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二十四交通一

清朝时期，欧洲各国凭借制造器械相互竞争来达到强盛富裕，铁路、轮船、邮政、电报，凭借利益掌握权力。道光年间五口通商，各国跟随而来。中外交通，外国船只侵入我国江海设立邮政通商地。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的海底电线贯穿太平洋、大西洋而来，也聚集在我国海上，逐渐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李鸿章、郭嵩焘等大臣认为这关系到国家主权、商务、军事机要，非常重大，上疏直言论述。起初被众人反对阻挠，后来终于排除众议而依次建设起来，开创了我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局面。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忍辱负重，最终看到成功。长江招商轮船局始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有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修筑。四年，设立邮政局。五年，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设立电线，西达天津。从此以后，逐年扩展，分途并进。轮船有官轮、商轮的区别，铁路有官办、商办的区别，电线有部办、省办的区别，邮政有总局、分局的区别。宣统初年，邮传部统计通车的铁路超过一万里，通电的电线九万多里，通邮的邮局四千多处。每年收入，铁路约银二千万两，电报约一千万两，邮政六百多万两，但除去每年支出后盈余不多，岂不是分享利益的人太多吗？从前马车一天不过走一百里，船则看风势水流快慢，朝廷寄送的军书，驿站人员备马等候，一天一夜不过走六七百里而已。如今京汉铁路的火车，天津到上海的轮船，路程各达二三千里以上，不超过三天，邮件附轮船火车到达也一样。如果用电报传达，数万里外瞬间即到。民众心理，开始做时困难，看到成功就容易，所以轮船、电报、铁路都有商办的名义。但言利的大臣都想收归国有，把加在商办上的办法加到川汉自办的铁路上，操之过急，商股抗议的就加罪。滥用刑罚逞威，触犯众怒，革命党人乘机而起，国本于是动摇。孔子论治理，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为极盛。清朝的天下，可以说同文同轨了，只是行为不同，而治乱顿时不同。就知道伏羲氏所谓通天下之志，有具体器物，更贵在有抽象的道来维系，不可重器物而忽视道。撰写交通志。

铁路

铁路创始于英国，各国相继实行。同治末年，海防的议论兴起，直隶总督李鸿章多次向执政者陈述铁路的好处，没有实行。

光绪初年，英国人擅自修筑上海铁路到达吴淞，命令李鸿章禁止，于是会同两江总督沈葆桢，发文让盛宣怀等人与英国人商议，最终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废置不用，有识之士感到可惜。

三年，有商人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里，这是中国自筑铁路的开始。

六年，刘铭传入京朝见，上疏说：“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而且强大的。一个国家有事，各国环伺窥探，而俄国土地横亘东西北，与我领土边界交错，尤其是心腹之忧。俄国从欧洲开始修筑铁路，逐渐接近浩罕，又要从海参崴开路到达珲春，此时之所以引满不发，是因为铁路未完成的缘故。不出十年，祸患将不可预测。日本只是一个弹丸小国，学习西方人的长技，依靠有铁路，也遇事与我为难。舍弃这些不加图谋，自强恐怕来不及了。自强的办法，练兵造器，固然应该依次举行。但其关键，在于急造铁路。铁路的好处，对于漕运、赈灾、商务、矿务、厘金、行旅，说不完，而对于用兵尤其不可延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延万里，毗连俄国边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同拥有。划界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只有铁路一开通，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根据敌人动向，相机策应，虽然万里之遥，几天可以到达，百万之众，一呼而集。而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算，兵不是不多，饷不是不足，但此疆彼界，各怀一心，遇到兵事，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如果铁路建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合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的兵就可以成为游击之师，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几个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都在朝廷，内重外轻，不被疆臣所牵制了。如今国家财政困于边防，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益枯竭，后患正多。如果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情裁撤，富国便民，没有超过这个的。如今想乘时立即办理，不如筹借洋债。中国重要铁路有两条：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一条由汉口经河南，都到达京师；北路从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今年拟修的电线相为表里。”

此事下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讨论答复。李鸿章说：“铁路的设置，关系到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利益很多。而借用洋债，外国人对铁路把持侵占，以及妨害国家财政等事，也不可不防。”刘坤一以妨害民生、厘税为理由。学士张家骧说兴修铁路有三大弊端。又将他的奏疏下发给李鸿章，李鸿章极力主张刘铭传的意见。恰逢台谏官联合上疏力争，侍讲张楷说九不利，御史洪良品说五害，言辞尤其激切。因为廷臣劝止的人很多，下诏停止这个议论。从此没有再提出的人了。

