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刘湛庾悦顾琛顾觊之

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人。祖父刘耽，父亲刘柳，都是晋朝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刘湛过继给伯父刘淡，承袭安众县五等男的爵位。年轻时就有气度才干，不崇尚浮华，广泛涉猎史书传记，熟悉前代旧典。年纪轻轻便有治理天下的志向，常常自比管仲、诸葛亮。不写文章，不喜欢议论。被任命为宋武帝太尉行参军，受到很优厚的赏遇。父亲刘柳在江州去世，府州送来的丧葬财物很丰厚，他一无所受，当时舆论称赞他。服丧期满，任相国参军。谢晦、王弘都称赞他的器量才干。武帝进入建康接受晋朝禅让，让第四子刘义康担任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守寿阳。任命刘湛为长史、梁郡太守。刘义康年纪轻未亲政，府州事务都委托给刘湛。进号右将军，仍随府转任。刘义康以本号调任南豫州，刘湛改任历阳太守。为人刚严用法，奸吏犯赃百钱以上的都处死，下属无不震惊整肃。庐陵王刘义真出任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刘湛又任长史，太守如故。刘义真当时为武帝服丧，让帐下准备膳食，刘湛禁止他。刘义真便让左右买鱼肉珍馐，在斋内另设厨房帐幕。恰逢刘湛进来，便命人煮酒烤车螯。刘湛正色说：“公当今不宜有此设。”刘义真说：“早晨很寒冷，一杯酒何妨，长史事同一家，希望不要见外。”酒送来，刘湛起身说：“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后来任广州刺史，嫡母去世离职。服丧期满，任侍中。当时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也是侍中，文帝在合殿与四人宴饮十分高兴。王华等出来，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才一时之秀，同管喉舌，恐怕后世难继。”到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镇守江陵，任命刘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兼抚军长史，行府事。王弘辅政，而王华、王昙首在朝中任职，刘湛自认为才能不亚于他们，不愿外出。这次出行，认为是王弘等人排挤他，心中很不平。常说：“二王若不是代邸旧臣，不会到这一步。可以说是遭遇风云际会。”刘湛自负才气，常仰慕汲黯、崔琰的为人，所以给长子取名刘黯字长孺，次子取名刘琰字季珪。刘琰在江陵病逝，刘湛请求亲自送丧回京，刘义恭也为他陈请。文帝答复刘义恭说：“我也看到刘湛的启事，为他心酸，不想随便违背他的请求；只是你年纪轻，刚涉足军务，八州广大，专断事重，咨询倚仗，不可不得其人。考虑再三，未能立即顺许。现答复刘湛启事，暂且停止那边的葬事。近来朝臣相继凋零，我寄托情怀的人越来越少，刘湛确是国器，我想召他回来，只因西夏责任重大，暂且停下此事罢了。你庆赏黜罚涉及得失的，一定要全部委托给他。”刘义恭性情很狭隘，年纪渐大，想专断政事，常被刘湛裁制。主佐之间，嫌隙于是产生。文帝听说后，秘密派人责问刘义恭。刘义恭陈述刘湛无居下之礼，又自认为年长，未能如意行事，虽奉诏旨，常出怨言。皇上对兄弟一向笃厚，想加以酬顺，便下诏说：“当今之才，委托任用已经如此，应尽量弥补缝隙，取其可取，弃其可弃。”

此前王华已死，王昙首又去世，领军将军殷景仁因当时贤才凋零，禀告文帝征召刘湛。元嘉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殷景仁一同被任用。刘湛说：“当今宰相何难，这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而已。”第二年，殷景仁转任尚书仆射，兼选部，护军将军，刘湛代任领军。十二年，又兼任詹事。刘湛与殷景仁一向交好，又因是他建议征召自己，很感激喜悦。到一起被时遇后，猜忌嫌隙渐生。因殷景仁专管内任，认为他离间自己。当时彭城王刘义康专执朝权，而刘湛昔日是他上佐，于是以旧情倾心结交，想借宰相之力回转主心，倾覆罢黜殷景仁，独揽时务。刘义康屡次向文帝进言，事情没有成功。刘义康的僚属及刘湛的依附者暗中互相约束，没有人敢经过殷氏家门。刘湛同党刘敬文的父亲刘成，不明白其中机巧，到殷景仁处求郡守，刘敬文急忙向刘湛谢罪说：“老父昏聩，竟然到殷铁那里求官。因我愚昧浅陋，上负生成之恩，全家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刘敬文奸谄如此。刘义康擅权专朝，威倾内外，刘湛更加推崇他，不再有臣子之礼，皇上渐渐不能容忍。刘湛初入朝时，委任很重，善于论说政道，并且熟悉前代旧事，听者忘记疲劳。每次进入云龙门，驾车的人便解开车马，左右及仪仗随意分散，不到晚上不出来，以此为常。到晚年煽动刘义康，欺凌朝廷，皇上心意虽已疏远但接待不变。皇上对亲近的人说：“刘斑当初从西边回来，我与他谈话常看天色早晚，担心他该离开；近来入朝也看天色早晚，担心他不离开。”刘湛小字斑兽，所以这么说。迁任丹阳尹，詹事如故。

