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三

食货三

○漕运 仓库

历代以来，漕运粮食到都城，供给官府和仓库的粮食，各自根据道路的远近作为标准。太祖定都金陵，四方的贡赋，通过长江到达京师，道路近便。自成祖迁都燕京，道路遥远，漕运方法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是支运法，然后是兑运法和支运法相互参用，最后支运法全部变为长运法，制度就确定了。

洪武元年北伐，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到汴梁。不久大将军徐达命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到大同。中书省下文给山东行省，招募水工从莱州洋海仓运送粮食供应永平卫。之后海运供应北平、辽东成为定制。西北边境则疏浚开封漕河供应陕西，从陕西转运粮食到宁夏、河州。西南则命令四川、贵州纳米中盐，以节省远途运输。当时各路都就近输送，得到了便利。

永乐元年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使用能装载三百石以上的淮船，经过淮河和沙河到达陈州颍岐口跌坡，另外用大船进入黄河到达八柳树，用牛车运输到卫河输送到北平，与海运相互参用。当时皇帝多次巡幸，各种费用都依靠漕运，不仅仅是供应边防。淮河、海运两条水路，而临清仓库储存河南、山东的粮食，也输送到北平，合计起来是三条运输线。只有海运使用官军，其余都是民运。

自从疏浚会通河后，皇帝命令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用船队运输。宋礼因为大海船能载千石，工艺粗劣容易损坏，于是建造浅船五百艘，运输淮、扬、徐、兖的粮食百万石，以抵消海运的数量。平江伯陈瑄接续这项事业，逐渐增加到三千多艘。当时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各有仓库。江西、湖广、浙江的百姓运送粮食到淮安仓，分别派遣官军就近挽运。从淮安到徐州用浙江、直隶的军队，从徐州到德州用京卫的军队，从德州到通州用山东、河南的军队。依次递运，每年四次，可运三百多万石，名为支运。支运的方法，“支”不一定出自当年百姓的缴纳；“纳”不一定供应当年军队的支取。通盘考虑数年作为增减，期望不失常额就算了。从此海陆两种运输都停止了，只保留遮洋船，每年在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运粮食三十万石，十分之二输送到天津，十分之八由直沽入海输送到蓟州而已。没几年，官军多有调遣，于是恢复民运，道路遥远多次延误期限。

宣德四年，陈瑄和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于是命令江西、湖广、浙江百姓运一百五十万石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宁国、池州、庐州、安庆、广德百姓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到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凤阳、太平、滁州、和州、徐州百姓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仓，命令官军接运进入京仓、通州二仓。百姓的粮食既然就近入仓，大大节省了劳力，于是根据距离远近、粮食多少，抽取民船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三、五分之一来供给官军。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则直接运到京仓，不用支运。不久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到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的粮食运到德州仓，之后山东、河南都运到德州仓。

六年，陈瑄说：“江南百姓运粮到各仓，往返将近一年，耽误农业。命令百姓运到淮安、瓜洲，兑给卫所。官军运载到北方，给予路费耗米，则军民两便。”这就是兑运。命令群臣商议。吏部蹇义等上报官军兑运百姓粮食加耗的则例，以距离远近为等差。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北直隶五斗。百姓有运到淮安兑给军队运输的，只加四斗，如果有兑运不完的，仍令百姓自己运到各仓，不愿意兑运的，也听任他们自己运输。军队既然加了耗米，又给轻赍银作为洪闸盘拨的费用，并且可以附带其他货物，都乐于从事，而百姓也多以远运为艰难。于是兑运的人多，而支运的人少了。军队与百姓兑米，往往仗势勒索。皇帝知道这个弊端，敕令户部委派正官监督，不许私自兑运。不久逐渐减少加耗米，远的不过六斗，近的到二斗五升。以三分为标准，二分给米，一分用其他物品折算。正粮的斛面是尖的，耗粮都是平概。运粮四百万石，京仓储存十分之四，通仓储存十分之六。临清、徐州、淮安三仓各派遣御史监收。

