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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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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志序》原文缺失。
后梁开平元年夏季四月,太祖刚接受禅让,就在西京建立了四庙,遵循近古的制度。
后唐同光二年六月,太常礼院上奏:“国家兴建之初,已经在北都设置了宗庙,如今收复天下,迁都洛阳,应该恢复本朝的宗庙。按礼制没有同时设立两座宗庙的条文,请求废除北都的宗庙。”于是下诏让尚书省召集官员商议。礼部尚书王正言等人上奏说:“臣认为都城的制度,宗庙是首要的。如今在洛阳占卜选址定都,开创基业统治天下,事情应当效仿古代,神灵必然依附于人。北都先前设置的宗庙,不宜同时保留。况且每年祭祀,礼制有常规,时间既然相同,神灵依据什么?臣听说近来的惯例,也有权宜变通。如果神主已经修好,就迎回来藏在夹室;如果庙宇已经建成,就空着作为常制。像齐桓公的庙里有两个神主,礼制没有明确规定;古人行军,也不迁移庙主。过去武则天尊崇巩县、洛阳,礼制认为不合适;汉高祖眷恋丰县、滕县,这事没有效法依据。何况本朝的旧例,礼院都清楚,洛阳是旧都,嵩山正位,难道应该远离宫阙所在,建立祖宗的宗庙吗?事情不能长久,道理在于从长计议。请求批准太常礼院的奏请,废除北都的宗庙。”皇帝同意了。
天成元年,中书舍人马缟上奏说:“臣看到汉、晋以来,诸侯王宗室继承帝位,除了七庙之外,都另外追尊亲庙。汉光武皇帝在南阳为前四代祖先立庙,此后桓帝以下,也都上考前代,追崇先祖。请求依照两汉的旧例,另外建立亲庙。”下诏交给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礼部尚书萧顷等人商议说:“臣看到典籍所载,圣人的意旨存在,要表达祭祀的诚意,应该有庙堂的制度。臣等商议,那些追尊的位号以及建立庙宇的都城,请求特别下达命令,依照马缟的建议。”
第二年,中书门下又上奏说:“臣认为两汉时期,诸侯王入继帝位,必定改换名号上谥号,广行孝道称为‘皇’,记载在诸王旧例中,如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就是如此。恳请圣上慈悲,顺从民意,允许采用‘皇’来进献称号,并加上谥号以尊崇名位,改设圆陵,增加兵力守卫。”于是下诏让太常礼院制定礼仪制度。太常博士王丕等人引用汉桓帝入继时,尊其祖父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帝、父亲蠡吾侯为孝崇皇帝的例子,请求交给太常卿确定谥号。刑部侍郎、代理太常卿马缟再次建议说:“臣依据两汉旧例,诸侯王宗室入继帝位,必定追尊父祖,修建陵墓,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孝享之道,旧例都存在。自从安帝入继,就有皇太后命令,另立谥法,追尊为某皇,所谓孝德、孝穆之类就是。前代只有孙皓从乌程侯继嗣,追尊父亲孙和为文皇帝,事情出于非常,不值得作为典范。如今根据礼院的状文,汉安帝以下,如果根据本纪,又不见‘帝’字。臣认为谥法说‘德象天地曰帝’。因为礼院已经上奏过,难以直接用两汉旧例来陈述尊号,请求下诏让百官集议。”当时右仆射李琪等人建议说:“臣看到历代以来,宗庙已成定制,继承没有差异,沿革或许不同。