十七年，生母去世。皇上与刘义康形迹已乖，祸端将结，刘湛也知道没有保全之地。到遭母丧，对亲近的人说：“今年必败，平日靠口舌争辩，所以得以拖延。如今穷困痛苦，再无此望，祸至岂能长久？”在室内埋伏甲士，等待皇上临吊。计谋又泄露，竟未去。十日，下诏收捕交付廷尉，在狱中伏诛，时年四十九。刘黯等一同被杀。弟弟刘素，黄门郎，流放广州。刘湛刚被收捕，叹道：“便是乱啊。”又说：“不说没有我应乱，杀我之日自是乱法罢了。”入狱见到刘素，说：“竟然又连累到你？相劝为恶，恶不可为；相劝为善，正见今日，如何！”刘湛生下女儿就杀掉，被当时人惊怪。

庾悦，字仲豫，颍川鄢陵人，晋朝太尉庾亮的曾孙。祖父庾羲，吴兴内史。父亲庾准，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庾悦在晋朝任司徒右长史。桓玄篡位，任中书侍郎。宋武帝平定建邺，累迁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加都督。当初，刘毅家在京口，非常贫困，曾与乡里士大夫往东堂共同射箭，当时庾悦为司徒右长史，邀请府州僚佐出东堂，刘毅已先到，派人告诉庾悦说：“我辈贫困潦倒，经营一次游玩很难。您是如意人，无处不可适意，难道不能以此堂相让？”庾悦素来豪横，径直上前不回答刘毅。对众人说都避开，只有刘毅留下射箭如故。庾悦厨房菜肴很丰盛，不给刘毅，刘毅既不走，庾悦很不高兴。刘毅又派人说：“我今年未得子鹅，难道不能把剩肉赏给我？”庾悦又不回答。到这时，刘毅上表解除庾悦都督、将军官职，让刺史移镇豫章。派亲将赵恢领一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人全部并入刘毅将府，深加挫辱。庾悦不得志，背上生疽，到豫章没几天去世。

庾登之，字元龙，庾悦的族弟。曾祖庾冰，晋朝司空。祖父庾蕴，广州刺史。父亲庾廓，东阳太守。庾登之年轻时就以强干自立，起初任宋武帝镇军参军，参与讨伐桓玄有功，封曲江县五等男。累迁新安太守。谢晦任荆州刺史，请他为长史、南郡太守，又任卫军长史。庾登之与谢晦都是曹氏女婿，名位本来相同，一旦做他的辅佐，心中很不满。到厅堂的文书只写“即日恭到”，全无感谢之言。每次进见，备持箱囊几席之类，一样不备就不肯坐。曾在谢晦座上朗诵《西征赋》说：“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谢晦虽恨他但常宽容他。谢晦抗拒王师，想让庾登之留守，庾登之不许。谢晦失败，庾登之因无责任免官禁锢还家。何承天戏弄他说：“因祸得福，未必人人知道。”庾登之说：“我几乎与三竖同死。”何承天曾为谢晦写表说：“当浮舟东下，杀此三竖。”所以庾登之以此嘲讽。后来任司徒长史、南东海太守。府公彭城王刘义康专览政事，不想让下属措意。而庾登之性格刚直，常陈述己见，刘义康不悦。出任吴郡太守，因贪赃免官。后来授豫章太守，征为中护军，未拜去世。

儿子庾仲远，起初任宋明帝府佐。废帝景和年间，明帝被猜疑防备，宾客故旧无人登门，只有庾仲远朝谒不废。明帝即位，对他说：“卿所谓疾风知劲草。”从军录事参军擢升为太子中庶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追赠侍中。庾登之弟弟庾仲文。

