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五

后唐长兴元年九月，太常礼院上奏：“明年四月孟夏，将在太庙举行禘祭。谨按礼经规定，三年一次祫祭在孟冬，五年一次禘祭在孟夏。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应合祭于太祖庙中，各庙的功臣，配享在太庙庭中。本朝宝应元年制定礼制，尊奉景皇帝为始封之祖。既然庙号称太祖，百代不迁，每逢禘祭祫祭，位居东向的尊位，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以下，历代圣君子孙，各自按昭穆顺序南北相向，合祭于前。圣朝中兴，重修宗庙，现在太庙供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献祖、太祖、庄宗七庙，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列，不在庙中受享。将来举行禘礼，如果奉高祖居东向尊位，则禘祭不及于太祖、代祖；如果让祧庙太祖居东向之位，则又违背礼意。现在有关部门修奉祧庙神主，以及各种法物已经齐备，应该预先请求详细审议，此事须具状申奏。”皇帝下令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讨论。户部尚书韩彦恽等上奏建议说：“我们以为本朝尊奉受命之祖景皇帝为始封之君，百代不迁，长居庙食，从贞观到天祐，没有改变，圣祖神孙，左昭右穆。自从国家中兴，重新议定宗庙制度，因太祖景皇帝在祧庙之数，不列祖宗之位，想尊崇太祖之位，准备举行东向之仪，于是命令群臣共同商议可否。详细考察本朝历代圣君的旧典，明皇制定礼制的新规，开元十年，特别建立九庙，子孙遵守，历代没有缺失。现在既然实行定礼的规则，又将太祖迁入祧庙。从前德宗朝，将要举行禘祫之礼，颜真卿建议请奉献祖居东向之位，景皇帝暂居昭穆之列，从贞元年间考证，认为是错误的，今天实行，正合礼意。现在想请求每逢禘祫之年，暂时奉景皇帝居东向之尊位，自元皇帝以下，按昭穆顺序排列。”皇帝听从了。

后周广顺三年冬十月，礼仪使上奏：“郊庙祝文，礼例规定：古时文字都写在册上，而有长短的差别。魏、晋时期郊庙祝文写在册上。唐初全部用祝版，只有陵庙用玉册，明皇亲自祭祀郊庙，用玉制成册。德宗朝，博士陆淳建议，按礼制用祝版，祭后焚烧，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贞元六年亲自祭祀，又用竹册，本司依据《开元礼》，全部用祝版。梁朝依礼实行，到明宗郊天，又用竹册。现在详细斟酌礼例，认为用祝版合适。”皇帝下诏同意。

同年九月，南郊祭祀，礼仪使上奏：“郊祀所用的珪璧制度，按礼制，祭上帝用苍璧；祭地祇用黄琮；祭五帝用珪、璋、琥、璜、琮，这些玉各依本方正色，祭日月用珪璋，祭神州用两珪有邸。所用的币，天用苍色，地用黄色，配帝用白色，日月五帝各从本方之色，都长一丈八尺。珪璧的形状，璧圆而琮八方，珪上尖下方，半珪叫璋，琥是虎形，半璧叫璜，珪、璧、琮、璜都长一尺二寸四。珪有邸，邸是根本，珪附着于璧而整齐肃穆。日月星辰用珪璧五寸，前面这些珪璧虽然有图样，但长短的说法或有不同。按唐开元中，明皇下诏说：‘祭祀用玉，取其精洁，近来用珉，不可行。如果玉难以备办，宁可缩小制度，以取其真实。’现在郊庙所修制的珪璧，根据玉的大小，不必全部遵从古制，请下诏有关部门修制。”皇帝听从了。

后周显德四年夏四月，礼官博士等奉诏，讨论祭器、祭玉的制度上报。当时国子祭酒尹拙引用崔灵恩《三礼义宗》说：“苍璧用来祭天，长十二寸，是效法天的十二时。”又引用《江都集》、《白虎通》等书所说，称：“璧都是外圆内方。”又说：“黄琮用来祭地，长十寸，效法地的数目。琮外方内圆，八角而有孔。”国子博士聂崇义认为璧内外都是圆的，直径九寸。又按阮氏、郑玄的图都说是九寸，《周礼·玉人》职又有九寸的璧。以及引用《尔雅》说：“肉倍好叫做璧，好倍肉叫做瑗，肉好相等叫做环。”郭璞注说：“好，孔；肉，边。”但没有记载尺寸的数目。聂崇义又引用《冬官·玉人》说“璧好三寸”，《尔雅》说“肉倍好叫做璧”，两边肉各三寸，加上好共九寸，那么璧是九寸就明确了。聂崇义又说：“黄琮八方以象征地，每角各削出一寸六分，共长八寸，厚一寸。按《周礼疏》及阮氏图都没有孔。”又引用《冬官·玉人》说：“琮八角而无孔。”聂崇义又说：“琮、璜、珪、璧，都是祭祀天地的器物，而《尔雅》只说璧、环、瑗三者有孔，其余黄琮等器物，都没有提到，那么黄琮八角而无孔就明确了。”太常卿田敏以下讨论，认为尹拙所说虽然有所依据，但聂崇义引用《周礼》正文，道理稍优，请求采纳他的意见。其他各种祭器制度，也多以聂崇义所议为定。

