。

李翱与李景俭交好。起初，李景俭拜授谏议大夫，举荐李翱代替自己。到这时，李景俭被贬黜，七月，李翱被外放为朗州刺史。不久李景俭再次担任谏议大夫，李翱也入朝任礼部郎中。李翱自恃文才，认为应当担任知制诰，因长久未能如愿，郁郁不乐。于是到中书省谒见宰相，当面数落李逢吉的过失。李逢吉不与他计较。李翱心中不安，于是告假。满一百天后，有关部门按例停了他的官职，李逢吉上奏授任他为庐州刺史。太和初年，入朝任谏议大夫，不久以本官知制诰。太和三年二月，拜授中书舍人。

起初，谏议大夫柏耆将出使沧州军前宣谕，李翱曾赞成此行。柏耆不久因擅自进入沧州获罪，李翱因举荐不当被牵连，降授少府少监。不久外放为郑州刺史。太和五年，外放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任桂管都防御使。太和七年，改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太和八年，征召入朝任刑部侍郎。太和九年，转任户部侍郎。七月，任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年间，在镇所去世，谥号为文。

宇文籍，字夏龟。父亲宇文滔，官位低微。宇文籍少年时好学，尤其精通《春秋》。窦群从处士被征召为右拾遗，上表举荐宇文籍代替自己，因此闻名。考中进士。宰相武元衡出京镇守西蜀，上奏征辟他为从事。以咸阳尉身份在史馆当值，与韩愈共同修撰《顺宗实录》，升任监察御史。王承宗反叛，下诏逮捕他的弟弟驸马都尉王承系，其中有宾客被误认牵连。又因苏表以攻破淮西的策略求见宰相武元衡，武元衡不采纳。因宇文籍是旧属，命他召苏表讯问，宇文籍于是与苏表亲近。武元衡发怒，因此获罪被贬为江陵府户曹参军。到任后，节度使孙简了解并看重他，想让他兼任幕府职务。宇文籍推辞说：“我因君命被贬斥，也应当因君命升迁。假借荣耀、偷取奖赏，不是我的愿望。”后来考核期满，连续被征辟到藩镇幕府，入朝任侍御史，转任著作郎，升任驾部员外郎、史馆修撰。与韦处厚、韦表微、路随、沈传师共同修撰《宪宗实录》。不久以本官知制诰，转任库部郎中。太和年间，升任谏议大夫，专门掌管史笔，罢去知制诰职务。

宇文籍性情简淡，不喜与人交往，沉迷于经史，精于著述，而且风度高峻严整，被同辈推崇敬重。太和二年正月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追赠工部侍郎。儿子宇文临，大年初年考中进士。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父刘云。父亲刘溆，历任州县令、佐，世代以儒学著称。刘禹锡贞元九年考中进士科，又登博学宏辞科。刘禹锡精通古文，擅长五言诗，今体文章也多有才情华丽。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任职，掌管记室，杜佑尤其以礼相待。跟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交好。

贞元末年，王叔文在东宫掌权，后辈追求进取，多依附他。刘禹锡尤其被王叔文赏识奖励，以宰相之器对待他。顺宗即位，久病不能处理政事，宫中文告诏令，都出自王叔文。王叔文引荐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与他们商议国事，言无不从。刘禹锡转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颇仗恃威权，中伤正直之士。柳宗元素来不喜欢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降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刘禹锡挟持邪道扰乱朝政，不应在朝中。窦群当天被罢官。韩皋凭借贵族门第，不依附王叔文一党，被外放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等人既任性喜怒凌人，京城人士不敢指名道姓，路上以目示意，当时号称“二王、刘、柳”。

王叔文失败，刘禹锡获罪被贬为连州刺史。在路上，再贬朗州司马。朗州地处西南夷，风俗偏僻简陋，举目所见都是不同习俗，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只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人风俗喜好巫术，每逢祭祀歌舞，必定唱俚俗歌词。刘禹锡有时参与其中，于是仿照骚人的作品，创作新辞来教导巫祝。所以武陵溪洞间的夷歌，大多是刘禹锡的歌词。