庾仲文官至广平太守。兄长庾登之任谢晦长史，庾仲文去探望他。当时谢晦权重，朝士都加以敬重，只有庾仲文与他行对等之礼。后来任彭城王刘义康骠骑主簿，未就职，改任丹阳丞。既未到府，对府公的礼敬有疑问，下礼官广泛讨论。中书侍郎裴松之议道：“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迎王后于纪。《公羊传》说：‘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由此推论，则仲文为吏之道，定于受敕之日。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岂可未到而废其礼节？应执吏礼。”朝廷听从。

后来始兴王刘浚当镇守湘州，任命庾仲文为司马。刘浚不到任，仍授南梁太守，司马如故。当时领军刘湛依附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而与仆射殷景仁有嫌隙。凡是朝士与殷氏交往的，不得入刘氏之门，只有庾仲文在两人之间交游，暗中尽忠于朝廷。殷景仁称病不朝见多年，文帝常令庾仲文奉命往来，刘湛不怀疑。刘义康出京就藩，刘湛伏诛，任命庾仲文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一同参预机密。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兼义阳王师。内外归附，势倾朝野。庾仲文为人急躁不耐烦，宾客诉说无理者，忿恨骂詈形于辞色。素无术学，不为众望所推。性好洁，士大夫造访者，未出门就令人拭席洗床。当时陈郡殷冲也好干净，小吏若非净浴新衣，不得靠近左右，士大夫稍有不够整洁，常常容纳接待。庾仲文好洁相反，常因此被讥讽。领选既不和众论，又颇受贿赂，用少府卿刘道锡为广州刺史，刘道锡到镇，赠送白檀牵车，常自己乘坐。有人告知文帝，文帝召见问道：“刘道锡送卿小车，装饰很华丽，有这事吗？”庾仲文恐惧起身谢罪。又庾仲文请假回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到庾仲文宅咨询公事。钱泰能弹琵琶，周伯齐善歌，庾仲文坚持留宿。尚书制度，令史咨询公事不得留宿在外，即使八座命令也不许，被有司上奏。皇上对庾仲文一向厚待，将宽恕他，召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详细陈述庾仲文得失，上奏说：

庾仲文之事如山丘一般，若纵容不纠，又如何为政？晋武帝不算明君，处理鬲县之事，令事能奋发，华暠被待不轻，废锢多年，后来起用只改任城门校尉而已。若说庾仲文对国有诚心，不知具体何事，只能说与殷景仁不失旧好，与刘湛也不疏远。且殷景仁当时之事，岂可轻视，纵有微诚，又何足掩盖其恶？如今贾充功勋卓著，是晋朝重臣，虽事业不称，未闻有大罪，诸臣进说，便即远出。陛下圣明，反更对此事迟疑。庾仲文身上罪过，已超过范晔，所缺只是一件谋逆之事而已。伏愿深加三思。试以各种传闻，广访可顾问之人，群下见陛下顾遇已重，恐怕不敢苦苦侵伤，顾问之日，应宣示嫌责之意。若不如此，也当不辩有所得失。

当时庾仲文自辩不熟悉台省制度，令史都说留宿在外并非嫌事。帝认为小事不足伤害大臣，何尚之又陈述：

令史详细向仲文说明不能停留的理由，仲文完全不听从，并非不懂，只是故意强留罢了。虽是令史出言，却严重损害朝廷法度，也不能说是小事。谢晦的声望和实绩，不是当今之人能比的，一事出错，就被免去侍中官职。王珣当时贤德，稍有失误，桓胤在春搜中的过错，都只是以百姓身份领职，何况您违犯法令呢？孔万祀在左局任职，说“仲文显贵重要，不同于其他尚书令”。又说“不痴不聋，不能做姑公”。敢说这样的话，也是怪异的。