后周显德二年秋八月，兵部尚书张昭上奏：“本月十二日，承蒙陛下恩慈召见，当面奉圣旨，每年祭祀，多用太牢，念其耕稼的劳苦，又要准备牺牲供用，比起豢养，特别可悯，令臣等讨论旧例，可否用其他牲畜替代。臣敬承圣旨，退而寻查礼籍，三牲八簋的制度，五礼六乐的条文，记载在典章，互相沿袭，历经朝代，没有更改。臣听说古代烧黍米、撕裂小猪，还多质朴简略，近代梁武帝用面牲竹脯，不可效法，虽然好生之德如此，但对于奉先之礼太差。大概礼主于诚信，孝本于内心，黍稷并非馨香，鬼神享用德行，不必在乎牺牲的大小，笾豆的方圆，如果血食祭祀能长保宗庙，那么牲俎何必要求小牛。但因为国家大事，儒者久行，改用其他牲畜，恐怕不太方便。依臣愚见，南北郊、宗庙社稷、朝日夕月等大祠，如果皇帝亲自行事，备三牲；如果有关部门代行，则用少牢以下。虽然不是旧典，但贵在减少用牛。”这时太常卿田敏又上奏说：

臣奉圣旨讨论祠祭用牛犊的事。现在太仆寺供牛犊，一年四季共用牛犊二十二头。《唐会要》武德九年十月诏：“祭祀的本意，是为了百姓，劳民事神，有违正直，杀牛不如薄祭，明德就是馨香，推古及今，民神一致。除祭圜丘、方泽、宗庙之外，都可以只用少牢，用少牢的用特牲代替。时和年丰，然后才修正常礼。”又按《会要》天宝六载正月十三日赦文：“祭祀之典，牺牲所需，在于表达虔诚，不在于多杀。今后每次大祭祀，应用赤色牛犊，应令有关部门酌情减少数量，永远作为常式。当年起请：按旧料每年用牛犊二百一十二头，现在请求减少一百七十三头，只用三十九头，其余祠祭都停用牛犊。”到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赦文：“国家大事，郊祀为先，贵在至诚，不崇尚多品。黍稷虽然陈设，或许并不馨香；牺牲空自繁多，未必能享。圜丘、方泽，任依常式，宗庙诸祠，临时献熟，以怀明德之馨香，庶几合于西邻之祭。当年起请：昊天上帝、太庙各用太牢一头，其余祭祀都随事市场供应。”如果据天宝六载，从二百一十二头减到三十九头；据武德九年，每年用牛犊十头，圜丘四头，方泽一头，宗庙五头；据上元二年起请，只有昊天上帝、太庙，又没有方泽，就是九头了。现在国家用牛，比开元、天宝不算多，比武德、上元则超过大半。按《会要》，太仆寺有牧监，掌管繁殖课税的事。请求今后太仆寺饲养繁殖课税的牛，其牛犊在祭祀昊天前三个月养于涤宫，取其荡涤清洁，其余祭祀则不养于涤宫。如果临时买牛，恐怕不合典故。

奉敕命：“祭祀崇尚诚敬，祝史贵在诚信，没有诚信，如何事神！薄祭重于杀牛，黍稷轻于明德，牺牲的数量，详细记载在经典。前代以来，或有增减，应采纳折中之礼，且遵从贵少的条文。今后祭圜丘、方泽、社稷，并依旧用牛犊；太庙及诸祠，应准上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制，都不用牛犊。如果皇帝亲自主持，则依常规。”

后唐同光二年三月十日，祠部上奏：“本朝旧仪，太微宫每年五次献祭，南郊坛每年四次祠祭。吏部申奏，请求差中书门下摄太尉行事，太庙及诸郊坛，都由吏部差三品以上摄太尉行事。”皇帝听从。到同年七月，中书门下上奏：“据尚书祠部状，每年太微宫五次献祭，南郊坛四次祠祭，都由宰相摄太尉行事，只有太庙时祭，唯独派遣普通官员，虽然这是旧规，但恐怕造成礼数缺失。臣等商量，今后太庙祠祭，也望差遣宰臣行事。”皇帝听从。