马缟的奏请,礼制有依据,请求下达命令,让马缟虔诚依照典籍,来陈述尊号。”当时明宗想要同时加“帝”字,于是下诏说:“朕听说开国承家,可以制礼作乐,所以三皇不相袭,五帝不相沿,随时代创制规则,在礼制上没有差错。何况事情关乎祖庙,涉及祭祀。而且追谥追尊,称皇与帝,既然有增减的字,应当陈述褒贬之词。大致两个名称都是尊称,如果三皇时代当然不能加帝,五帝时代不能说皇。自从秦朝开始,便兼用两个称号。至于圣祖老君,事情相隔千年,宗族追尊一源,仍然用大名称显册,何必一定要遵循汉朝典制。何况朕居九五之位,为亿兆之尊,不能在自身总括两个名称,却吝惜一个名字给先代,如果随从固执的议论,如何表达孝诚!可以委托宰臣和百官详细决定,聚集两班官员到中书省,逐班各自陈述意见。”只有李琪等人请求在祖庙和父庙先加“帝”字。宰臣汇总众人意见上奏说:“恭敬地认为朝廷重要之事,宗庙为先,事情涉及继承香火,意义符合美好。而且圣朝追尊之日,就引用汉朝旧仪,在汉朝封崇之时,又依据哪代旧例?道理凝滞,不符合圣上谋划;道义应当变通,才能成为百姓法则。而且帝王功成治定,制礼作乐,正朔服色,尚且有所更改,尊祖奉先,何妨沿革。如果在应州必须设立别庙,那么地点远离上都。如今根据开元年间追尊皋陶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都在京都立庙。臣等商量所议追尊四庙,希望依照御札并加皇帝之号,并请求在洛阳立庙。”敕令:“应在应州旧宅立庙,其余依照所奏。”按《文献通考》:后唐所谓的七庙,是以沙陀的献祖国昌、太祖克用、庄宗存勖而上继唐的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这里所谓的四庙,又是明宗代北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
同年八月,太常礼院上奏:“庄宗的神主在这个月十日附祭于太庙,七室之内,应当有祧迁。”中书门下奏议,请求祧迁懿祖一室。后来下诏让百官集议,礼部尚书萧顷等人上奏,请求依从中书所奏,皇帝同意了。
应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太常认为大行皇帝山陵完毕,附祭于太庙。如今太庙享祭七室,即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大行皇帝升祔,按礼应当祧迁献祖,请求交给尚书省集议。”太子少傅卢质等人建议说:“臣等认为,关系最远的按祧迁处理,垂示于旧典,疑问的事情没有依据,一向有明文规定。不久前庄宗皇帝再造天下,复兴宗庙,追尊三位先祖于远方,恢复四室于本朝,遇到祧迁,很快完成沿革。到庄宗升祔时,以懿祖从祧,大概因为不是继位之君,所以先迁其室。光武帝灭新朝之后,才有追尊之仪,那时只在于南阳,原本不归于太庙,引用此事与旧例有些疏远,此时须遵从新规。将来升祔先庙,接下来应当祧迁献祖,既符合随时之义,又符合变体之文。”皇帝同意了。当时议论认为懿祖在懿宗时赐姓,以支庶系于大宗之例,应该以懿祖为始祖,其次昭宗也可以,不必以神尧(唐高祖)为祖而以太宗为宗。如果依照汉光武帝,则应在代州建立献祖以下的亲庙,其唐庙依旧礼实行即可,而议谥的人忘记咸通年间的懿宗,又称懿祖,父子都称“懿”,在道理上可以吗!将朱耶三世与唐室四庙连叙昭穆,非常不合礼制。议祧迁的人不知道从唐懿宗受氏而祧迁他,如今又涉及献祖。按礼论,开始祧迁昭宗,其次祧迁献祖可以,而懿祖如同唐景皇帝,难道可以祧迁吗?