文帝还是犹豫不决，让尚之再次陈说意见。尚之详细陈述仲文的过失说：

臣思考张辽的话，关羽虽是兄弟，但曹公父子怎能不说。如今臣子忧虑国家的很少，臣再闭口不言，日月的光明或许会被遮蔽。然而不了解臣的人，难道不会说臣有争强之心，我也因此感到怅然。臣与仲文交往，都受到恩遇，不应再生厚此薄彼之心。太尉昨天对臣说，仲文有许多不可之处，不止一条，远近之人敬畏他，震动天下。仲文先前与刘德愿关系极差，德愿自己拿着很精致的琵琶送给他，关系便立刻融洽了。市令盛馥进献几百根木材帮助建造住宅，怕人知道，就制作虚假的购买契券。刘道锡屡次有所进献，几乎倾尽了南边贡奉的一半。刘雍自称得到他的帮助，像父亲一样侍奉他，夏天送甘蔗，像刚从州里新砍的一样。国家的官吏运送柴草，在路上不停歇。看见别人有东西，很少有不索取的，听说刘遵考有木材便去要木材，看见好的烛盘便又去要。选拔任用不公平，不能一一列举。太尉又说仲文完全没有共同办事的体统，凡是有所选拔，都是他个人的意思，只是让太尉知道罢了。关于虞秀之任黄门侍郎，太尉没有正面应和，所以能停下来。太尉最近给仲文写信，想任用德愿的儿子为州西曹，仲文却启奏任用为主簿，随即告诉德愿以谢太尉。前后泄露机密、卖弄恩惠，哪里还有尽头！纵然不治罪，也应当将他外放。自从裴、刘受刑罚以来，诸将效力百倍，今天的事实，好坏可以查问，如果赫然发愤，明确法令，陛下就可以在宫中悠闲安卧，再没有事了。

皇帝想将仲文外放为丹阳尹，又询问尚之，回答说：

仲文犯罪负恩，陛下顾念旧恩，不忍心彻底依法处置，反而还要授予他京城长官的显赫职位。恐怕全心奉国的人，从此会懈怠；贪狠放纵之人，会日益猖獗。据臣所闻天下议论，仲文常常拖累日月，未见一点增辉，反而形成权势，这是老臣王雅的做法。古人说，没有赏罚，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治理政事。陛下怎能坐视损害皇家的尊严，被一个凡人迷惑？假使贾谊、刘向再生，岂不会在圣世慷慨流涕！臣以前启奏范晔之事，当时也害怕触犯龙颜，但如果是心中所想，自然不能不说，所谓“虽九死而不悔”。臣认为仲文暂且外放，如果能改正，在职有声誉，回来也不难，这样既可稍明国法，大致平息四方的讥讽。如今他的罪过如山，而荣任不减，仲文如果再犯更大的罪，谁敢报告？也知道陛下不会采纳臣的话，所以只是臣不能克制自己的意见罢了。

又说：

臣见刘伯龙对仲文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说有人送张幼绪，对人说“我虽得了一县，却欠钱三十万。庾仲远还是送到新林，见捆绑着还没能脱手”。荀万秋曾拜访仲文，遇到一个姓夏侯的客人，主人问：“有好牛吗？”说没有。问：“有好马吗？”又说没有，只有好驴。仲文便回答：“这正是我想要的。”客人出门，就跟着去索取。刘道锡说仲文所举荐的人，向道锡索要嫁女的用具和祭祀器物，价值将近百万，还说不止这些。选令史章龙对臣说，也感叹他收受贿赂过分。说实际得到嫁女的铜炉，四个人才能抬得动，细葛布做的斗帐等物不可计数。在尚书中令奴仆卖酹酒，牟取百十之利，这也是设立台阁以来没有的事，不知是否稍微让圣上听闻呢？

皇帝于是批准了有关部门的奏请，免去仲文的官职，后来死在家中。皇帝念及他往日的忠诚，追赠其原官。儿子弘远。

弘远，字士操，清正诚实有士人声誉。在齐朝任江州长史。刺史陈显达起兵失败，在朱雀航被斩首。将要行刑时，要帽子戴上，说：“子路结缨而死，我不能不戴帽子就死。”对围观的人说：“我不是贼，而是义兵，是替各位请命的。陈公太轻率行事，如果采纳我的话，天下或许可免于涂炭。”弘远的儿子子曜，十四岁，抱着父亲请求代死，于是两人都被杀。仲文的堂弟徽之，官至御史中丞。徽之的儿子漪，任齐朝邵陵王记室。漪的儿子仲容。

仲容字子仲，幼年丧父，被叔父泳抚养。长大后，谢绝人事，专心致学，昼夜手不释卷。起初任安西法曹行参军，泳当时显贵，吏部尚书徐勉打算让泳的儿子晏婴担任东宫属官。泳流泪说：“兄长的儿子幼年丧父，人才尚可，愿将晏婴的职位改授给他。”徐勉答应了。改任仲容为太子舍人，迁安成王主簿。当时平原刘峻也任府佐，都因勤学被王礼遇。后来任永康、钱唐、武康县令，都没有政绩，多次被弹劾。很久以后，授安成王中记室。应当随府外出，皇太子因旧恩设宴饯行，赐诗说：“孙生陟阳道，吴子朝歌县，未若樊林举，置酒临华殿。”同辈以此为荣。后来任尚书左丞，因审理案件不公正被免官。仲容博学，年轻时享有盛名，但任性使酒，喜欢危言高论，士友因此轻视他。只与王籍、谢几卿情意相投，二人当时也不合时宜，于是相互追随，放纵酣饮，不拘品行。遇上太清之乱，在会稽游历时去世。仲容抄录子书三十卷，诸集三十卷，各家地理书二十卷，《列女传》三卷，文集二十卷，都流传于世。

