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苏世长等

苏世长，雍州武功县人。祖父苏彤，任后魏直散骑常侍。父亲苏振，任北周宕州刺史、建威县侯。北周武帝时，苏世长十多岁，上书议论政事。武帝因为他年纪小，召见问道：“读什么书？”他回答说：“读《孝经》《论语》。”武帝说：“《孝经》《论语》说些什么？”他回答说：“《孝经》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论语》说：‘用道德来治理政事。’”武帝认为他的回答很好，让他在兽门馆读书。因为他父亲为国事而死，于是令他继承爵位，苏世长在武帝面前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武帝为此改变了脸色。隋文帝接受禅让后，苏世长又多次上书陈述有利国家、合乎时宜的事，很有补益，被越级提拔为长安县令。大业年间，任都水少监，奉命到上江督办运输。恰逢江都之难发生，苏世长为隋炀帝发丧痛哭，悲哀感动了路人。王世充僭越称帝，任命他为太子太保、行台右仆射。和王世充哥哥的儿子王弘烈以及将领豆卢褒一起镇守襄阳。当时王弘烈娶了豆卢褒的女儿为妻，互相深交结托。唐高祖与豆卢褒有旧交，下诏书劝谕他，豆卢褒不服从，接连斩杀使者。武德四年，洛阳平定，苏世长首先劝王弘烈归顺投降。到达京城后，高祖诛杀了豆卢褒而责备苏世长来晚的原因，苏世长叩头说：“自古帝王承受天命，比如逐鹿，一人得到，万人束手。哪有得到鹿之后，怨恨一同打猎的人，追问争抢鹿肉之罪的呢？陛下顺应天意人心，布施恩德，又怎能忘记管仲、雍齿的事情呢！况且我是武功县的士人，经历了战乱流离，几乎死尽，只有我残命一条，得以见到圣朝，陛下如果还要杀我，这是灭绝我们这一类人。实在希望天恩，能留下后代。”高祖和他有旧交，笑着放过了他。不久任命他为玉山屯监。后来在玄武门被引见，谈到平生，恩遇很厚。高祖说：“你自认为是谄媚奸佞呢，还是正直呢？”他回答说：“我实在是愚笨正直。”高祖说：“你如果正直，为什么背叛王世充而归顺我？”他回答说：“洛阳已经平定，天下统一，我智穷力竭，才归顺陛下。假使王世充还在，我据守汉南，天意虽然有所归属，但人事方面足可成为强敌。”高祖大笑。曾经嘲弄他说：“名字长而心意短，口说正直而心术不正，背弃忠贞于郑国，忘掉信义于我家。”苏世长回答说：“名字长而心意短，确实如圣旨所说；口说正直而心术不正，不敢接受诏命。从前窦融以河西之地投降汉朝，十世封侯；我以山南之地归顺国家，只得到屯监之职。”当天被提拔任命为谏议大夫。随从高祖到泾阳打猎，在旌门捕获很多禽兽。高祖进入御营，回头对朝臣说：“今天打猎快乐吗？”苏世长进言说：“陛下游猎，稍微荒废了政务，不满一百天，不算是大的快乐。”高祖变了脸色，随后笑着说：“狂态发作了吗？”苏世长说：“从臣下私利考虑是狂妄，从陛下国家考虑则是忠诚。”等到突厥入侵，武功郡县很多人口损失，此后下诏将要到武功打猎。苏世长又劝谏说：“突厥刚入侵，给百姓造成很大祸害，陛下救济抚恤的办法还没宣布，却在那个地方又放纵打猎，不但仁爱养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应安排，又怎么能承受？”高祖没有采纳。又曾经在披香殿召见他，苏世长酒喝得畅快，上奏说：“这座殿是隋炀帝建造的吗？为什么如此雕饰华丽？”高祖说：“你喜好劝谏好像真的，其实内心奸诈。难道不知道这座殿是我建造的，何必要设诡诈疑问而说是炀帝呢？”他回答说：“我实在不知道。只是看到倾宫鹿台那样的琉璃瓦，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的做法。如果是陛下建造这殿，确实不合适。我从前在武功，有幸常陪侍，看到陛下的住宅，才遮蔽风霜，在那时候，也认为足够了。如今因为隋朝的奢侈，百姓无法活命，纷纷归附有道之君，而陛下得到了天下，实在应该惩戒其奢侈淫逸，不忘节俭简约。现在刚拥有天下，却在隋宫之内又加以雕饰，想要拨乱反正，怎么可能呢？”高祖很赞同他。后来历任陕州长史、天策府军谘祭酒。秦王府刚开始设立文学馆，被引荐为学士。与房玄龄等十八人都被画了像，让文学褚亮为他们作赞语，说：“军谘谈笑，超然善辩。在朝廷正色直言，是为国事而不顾自身。”贞观初年，出使突厥，与颉利可汗争辩礼节，不接受贿赂馈赠，朝廷称赞他。出任巴州刺史，因翻船溺水而死。苏世长机敏善辩有学问，涉猎广泛而简约率直，嗜好饮酒，没有威仪。当初在陕州，部属内很多人犯法，苏世长不能禁止，于是自责归咎，在街市上自己鞭打自己。行刑的差役厌恶他的诡诈，鞭打出血，苏世长忍受不了疼痛，大喊着跑开，观看的人都以此为笑谈，议论者正因此称他狡诈。