十一年，已经与法国议和，朝廷考虑到海防不可放松，下诏各位臣工切实筹谋善后。李鸿章说：“法事发生以后，借洋债累计二千万，分十年筹备偿还，更无力筹集水师每年的需款。开源的办法，应当效法西方采煤铁、造铁路、兴商政。矿藏固然是丰富资源，铁路实在有长远利益。但招商集股，难以立刻踊跃，官方又无法资助。如果低息借用洋款来做，虽然各国常有此举，但众情骇异，除非圣明君主在上面主持，谁敢打破众议而冒不韪？”大学士左宗棠分条上奏七事，其中一说应当仿造铁路：“外国以经商为本，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在未建以前，阻挠固然很多，一旦告成，民众因此富裕，国家因此强盛，人物因此加倍繁盛，有利无害，已有明证。电报、轮船，中国本来没有，一旦有了，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倘若铁路造成，其利尤其广博。清江至通州应先设立铁路，以贯通南北枢纽，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征调，而额兵即可多裁。而且费用仅数百万，由官方招商股试办，即可举行，并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等到办有成效，再添设分支。至于推广西北一路，更是日后必然之势。”奏疏下发给王大臣讨论，虽然认为他的话好但不能采用。这年冬天，李鸿章又说：“陶城、临清之间二百余里，运道淤积，请试办铁道，作为南北大道的枢纽。”皇上采用漕运总督崧骏等人的话，阻止没有实行。

当初，法越战争发生时，因为运输不便，军事几乎失败。事情平定后，执政者才知道铁路关系军事至关重要。十三年春，海军衙门王大臣奕譞等说：“铁路的议论，已有多年，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自从经过前年的战事，才明白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臣奕譞总理事务，见闻比较真切。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眼看见西洋各国火车铁路的好处。现共同斟酌核实，调兵运械，贵在便捷，自当选择要处来图谋。根据天津司道营员等禀报，直隶海岸绵长，防守不易，转运尤其艰难。请将开平至阎庄的商办铁路，南接大沽北岸八十余里，先行接造，再由大沽至天津百余里，逐渐兴修。津沽铁路完成后，续办开平以北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万人，驰骋援应，不止数万人的效用。这项海防重要工程，集资不易，应以官款兴办，调兵勇协同工作，以期迅速完成。如蒙允准，即派员督率开平公司经理。”皇上听从。明年，铁路建成。总理衙门上奏说：“新建津沽铁路，从天津府城经塘沽、芦台以至阎庄，长一百七十五里，其从阎庄至滦州之唐山，长八十里，为各商旧造铁路。新旧铁路首尾衔接，火车通行快利，为轮船所不及。通塞之权，操之自我，绝没有利器借给别人的顾虑。由此经营推广，一遇征兵运械，运粮草，立刻可到；商民贸易，无远不到，荒芜之地，可变通途，确实是今日自强之急务。”

恰逢广东商人陈承德请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大致说：“现造铁路，其收入不够养路之用。如接造此路，既可抽还造路借本，并可报效海军经费。”直隶总督李鸿章上报，已经批准他的请求；当时满朝震惊，尚书翁同龢、奎润，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纷纷上奏谏阻。其主要不外乎资敌、扰民、失业三者，也有说应在边地以及设于德州、济宁以通河运的。命令都下发给海军衙门。不久议复，大致说：“原奏所顾虑的各节，一是资敌。不知敌人到来时车已收回，岂有资敌之虑？一是扰民。建设铁路，首先在于绕避民间庐舍坟墓，其万难绕避的，也给重价，命令迁徙，可无扰民之事。一是失业。铁路兴起而商业兴盛，谋生途径更广，更少失业之虞。津通之路，不是为了富国，也不是为了利商，对外辅助海军之需，对内准备征兵入卫之用。而议论者不察底蕴，不相帮助，或竟道听途说，或竟凭空编造，连章论列，上渎天听。当今环球各国，各自治兵，其往来，非干羽所能感格，非牛酒所能退却，全看中华之强弱，为相安相扰之关键。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仿外洋到处都设，而专主利于用兵。不仅修津通之路，而志在应援全局。果真能在江南、赵北、关东、陇西各设重兵，各安铁路，则军行万里无胼胝之劳，粮运千仓有瞬息之效，零星队伍可撤可并，浮滥饷干或裁或节。此外如海防河运，裨益实多，而通货物、销矿产、利行旅、便工役、速邮递，利之所兴，难以枚举。而事属创办，不厌求详。请下发给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各抒所见。”于是批准所请，命令各详细商议上报。