起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发怒，因此再次贬谪。制书有“遇恩不赦”的命令。但执政爱惜他们的才能，想洗刷他们的罪累，逐渐按次序任用。适逢程异再次掌管转运，有诏令以韩皋及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恰逢武元衡在中书省，谏官十余人议论排挤，说不可再用，于是停止。

刘禹锡多年在湘水、澧水之间，郁郁不乐，于是读《张九龄文集》，叙述其意说：“世人称张曲江为宰相，建言放逐之臣不应安置于好地方，多迁徙到五溪不毛之地。如今读他的文章，从内职外任开始，就有瘴疠的感叹，从罢相守荆州，有拘囚的思绪。托讽于禽鸟，寄辞于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唉！他出身于边远之地，一失意就不能承受，何况中原士族，而必定要置于丑地，然后才快意呢！议论的人认为曲江是良臣，识别胡雏有反相，羞于与凡器同列，密奏廷争，即使古代哲人也比不上。但子孙无似，终为饿鬼。难道是他嫉妒之心失去宽恕，阴间谴责最大，即使有这两样美德也不能赎罪吗？不然，为何袁公一句话明白楚狱而子孙四代受福。以此相较，神明可欺骗吗？”

元和十年，从武陵被召回，宰相又想将他安置在郎署。当时刘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含讥刺，执政不高兴，又外放为播州刺史。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刘禹锡有母亲，年纪八十多岁。如今播州西南极远，是猿猴所居之地，人迹罕至。刘禹锡确实应当得罪，但若其老母必定不能同去，则与此子成死别，我恐怕伤害陛下孝理之风。恳请屈法，稍微移近处。”宪宗说：“作为人子，每件事尤其需要谨慎，常恐给亲人带来忧虑。如今刘禹锡所犯之罪，更应重于他人，卿岂可因此论说？”裴度无以应对。过了很久，皇帝改变神色说：“朕所言，是责备人子之事，但终究不愿伤其亲人之心。”于是改授连州刺史。离开京城又十余年。接连担任数郡刺史。

太和二年，从和州刺史任上征召回朝，拜授主客郎中。刘禹锡怀恨前事未已，又作《游玄都观诗序》说：“我贞元二十一年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当时此观中没有花木。这年出守连州，不久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回京师，人人都说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晨霞闪烁，于是有诗以记一时之事。不久又出守，至今十四年，得任主客郎中。重游此观，荡然无复一树，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动，因此再题二十八字，以等待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品行。刘禹锡非常怨恨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了解他。太和年间，裴度在中书省，想让他知制诰。执政又听说《诗序》，更加不高兴。多次转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罢知政事后，刘禹锡请求分司东都。终究因为恃才心胸狭隘，不能长久在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到任即赐金紫。任期届满入朝，授汝州刺史，升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交好，诗笔文章，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唱和往来，于是收集其诗并作序说：“彭城刘梦得，是诗豪。其锋芒森然，少有敢挡者。我不自量力，往往冒犯他。互相应和者声气相同，互相争胜者力量相当。一来一往，欲罢不能。因此每写一篇，先看草稿，看后则兴发，兴发则文成。一二年来，每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越来越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共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随口吟出者，不在此数。于是命小侄龟兒编成两轴。又写二本，一本给龟兒，一本给梦得的小儿子仑郎，各自收藏，附于两家文集。我先前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有的在人口中流传。曾与微之开玩笑说：‘我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是幸！也是不幸。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足以忘形，其乐足以忘老，是幸！但江南士女谈论才子时，多说元、白，因你之故，使我不能独步于吴、越之间，这也是不幸！如今垂老又遇梦得，不是更大的不幸吗？’梦得梦得，文之神妙，没有比诗更先的。若论妙与神，那我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的句子，真可谓神妙了！到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是两家子弟秘藏而已！”他被名流赞许到这种程度。梦得曾作《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然名位不显达，公卿大僚多与他交往。

开成初年，又任太子宾客分司，不久授同州刺史。任期届满，任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去世，时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