他的儿子苏良嗣，高宗时升任周王府司马。周王当时年纪小，做事不守法度，苏良嗣严肃地匡正劝谏，很被敬畏忌惮。王府的官属多数不称职，苏良嗣坚守法规检点约束，没有人敢犯法，深得高宗称赞。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宗派宦官沿长江采伐珍异竹子，准备在苑囿中种植。宦官征用船只运竹，所到之处横行暴虐。回来经过荆州，苏良嗣扣留了他们，并上疏恳切劝谏，说：“到远方寻求珍异之物而使道路疲敝，不是圣人克制私欲爱护百姓的做法。又小人私下作威作福，有损皇上的圣明。”言辞非常恳切率直。奏疏呈上，高宗下诏慰劳勉励，立即命令把竹子扔到江中。永淳年间，任雍州长史。当时关中大饥荒，人吃人，盗贼横行。苏良嗣为政严厉清明，盗贼发生三天内没有不被抓获的。武则天临朝，升任工部尚书。不久取代王德真任纳言，多次进封为温国公。任西京留守，武则天赋诗饯行送别，赏赐待遇很优厚。当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西苑，打算卖掉苑中的果菜来获取利润。苏良嗣驳斥他说：“从前公仪休做鲁相，还能拔掉葵菜、除去织机，没听说万乘之主卖掉果菜与百姓争利的。”裴匪躬于是停止了。不久，被召回京城，升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载初元年春，罢免文昌左相，加授特进，仍依旧参知政事。与地官尚书韦方质不和，等到韦方质因事获罪应当处死，供词牵连苏良嗣，武则天特别保护证明他无罪。苏良嗣谢恩跪拜，便不能起来，被用车送回家，下诏让御医张文仲、韦慈藏前去探视病情。当天去世，享年八十五岁。武则天停止上朝三天，在观风门举行哀悼，敕令百官到其宅第吊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益州都督，赐给绢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又降下玺书吊唁祭祀。他的儿子苏践言，任太常丞，不久被酷吏陷害，流放岭南而死。追削苏良嗣的官爵，抄没他的家产。景龙元年，追赠苏良嗣为司空。