后晋天福二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庙,希望让有关部门迅速制定制度典礼上报。”皇帝同意了。二月,太常博士段颙建议说:
宗庙的制度,历代都感到困难,必须考察礼经,以求旧例。谨按《尚书·舜典》说:“正月初一,在文祖庙接受终结。”这是尧的庙,还没有记载数量。又按《郊祀录》说:夏朝立五庙,商朝立六庙,周朝立七庙。汉朝初年在郡国立祖宗庙,共有一百六十七所。后汉光武中兴后,另外立六庙。魏明帝初立亲庙四,后来重新商议依周法立七庙。晋武帝受禅,初立六庙,后来再立七庙。宋武帝初立六庙,齐朝也立六庙。隋文帝受命,初立亲庙四,到大业元年,炀帝想遵循周法,商议立七庙。接着传禅给唐朝,武德元年六月四日,开始在长安立四庙,到贞观九年,命有关部门详议庙制,于是立七庙,到开元十一年后,创立九庙。又按《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举行大祭,祭祀始祖所自出之神,以其始祖配祭,而立四庙。”郑玄注说:从高祖以下到父庙四世,就是亲属关系尽了,再立始祖为不迁之庙,共五庙。又按《礼记·祭法》及《王制》、《孔子家语》、《春秋穀梁传》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这是递减两级的含义。又按《尚书·咸有一德》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按《疑义》说:天子立七庙,或四庙,大概有其道理。如四庙,是从父庙到高祖以下亲属关系尽了,所以有四庙的道理。又立七庙,是因为自古圣王,祖有功劳,宗有德行,另外封立始祖,就在四亲庙之外,或祖功宗德,不拘泥于定数,所以有五庙、六庙,或七庙、九庙,想让后代子孙观看其功德,所以《尚书》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了。又按周舍的论说:“自从江东以来,晋、宋、齐、梁相承,多立七庙。”如今臣等参考详审,只有立七庙,才能通其理。因为宗庙事大,不敢执于一理决定,所以检查七庙、四庙两件之文,都得到适宜,其他所论的,都不取用。请求交给三省召集百官详议。
敕旨应当依从。左仆射刘昫等人建议说:
臣等本月八日,奉敕命在尚书省集议太常博士段颙所议宗庙之事。臣认为要施行大教化,以达万方,达到和平,必先宗庙。所以《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疏解说:“周制七庙,是太祖庙及文王、武王的祧庙,与四亲庙。太祖是后稷。商朝六庙,是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朝则五庙,没有太祖,只有禹与二昭、二穆。从夏到周,少不减五,多不过七。”又说:“天子七庙,都是根据周制。有相应的人则七庙,没有则五庙。至于诸侯庙制,即使有相应的人,也不超过五庙。这就是天子、诸侯七、五之异的明确解释。”至于三代以后魏、晋、宋、齐、隋及唐初,多立六庙或四庙,大概是在建国之初,不满足七庙之数。如今请求立自高祖以下四亲庙,其中始祖一庙,不敢轻议,等候圣上裁断。
御史中丞张昭远上奏建议说:
臣前月参与都省集议宗庙之事,看到议状在亲庙之外,请求另立始祖一庙,最近上奏中书门下牒文,再次下令百官在都省议定上报。