台湾巡抚刘铭传提议从天津到北京修建铁路，代理江苏巡抚黄彭年建议先办边防和漕运路线，暂缓办理内地及沿江沿海各省的铁路，先在天津到通州之间试行。两广总督张之洞请求暂缓修建津通铁路，改在内陆省份修建主干铁路，他上奏说：“如今铁路的作用，以开通土产货物为急务。进口的外国货物，每年超过出口土货价值二千万两。如果放任这种耗损流失，以后将无法支撑，只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来弥补。有了铁路，机器就能运入，笨重货物就能运出，山乡边郡的物产，都能运到江岸海边，流通到九州四海之外。而沿江沿海、辽东三省、陕西甘肃沿边地区，强大的邻国都在窥伺，防不胜防。如果没有铁路支援应对敌人，以静待动，哪里能有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巨饷来防守？应该先选择四通八达的枢纽，首先修建主干铁路，作为经营全局的计策。至于津通铁路，关系重大，不便之处尤其多。如果这条铁路在创建之时稍有纷扰，那么习惯守旧的人，更将拿此作为口实，视为畏途。以后其他地方续建铁路，集股的官商必定裹足不前，怀疑阻挠的愚民必有说辞，那么铁路的功效终究不能成功，铁路的效益也终究无法显现了。”翁同龢请求在边地试行以便运兵，徐会沣等请求改设在德州、济宁以便运漕，都打算缓办津通铁路，另开一条路线。但边地偏远，对全局没有裨益，效果也难以显现；而且不是商贾聚集之处，铁路费用没有来源，不足以自存。德州、济宁一线，黄河岸阔沙松，工程费用太大。臣认为应该从京城外的卢沟桥起，经河南到达湖北汉口镇。河南、湖北位于天下中央，中原如同车轴，都从这里出入。铁路走向，应该从保定、正定、磁州，经过彰德、卫辉、怀庆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南岸在荥泽口以上，选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水流不改之处，造桥渡河，那么山西的车辙可下井陉，关中的车马可交于洛口，西北的消息按期可通。从黄河以南，则由郑州、许州、信阳驿路抵达汉口，向东连接淮河、吴地，向南通往湖南、四川。说到便利，约有数事。处于腹地，不近海口，没有引敌的顾虑，这是第一利。南北三千余里，原野广阔，居民散居，不像近郊那样稠密，一屋一坟容易勘测避开，这是第二利。干路长远，厂站众多，经路生意既已繁盛，纬路支流必然兴旺。赶车的人，开店的商人，生计很宽裕，放弃旧业谋求新业，决无流离失所，这是第三利。用一条铁路控制八九个省的要冲，人货聚集，贸易必然兴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通八达无阻碍。岂止有养路的费用，实在可以带来无穷的饷源，这是第四利。近畿有战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令一传，不到一个早晨就能云集京城。或者内地偶尔有土寇暗中作乱，发兵征讨，十天之内立刻可以荡平。征兵的途径，没有比这更方便的，这是第五利。中国矿产之利，只有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丰富最精良，但质地最重、运输最艰难。有了铁路，则用机器开采，用西法冶炼，矿产日益增多。大大开发山西的利益源泉，永远堵塞中华的漏损，这是第六利。海上有战事，首先担心漕运受阻。东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天可到汉口，又两天可到京城。由卢沟桥运往京仓，路程与通县相等，足以防备河海的不测，开辟运输的坦途，又省去挑河剥运的浮费。比起东道王家营一线受黄河下游阻碍的，办理起来反而更有把握，这是第七利。如果顾虑费用巨大难以完成，则分北京至正定为第一段，其次至黄河北岸，又其次至信阳州为第二、三段，其次至汉口为末段。每里不过五六千金，每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工程，需八年建成，款项也分八年筹措。中国之大，每年筹措二百万两的款项，似乎还不至于没有办法。筹款的方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酌情选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的地方，由藩司、运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铁料从山西运来，设置炉灶冶炼，以供取用，这样施工有序，而财富藏在民间。”

奏疏上呈后，仍然交给海军衙门。不久再次商议上奏：“各国兴办铁路，以干路为经，以支路为纬，有战事则用铁路调兵，无战事则以商养路。就五大洲而言，适用于西洋，适用于东洋，难道唯独不适用于中国？就中国而言，有人说适用于边防，有人说适用于腹地，难道唯独不适用于臣衙门所奏准的津通？津通是京畿东南的一条正干路。水路承接沿海七省的运输，陆路连通关东三省的命脉。豫鄂则是京畿西南的一条正干路，控制荆襄，通达关陇，用一条路扼守七八个省的要冲。起初打算慢慢商议中原，而先以津沽便利海防，接着以津通扩大商业利益，区区二百里，其关系与豫鄂的千里大致相同。如今张之洞也提出津通五宜审之说，其中所顾虑的各点，之前的奏疏本来已经剖析无遗。只是事情关乎创始，应择善而从。津通铁路应即暂缓办理，而卢汉铁路必须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逐段向北，并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头试办，总计需要银三千万两，以商股、官款、洋债三种作为筹款方法。”议定后，皇帝下诏批准。

起初，李鸿章倡议修建津通铁路，满朝官员认为不可行，李鸿章坚持得很厉害。张之洞特地创议卢汉干路之说，在中间调停，而醇亲王奕譞又在宫内赞助，事情才定下来。但当时朝廷大臣还有很多不认为卢汉修路是对的，只是没有敢公开说的。所以通政使黄体芳说铁路不可借洋债以自累，而台谏官员也有说黄河桥工难以完成的，因为执政者坚持举办，时间长了浮议才平息。李鸿章写信给张之洞，说局外议论纷歧，应速开办，免生枝节，张之洞深以为然。不久，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到湖北后，更加锐意兴办卢汉铁路，他所筹划的，说储备人才宜急，勘测路线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快。因为商股难靠，请求每年拨官款二百万两以备铁路使用。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光绪十六年，因为东三省边境形势紧急，听从海军衙门王大臣及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建议，命令将卢汉铁路款项先用于办理关东铁路。计划从林西修干路，出山海关到沈阳再到吉林，另从沈阳修支路到牛庄、营口，共计二千三百二十三里，每年拨银二百万两作为关东铁路专款，任命李鸿章为督办大臣，裕禄为会办大臣，而卢汉铁路工程因而延缓。大概从光绪初年起，朝廷内外官员常常上奏条陈铁路，当权者也想试行以开风气，而地方大吏畏难因循，顾虑清议，没有人敢为天下先。卢汉铁路已经商定，不久又中途停止。到这一年，国内铁路，只有唐山至阎庄八十五里，阎庄至林西镇二百三十五里，又基隆至淡水六十里而已。