苏践言的儿子苏务玄，继承温国公爵位，开元年间，任邠王府司马。

韦云起，雍州万年县人。伯父韦澄，武德初年任国子祭酒、绵州刺史。韦云起，隋朝开皇年间以明经科考中，授任符玺直长。曾因奏事，隋文帝问道：“外面有不便之事，你可以说说。”当时兵部侍郎柳述在皇帝身边，韦云起应声上奏说：“柳述骄纵豪横，未曾经历事务，兵机重要，不是他所能胜任的，只是因为他是公主的丈夫，于是占据要职。我担心舆论认为陛下任官不选贤能，滥将官位加于私爱之人，这也是不便中的大事。”文帝很赞同他的话，回头对柳述说：“韦云起的话，是你的良药，可以把他当作师友。”仁寿初年，诏令在朝文武官员举荐人才，柳述于是举荐韦云起，升授通事舍人。大业初年，改为通事谒者。又上疏奏说：“如今朝廷之内多是山东人，而他们自成门户，互相荐举，依附下属欺罔皇上，结为朋党。不抑制其苗头，必定倾覆朝政，我因此痛心扼腕，不能沉默。谨开列朋党人的姓名及奸状如下。”炀帝命令大理寺推究审查，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一同因朋党获罪，流放漫头赤水，其余免官的有九人。恰逢契丹进犯营州，诏令韦云起统率突厥兵前往讨伐契丹部落。启民可汗出动骑兵二万，接受他的指挥。韦云起分为二十营，四路并进，营之间相距各一里，不得交错混杂。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角声就停止，除非公事，不得骑马奔驰。三令五申之后，击鼓出发，军中有违反禁令的，斩杀一个纥干首领，拿着首级示众。于是突厥将帅前来谒见他，都跪着前行腿发抖，不敢仰视。契丹本来臣服突厥，没有猜忌之心，韦云起进入契丹境内后，让突厥人谎称，要去柳城郡与高丽交易，不要说营中有隋朝使者，胆敢泄露的斩首。契丹没有防备。离贼营百里时，诈称向南渡河，夜里又退回，离贼营五十里，结阵而宿，契丹不知晓。天亮后，全军进发，骑兵奔驰袭击，全部俘获男女四万人，女子和畜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其余将带入朝，男子全部杀死。炀帝大喜，召集百官说：“韦云起用突厥而平定契丹，用兵奇谲，文武兼备，又立朝正直敢言，我现在亲自提拔他。”升任治书御史。韦云起于是上奏弹劾说：“内史侍郎虞世基，职掌枢要，寄托重任；御史大夫裴蕴，特别蒙受殊宠，维持内外。如今四方报告事变，不奏报皇上知道，贼兵数量实际很多，有时减少说少。陛下既然听说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前往都不能取胜，所以使官军失利，贼党日益滋长。此而不加惩处，为害将大，请交付有关部门，追究其罪。”大理卿郑善果上奏说：“韦云起诋毁名臣，所言不实，诽谤朝政，妄作威权。”因此被贬为大理司直。炀帝巡幸扬州，韦云起告假回长安，适逢义军入关，在长乐宫谒见。义宁元年，授任司农卿，封阳城县公。武德元年，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判农圃监事。这一年，打算大举发兵讨伐王世充，韦云起上表劝谏说：“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失所，未得安养，连年歉收，关内阻饥。京城刚平定，人心未归附，鼠窃狗盗，还是国家的忧患。盩厔司竹，残余势力未消灭；蓝田、谷口，群盗实在很多。早晚伺机，极为国害。虽然京城之内，每夜都有贼发。北有梁师都，勾结胡寇，这是国家的腹心之疾。舍弃这些不图谋，而窥兵函谷、洛阳，如果军队出发之后，内盗乘虚，一旦有变，祸患将不小。我认为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阻绝，不能为害，等待有馀力，才可以讨伐他。如今内难未平息，暂且宜于宽宏大量。以我的愚见，请暂时停止用兵，致力农桑，安民和众。关中的小盗，自然平息。秦川的将士，奋勇有馀，三年之后，一举便可平定。如今虽然想速战，我恐怕不可。”于是听从了他。恰逢突厥入侵，诏令韦云起总领豳州、宁州以北九州兵马，相机行事。四年，授任西麟州刺史，司农卿如故。不久取代赵郡王李孝恭任夔州刺史，转任遂州都督，安抚招纳少数民族，都深得人心。升任益州行台民部尚书，不久转任行台兵部尚书。行台仆射窦轨多次杀人，又妄奏獠人反叛，希望借此聚兵。因此作威作福，肆意凶暴，韦云起大多坚持不听从。韦云起又经营私产，交结生獠，以谋取利益，窦轨也当众说起这事，因此产生矛盾，互相猜疑。隐太子李建成死后，皇帝敕令窦轨的儿子乘驿马急速到益州报告窦轨，窦轨于是怀疑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堂弟韦庆嗣以及亲族都曾事奉东宫，担心他们听到消息后可能生变，先设防备然后告知他们。韦云起果然不信，问道：“诏书在哪里？”窦轨说：“你是李建成的党羽，现在不奉诏，显然是同反。”于是逮捕并杀了他。当初，韦云起年轻时，师从太学博士王颇，王颇常和他谈论时事，很是赞叹，就对他说：“韦生见识悟性如此，必定能自己取得富贵；但刚直嫉恶，终将因此害身。”最终果然如王颇所说。他的儿子韦师实，垂拱初年，官至华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阳郡公。