臣阅读十四代史书,看到两千年的历史,观察各朝宗庙制度,都没有始祖的称呼,只有商、周两代,以稷、契为太祖。《礼记》说:“天子七庙,三座昭庙、三座穆庙,加上太祖庙共七座。”郑玄注释:“这是周朝的制度。七庙指太祖后稷以及文王、武王和四座亲庙。”又说:“商朝六庙,是契、成汤加上两座昭庙、两座穆庙。夏朝立五庙,不立太祖,只有禹和两座昭庙、两座穆庙。”据《王制》郑玄的解释,商、周以稷、契为太祖,夏朝没有太祖,也没有追尊庙号。自商、周以来,历经十代,都在亲庙中,以有功者为太祖,没有追尊始祖的先例。如果详细引用古今事例,恐怕言辞烦琐,但为了说明问题,必须陈述梗概。汉朝以汉高祖的父亲太上皇执嘉没有社稷功劳,不立庙号,汉高祖自己作为高祖。魏朝以曹操辅佐汉朝,接近三十年,才受封于魏,所以作为太祖。晋朝以司马懿辅佐魏国有功,立为高祖,以司马师开始受封于晋,所以作为太祖。刘宋先世,官职卑微,虽然追尊帝号,刘裕自己作为高祖。南齐高帝的父亲,官至右将军,生前没有封爵,不能作为太祖,高帝自己作为太祖。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辅佐齐朝,封侯,官至领军、丹阳尹,虽然没有受封于梁,也作为太祖。陈武帝的父亲陈文赞,生前没有名位,因武帝功劳,梁朝赠予侍中,封义兴公,到武帝即位,也追尊为太祖。周闵帝以父亲宇文泰辅佐西魏,经营王业,开始受封于周,所以作为太祖。隋文帝的父亲杨忠,辅佐周朝有大功,开始受封于隋,所以作为太祖。唐高祖神尧皇帝的父亲李虎,是周朝八柱国之一,隋代追封唐公,所以作为太祖。唐末梁朝朱氏有帝位,也立四庙,朱公先世无名位,虽然追册四庙,不立太祖,朱公自己作为太祖。这就是前代追册太祖,不出亲庙范围的成例。
帝王以有功者为祖,以有德者为宗,汉、魏的制度,没有功德不得立为祖宗,商、周受天命,因稷、契在唐尧、虞舜时代有大功,所以追尊为太祖。自秦、汉以后,这个礼制不同,虽然以有功者为祖,仍须在亲庙中。现在也粗略说说以往惯例,用来证明。秦朝称是造父的后代,不以造父为始祖;汉朝称是唐尧、刘累的后代,不以唐尧、刘累为始祖;魏朝称是曹参的后代,不以曹参为始祖;晋朝称是赵国将领司马卬的后代,不以司马卬为始祖;宋朝称是汉朝楚元王的后代,不以楚元王为始祖;齐、梁都称是萧何的后代,不以萧何为始祖;陈朝称是太丘长陈实的后代,不以陈实为始祖;元魏称是李陵的后代,不以李陵为始祖;后周称是神农的后代,不以神农为始祖;隋朝称是杨震的后代,不以杨震为始祖;唐朝称是皋陶、老子的后代,不以皋陶、老子为始祖。只有唐高宗时武则天临朝,改唐为周,又立七庙,并追尊周文王姬昌为始祖,这大概是当时攀附之人,不熟悉旧典,武则天立姬姓庙,乖谬太过,礼官至今讥笑。臣远观秦、汉,下至周、隋,礼乐制度、文明文物,没有比得上唐朝盛世的。武德年间议定庙制之初,英才辈出,如温彦博、魏徵、颜师古、虞世南通晓古今,封伦、萧瑀、薛收、杜淹通达礼仪,制度典章,必有师法。
追尊先王、先母的礼仪,起源于周代。据《史记》及礼经说:“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业,一穿上戎衣而拥有天下,被尊为天子,宗庙祭祀他。周公完成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太王、王季为王,用天子之礼祭祀先公。”又说:“郊祭后稷以配天。”据此而言,周武王虽祭祀七世,追尊王号的,只有四世而已。所以自东汉以来,建国之初,多立四庙,遵循周制。况且商朝沿袭夏礼,汉朝学习秦仪,无需广泛考证文献,应依据已成的制度。请求依照隋、唐建国之初,创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谨此建议上报。
敕令:应命尚书省召集百官,将前次议状与张昭远所陈意见,迅速决定上报。左仆射刘昫等再次议论上奏说:
我们本月十三日,再次在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商议。帝王遵循祖宗武德文治,祭祀天地,因此有追尊的典制,以申明配享的礼仪。起初审阅太常礼院的议状,只提出设立七庙或四庙,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其他所议论的,都不予采纳。关于七庙,按照《礼记·王制》所说:"天子的七庙,包括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共七庙。"郑玄注释说:"这是周代的制度。"详细考究礼经,这就是周朝七庙的固定数目。关于四庙,指的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按照《周本纪》和《礼记·大传》都说:"武王即位,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因为后稷是尧的稷官,所以追尊为太祖。"这就是周武王初得天下时,追尊四庙的明确记载。所以自从曹魏、后汉以来,直到北周、隋朝,创业的君主,追尊谥号不超过四代,这是仿效周制。这种礼仪已经实行很久,事情没有疑问。如今审详尚书省之前的议状,请求设立四庙之外,另外引荐始祖,但裁定尚未成为定论。随后根据敕令依据御史中丞张昭远的奏请,请求设立四庙之外,没有另外封立始祖的条文。何况国家的礼乐刑名,都依照唐朝典制,宗庙的规制,必须遵循旧章。请求依照唐朝追尊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的旧例,追尊四庙作为定案。"
皇帝同意了。
七年七月,太常礼院上奏:"本朝现在祭祀四庙:靖祖、肃祖、睿祖、宪祖。如今大行皇帝将要举行升祔仪式,按照《会要》:唐武德元年,在长安设立四庙;贞观九年,高祖神尧皇帝驾崩,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庙制,商议结果将高祖的神主与原有的四室一同祔庙。如今先帝的神主,请求依照唐高祖升祔的旧例。"皇帝同意了。
汉天福十三年闰七月,当时后汉高祖已经即位,仍然沿用天福年号。太常博士段颙上奏议论说:"我认为宗庙的制度,历代都难以确定,必须依据礼经,广泛查考旧例,又因为礼制注重顺应时势,增减没有固定。如今参考历代旧例,设立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庙,再向上追尊远祖光武皇帝为始祖,作为百代不迁的庙,居于东向的位置,共为五庙,希望符合以往的先例,又合乎礼经。"皇帝下诏命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吏部尚书窦贞固等人商议说:"按照《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注释说:'周代的七庙,包括太祖以及文王、武王的祧庙,加上四亲庙。太祖,就是后稷。'又说:'天子的七庙,都是根据周朝的制度。有相应的人就立七庙,没有就立五庙。'至于光武帝中兴及历代大多立六庙或四庙,这是因为建国之初,还未达到七庙的数目。又按照《郊祀录》王肃说:'德行深厚的流传恩泽广远,天子可以祭祀六代。'如今请求设立高祖以下的四亲庙。另外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就在四亲庙之外,祖功宗德,不拘泥于固定数目。如今除去四亲庙之外,再请求向上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另立六庙。"皇帝同意了。《文献通考》记载:庄宗、明宗既然舍弃自己的祖先而尊奉唐朝的祖先,到了石敬瑭、刘知远崛起登上帝位,都想以高贵门第自居,所以在四亲庙之外,必定要寻求所谓的始祖来尊奉。张昭远的话,议论正确而言辞雄壮。到了后汉初年,段颙、窦贞固之流,曲意谄媚附和,竟然向上追尊高祖、光武,作为六庙。
周广顺元年正月,中书门下上奏:"太常礼院商议,应当设立太庙的室数。如果是守成继位的君主,那么魏晋时有七庙的记载;如果是创业开基的君主,那么隋唐时有四庙的议论。本朝请求依照近代礼仪,追尊四庙。恐怕所议尚未统一,请求下命百官集中商议。"太子太傅和凝等人商议说:"请求依据礼官的意见,设立四亲庙。"皇帝同意了。《五代会要》记载:和凝议论说:"恭敬地认为开创宏伟基业,更新帝位。左宗庙而右社稷,都遵循旧制;尊崇祖先而辨别尊卑,记载于前代史书。虽然文质互变,义理各有不同,有时观看增减的规则,有时关联兴隆的开端。陛下体察天道确立根本,本于义而祖于仁,开启变家为国的根基,遵奉先思孝之道,应当依据礼官的意见,设立四亲庙,以符合前代典制。"皇帝同意了。