光绪二十一年，命令张之洞遴选保举人才，并筹议清江至京铁路事宜。张之洞说铁路以卢汉为要，江宁、苏州、杭州次之，清江筑路不合适。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张之洞正任两江总督，特命他移任湖北总办此事。因为卢汉铁路路线长、款项巨大，皇帝下诏说如有能招募股本一千万两的，准许设立公司自办。广东人许应锵、方培尧等都说集资本如数，遵旨承办。直隶总督王文韶与张之洞说承办的各商人都靠不住，请求以津海关道盛宣怀为督办，皇帝同意，命以四品京堂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条陈四事，一是请求特设铁路总公司，拨官款，招募商股，借用洋债。先办卢汉，依次扩展到苏沪、粤汉。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一年在上海设立铁路总公司，而卢汉铁路的基础由此建立。

自中日战争以后，外国窥伺中国更加急迫，侵略的策略，以揽办铁路为先。俄国要求接造西伯利亚干线，横贯黑龙江、吉林两省，修支路到达旅顺、大连湾。英国则请求修五条铁路：一是苏杭甬，从苏州经杭州到达宁波；一是广九，从广州到达九龙；一是津镇，从天津到达镇江；一是浦信，从浦口到达信阳；一是从山西、河南到达长江。法国从越南修路到达云南省，从龙州修路到达镇南关。德国占据胶州湾，修路到达济南。葡萄牙占据澳门，修路到达广州。日本擅自在新民厅修路到达奉天，更获得奉天至安东的铁路权。这就是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的大致情况。

在此之前俄国暗中勾结朝鲜窥伺奉天，建言者请求紧急修建关内外铁路以相牵制，于是命令顺天府尹胡燏棻督办津榆铁路事宜；后来因为续修吉林一路款项不足中途停止。光绪二十四年，俄国事态紧急，胡燏棻请求借用英款修建。上奏说：“关外一路，起初计划直达吉林，因为没有款项又落后面。等到归并津卢，俄国立即起来争执。近来允许它由俄国边界直接连接大连湾，奉天、吉林两省东北的利益全被它占据。计算只有由大凌河赶造到新民厅的铁路，以备联络沈阳之路，并可同时保护蒙古、热河矿务。一方面由营口到广宁，希望中国海关不致被俄国侵占，还可保全奉天省西北的利益。现在东三省全局已在俄国人掌握之中，幸而留下这一线之路，可以设法抵御。如果坐失时机，后悔何及。”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起初，英国人图谋粤汉铁路非常急迫。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联名上奏说：“粤汉南干路，原拟稍缓再行续筹，无奈时局日益紧迫，刻不容缓。列强环伺，往往因交涉小事，兵轮互相驰骋，海洋通塞，没有定期。如今海军既无力兴办，一旦有外变，隔绝如同异域，必须内地建有铁路，才能联络贯通。广东是财赋之区，南方的山河，不可轻易放弃，这是粤汉南路应当与北路同时并举的原因。”又上奏说：“德国无理挑衅，占据胶州、即墨要害，并获准承办山东铁路。俄国已在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作为通往奉天、旅顺的图谋。法国已在广西修筑铁路，作为分割云南的计策。唯独英国人窥伺最久，尚无所得。今年春天，英国商人屡次来揽办粤汉铁路，我们坚持未允。他们所拟急行的，在赶快修建中国中部，或广东的铁路轨道。大概英国所想要的，一是借款，一是修路，一是打算索取香港对岸的深水埠头，其为觊觎铁路无疑。现在德国已占据胶州，俄国已留下旅顺，法国已窥伺琼州，英国有图谋扼守长江、吴淞的打算。这样中国各海口几乎全被外国占据，仅有内地尚可南北往来。如果粤汉一线再借手英国人，将来俄路南引，英轨北趋，只有卢汉一路局促其中，怎能展布？甚至可能被英、俄的铁路所吞并。只有赶紧将粤汉一路占定自办，尚足以补救万一。”皇帝赞赏并采纳了。

最初，粤汉铁路计划从湖北经江西到达广东。后来认为这条路线过于迂回遥远，改道湖南的郴州、永州、衡州、长沙。到这时，最终决定由三省绅商自行承办，总公司负责总体管理。大致而言，各省的干线铁路，以关东铁路为开端，卢汉铁路、粤汉铁路其次。此外还有：从天津到卢沟桥的津卢铁路，从正定到太原的正太铁路，从郑州向东到开封、向西经过荥阳、汜水到达洛阳的汴洛铁路，从广州到九龙的广九铁路，从上海到江宁的沪宁铁路，从萍乡到昭山的萍昭铁路，从道口到清化镇的道清铁路，从京师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从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吉林到长春的吉长铁路，齐齐哈尔卜魁城到昂昂溪的齐昂铁路——这些属于官办铁路。至于潮汕、新宁、川汉、同蒲、洛潼、西潼、广厦、归包、归新、桂全、滇桂、滇蜀、腾越以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云南、四川等省，都请求自行修建干线和支线等铁路，朝廷全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至此，建造铁路的说法风行全国，从朝廷到士人百姓，都认为铁路是当务之急。