师实的儿子方质，在武则天初年担任鸾台侍郎、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当时修订《垂拱格式》，方质做了很多增减，很受当时人称赞。不久武承嗣、武三思当朝掌权，各位宰相都依附他们。方质因病休假，武承嗣等人到他家中探病，方质坐在床上没有行礼。身边的人说：“这样傲慢地见权贵，恐怕会招来祸患。”方质说：“吉凶是命数决定的。大丈夫怎么能屈节曲意侍奉外戚，来求得苟且免祸呢。”不久被酷吏周兴、来子珣诬陷，被流放到儋州，并没收家产。不久去世。神龙初年被平反昭雪。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大业末年，从大理寺史多次升迁补任万年县法曹。武德元年，首次上奏三件事进谏。第一件事说：

我听说天子有直言进谏的臣子，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父亲有直言规劝的儿子，即使无道也不会陷入不义。所以说儿子不能不规劝父亲，臣子不能不规劝君王。以此来说，臣子侍奉君王，如同儿子侍奉父亲。隋朝末代君主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当时并非没有直言的人，而是因为君主不接受劝谏，自认为德行超过唐尧，功绩超过夏禹，穷奢极欲，放纵心意。天下的人肝脑涂地，人口减少，盗贼日益增多，却不知道察觉，都是因为朝中大臣不敢告诉他。假使能遵循严父的法度，打开直言之路，选拔贤能，赏罚得当，人人安居乐业，谁能动摇呢？前朝喜欢变更，不效法古训，只是上天要降下灾祸，来开启当今圣唐的基业。陛下在晋阳举兵，天下响应，计谋不待转足，大位就得以隆盛。陛下不要认为唐朝得天下容易，不知道隋朝失天下也不难。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行动则左史记下，言语则右史记下。既然被史书记载所约束，怎能放纵情欲不谨慎？凡是狩猎，必须顺应四季，既然代天治理，怎能不按时节妄自行动？陛下二十日登基，二十一日就有人进献鹞雏，这是前朝的弊风，是少年人的事务，为何忽然在今天做这种事！又听说相国参军事卢牟子进献琵琶，长安县丞张安道进献弓箭，多次受到赏赐慰劳。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陛下如果一定要得到什么，有什么求而不得？陛下所缺少的，难道是这些东西吗？希望陛下体察我的愚忠，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第二件事说：

各种杂技散乐，本来不是正统音乐，在隋朝末年大受推崇使用，这是淫靡的风气，不可不改正。近来，太常官署向民间借了妇女的裙襦五百多套，用来充当散乐艺人的服装，说是准备五月五日在玄武门演出。我私下思考，这实在有损帝王谋略，也不是留给子孙的计策，作为后代的法则。所以《尚书》说：“不要因为小怨无害就不去掉。”是怕从小发展到大。《论语》说：“放弃郑国的音乐，远离谄媚的人。”又说：“音乐就用《韶》舞。”以此来说，散乐肯定不是功成之后的雅乐。按照我的愚见，请都废除它们。那么天下就无比庆幸了。

第三件事说：

我听说人的本性相近而习染相远，因为喜好相互影响。所以《尚书》说：“与治理同道的人一起没有不兴盛的，与乱政同道的人一起没有不灭亡的。”以此来说，兴起与动乱就在于这里吧！皇太子及诸王身边的群臣僚属，不可不选择任用。按照我的愚见，凡是不讲道义的人，以及原本无赖、家庭不能和睦的人；以及喜好奢华、驰骋游猎、骑马射箭，专事漫游、斗鸡走狗、声色歌舞的人，不能让他们亲近接近。这些人只可悦耳娱目，供驱策使用，至于拾遗补阙，一定不能做。我遍观往古，下看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没有不是被身边人扰乱导致的。希望陛下精心选拔贤才，作为皇太子的僚属朋友，这样就能巩固江山，永远坚固城防了。