三年十一月，礼仪使上奏：“谨按礼经，丧期三年不祭祀，只有祭天地社稷可以越绋行事，这是古制。自从汉文帝，更加尊崇皇权，务求遵循公而忘私之义，实行以日易月的制度，日久相沿，礼从顺变。现在园陵已毕，祥练已除，宗庙不可以缺少享祭，神祇不可以废止祭祀，应遵礼意，以展孝思。请求自贞简太后升祔礼毕后，所有宗庙仪乐及群祀，都按旧制施行。”皇帝听从。

后唐天成四年九月，太常寺上奏：“看到大祠则差遣宰臣行事，中祠则差遣诸寺卿监行事，小祠则委托太祝、奉礼。今后凡小祠，请差遣五品官行事。”皇帝听从。同年十月，中书门下上奏：“太微宫、太庙、南郊坛，宰臣行事宿斋，百官都入内禀报公事。我们认为奉命行事，精诚斋宿，如果普遍接见朝官，则涉及对祠祭不够虔诚。今后宰臣行事，文武两班，希望都不得到宿斋之处。”奉敕命应准。同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今后宰臣在致斋期内，请求不押班，不知印，不视朝。如果遇到国忌，所有行事官受誓戒，都不赴行香，也不奏报刑杀公事。以及大祠致斋期内，请求不开宴。”皇帝听从。

长兴二年五月，尚书左丞崔居俭上奏：“大祠、中祠差官行事，皇帝虽然不参与祭祀，但当天也不临朝，看到皇帝当天有时出行，于理不便。今后请每逢大祠、中祠，皇帝不出行。”皇帝听从。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上奏：“近来小祠以上，公卿都穿祭服行事。近日只有郊庙、太微宫备祭服，五郊迎气、日月诸祠，都只穿常服行事，而且本司执事人等，都穿随事衣装，鞋履狼藉，便跟着公卿在坛场上升降。按祠部令，中祠以上，应斋郎等升坛行事的，都发给洁净服装，事毕收回。今后中祠以上，公卿请备祭服，执事升坛的人都要穿履，备绯衣帻子。另外，臣检阅《礼阁新仪》，太微宫使在卯时行事。近年依诸郊庙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后请求依旧在卯时。”皇帝听从。

清泰元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说：“根据太常礼院申报，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在本月二十日祔祭于太庙，太尉一职应当由宰臣代理执行。因为冯道在休假；李愚十八日有私人忌日，在致斋期内；现在刘昭又上奏说他正兼管三司事务繁忙，请求免除祭祀事务。如今我们与礼官参酌，认为各类私人忌日，遇到重大朝会，入阁宣召时，尚且要赴朝参拜。现在祔祭典礼重大，忌日属于私事，斋日请求比照大朝会宣召的惯例，派遣李愚执行祭祀事务。”皇帝同意了。

晋开运三年六月，西京留司监祭使上奏说：“因为祠祭所确定的行事官，到祭祀当天有的遇到疾病，有的奉诏赴京，留司吏部郎中一人主持判决，有缺员便依次确定人选，希望不致缺事。”皇帝同意了。《永乐大典》卷一万七千五十二。

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寺议定唐少帝的谥号，庙号为景宗。博士吕朋龟上奏说：“谨按礼经，臣子不为君王作诔文，要称引上天来定谥号，因此本朝旧例，命太尉率领百官捧着谥册在圜丘祭告上天，回来后在灵座前宣读，都在七月之内，谥册送入陵墓。如果是追尊定谥，则命太尉在太庙宣读谥册，将谥册收藏在本庙。臣认为景宗皇帝，从前蒙受沉冤，岁月久远，园陵已经修建，但未祔祭于太庙，那么景宗皇帝本身在七庙之外。如今圣朝为其申冤，追尊定谥，重新确立帝号，必须撰定礼仪。又，《礼》说：国君即位不满一年不入宗庙。而且汉朝的殇帝、冲帝、质帝，君臣名分已成，晋朝的惠帝、怀帝、愍帝，都经历了艰难，都不列于太庙受祭，只在园陵祭祀。臣等详细考察旧例，请求在园所建立景宗皇帝的庙，命使者奉持册书、宝绶，到庙中上谥号，然后供奉太牢祭祀，四季委托守陵官供奉祭品。请求下发尚书省召集三省官员详细商议施行。”右散骑常侍萧希甫等人提议，请求按照礼院所奏执行。皇帝敕令：应当命令本州城内选地建庙。于是就在曹州立庙。