顾琛，字弘玮，吴郡吴人，是晋朝司空顾和的曾孙。祖父顾履之，父亲顾惔，都任司徒左西曹掾。

顾琛谨慎诚实，不尚浮华，从家中征召出任州从事、驸马都尉，多次升迁至尚书库部郎。元嘉七年，文帝派到彦之经营黄河以南，大败，全部丢弃了兵器盔甲，武库因此空虚。文帝设宴，有归顺的人在座，皇上问顾琛库中还有多少兵器？顾琛假意回答说有十万人的兵器。旧制武库兵器秘密不对外说多少，皇上既然发问，事后后悔失言。等顾琛假意回答，皇上非常满意。尚书等衙门有制度，八座以下门生随入的人各有差别，不能掺杂士人。顾琛因同宗人顾硕寄名于尚书张茂度的门生中，而与顾硕同席坐。第二年因此被遣出，免去中正之职。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官，小罪则遣出，遣出者百日无人替代，允许回原职。顾琛后被彭城王义康邀请，再次补任司徒录事参军。

十五年，出任义兴太守。起初，义康请顾琛入府，想委以心腹，顾琛不能顺从刘湛，所以不久被排斥外放。十九年，调任东阳太守，想让顾琛防守彭城王义康，顾琛坚决推辞，违逆圣旨，被废黜回家多年。

等到元凶弑君自立，分割会稽五郡设置州，以随王刘诞为刺史，随即任命顾琛为会稽太守。刘诞起兵，加顾琛冠军将军。事情平定后，调任吴兴太守。孝建元年，任吴郡太守，因起义之功，封永新县五等侯。大明元年，吴县令张闿因在母亲丧期无礼被定罪，下廷尉；钱唐县令沈文秀，审案有错误，应被弹劾。顾琛当众宣扬说：“张闿被弹劾之初，我曾多次为他申辩。”又说：“应当启奏留任沈文秀。”孝武帝听后大怒，认为顾琛把恶名推给皇帝，免去其官。顾琛母亲年老，仍留在家中。顾琛和前西阳太守张牧都曾侍奉司空竟陵王刘诞，刘诞反叛，派门客陆延稔带着书信委任顾琛及其子弟官职。当时孝武帝因顾琛一向与刘诞结交，恐有二心，派人到吴郡太守王昙生那里诛杀顾琛父子。恰逢陆延稔先到，顾琛等人立即将他抓住斩首，派两个儿子送陆延稔的首级报告朝廷。孝武帝所派诛杀顾琛的使者，当天也到了，但顾琛得以免死。

顾琛母亲孔氏当时一百多岁，晋安帝隆安初年，琅邪王廞在吴中作乱，以女儿为贞烈将军，全部用女人为官属，以孔氏为司马。等到孙恩作乱之后，东土饥荒，人吃人，孔氏散发家中粮食赈济乡里，救活的人很多，生下的孩子都以孔为名。

顾琛仍任吴兴太守，第二年因郡中多人剪钱及盗铸钱币被免官。历任都官尚书。废帝即位，任吴郡太守。起初，顾琛在景平年间任朝请，请假东归，傍晚至方山。当时商旅数十条船，都停泊在岸边，有一人黑衣头巾，执鞭驱赶各船说：“顾吴郡的部队不久就到，应停泊此岸。”于是各船都往东西散开。不久有一艘假装的船来到，随从很少，就停泊在原处，有人问：“顾吴郡什么时候到？”船夫回答：“没有顾吴郡。”又问：“什么船？”说：“是顾朝请罢了。”人们无不惊怪。顾琛暗中知道这是好征兆，于是发誓说：“如果得到郡守，应当在此立庙。”至此果然任吴郡太守，于是在方山立庙，号称白马庙。明帝泰始初年，与各地一同反叛。兵败，侍奉母亲逃奔会稽，朝廷军队到达后，归降，后来任员外常侍、中散大夫。去世。