方向确定后，筹款和办法最为关键。筹款来源有国库资金、外债、民间股金。修路方式有官办、商办、官督商办。自从刘铭传倡导借债筑路的建议被众人议论所阻止，借款修路就成为当时忌讳谈论的事。所以卢汉铁路刚提议时，还是请求动用国库资金，不敢公开说借洋债。借洋债是从津卢铁路、关内外铁路开始的。等到盛宣怀督办铁路事务，首先提出将三条铁路分别向三个国家借款的方案：卢汉铁路向比利时借款，沪宁铁路向英国借款，粤汉铁路向美国借款。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从此，正太铁路向俄国借款，汴洛铁路向比利时借款，广九铁路、苏杭甬铁路向英国借款，津浦铁路向英国、德国借款。放贷的国家，大致是提供十分之九的资金，收取二十分之一的利息；以铁路作为抵押，有时还包括铁路沿线的附属物产。付息、还本、赎回路权，都有固定的期限，在还本赎路的期限未到之前，不允许提前。购买材料、勘测路线、兴建工程，大多借助外国人进行。所以外国人大多以贷款为诱饵，希望获得承办铁路的利益。

卢汉铁路接近三千里，花费超过四千万，黄河桥梁工程耗费尤其巨大，国库资金仅够用来开办而已。起初打算向美国借款，因美国要求过高，改同比利时商议。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接踵而来。最终向比利时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比利时是小国，钢铁资源丰富，擅长工程事务，对中国没有大的野心。三十一年（1905年），续借一百二十五万法郎。过了一年，铁路建成。北端直达京师，因此改名为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支线是正太铁路和汴洛铁路。正太铁路的借款，始于二十三年（1897年）。俄国人璞科第与山西官绅商定后又中止。二十八年（1902年），盛宣怀与俄国商议借款四千万法郎。合同签订后，俄国人挨士巴尼忽然要求获得太原至榆次、至成都、至太谷、至西安，以及石家庄至东光、微水、横涧四条岔道，还有同蒲等铁路的修筑权。均被部议驳回，但岔道最终按其所请批准。三十三年（1907年）秋天，工程竣工。

自从容闳倡导办津镇铁路，盛宣怀担心会夺走卢汉铁路的利益，因此提议办汴洛、开济铁路来相互牵制。汴洛铁路的借款始于二十五年（1899年），到二十八年（1902年）合同签订，借比利时款二千五百万法郎。比利时人卢法尔主持工程。随后又续借一千六百万法郎。三十四年（1908年），铁路建成。津沽铁路用款一百三十万，国库资金和商股兼备，用洋债弥补不足。津卢铁路借英金四十万镑。关内外铁路借英金二百三十万镑。原本由商办，等到胡燏棻任督办，才开始官办。义和团事变起，关外铁路被俄国占据，关内铁路被英国占据。朝廷命袁世凯等人与英国公使立约收回，英国人于是攫取了铁路沿线百里之内不准他人承修的权利。三十一年（1905年），全路竣工，这就是京奉铁路。道清铁路是英商福公司建造的，长九十里，利润微薄而费用巨大。起初，英商要求得到泽襄、怀浦铁路，都没有成功。于是以借款收回道清铁路为名，朝廷内外官员都认为不可行，最终借款英金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镑赎回。津浦铁路，因津镇铁路的提议未能实行，改为北起天津，南至浦口，借英、德款五百万镑。尚书吕海寰主持其事。宣统三年（1911年），工程竣工。

促成各省铁路自办和拒绝外债的契机，是沪宁、苏杭甬、粤汉铁路的借款所致。沪宁铁路的修筑，由盛宣怀倡导，南北洋大臣据以上奏，获得批准。刚进行淞沪段的工作时，英国就请求承办，盛宣怀与英国签订了草约。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合同签订，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期限五十年。商部质问借款几乎比原估算数目多出几倍。而工程尚未过半，款项已经用完，商议续借一百万镑。江苏人群起责难，并上疏奏报皇上。朝廷命唐绍仪督办沪宁、京汉铁路，撤销铁路总公司。唐绍仪上任后，顺从英国工程师的请求，又商议出售小票六十五万镑。他上疏说：“盛宣怀移交的合同文卷以及购地工程账册，支出款项浮滥，已经驳回。沪宁铁路合同吃亏，比京汉干线更为严重。其中最棘手的是设立总管理处。中方成员两人，洋员三人，每次会议时，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已经处于劣势。议论者提出增设监督的说法。岂不知权力在总管理处，合同早已写明，即使有监督，实际上也无济于事。尤其棘手的是，财政大权掌握在洋人手中，用款虽然由中方人员签字，但司账的是洋员。分段司账，其支发权仍在工程师手中。购买材料事宜，一向由怡和洋行经手。行车总管、材料总管，都由洋员专门负责。因为起初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导致后来事事受掣肘。挽回补救的办法，只有修改总管理处章程，加派中方人员管账，并分别担任各总管，现已分别办理。至于铁路款项不敷使用，还打算续售小票六十五万镑以资接济。”奏疏下发到有关部门商议执行。当唐绍仪打算续借英款时，侍郎吴郁生上疏极力反对，大略说：“沪宁铁路由英国银公司要求承造，盛宣怀与该公司订立合同。以长度不超过六百里的铁路工程，借款高达三百五十万镑，估价太多，必然导致浮滥。自从合同宣布后，远近震惊。上年奉严旨改派唐绍仪妥善筹划办理。近来听说沪宁铁路工程师来京，又因工程款项不敷使用，有商议续售小票七十万镑的说法。这项铁路工程，即使就原已借定的三百五十万镑尽量开支，每里合计银三万两以上，比其他铁路超出两倍，国家已受损很多。现在如果再借巨债，说明唐绍仪接办以来，对盛宣怀失算之处并无补救办法。请求下令按照合同严格核查用款，同时自行筹款接济。不可再让银公司出售小票，以致以九折的虚数，受人盘剥。”奏疏上达，下发有关部门知悉。而沪宁铁路最终因本息过巨，赎回路权遥遥无期。