唐高祖看了非常高兴，下诏说：“秦朝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而灭亡，典籍中难道没有先前的鉴戒？臣仆谄媚阿谀，所以没有察觉。汉高祖拨乱反正，从谏如流。到了文帝、景帝继承帝业，宣帝、元帝延续统绪，不遵循这个道路，怎能兴盛国祚？周朝、隋朝末年，忠臣闭口不言，一句话导致亡国，确实值得深深警戒。每念及此，常深为叹息。我常想自己德行浅薄，恭敬地承受天命，虽然不能达到性与天道的境界，但愿努力勉励，常希望辅佐和谐，来匡正不足。而群公卿士，很少进献直言，将要申明虚心纳谏的胸怀，众人还未明白。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辞义恳切，指出得失，无所回避。没有破格的提拔，怎能带来利行的益处！孙伏伽既怀诚信正直，应该担任宪司之职，可任治书侍御史。并颁布远近，让天下知道我的心意。”同时赐帛三百匹。当时军国事务繁多，赋敛繁重，孙伏伽多次上奏请求改革，高祖都采纳了。武德二年，高祖对裴寂说：“隋朝末年无道，上下互相蒙蔽，君主骄傲自大，臣子只知谄媚。君主听不到过错，臣下不尽忠心，以至国家倾危，死在匹夫之手。我拨乱反正，志在安定百姓，平定乱世任用武臣，守成委任文吏，希望各自施展才能，以匡正不足。近来每次虚心接待，希望听到正直之言。然而只有李纲善于尽忠，孙伏伽可称诚实正直，其余人还沿袭弊风，低头不语而已，这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等到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随后又追究他们的党羽，下令全部流放迁徙。孙伏伽上表劝谏说：

我听说君王的话没有戏言，这是自古的格言；去掉食物也要保存信用，听闻于旧典。所以《尚书》说：“你不要不诚信，我不会违背诺言。”又《论语》说，话一出口，驷马难追。以此来说，话一出口，不可不谨慎。陛下光临天下，覆育众生，四海之内，谁不是臣妾。诏令一发，取信万方，使听到的人不怀疑，看到的人不迷惑。陛下本月二日发布恩泽的诏令，普照百姓，没有区别，公私都蒙受利益。既然说常赦不免的都赦免除去，这不只是赦免有罪的人，也是与天下约定，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以此来说，凡是赦后，就没有事了。为何王世充和窦建德的部下，赦后却要流放他们？这是陛下自己违背本心，想让下面的人如何效法？若要仔细推究，敌城之内，谁没有罪？所以《尚书》说：“消灭首恶，胁从的不治罪。”如果说首恶，王世充等人是首领，首领尚且免罪，胁从的有什么罪？况且古人说：“盗跖的狗吠尧，并非因为尧不好，而是狗护其主。”在东都城内及窦建德部下，有与陛下从小故旧、结发朋友的人，还有在败后当时才来投奔的。这些人难道忘了陛下？都说是被阻隔的缘故。以此来说，其他关系疏远的人，私以为没有罪。又《尚书》说：“不是知道难，而是做起来难。”上古以来，哪个朝代没有君主，为什么只称赞尧、舜的善政？只是因为当天子确实难，善名难得罢了。从前天下未安定，权势必须随机应变；现在四方已定，制定法令必须与众人共同遵守。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还须遵守，使天下百姓信任而畏惧。现在自己不讲信用，想让万民如何信任畏惧？所以《尚书》说：“没有偏私，没有朋党，王道坦荡；没有朋党，没有偏私，王道公平。”赏罚施行，达到贵贱，圣人制法，不分亲疏。按照我的愚见，王世充、窦建德部下的伪官，经过赦免应当免罪，想要流放迁徙的，请全部释放，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又上表请求设置谏官，高祖都采纳了。

太宗即位后，赐爵乐安县男。贞观元年，转任大理少卿。太宗曾经骑马射箭，孙伏伽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近屋檐；百金之子，站不倚楼栏。以此来说，天下之主，不可身处险境就再明白不过了。我又听说天子居住，则有禁卫九重；行动时，则前有清道后有止行。这不是为了极度尊崇其居处，而是为社稷生灵的大计。所以古人说：‘一人有福，万民依赖。’我私下听说陛下还亲自跑马射箭靶，娱乐近臣，这是没有禁止危险行为，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为什么呢？一则不能在史册上增光，二则不足以显扬圣德，又不利于保养圣体，也不能垂范后代。这只是少年诸王所做的事，怎能已经当了天子，今天还这样做呢？陛下虽然想轻视自己，但社稷天下怎么办！按照我的愚见，私下认为不可。”太宗看了非常高兴。贞观五年，因审理囚犯失误获罪免官。不久起用为刑部郎中，多次升迁至大理少卿，转任民部侍郎。贞观十四年，授大理卿，后出任陕州刺史。永徽五年，因年老退休。显庆三年去世。