同年四月,中书门下上奏:"太常礼院申报,七月一日,皇帝驾临崇元殿,命使者进奏册书于四庙。依照旧仪,皇帝穿戴兗冕即座,太尉引导册案进入,皇帝降座,引导立于御座前南向,中书令捧册案进前,皇帝插笏捧授,册使跪受,转而交给抬册官,其进宝授宝的礼仪如同册案。臣等审详,到时应请皇帝下阶授册。"皇帝同意了。
三年九月,将要举行南郊祭祀,商议在东京另外修建太庙。当时太常礼院进言说:“按照洛京太庙的规制,庙室共十五间,分为四室,东西各有夹室,四座神门,每方屋一间,各开三门,置戟二十四柄,另有斋宫、神厨等屋宇。依照礼制,左为宗庙,右为社稷,都建在国都城内,请下令给有关部门修建供奉。”皇帝同意了。同月,太常礼院上奏说:“迎接太庙、社稷的神主到京城,当天不知皇帝是否亲自出城到郊外迎奉。查阅旧例,原本没有礼制先例,请求召集三省官员共同商议。”皇帝下令:“应当命令尚书省四品以上、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员一同参议。”司徒窦贞固、司空苏禹珪等人商议说:“据记载,吴主孙休即位时,到吴郡迎接祖父的神主,入祔太庙,先一天出城在郊外住宿,第二天穿日常服装奉迎,这就是先例。”于是签署状文认为皇帝出城奉迎是合适的,请求下令给礼仪使草拟制定礼仪程序。到十月,礼仪使上奏说:“太祖神主即将到达,前一日仪仗队出城掌管临时场所,在西御庄东北设置神主行庙的帷帐,面朝南方。当天停止朝会,群臣早早出西门,皇帝穿日常服装出城前往行宫,群臣问候完毕,各自就位。神主即将到达,群臣列班站定,皇帝站在班前。神主到达,太常卿请皇帝行再拜礼,群臣都跟着行拜礼。神主就座于行庙帷帐内,设置常规祭品,群臣列班于神幄前。侍中到休息处,请皇帝谒见神主。皇帝到达后,群臣再行拜礼,皇帝进酒完毕后再次行再拜礼,群臣都跟着行拜礼。皇帝返回帷帐,群臣先到太庙门外列班,等候皇帝到达问候。等神主到达,群臣列班于庙门外,皇帝站在班前,太常卿请皇帝行再拜礼,群臣都跟着行拜礼。皇帝返回帷帐,群臣就位,宫闱令安放神主于本室完毕后,群臣列班于庙庭。太常卿请皇帝在四室举行奠祭,每个室皇帝行再拜礼,群臣都跟着行拜礼。四室合祭完毕后,皇帝回宫。上述礼仪程序,希望交付中书门下颁行。”皇帝同意了。
显德六年七月,诏令说:因为大行皇帝陵墓安葬日期已定,神主牌位将要附祭于太庙,那些庙殿房屋是否需要增修?国子司业兼太常博士聂崇义上奏建议说:“奉皇帝敕令,为大行皇帝陵墓安葬日期已定,神主牌位要附祭于太庙,担心庙殿房间数量不足,应当重新增修。如今到太庙中察看,如果增修庙殿一间到两间,都必须移动各神门、角楼、宫墙、仪仗房舍,以及堂殿正面的屋檐、斗拱、台阶、道路,还要东边的省牲处、设立班位,直到斋宫,会逐渐变得狭窄。如今重新拆建庙殿,再增修扩建,不仅加重劳役,恐怕也不合适。我私下看到庙殿现在空着东西两间夹室,而且还没有迁出的祖先牌位,希望不拆建庙殿,再增加间数,就直接用夹室重新安排六室的位次。所有需要移动的神主牌位,如果按照旧礼,在殿庭临时设置行庙幕殿,又担心雨水仍然很多,难以陈设。请允许暂时在太庙斋宫内安置神主牌位,等到修缮完成之日,这样才较为合适。另外,根据《礼记》记载:庙宇建成就在屋中杀羊来祭祀,夹室就用鸡。又,《大戴礼》及《通典》也有关于夹室的记载,考察文字和含义,这是完备庙宇的制度。何况新神主牌位附祭于太庙,各种经典都有迁换的文字,考察古制沿用到今天,大致符合通行的礼制。请允许依次迁移各室,安置大行皇帝神主牌位,以符合礼制本意。”敕令依照典礼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