苏杭甬铁路，自二十四年（1898年）允许英商承办。同年，盛宣怀与英商签订草约，主要内容都依据沪宁铁路的合同。合同签订后，英国人搁置不理。三十一年（1905年），浙江铁路自办的局面确定，御史朱锡恩请求废除前约，皇上命盛宣怀会同浙江巡抚主持此事。英国人凭借原有合同，坚持要求承办，反复辩论要挟，很久未能解决。侍郎汪大燮参与商议，将修路和借款分为两件事。浙江人认为铁路股金已筹集有成效，一心抗拒借款，听说后大哗，极力诋毁汪大燮。汪大爕不久出使英国，由梁敦彦接替。浙江推举孙廷翰、江苏推举王同愈等人在北京商议，最终因原有合同难以废除，由部里向英国借款，贷给两省而平息了事端。

粤汉铁路借用美款，由盛宣怀倡导。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合兴公司商议借美金四千万，期限五年竣工。美国派毕来斯主持路务。从广东三水起，修筑铁路十五里，耗费超过二百万。毕来斯去世后，工程也停止了，而美国的股票大多卖给了比利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比利时已承修卢汉铁路，粤汉铁路再借给比利时，两路相连，对国家不利，竭力倡导废除与美国的合同，湖南人支持他。皇上采纳了御史黄昌年的意见，命张之洞妥善筹划办理。张之洞主张废约更加坚决。盛宣怀不愿意，暗中阻挠此事，朝廷下诏盛宣怀不得干预。张之洞又委托驻美公使梁诚与合兴公司商议，一年多才议定，借英金一百一十万镑赎回。

当张之洞商议借英款时，英国人乘机请求修改广九铁路的合同。广九铁路是英国人请办的五条铁路之一，二十五年（1899年）签订了草约，但悬而未决。三十年（1904年），沪宁铁路合同签订，英国人要求商议广九铁路未能实现。等到苏杭甬铁路事件发生，双方相持正急时，部里允许英国人先商议广九铁路，以缓和事态，正式合同于是达成。至此商议粤汉铁路借款时，英国人又要求合办广九全线，两广总督不同意。随即要求用广东盐税及铁路作抵押来借款，广东人也不允许。最终借英金一百五十万镑而合同签订。张之洞借英款赎回美国合同后，一时议论者认为用英国代替美国，其害处相当，都加以指责。黄昌年又说路权至关重要，赎款难以承担，应尽快兴修，严加杜绝外国干涉。朝廷下诏认为借款修路流弊很多，应由三省集股兴修，以保全利权。自从明令严禁借债修路后，商部又有限制借款的条款。各省人士也因为外人图谋我们很急迫，都谋划铁路自办，以杜绝外患，鉴于外债所受损失巨大，争相招集股款，自保路权。这就是由官办改为商办的由来。

商办铁路，始于唐山至阎庄段，后来从天津、大沽直达林西镇，都是由开平公司承办。随后武举李福明请求修北京至西沽的铁路，广东人许应锵等请求承办卢汉铁路，都未获批准，从此再也没有人提商办了。二十九年（1903年），广东人张煜南请求设立公司承办潮汕铁路。获得批准后，川汉铁路接着进行。四川总督锡良因英、美商人竞相觊觎川路，而美商班士又要求灌县富顺支线，奏准由四川人筹款自办。第二年，江西人推举李有棻总理江西铁路，以南浔铁路作为干线的第一段。三十一年（1905年），编修陈荣昌等人因法国人已修滇越铁路，云南省内地应自行推广，以杜绝口实，请求办滇蜀铁路，云南总督丁振铎据以上奏，得到批准。贵州巡抚林绍年说贵州铁路不通，云南也利益少，因此一并涉及贵州。陈荣昌随后请求展修腾越铁路，以编修吴琨总理其事。安徽以李经方为总理，从芜湖开始兴办，以期北接卢汉铁路，南通江西、浙江。福建以陈宝琛为总理，在厦门筑路。浙江以汤寿潜为总理，干线一条从杭州通达苏州，一条经过富阳通达江西；支线则南道经江山以通福建，西道经湖州、长兴以通安徽。新宁、广厦铁路，由广东人陈宜禧、张振勋经办。西潼铁路，近连汴洛铁路，远达甘肃、新疆，是西北纬向干线的枢纽，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人以王清穆为总理，规划江苏全路，江南从上海经松江到达浙江，北从海州进入徐州到达河南。广西以于式枚为总理，计划从桂林筑路至全州以达湖南，经梧州以达广东。粤汉铁路自与美国合同废除后，三省在湖北公设铁路局，筹款筑路，各自进行，不相僭越，先干线后支线，作为约定。湖南以袁树勋为总理，广东人内阁侍读梁庆桂、道员黎国廉与两广总督岑春煊争论粤路商办，被弹劾夺官。皇上命人前往查办，随即恢复二人原官，路由官督商办，十天之内集股达四千万元，以郑官应为总理。