张玄素，蒲州虞乡人。隋朝末年，担任景城县户曹。窦建德攻陷景城，张玄素被俘，将要被处死，县中百姓一千多人哭号请求代替他死，说：“这个人如此清廉谨慎，现在如果杀了他，就没有天理了。大王将要平定天下，应当加深礼遇，以招徕四方之士，怎么能杀他，使善人离心？”窦建德立即命令释放他，任为治书侍御史，他坚决推辞不接受。等到江都失守，又被召拜为黄门侍郎，这才接受任命。窦建德被平定后，授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即位后召见他，询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我观察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那样丧乱严重的，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独断专行，法度日益混乱。假使君主在上面虚心纳谏，臣子在下面纠正过失，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况且天子的尊贵，又想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每天决断十件事有五件不妥当，妥当的固然好，不妥当的怎么办？何况一日万机，已经有很多缺失，日积月累，以至多年，乖误既多，不灭亡还等什么？如果广泛任用贤良，高居深视，百官各司其职，谁敢违犯？我又观察隋末天下沸腾，遍及宇内，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个人，其余的都保城全身，希望归附有道之君。由此可知，人们想要背叛君主作乱的是很少的，只是君主不能安抚他们，于是导致动乱。陛下如果近观危亡，一天比一天谨慎，尧、舜之道，怎么能超过！”太宗认为他回答得好，提拔为侍御史，不久升任给事中。贞观四年，下诏征发士兵修建洛阳宫乾阳殿，以备巡幸。张玄素上书劝谏说：

我私下思考秦始皇作为君主，凭借周朝遗留的基业和六国的强盛，想把帝位传给万世，结果到他的儿子就灭亡了，实在是因为放纵嗜欲、违背天意、残害人民。由此可知天下不能靠武力征服，神灵不能靠亲近依赖，只有弘扬节俭、减轻赋税、谨慎始终，才能永久稳固。如今国家处于历代帝王之后、民生凋敝之时，必须用礼制来节制，陛下应当以身作则。东都洛阳的巡幸还没有确定日期，何必急着修缮？各位王子现在都已出镇藩地，又需要营建府第，各种工程逐渐增多，这难道是疲惫百姓所期望的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陛下当初平定东都时，那些高楼广殿都下令拆毁，天下人一致拥护，同心向往。难道当初厌恶奢侈靡费，如今却要效仿它的华丽？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每当听到陛下的旨意，并未立即巡幸，这却是办理不紧急的事务，造成无谓的劳费。国家没有两年的积蓄，何必要两都的华美？劳役过度，怨声必将四起。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百姓遭受战乱流离之后，财力耗尽，上天恩泽养育，才勉强生存，饥寒仍然迫切，生计未安，三五年内恐怕难以恢复。为什么还要营建尚未巡幸的都城，耗尽疲惫百姓的力量？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从前汉高祖打算定都洛阳，娄敬一劝谏，当天就西行长安，难道不知道洛阳地处天下之中、贡赋均匀，只是因为地形优势不如关内。陛下教化凋敝的百姓，革除浅薄的习俗，时日尚短，还不十分淳朴和谐。斟酌实际情况，怎能东巡洛阳？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我又曾见隋朝建造宫殿，梁柱宏大，大木并非附近所有，多从豫章采运。两千人拖一根柱子，下面安置轮子，都用生铁制成，如果用木轮，就会摩擦起火。铁轮刚一磨合，走一二里就损坏了，还要数百人另外携带铁轮跟随，一天不过前进二三十里。粗略计算一根柱子，已用数十万工，其他费用又超过这个数目。我听说阿房宫建成，秦人离散；章华台建成，楚众离心；到乾阳殿完工，隋人解体。况且以陛下现在的国力，比起隋朝如何？役使战乱创伤的百姓，沿袭亡隋的弊政，从这来说，恐怕比炀帝更严重。深切希望陛下思考，不要被由余嘲笑，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太宗说：“你说我不如炀帝，比起桀、纣怎么样？”回答说：“如果这座宫殿最终建成，那就是同样归于乱政。况且陛下当初平定东都时，太上皇下令高大的殿堂门窗都应焚烧，陛下认为瓦木可用，不宜烧掉，请求赐给贫民。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天下人一致歌颂至高的德行。如今如果遵循旧制，就是隋朝的劳役再次兴起。五六年之间，取舍突然不同，拿什么昭示子孙、光照四海？”太宗叹息说：“我没有考虑，竟到了这个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朝贡道路均衡，我因此修造，本意是方便百姓。现在张玄素上表，确实可以采纳，以后如果事理必须实行，露宿又有什么苦的？所有建设的劳役，应该立即停止。但是以卑职冒犯尊上，自古不易，不是他忠诚正直，怎能如此？可赏赐他彩绸二百匹。”侍中魏徵感叹说：“张公议论政事，竟有回天之力，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利益广泛啊！”张玄素多次升迁任太子少詹事，转任右庶子。