正统初年，运粮的数量是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的有二百八十多万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只占十分之三四。土木之变后，又全部留下山东、直隶的军队操练防备。苏州、松江等府的运粮仍属于百姓。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于是恢复军运。天顺末年，兑运法实行已久，仓库官员觊觎耗余，入仓时都兑尖斛面，并且多求索，军队非常困苦。宪宗即位，漕运参将袁佑上奏便利之事。皇帝说：“律令明确说，收粮让纳税户平准，每石加耗不超过五升。现在运军愿意明加，那么仓库官吏侵害过多可知。今后命令军队自己平概，每石加耗五升，不要超过，勒索的治罪。”后来听从督仓中官的话，加耗到八升。久了，又像以前一样溢收，屡次禁止也不能止住。

当初，运粮到京师，没有定额。成化八年开始定为四百万石，此后成为常数。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中兑运的有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的有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总计兑运、改兑加上耗米进入京仓、通州两仓的，共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正粮独有一百八十万，蓟州一府七十万，加耗在外。浙江的赋税比苏州减少数万。江西、湖广又少些。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共给米六十四万多石，全部支用兑运米。而临清、德州二仓，储存预备米十九万多石，取山东、河南改兑米充数。遇到灾伤，则拨二仓米来补运，务必满足四百万的数额，不令短缺。

到成化七年，才有改兑的提议。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军到江南水次交兑，加耗之外，每石又增加一斗米作为渡江费。几年后，皇帝于是命令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七十万石米，全部改为水次交兑。从此全部变为改兑，而官军长运于是成为定制。但是当时，掌管仓库的人多苛刻索取，甚至有额外罚，运军辗转借贷无法支撑。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论述运军的困苦，说：“各直省的运船，都由工部给价，命令有司监造。近来，漕运总兵因为价格不及时给付，请求领价自己建造。而部臣顾虑军士不加爱护，建议由本部出料四分，军卫承担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都是军士卖资产、卖儿女来供给，这是造船的苦处。正军逃亡数量很多，而额数不减，都用余丁补充，有一户有三四人应役的。春天兑运秋天回来，艰辛万状。船到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靠借贷来支用，这是往来的苦处。他们所借的债，运官因此侵渔，要求加倍利息偿还。而军士有的自己载运土产来换柴米，又受禁例限制，多被掠夺。现在应该增加造船费每艘银二十两，并且禁约运官及有司科害搜检的弊端，或许军困稍微缓解。”皇帝下诏听从他的建议。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说：“苏州、松江等府，连年荒歉，百姓买漕米，每石银二两。而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府、大同二边的粮料，每石也银一两。去年，苏州兑运已折征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现在请求推广到各府，而稍微区别价格。灾情重的，每石七钱，稍轻的，每石仍一两。都解送到部转发各边，抵北直隶三处每年供应的数量，而收三处本色粮输送到京仓，则费用省而事情容易完成。”皇帝听从了。此后每年有灾，就权宜折银，用水次仓支运的粮来充数，而折价以六七钱为标准，没有再达到一两的。

先前，成化年间推行长运之法。江南州县运粮到南京，命令官军就水次兑支，计算节省加耗输挽的费用，得到余米十万石有余，储存预备仓以供应缓急之用。到这时，巡抚都御史认为兑支有弊，请求按照旧例上仓然后放支。户部说：“兑支法好，不可改变。”皇帝下诏听从部议，将所余的就储存各卫仓，作正支销。又听从户部建议，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听任百姓自运到临清、德州二仓，命令官军支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求疏通水次仓储，说：“过去百姓运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以等待卫军支运，后来改为附近州县水次交兑。不久连同支运的七十万石也命令改兑。但七十万石之外，还有交兑不完的，百姓仍运到四仓，长久没有支销，以致陈腐。请求将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送到京，而命令三省卫军到临清、德州等仓，支运与所折之数相等的粮食。则各仓米不腐，三省漕卒便于支运。每年漕运额之外，又得到三十五万折银，一举而数善具备了。”皇帝命令部臣商议，同意他的请求。六年，户部侍郎邵宝因为漕运迟滞，请求恢复支运法。户部商议，支运法废弃已久，不可仓促恢复，事情于是搁置。