四年五月，中书门下上奏说：“先前根据太常寺拟定少帝谥号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为景宗。臣等认为景宗生前曾为皇帝，祭祀应当继承宗庙，既然号称景宗，就应该进入宗庙，如果不进入宗庙，难以称为‘宗’。从道理上说，迁走一个远祖庙，将少帝的神主安放在太庙，那么昭穆次序就理顺了，宗庙祭祀也就正确了。如今如果暂且居于别庙，就请求不称景宗，只称昭宣光烈孝皇帝。另外，册文中有‘基’字，是明皇的庙讳，虽然平常诏敕都不回避，但少帝是继世的孙子，不打算直呼列圣的名讳，如今改‘基’为‘宗’字。”皇帝同意了。《五代会要》：《风俗通》陈孔璋说：尊卑有次序，丧祭的哀敬各有终结，想要使言论明确而可以遵循，行事施行而不触犯。《礼》说：“卒哭之后，宰相摇着木铎在宫中巡行，说‘舍故而讳新’。”故，指的是毁庙的神主，恩情已远、宗属已绝，名字可以不避讳。如今昭宣皇帝距离明皇十四世，上奏修改册文，不符合典故。

八月戊申日，明宗穿着兗冕礼服，驾临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礼仪完毕，册使兵部尚书卢质捧着册书出应天门登车，仪仗队和鼓吹在前引导，进入都亭驿，第二天登车前往曹州。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追尊是可以的，但立为宗庙，却不入太庙，十分失礼。所谓称“宗”的，是功业继承于祖庙，德泽施于百姓，发号施令才行。况且辉王继承帝位的时候，国命出于贼臣之手，君父含冤，母后遭受苦难，遭遇放逐，国家覆亡，追谥改号，应当遵循旧例。如汉朝的冲帝、质帝，晋朝的闵帝、怀帝，只有尊称而没有庙号；前代亡国的君主如周赧王、汉献帝、魏陈留王，也不称宗；中兴时期追谥的如孺子婴，光武帝竟然没有追尊宗庙的典礼。假如自我作古，酌情依据人情，那么称他为“景宣光烈”，很不相称。古代的周景王、汉景帝、周宣王、汉宣帝，都是中兴再造的君主。至于本朝，太祖称为景皇帝，是因为受命而拥有唐室，宣宗皇帝因为隔代承受天命，皇纲重新振兴的缘故。如今辉王亡国丧业，称为“宣景”，岂不是荒谬吗！先前，太常寺已经上奏，下发尚书省集中商议，虽然有智者，也犹豫不决没有表态。到了这时，已经立为景宗，陵号温陵，就在曹州设置庙宇，按时告祭，并以本州刺史以下官员担任三献官。后来宰相知道这样做不对，上奏去掉了庙号。

晋天福四年十一月，太常礼院上奏：建议设立唐朝帝庙，引用武德年间的旧例，祭祀隋朝三位皇帝。如今请求设立近代的庄宗、明宗、闵帝三庙，希望符合前代规制。诏书说：“恩德没有比延续断绝的宗祀更盛大的，礼仪没有比供奉祖先更重要的。庄宗建立了兴复的功业，明宗留下光大的基业，到了闵帝，实际上是继承本宗，然而大业源头，都尊崇唐室。继承周朝的必须尊崇后稷，继承汉朝的必须尊奉高皇，将要开启庄严的祠庙，应当尊崇盛大的典礼。应当设立唐高祖、太宗以及庄宗、明宗、闵帝五庙。”当月，太常礼院又上奏：“唐庙的规制，请求以至德宫正殿隔成五室，分为三部分，南面离地四尺，用石头砌成坎，中间可容纳两个神主。庙的南面一座屋有三门，门上有戟二十四把；东西各一座屋有一门，门上没有棨戟。四仲之祭，用一只羊一头猪，如同中祠的规格，币帛牲牢之类，由光禄寺负责。祠祝的祝文，不进献也不签署，神厨的用具，由鸿胪寺监督。五位皇帝五位皇后，共十位神主，未迁走的六位，未立庙的四种，未定谥号的三位。高祖、太宗及其皇后以及庄宗、明宗，他们的神主在清化里的寝宫，祭祀前两天，用殿中伞扇二十件，迎接到新庙进行享祭。闵皇帝、庄宗明宗两位皇后以及鲁国孔夫人神主四座，请修制后祔庙，以及三位皇后请确定谥法。”皇帝同意了。

周广顺元年二月，太常礼院上言：“根据敕令，将汉朝庙迁入升平宫。那唐、晋两朝，都只迁移五庙，如今汉朝有七庙，不知是全部迁移，还是只迁移五庙？敕令应当依照前敕，全部迁移到升平宫。其中的法物、神厨、斋院、祭服、祭器、馔料，都依照中祠的规格，用少牢，由光禄等寺供给；读祝文的太祝和奉礼郎，由太常寺差遣。每季仲月祭祀，以汉朝宗室子弟为三献官。”皇帝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