次子顾宝先，大明年间任尚书水部郎。先前，顾琛被左丞荀万秋弹劾，等到宝先任郎官，万秋仍在职，宝先自己陈说不上任。孝武帝下诏说：“纠正违背和怠慢之事，是宪司的职责，如果不公正，自然应当改正。但近来弹劾不论轻重，就导致私人断绝交往，这种风气不能助长，主管者要严立条例。”先前宋世江东显贵的人，会稽孔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深之和顾琛，吴音不变。丘深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官至侍中、都官尚书，在太常任上去世。

顾觊之，字伟仁，吴郡吴人。高祖顾谦，字公让，是晋朝平原内史陆机的姐夫。祖父顾崇，任大司农。父亲顾黄老，任司徒左西曹掾。

顾觊之任谢晦的卫军参军，谢晦喜爱他的雅正朴素，深加知遇厚待。历任尚书都官郎。殷景仁与刘湛矛盾显露，顾觊之不想与殷景仁长久接触，于是以脚病为由辞职归家。每夜常在床上活动脚，家人私下感到奇怪却不知其意。等到义康被废黜流放，朝廷中多人遭祸，顾觊之竟得免祸。后来任山阴令。山阴是大县，有三万户，前后官长日夜不得休息，事情还是办不好。顾觊之以简约处理繁杂，县中得以无事。白天垂帘，门阶寂静，自宋世任山阴县令以来，政事简便而治理得当，没有人能超过他。

后来任尚书吏部郎。曾在文帝座中谈论江东人物，提到顾荣，袁淑对顾觊之说：“你们南方人怯懦，岂能作贼？”顾觊之正色说：“你竟以忠义来嘲笑人。”袁淑面有愧色。孝建年间，任湘州刺史，以政绩著称。

大明元年，被征召任守度支尚书，转吏部尚书。当时沛郡相县唐赐，到邻村彭家饮酒，回来后得病，吐出蛊虫二十多只。唐赐的妻子张氏遵从唐赐临终的话，死后亲自剖开其腹部，五脏都已糜碎。郡县认为张氏忍心剖尸，唐赐的儿子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处五年刑，子不孝，母与子一起弃市。都不符合法律条例。三公郎刘勰建议：“唐赐之妻痛心往事遵循遗言，儿子见识不足理解道理，考察事实推究本心，并非出于忍心加害，应该予以哀怜。”顾觊之建议：“作为妻子而施行残忍酷行，不应曲意通融小情，认为唐副不孝，张氏同属不道。”诏令依从顾觊之的建议。

后来担任吴郡太守，宠臣戴法兴权势超过君主，但顾觊之从未因此屈意奉承。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顾觊之交好，嫌他风骨气节过于严峻。顾觊之说：“辛毗有句话，孙资、刘放不过是不让我当三公罢了。”后来他在湘州刺史任上去世，谥号简子。顾觊之家中和睦，受到州郡敬重。他的儿子顾绰，私人财产非常丰厚，乡里士人百姓大多欠他债务，顾觊之禁止他放债却未能制止。等到后来顾觊之担任吴郡太守，诱使顾绰交出一大箱借据，全部烧掉。并宣告远近乡里，都不需要偿还。顾绰懊恼叹息了一整天。顾觊之常认为命运有定数，不是人的智力和能力所能改变的，只应恭敬自守、遵循天道、听任命运，而愚昧的人不明白，妄想侥幸获利，白白亏损了正道，并不影响得失。于是按照这个意思，命弟子顾愿撰写《定命论》。顾愿字子恭，父亲顾深之，曾任散骑侍郎。顾愿喜爱学习，有才华辞藻，最后担任太子舍人。顾觊之的孙子是顾宪之。

顾宪之，字士思，生性尤其清廉正直。南朝宋元徽年间，任建康县令。当时有偷牛的人，与牛主人争牛，各自声称是自己的牛，两家证据相当，前后几任县令都无法判决。顾宪之到任后，复核了案情，就下令解开牛绳任它自己走，牛径直回到原主人宅中，偷牛人才低头认罪，当时人称他为神明。至于权贵请托、官吏贪婪残暴，他都依法公正处理，毫无阿谀放纵。他生性清俭，勤勉努力，为政很得人心，所以京城里饮酒的人，把醇美的好酒称为“顾建康”，意思是说它清醇而且甘美。