当时，人们把修建铁路当作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凡是有奏请，立即得到批准。请求修筑干线和支线各路，纵横交错，几乎遍布全国。筹集款项方面，除了招集民间股份外，大多不外乎开办米谷、盐、茶、房屋、彩票、土药等捐税，以及铜元余利、随粮认股等几种方式。而工程进度之快、事权之统一，首推新宁铁路。陈宜禧，新宁人，精通铁路学，众人推举信赖，由他始终负责此事，所以两年就修成了铁路。其次是潮汕铁路，虽然勘路招股过程中事变多次发生，但最终还是成功了。总理张煜南被奖励提升为三品京堂。此外，粤汉铁路由广东人集股最多，内部倾轧也最激烈。总理多次更换，工程停滞。四川省以租股为主要来源，数额达到一千多万元。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也都陆续开工。其余各省，大多集股不多，有名无实。西潼铁路，因为商股难以集齐，奏请改为官办，就是一个例子。

三十四年，皇帝采纳了江苏巡抚陈启泰的建议，任命大学士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希望以此统一事权，但也没有什么效果。这一年，下诏认为铁路是交通大政，绅商集股，各自设立公司，奏请办理多年，大多没有起色，命令有关部门选派人员分别前往查勘。不久上奏了勘路查款的办法。当时川汉铁路已经派员前往查勘。其余各路，以洛潼、西潼、同蒲、江苏、浙江最为重要，作为第一批；粤汉、潮汕、新宁、惠潮、广西、福建为次要，作为第二批；滇蜀、安徽、江西再次之，作为第三批。打算先查洛潼、西潼、同蒲三路，上报皇帝知晓。宣统二年，四川铁路掌管出纳的人，亏空倒账一百九十多万，在京做官的四川人甘大璋等上报皇帝，查明后责令追讨，但只是空话罢了。

三年，给事中石长信进言：“我国兴建各省铁路，事前并没有谋划好再行动。现在应该明确制定干线、支线的办法，让天下人都知道国家铁路政策所在，以后有所遵循，不再像从前那样议论庞杂，茫无头绪。当前时事日益紧迫，边防最为重要。国家如果不赶快将东西南北各大干线迅速依次修筑，那么强邻四面进逼，就将束手无策。人民不值得责备，可大局怎么办呢？这其中利害，间不容发。只有恳请皇上乾纲独断，不再游移。在德国、奥地利、法国、日本、墨西哥等国，它们的铁路都归国有，而我们分出支线与民间，已经算是优待了。况且干线与支线相辅相成，上下维系，在道理上很顺当，在事情上也较容易。这是路政大纲，急需明确办法的第一点。另外，东南干线，以粤汉铁路商议举办为最早。光绪二十六年，督办大臣会同湖广总督等奏准借用美国款项兴建。当时订立合同后，已经建成广东省的佛山三水铁路一百多里，广州至英德的干线也已购地开工。然而三十四年春天，张之洞忽然听信王先谦等人的话，不惜巨资，向美国公司废约，坚持固执，最终导致停工。废约后，原本想集中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的力量来建成此路。哪知拖延数年，广东有钱而绅士争权，修路很少，湖南、湖北则集资无着落，白白浪费局费。张之洞翻然悔悟，不掩饰以前的错误，仍然打算借款修筑，于是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立借款草合同，签字后正要上奏，因美国援引前例要求加入，暂缓陈奏。张之洞随即病故，此事就搁置至今。计算从废约以来，已经过了七年。如果没有这番反复，粤汉铁路早已建成，也像京汉铁路一样，已经到了十年还本之期了。至于川汉铁路的集资，都是取自田亩之间，款项确实有一千多万。绅士们拉帮结派，各怀意见，去年才从宜昌开工到归州以东，这五百里工程，还不到十分之二三，不知何年才能完工。而施典章擅自将川路租股收入挪用，倒账竟达数百万之多。这又是川、粤、汉干线溃败延误，急需查办的另一件事。近来云贵总督李经羲建议修筑滇桂边境铁路，对国防尤其有关系。然而没有粤汉干线从湖南的永兴与广西的全州相接，那么滇桂铁路怎么能自守？如今我粤汉铁路直贯广西云南，川汉铁路远控西藏，实在是国家应有的两大干线，万一有事，缓急可以依靠。所以无论绵延数千里的干线，绝不是民间零散凑集的款项所能建成的，即使迟至十年或二十年，建成之后，又各分区域，倘若遇到紧急情况，命令不畅通，仍然必定像东西洋各国那样议归国家收买。这是干线必须归国有的又一点。国家成法，对待人民宽厚，即使财政极其困难时，也不肯加赋。四川、湖南现在因兴造铁路，创立租股名目，每亩附带征收，以充路款。听说两省农民，正在深深怨恨，偶遇荒年，催讨尤其觉得难堪。但路局用‘路亡地亡’的说法恐吓愚民，人民不得不服从。四川省民力较宽裕，还能勉强负担。湖南百姓本来不富裕，如果数年之间，强逼百姓拿出这数千亿的巨款，而铁路工程一日不完，铁路利益一日没有着落，深恐民穷财尽，想图富强反而更致贫弱。所以干线收归国有，命令下达之日，四海百姓，一定没有阻挠的顾虑。况且保留民力来修筑支线，工程容易完成，资金容易筹集，利益容易收取。让当地土货得以畅行，民间渐渐富裕，这是支线可以归民间所有的又一点。”