临清、德州二仓储存的米，共十九万，计十年得一百九十万。自从世宗初年，灾伤拨补日益增多，而山东、河南因为年岁歉收，多次请求减轻，并且二仓囤积多腐朽。于是改折的议论屡次兴起，而仓储逐渐耗减了。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求将轻赍银听任运官在路上支用，作为顾雇舟车的费用，不必装鞘印封，计算盈余，来苦漕卒。给事中、御史交替反驳他。户部说：“科道官的意见，主于防奸，是对的。但轻赍银本来是资助转运的费用，现在顾虑官军侵耗，全部取他们的盈余归太仓，则是将脚价当作正粮，不是立法初意。”于是建议运船到通州，巡仓御史核验，酌量支用实数，著为定规。有盈余，不输太仓，就用它来修船，官旗渔利的重罪。轻赍银，是宪宗因为各仓改兑，给路费，开始各有耗米；兑运米，都是一平一尖，所以有尖米；从随船给运四斗外，其余折银，叫做轻赍。共四十四万五千余两。后来逐渐收入太仓了。隆庆年间，运道艰阻，议论的人想开胶莱河，恢复海运。从淮安清江浦口，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直接抵达直沽，只沿着海套，不泛大洋。疏上，派遣官员勘查报告，因为水多沙碛而停止。

神宗时，漕运总督舒应龙说：“国家两都并建，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实是南北咽喉。自从兑运长久实行，临清、德州尚有每年积储，而淮安、徐州二仓没有一粒米。请求从今以后山东、河南全熟时，全部征收本色上仓。计临清、德州已足五十余万，则命令交纳于二仓，也积储五十万石而止。”皇帝听从了。当时，折银逐渐增多。万历三十年，漕运抵达京师，仅一百三十八万余石。而巡抚大臣建议截留漕米以接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争论，说：“太仓收入不敷支出，计算二年后，六军万姓将等待新漕举炊，如果输送延期，不再有京师了。”大概灾伤折银，本来折漕粮以抵京军月俸。那时混支以给边饷，于是导致银米两空，所以赵世卿争论。此后仓储逐渐匮乏，漕政也更加废弛。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天下萧条烦费，每年供输更加不足以支应了。

运船的数量，永乐到景泰年间，大小无定，数量很多。天顺以后，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官军十二万人。允许附带土产，免征税收。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达到六十石。

明宪宗规定了运粮船抵达京城的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在五月初一日，南直隶在七月初一日，其中过江支兑的地方，再宽限一个月，浙江、江西、湖广在九月初一日。总计三年考核一次，违反期限的，负责运粮的官员要降职处罚。明武宗编制了水程图格，按日依次填写停靠的站点，违反期限的粮食，暂时存放在德州等粮仓，称为“寄囤”。明世宗规定了过淮河的期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广、浙江、江西三月，明神宗时改为二月。又将在京期限为五个月的，缩短一个月；七八九月的，依次缩短两个月。后来又统一缩短一个月。明神宗初年，规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兑收完毕，大县限定船到十日，小县五日。十二月开船，次年二月过淮河，三月过洪闸进入水闸。都要事先将样品米呈报户部，运粮到达之日，对照检验相同才予收纳。

凡是因灾伤奏请将漕粮改折银两的，不得超过七月。如果奏请讨论时间过晚以及临时改变题请的，立案后不再复议。遭遇漂流的，用替代的食米抵补。长江漂流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二百石以上为大患，二百石以内为小患。小患由把总勘查报告，大患要上奏朝廷，后来不论数量多少，一概奏报勘查了。

起初，船只用楠木、杉木，次等的才用松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打造。每艘船装载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后来船只数量缺少，一艘船装载七八百石米。附载夹带的私货日益增多，所在之处稽留延误期限。一遇到黄河决口，就有漂流，官军趁机作奸犯科。在水次折收干粮，沿途侵吞盗窃，谎称水火之灾，甚至有人凿沉船只自沉。

明初，命令武臣督管海运，曾经设置漕运使，不久撤销。明成祖以后任用御史，又任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员外郎分头管理，主事监督兑收，制度不统一。景泰二年开始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管理漕运事务。漕运司统领十二总，十二万军士，与京操十二营军士数量相当。起初，明宣宗命令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每年八月赴京，共同商议明年漕运事宜，等到设置漕运总督后，则一并命令总督赴京。到万历十八年后才停止。每年正月，总漕官巡视扬州，管理瓜洲、淮安过闸事务。总兵驻守徐州、邳州，监督过洪闸进入水闸，与同理漕运的参政管押粮食赴京。攒运则有御史、郎中，押运则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则有主事，清江、卫河有提举。兑收完毕过淮河、过洪闸，巡抚、漕运司、河道部门各自按职责奏报。有关部门粮食不齐备，军卫船只不齐备，过淮河延误期限的，责任在巡抚。粮食和船只齐备，不立即验放，不是河道阻塞而压帮停泊，过洪闸延误期限因而漂没冻坏的，责任在漕运司。船只粮食按照期限，但河渠淤浅，疏浚无方，闸门启闭失时，不能过洪闸抵达水湾的，责任在河道部门。