他在南齐任职为衡阳内史。此前，郡内连年瘟疫，死亡的人超过一半，棺材尤其昂贵，死者都用苇席包裹，丢弃在路旁。顾宪之一到任，就分别告知所属各县，寻找死者的亲属，让他们全部殡葬。那些家人已灭绝的，顾宪之拿出自己的俸禄让管家负责料理埋葬。当地又有风俗，山里有病的人就说是死去的先人作祸，都打开坟墓剖开棺材，用水洗刷枯骨，名叫“除祟”。顾宪之晓谕百姓，为他们陈述生死的区别，事情并不由此引起，风俗于是改变。当时刺史王奂刚到任，只有衡阳郡没有诉讼案件，于是感叹说：“顾衡阳的教化达到极点了，如果九郡都这样，我还要做什么事呢？”后来担任东中郎长史，代理会稽郡事务。山阴人吕文度受齐武帝宠幸，在余姚修建府邸，颇为横行不法。顾宪之到郡，当天就撤除了他的府邸。吕文度后来回乡安葬，郡县官员争相前去吊唁，顾宪之却不与他往来，吕文度深恨他，但最终也不能伤害他。

当时西陵戍主杜元懿因吴兴郡年成歉收，会稽郡丰收，商旅往来比往年多一倍。西陵牛埭的税收，官定税额每天三千五百钱，请求增加到一倍，算来一年可增收百万钱。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个埭，请求由官府管理，代领一年，在定额外再增收大约四百多万钱。齐武帝把奏章交给会稽郡，让讨论得失。顾宪之建议说：

“考察当初设立牛埭，并非只为征收租税来获利，而是因为风涛险急，人力不及，用来帮助渡济以利民众。既然公私都乐意，所以缴纳费用没有怨言。京师附近的渡船收费，就是例证。但后来的监领官员，各求己功，有的禁绝其他道路，互相制造事端，凡此种种，不经过埭、不劳烦牛的情况，都详细上报。得到批复停止额外十条征收，从此喧闹诉讼，才得以暂时平息。

“查吴兴郡连年歉收，今年尤其饥荒，前往丰收之地，实在是因为饥饿所迫。旧有定额刚刚减少，尚未考虑增加，现在要额外加倍，用什么方法来征收？皇上怜恤隐痛，发放仓库粮食、减免赋税调役，而杜元懿幸灾乐祸、追求利益，重新加重困苦灾难，为人不仁，古今共愤。况且近来看到增加税额设置集市的情况，前后相连，不仅新增加的部分没有盈余，连旧有定额都有亏损。我担心杜元懿现在的请求，也会如此。如果事实与所说的话不符，恐怕会受到谴责，于是便千方百计侵害百姓，为公家招致怨恨，他所想提拔的心腹，也不过是衣冠禽兽罢了。《尚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说盗窃公家造成的损失较小，聚敛民财造成的危害更大。然而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应当选拔廉洁公平之人，这样就不会对人民造成危害。我又认为所谓‘便宜’，是指对公家方便、对人民适宜。我私下见到近来谈论‘便宜’的人，并不能在人力之外，利用天时地利，大都是当前对人民不适宜，将来对公家也不方便，名实相反，有违政体。凡是此类情况，确实应该深加考察。

“山阴一县，课税户有二万，其中家财不满三千钱的，几乎占了一半，再扣又扣，仍然剩下三分之一。有家财的大多是士人享受免除赋役，那些最贫困的都是一无所藏的露户役人，三户五户隶属于官府，大概也是命运决定，各种输调，又总是常态。近来各局检校，从头到尾接连不断，横加牵连拖累的也不少。一人被拘捕，十人被迫追；一处事端刚刚萌芽，千万祸害交相出现。养蚕的事荒废，农业也废弛，低价雇佣而高利借贷，应付公家、赡养家庭，日不暇给，想要不做坏事，怎么可能呢？连死都不怕，何况刑罚？连自身都不爱惜，何况妻子儿女？因此以前检查还未穷尽，后边机巧又滋生，法网虽然严峻，仍然不能改过。我私下寻思，人们的虚伪，实在由于宋末战事频繁兴起，赋役繁重，不堪辛苦，奇巧之术更能获益，积习成常，于是迷途忘返。天下之大，百姓之多，心思各不相同，难以一下子澄清。教化应该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确实要存心不扰民，容忍缺点污点。务必宽简，就会逐渐归于淳朴。又接到简选符牒，前后累计上千，符旨既已严厉，不敢暗中信从。县里简选送郡，郡里简选呈送使节，各种奇怪形状，千变万化。听闻的人不经意，亲眼见到的人，确实足以伤怀惊骇。加上亲属邻里，流离道路，时势逐渐困穷，事情尚未停止，那些士人妇女更难安身。不简选则怀疑其中有巧诈，想简选又不知如何安顿。我认为这一条应该委托县里保障，抓住纲领，略去细微末节，即使有所遗漏，也不会超出范围，使那些久病沉疴的人，重新承受再生之恩。另外永兴、诸暨二县，遭受唐宇之的侵扰，公私都化为灰烬，更加严重，倘若遇到水旱灾害，实在难以想象。俗谚说：‘会稽打鼓送恤，吴兴步担令史。’会稽旧称肥沃之地，如今尚且如此，吴兴本是贫瘠之地，情况可想而知。沿袭旧弊，确实应该改革。”