当时承乾太子住在东宫，经常因游猎荒废学业，玄素上书劝谏说：“我听说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如果违背天道，人神都会抛弃。然而古代三驱的礼仪，并非要教人杀生，而是为百姓除害，所以商汤的网开一面，天下归向仁德。如今在苑囿中娱乐打猎，虽然名称不同于游猎，如果行为没有节制，终究会损害大度。况且傅说说：‘学习不师法古人，我从未听说过。’那么弘扬道义在于学习古法，学习古法必须依靠老师的教导。既然奉恩诏令孔颖达侍讲，希望多次询问，以弥补万一。再广泛派遣有名望有品行的学士，同时早晚侍奉。阅览圣人的遗教，观察已行的事例，每天知道自己的不足，每月不忘自己的长处。这就尽善尽美了，夏启、周诵，哪里值得称道呢！作为人君，没有不求善的，只是性情不能克制情感，沉迷迷惑而成祸乱。沉迷迷惑既已严重，忠言就被堵塞，所以臣下苟且顺从，君道渐渐亏损。古人有言：‘不要因为小的坏事就不去除，小的好事就不去做。’所以知道祸福的到来，都从积累开始。殿下位居储君，应当广泛树立好的谋略。既然有喜好打猎的过度行为，凭什么主持社稷？谨慎始终，还担心渐渐衰败，开始尚且不谨慎，最终怎么能够保全！”不久又兼任太子少詹事。贞观十三年，又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周公以大圣人的才能，还吐哺握发，引入布衣平民，何况后世的圣贤，怎敢轻视此道？因此礼制规定皇太子入学要行齿胄之礼，是想让太子知道君臣、父子、长幼的道理。然而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尊卑之序、长幼之节，运用在心中，弘扬到四海之外，都通过行为远播，借助言语光照。殿下睿智资质已经隆盛，还需要学习文采来装饰外表。至于孔颖达、赵弘智等人，不只是宿德鸿儒，也通达政要，希望让他们多次侍讲，开释道理，观古知今，增加睿智的德行。而雕虫小技之徒，只可时时让他们跟随，代替下棋罢了。至于骑马射箭、打猎游玩、酣歌戏玩，来愉悦耳目，终究玷污心神，逐渐沾染久了，一定会改变情性。古人有言：‘心是万物的主宰，行动没有节制就会乱。’我担心殿下败坏德行的根源，就在这里。”承乾都不能采纳。太宗知道玄素在东宫多次进谏，贞观十四年，提拔授任银青光禄大夫，代理太子左庶子。当时承乾很久不上朝，玄素劝谏说：“宫内只有妇人罢了，不知道像樊姬那样的人，可以弘益圣德的有几个？如果没有贤哲，就是亲近宠幸，疏远忠良。人们看不到德行，凭什么光大三善？况且太子的寄托，对国家极为重要，所以广泛设置众多官员，来辅佐睿德。如今竟然动不动经过数月，不见宫臣，纳谏教诲已经疏远，将怎么弥补缺失？”承乾嫉恨他多次劝谏，派户奴夜里用马鞭打他，几乎打死。承乾又曾在宫中击鼓，声音传到外面，玄素叩门求见，尽力直言恳切劝谏，承乾才拿出宫内鼓，当着玄素的面毁掉。这一年，太宗曾在朝廷上问玄素历任官职的由来，玄素本是刑部令史出身，非常惭愧羞耻。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我听说君子不轻易对人说话，圣主不对臣子戏言。话一说出史官就记录下来，礼仪成就它，音乐歌颂它。居上位能礼遇他的臣子，臣子才能尽力侍奉君上。近代宋孝武帝轻言放肆，侮辱戏弄朝臣，攻击他们的门户，甚至狼狈不堪。良史记载，认为不对。陛下昨天问张玄素：‘隋朝任什么官？’回答：‘县尉。’又问：‘做县尉之前？’回答：‘流外官。’又问：‘在哪个部门？’张玄素将要走出阁门，几乎不能移步，精神顿失，面色死灰。朝臣见了，都很惊怪。大唐创立国运，任用官员以才能为标准；占卜、祝祷、庸仆、保镖，量才使用。陛下礼重玄素，多年任用，提拔授任三品，辅佐皇储，自然不应该再对群臣穷究他的出身，抛弃往日的殊恩，造成一时的羞愧耻辱。人君驾驭臣下，用礼义引导，用恩惠驱策，让他们背负苍天，竭尽臣节，还担心德礼不加，人们不自勉。如果无故忽略，使他们羞惭，郁结在心，心中不乐，要求他们守节死义，难道可能吗？”奏疏呈上，太宗对褚遂良说：“我也后悔这个问话，现在得到你的奏疏，深合我心。”承乾败德日益增加，玄素又上书劝谏说：