儿子刘承雍，考中进士，也有才藻。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是后魏侍中济阴公的远孙。曾伯祖柳奭，是高祖朝的宰相。父亲柳镇，任太常博士，终官侍御史。柳宗元少年时聪警绝众，尤其精通《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人相匹敌。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当时同辈都推崇他。考中进士科，应举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

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掌权，特别器重柳宗元。与监察御史吕温秘密引入宫中，与他们图谋政事。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王叔文想重用他，适逢在位不久，王叔文失败，柳宗元与同辈七人一起被贬。柳宗元任邵州刺史。在路上，再贬永州司马。既遭流放驱逐，经历蛮瘴之地，崎岖困厄，蕴藏着骚人的忧郁怨悼。写情叙事，动笔必以文采。作骚体文十多篇，读的人为之凄恻。

元和十年，按例移任柳州刺史。当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任播州刺史，制书下达，柳宗元对亲近的人说：“禹锡有母亲年事已高，如今到蛮方为郡守，西南绝域，来回万里，如何与母亲同行？如果母子分离，便是永别。我与禹锡是挚友，怎能忍心见他如此？”立即起草奏章，请求将柳州授给刘禹锡，自己前往播州。适逢裴度也上奏此事，刘禹锡最终改任连州刺史。

柳州当地的习俗，用子女作为抵押向人借钱，如果过期不能还钱，子女就被没收归债主所有。柳宗元改革了这种乡间陋习。对于那些已经被没收的人，他拿出自己的钱赎回他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长江与五岭之间考进士的人，都不远数千里跟随柳宗元学习；凡是他指点过的读书人，必定成为知名之士。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名声震动当时，当时人称他为“柳州”。他有文集共四十卷。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去世，时年四十七岁。他的儿子周六、周七，才三四岁。观察使裴行立为他操办丧事，并护送他的妻子儿女回到京城，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有道义。

韦辞，字践之。祖父韦召卿，曾任洛阳丞。父亲韦翃，官至侍御史。韦辞年轻时考中两经科，判案考试列入等第，担任秘书省校书郎。贞元末年，东都留守韦夏卿征召他为从事。后来多次在节度使府中任职，都因参与谋划称职而受到赞誉。元和九年，从蓝田县令入朝任侍御史，因事多次被贬为朗州刺史，再次贬为江州司马。

长庆初年，韦处厚、路随凭借公众声望身居要职，一向知道韦辞有文学才能和治理品行，多次称赞举荐他。被提拔为户部员外郎，转任刑部郎中，充任京西北和籴使。不久担任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任盐铁副使，转任吏部郎中。文宗即位后，韦处厚执政，以淘汰浮华、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为己任，于是让韦辞与李翱一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

韦辞一向没有华丽的文采，文笔不过中等才能，但处理事务端正实在，为官没有结党。与李翱特别要好，都享有文学方面的高名。他通达而自以为是，不注重操行修养。韦处厚为了激励时人而提拔他，很不合公众的舆论；韦辞也厌倦了润色文章的工作，苦苦请求外任官职。于是出任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在任两年，官吏百姓都称赞治理有方。大和四年去世，时年五十八岁，追赠右散骑常侍。

史官评论说：贞元、太和年间，凭文学才华震动士大夫群体的，只有柳宗元、刘禹锡而已。他们文辞巧妙华丽、学问渊博，运用典故、列举史事，确实是一代的大才。如果让他们歌颂帝王功业、润饰君王诏令，足以与古代贤人平起平坐，气概超越同时代人。然而他们践行道义不够谨慎，亲近小人，自己导致流离失所，毁掉了平素的功业。所以君子合群而不结党，警戒谨慎、独处时也注意操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韩愈、李翱两位文公，在礼崩乐坏的末世，急切地推行仁义；有志于持守世间规范，想用人文教化来成就事业，但理想未能实现。至于抑制杨朱、墨翟，排斥佛教、道教，虽然对于弘扬大道不够宏大，但也是正直之士的用心啊。

赞语说：天地间的经纶事业，没有超出这些文章。韩愈、李翱挥笔写作，言辞切合经典典籍。牺鸡断尾，害群之马败坏群体。走上邪路自我伤害，就是刘禹锡、柳宗元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