齐武帝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顾宪之因方正耿直被知遇。

升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负责南兖州、南豫州事务。典签前来请示事务，他从不给他们好脸色，行事完全遵循法令制度。当时司徒竟陵王在宣城、临城、定陵三县交界设置屯田，封锁方圆数百里的山林湖泽，禁止百姓砍柴采集。顾宪之坚决陈说不可以，言辞非常恳切耿直。竟陵王说：“如果没有您，我无法听到这样的善言。”立即下令撤销屯田禁令。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尚书吏部郎中。南朝宋时，他的祖父顾觊之曾任吏部，在庭院中种下嘉树，对别人说：“我是为宪之种的。”到这时顾宪之果然担任此职。永元年间，任豫章内史，在任期间清简为政，务求宽厚惠民。有一位贞节妇人万晞，年少守寡无子，侍奉公婆尤其孝顺，父母想强迫她改嫁，她誓死不从。顾宪之赐给她一束帛，表彰她的节义。

梁武帝平定建邺，任扬州牧，征召顾宪之为别驾从事史，等他到达时梁武帝已接受禅让。顾宪之的风湿病逐渐加重，于是请求回吴郡，朝廷加授他为太中大夫。顾宪之虽然多次担任郡守，家中却没有积蓄，等到回家住进陋室，不免挨饿受冻。天监八年，在家中去世。临终前写下遗命告诫儿子说：“出生入死，道理如同昼夜。生时既不知从何而来，死时又怎知往何处去？延陵季子说过：‘精气上升归于天，骨肉下降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在。’确实是有道理的。虽然渺茫难以验证，但终究不是虚妄。百年之期，快如白驹过隙，我现在预先写下临终制度，我闭眼之后，你们都要遵照执行，不要违背我的意愿。庄周、澹台灭明，是通达生命的人；王孙裸葬、杨王孙、士安节俭，是矫正世俗的人。我上达不到达观，退不能矫正世俗。常认为中都之制，合乎情理，衣服足以覆盖身体，表示不违礼制；棺材足以容纳衣服，足以遮蔽臭味。入棺之物，一概不需，用輴车装载，盖上粗布，使别人不厌恶罢了。汉明帝以天子之尊，还只用杅水、干肉干粮祭祀；范史云是列士中的高尚之人，也用冷水干饭祭奠。何况我这样卑下平庸的人，怎能不节制适中呢？丧事宁可哀戚，这自然是亲亲之情；礼制宁可节俭，这大概可以随我心意。不必长期设置灵筵，可以只设香灯，使致哀的人有所凭依罢了。每月初一、十五、忌日、祥祭，可以临时安放小床，暂设几席，只供素菜，不要用牲畜。四时祭祀之礼，贵贱都不能废除，但备办物品难以周全，往往导致疏忽怠慢。祭祀祖先自有旧典，不可有缺，从我开始，只用蔬菜食物和应季水果，不要和上代相同，让子孙四时不忘亲人罢了。孔子说‘即使是菜羹瓜祭，也必恭敬’，本来重视的是诚敬，哪里是要求完备物品呢！”顾宪之所著诗赋铭赞以及《衡阳郡记》共数十篇。

史论曰：古人说“利令智昏”，利害相倾实在太厉害了。刘湛的见识才能，确实包含经国之略，岂知弟弟变为臣下，则君臣之道就变了；兄长变为君主，则兄弟之义就不同了。而心怀欺诈，苟相崇悦，与那些持长戟而犯上作乱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从前华元战败是因为羊羹而招祸，再看庾悦也是因为鹅炙而招致祸端。乾糇之怨，与此相类。刘登之因祸得福，祸福倚伏无常，则是因为徇财之过。顾琛在吴郡，征兆见于初筮；顾觊之的清廉事迹，见于晚年。顾宪之治理政事，所到之处被人称美，历经三个朝代，德行始终如一，求之于古人，也未必容易遇到。看他所留下的遗命，可谓有始有终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