明初，对漕政常常加以优待体恤，明仁宗、宣宗禁止役使漕船，宽宥延误运输的人。明英宗时开始扣发口粮并均摊，但运军不守法度，成为百姓祸害。从此漕政日益废弛，军士用耗米换取私物，沿途出售耽误行程。等到达时，反而购买仓米补纳，多数不够数量。而粮长往往在米中掺沙掺水，河南、山东尤其严重，常常蒸湿霉烂不能食用。权要人物借贷给运军银子以牟取暴利，甚至请求拨付关税作为船料费来补偿。漕运把总大多通过贿赂得到。仓场额外科敛，每年多达十四万。明世宗初年理政，诸多弊病多有革除，但漂流、违限两种弊病，日益严重。中叶以后，更加无法追究查问了。

漕粮之外，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输送内府的白熟粳糯米十七万零四十余石，其中折色八千余石，各府部的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其中折色八千八百余石，命令百姓运输。称为白粮船。自从长运法实行，粮食都由军人运输，但白粮仍由百姓运输如故。明穆宗时，陆树德说：“军运用来充实军需，民运用来供给官禄。人们知道军运之苦，不知道民运更加痛苦。船户的勒索，运军的欺陵，洪闸的守候，入京入仓，各种弊病百出。嘉靖初年，民运还有保全的人家，十年后没有不破产的了。让白粮由军人带运非常便利。”奏疏呈入，下发给部里商议。没有听从。

所有各仓应当运输的有固定数额，其中有的改拨其他镇，在水次应当兑收的漕粮，就命令坐派镇军领兑的付给粮价，州县官督率车户运到远仓，或者付给军价让他们就地支领的，通称为“挖运”。九边之地，运输粮食大抵用车辆，宣德时，粮饷运到开平也是这样，而兰州、甘州、松潘，往往让百姓背负。永乐年间，又曾命令广东海运二十万石供给交趾。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加到二十所，并且建立了临濠、临清二仓以供应转运。各行省有仓库，官吏俸禄从中支取。边境有仓库，收纳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用来赈济灾荒。自从钞法实行，多有省并裁革。洪武二十四年在临清储粮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洪武二十八年设置皇城四门仓，储粮供给守御军队。增加京师各卫仓共四十一所。又设置北平、密云诸县仓，储粮以资助北征。永乐年间，设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并且设置北京三十七卫仓。更多下令天下府县多设置仓储，预备仓在四乡的移置城内。等到会通河建成，才开始在徐州、淮安、德州设仓，而临清沿用洪武旧制，加上天津仓共五所，称为水次仓，以资助转运。之后，又将德州仓移到临清的永清坝，在河西务设置武清卫仓，在张家湾设置通州卫仓。宣德年间，增建临清仓，可容三百万石。增置北京及通州仓。京仓由御史、户部官、锦衣卫千百户每季度轮换巡察。外仓则由布政使、按察使、都司关防。各仓门，用退休武官二人，率领老幼军丁十人把守，半年一换。明英宗初年，命令廷臣集体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库的将卫所仓归属，无仓库的将卫所改隶。只有辽东、甘肃、宁夏、万全及沿海卫所，没有府州县的仍照旧。正统年间，增置京卫仓共七所。自从兑运法实行，各仓支运的少了，而京、通仓容纳不下，于是拆毁临清、德州、河西务仓的三分之一，改为京、通仓。景泰初年，将武清卫等仓移置通州。成化初年，废除城外预备仓的临清、德州仓，而用城内空廒储存预备米。临清仓改名为常盈仓，德州仓改名为常丰仓。总共京仓五十六所，通仓十六所。直省府州县、藩王府、边境关隘、堡站、卫所屯戍都有仓库，少的一二所，多的二三十所。