我听说孔子说：“能就近取譬，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然而《尚书》、《传》所记载的，言论或许遥远，寻览近事，得失就在其中。至于周武帝平定山东，住卑陋的宫室、吃简单的食物，来安定天下。太子赟举止无度，秽德日益显著。乌丸轨知道不可收拾，详细告诉武帝；武帝慈仁，希望他渐渐改过。等到即位，狂暴纵情，天下分崩离析，宗庙覆灭，就是隋文帝所取代的。文帝因周朝衰弱，凭借外戚身份，虽然对天下没有大功，但布德行仁，足为万姓依靠。杨勇为太子，不能近遵君父的节俭，而追求骄奢，现在的山池遗迹，就是殿下亲眼所见的。当时也依仗君亲的恩宠，自认为泰山之固，哪知邪臣敢进谗言？假使行为有常，进退合度，亲近君子，疏远小人，舍弃浮华，崇尚恭俭，虽有邪臣离间，怎能造成慈父的嫌隙？难道不是因为积德不够，美名不著，谗言一到，就酿成祸患？我私下认为太子的寄托，责任非常重大，如果积德不弘，凭什么继承守成基业？圣上因为殿下关系是父子，事兼家国，所使用物品，不加限制。恩旨未过六十天，用物已超过七万，骄奢之极，谁说超过这个。龙楼之下，只聚集工匠；望苑之内，不见贤良。如今说孝敬则缺少问安的礼节，说恭顺则违背君父慈训的方式，求名声则无爱学好道的实际，看举措则有因缘诛戮的罪行。宫中的正士，不曾侧身；群邪淫巧，亲近深宫。所喜爱的都是游手好闲之辈，所赐予的都是图画雕镂之物。在外所见，已有这些过失；居中隐密，怎能数得清！宣猷宫的禁门，不异于市场，早上进入晚上出来，秽声已传远。我因为德音日损，频繁上书劝谏，自那以来，放纵更加厉害。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是当今善士，我每次奏请，希望多次召见进用，与他谈论，以广宏谋。但令旨反而有猜嫌，说我妄自推引。从善如流，还怕不够；掩饰错误拒绝劝谏，必招致失败损伤。正推崇闭塞之源，不羡慕钦明之术，虽有睿哲的资质，终究陷入罔念的过错。古人说：“苦药利于病，苦言利于行。”希望居安思危，一天比一天谨慎。

书信进去，承乾不采纳，竟派刺客将要杀害他。不久承乾被废，玄素按例除名。贞观十八年，起用授任潮州刺史，转任邓州刺史。永徽年间，因年老退休。龙朔三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麟德元年去世。

史臣曰：李伏伽上疏于高祖，张玄素进言于太宗，从疏贱之人而冒犯至尊，怀切直之心而明正理，可以说是极难的了。不久都受到提拔奖赏，蒙受恩遇。如果不是下情忠挚，效法不谋自身之节，上听聪明，达到从善如流之美，谁能达到这样呢？《尚书》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就是这个意思。苏世长幼年聪悟，长大能规谏；孙伏伽断绝朋党，不避骄豪。历览他们的言行，都有可观之处。而孙处约（云起）吞吐无方，苏世长终成诡诈，他们不令终也是应该的！与孙、张二子相比，智慧不及了。

赞曰：言语是身的文采，感于义而忘身。没有忠胆，怎敢逆鳞？苏、韦果俊，李、张忠纯。感悟君主匡正过失，啊，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