预备仓的设置，明太祖挑选年老民众运钞籴米，以备赈济，就命他们掌管。天下州县多有储蓄，后来逐渐废弛。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整顿这事。周忱巡抚南畿，另外设立济农仓。其他人不能做到。正统年间，加重侵盗之罪的惩罚，以至于连坐妻子充军。并且规定缴纳谷物一千五百石的，敕令表彰为义民，免除本户杂役。凡是赈饥米一石，等到丰收年，缴纳稻谷二石五斗还给官府。弘治三年规定，州县十里以下积粮一万五千石，二十里积粮二万石；卫千户所一万五千石，百户所三百石。考核期满时，考察积粮多少作为优劣标准。不足三分之二的扣发俸禄，六分之以上降职调任。弘治十八年命令赎罪赃罚，都籴谷入仓。正德年间，命令囚犯缴纳纸张的，以其八成折米入仓。军官有犯罪的，缴纳谷物准予立功。起初，预备仓都设仓官，这时革去，命令州县官及管粮仓官管理此事。嘉靖初年，谕德顾鼎臣说：“成化、弘治时，每年用存留余米入预备仓，缓急有备。如今秋粮仅够兑运，预备仓没有一粒米。一遇到灾伤，就奏留其他粮食及劝富民借谷，以应付旧例。请赶紧恢复预备仓粮以充裕百姓。”皇帝于是命有关部门设法多积米谷，仍仿古代常平法，春季赈济贫民，秋收后还官，不取其利息。府积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为标准。之后，又定十里以下一万五千石，依次递增，八百里以下至十九万石。后来积粟全部平价卖出，以救济贫民，储积逐渐减少。隆庆年间，大郡不超过六千石，小邑只有千石。时间久了数量更少，科罚也更轻。万历年间，上州郡至三千石为止，而小邑有的仅百石。有关官员沿袭成为具文，屡次下诏申饬，大都用虚数欺瞒而已。

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请求建立常平仓和社仓。嘉靖八年才命令各巡抚、按察使设置社仓。命令百姓二三十家为一社，选择家境殷实而有品行道义的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的一人为社正，能写会算的一人为社副，每月初一十五聚会，分别上中下户，出米四斗至一斗不等，每斗加耗五合，上户主持此事。年饥时，上户不足的酌情借贷，丰收年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还仓。有关部门造册送巡抚、按察使，每年考核一次。仓空虚的，罚社首出一年的米。这个办法很好，但后来无力推行。

两京库藏，先后建设，制度大致相同。内府共十库：内承运库，贮藏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而金花银最大，每年进纳百万两有余。广积库，贮藏硫黄、硝石。甲字库，贮藏布匹、颜料。乙字库，贮藏胖袄、战鞋、军士裘帽。丙字库，贮藏棉花、丝纩。丁字库，贮藏铜铁、兽皮、苏木。戊字库，贮藏甲仗。赃罚库，贮藏没官物品。广惠库，贮藏钱钞。广盈库，贮藏纻丝、纱罗、绫锦、绸绢。六库都属于户部，只有乙字库属兵部，戊字、广积、广盈库属工部。又有天财库，也叫司钥库，贮藏各衙门钥匙，也贮藏钱钞。供用库，贮藏粳稻、熟米及上供物品。以上通称内库。其在宫内的，又有内东裕库、宝藏库，称为里库。凡是里库不关涉有关部门。至于会归门、宝善门迤东及南城瓷器各库，则称为外库。至于内府各监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都各自按掌管，收贮应用各种物品。太仆寺则马价银归入。明初，曾在京城及各府州县设置行用库，以收换昏烂的钞票。明仁宗时撤销。

英宗时期，开始设立太仓库。起初，每年的赋税不征收金银，只有矿冶税有金银，收入内承运库。那些偶尔折成金银的赋税，都送到南京供应武臣的俸禄。而各边境有紧急情况，也从这里取用。正统元年，改折漕粮，每年以百万两为定额，全部解送到内承运库，不再送往南京。除供给武臣俸禄十多万两外，其余都供皇帝使用。这就是所谓的金花银。正统七年才设立户部太仓库。各省直隶派剩下的麦米，十库中的绵丝、绢布以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是折成银子的，都收入太仓库。抄没的家财，变卖的田产，追收的店钱，按例上纳的，也都收入这里。专门用来贮存银子，所以又叫做银库。弘治时期，内府供应繁多，经常收取太仓银进入内库。又设置了南京银库。正德时期，内承运库的宦官多次说内府财用不足，请求支用太仓银。户部坚持上奏也不能阻止。嘉靖初年，内府供应比弘治时期，后来竟加倍了。起初，太仓中库积存银子八百多万两，后续收入的贮存在两边的厢房，以便支用。而中库不动用，于是把中库称为老库，两厢房称为外库。到这时，老库所存只有一百二十万两了。嘉靖二十二年特地下令金花银、子粒银应该解送内库的，都送到太仓以备边境之用，但后来又重新进入内库。嘉靖三十七年下令每年进献内库银一百万两之外，增加预备钦取银，后来又提取没官银四十万两进入内库。隆庆年间，多次提取太仓银进入内库，承运库的宦官甚至用空白的札子下到户部提取。朝廷大臣上疏劝谏，都不听从。又多次提取光禄寺、太仆寺的银两，工部尚书朱衡极力劝谏，也不听从。起初，世宗时期，太仓的收入有二百多万两。到神宗万历六年，太仓每年收入总共四百五十多万两，而内库每年供给金花银之外，又增加买办银二十万两作为常例，后来又增加内操马匹草料银七万多两。时间长了，太仓、光禄、太仆的银两，搜刮几乎殆尽。边境赏赐首功，原来从内库支出的，也取自太仆寺了。

凡是甲字等各库，由主事会同科道官巡视。太仓库，由员外郎、主事掌管，而由给事中巡视。嘉靖年间，开始每两个月报告一次收支数目。当时修建工部旧库，命名为节慎库，用来贮存矿银。尚书文明用它来支付工钱，皇帝诘问责备他，命令用其他银子补偿，从此专门供宫内使用。

在外的各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都有库，用来贮存金银、钱钞、丝帛、赃罚等物。巡按御史每三年盘查一次。各运司都有库贮存银子，年终，巡盐御史委派官员检查。凡是府州县的税课司局、河泊所，每年的课税、商税、鱼课、引由、契本等各种课程，太祖命令有关部门解送到州县府司，直到部，部里发札子到库，原来的封识，不擅自打开。到永乐时期，才开始委派官员检验核对，符合的，才起解；到部里再次检验，相同，才进纳。嘉靖时期，修建验试厅，检验合格，给予进状寄库。每月逢九，会同巡视库藏的科道官，进库验收，不合格的驳回更换。正统十年在通州设置通济库。世宗时期撤销。隆庆初年，密云、蓟州、昌平等镇都设置库，收贮主客年例银、军门公费以及抚赏、修边银等。

凡是成为仓库祸害的，没有比宦官更厉害的。内府各库监收的宦官，横暴勒索没有满足。正德时期，台州卫指挥陈良缴纳军器，被拖延扣留八年，以至于在街上讨饭。内府收粮，增加的损耗曾经以几倍为标准，其祸患如此。各仓起初不设宦官，宣德末年，京仓、通州仓开始设置总督宦官一人，后来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仓也设置监督，漕运的军民受其害。世宗采用孙交、张孚敬的建议，撤革了各宦官，只有监督各仓的仍旧保留。时间长了，听从给事中管怀理的话，才撤销了。

起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境军饷不向内库借支，京师不向外地搜括。成化时期，巡盐御史杨澄开始请求发放各盐运提举司的赃罚银进入京库。弘治时期，给事中曾昂请求将各布政司公家库藏积贮的征徭羡余银，全部输送到太仓。尚书周经极力争辩，认为有不足的原因，是由于织造、赏赐、斋醮、土木工程的缘故，一定要搜刮尽天下的财物，不是藏富于民的意思。到刘瑾当权，于是命令各省库藏全部输送到京师。世宗时期，福建、广东进献羡余银，户部请求责令其他省的巡按，每年按例上奏进献。又因为太仓库匮乏，运送南户部库银八十万两充实它。而户部逐条上奏理财事宜，临清、德州二仓积存银子二十万两，登记后归入太仓。隆庆初年，派遣四位御史分头巡行天下，搜括库银。神宗时期，御史萧重望请求核查府县每年的定额银两进呈户部，没有上报。千户何其贤请求敕令内官与自己一起监督，皇帝竟然听从了他的请求，从此地方储备日益耗竭。到天启年间，采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的计策，下敕令督促每年进献，搜括得没有一点剩余。南京内库颇多贮藏金银珍宝，魏忠贤假传圣旨取进，盗窃一空。内外匮乏枯竭，于是导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