奏疏呈上后，下发有关部门商议实行。下诏说：“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绵延数万里，路程动辄需要数月之久，朝廷每念及边防，总是宵衣旰食。要想加强控制防御，只有快速修建铁路这一策略。何况宪政的咨询谋划、军务的征调、土产的运输，都依赖交通便利，大局才有转机。反复周密筹划，国家必须拥有纵横四境的多条大干线，才足以辅助行政并掌握中央枢纽。从前规划不善，没有一定办法，以致全国铁路错乱纷歧，不分干支，不量民力，一纸呈请，就批准商办。然而数年以来，广东收股过半，修路不多；四川倒账很大，参追无着落；湖南、湖北开局多年，白白坐耗。竭尽万民的脂膏，或被浪费，或被侵蚀，恐怕旷日持久，民众负担越深，上下都受其害，贻误之害不堪设想。因此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的干线，延误已久，应立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线仍准商民量力酌办外，从前批准干线的各案，一律取消。至于应如何收回的详细办法，著令度支部、邮传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

度支部上奏：“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所抽收和招募的公司股票，全部收回，由度支、邮传两部特发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以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如果愿意抽回本金，五年后也可分十五年抽本。那些不愿意换领国家铁路股票的，都准予分别办理，以示公平。粤路全是商股，因铁路工程停顿，浪费太大，票价不到五成。现在每股从优发给六成，其亏损的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铁路建成获利之日，准许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本，照本发还。其中米捐、租股等款项，准许发给国家保利股本。鄂路商股，也准许一律照本发还。其因铁路动用的赈粜捐款，准照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际使用的工料款项四百几十万两，准许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的七百多万两，是否愿意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皇帝听从了。下诏停止四川、湖南两省的租股。起用端方以侍郎身份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其粤汉、川汉铁路向英、德、法三国的借款，也随即签订。

当干线收归国有的诏令颁布后，湖南、广东人士群起哗噪，极力谋划抗拒，但不久就平息了。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为转达四川谘议局请求缓期接收川路，下诏斥责他。四川人罗纶等说：“部臣对待川民，都使用威力手段，毫不公平。”王人文又据此上报，仍然被严斥。不久，任命赵尔丰署理四川总督。四川人因为路事持久不决，开始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发布《自保商榷书》；接着聚集群众围攻总督衙门，再攻省城。于是命令端方率军进入四川。又因川事日益棘手，命令前广东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办理剿抚。岑春煊受命后，请求用现金偿还四川省路股，广西巡抚沈秉堃也这样说，部议借英金三百万镑，不能决定。岑春煊到湖北时，恰逢成都解围，称病不前往。

御史陈善同上奏章，请求罢免邮传大臣盛宣怀，以消除巨大祸患。奏疏中说：“我私下认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自古以来没有得民心而国家不兴盛的，也没有失去民心而国家不危险的。《左传》说：‘众怒难犯。’《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轻视。’这其中的道理非常微妙。这次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本身非常妥当。近来多次下诏免除各项杂捐，用来体恤百姓，本来已经仁至义尽。然而湖南、广东等省人心惶恐不安，骚动不宁，四川的祸患且日益加剧，原因在于邮传大臣盛宣怀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实在有不妥之处。各路商办铁路的局势，一开始都曾奉先皇帝谕旨，依据大清商律。如果要改为官办，自然应该统筹全局，划定年限，分期分段，根据情况陆续收回，这样对国家、对百姓才两全其利。如今盛宣怀事前毫无准备，只依靠借款，突然将已经批准的各个案件奏请一律取消。各路商民以十多年的经营，千数百万的筹集，一旦全部从他们怀中夺走。而所订立的借款合同，利率之高，折扣之大，抵押之巨，债权之重，又步步失败，给人留下把柄。各省人民，痛惜过去的辛劳，恐惧后来的祸患，自然奔走惊告，惶惶不可终日。查给事中石长信请求确定干路、支路办法，是在四月初七日；邮传部覆奏、宣布国有政策，是在十一日；而借款合同的签押，是在二十二日。似乎政策的改定，实际是因借款而发生。举办这等大事，却平时漫无布置，仓促到这种地步，反而使朝廷减轻百姓负担的旨意隐晦不彰。而又不能审慎临机，强令宜归工程每月工项仍从四川路款开支，这实在与五月二十一日上谕‘四川铁路仍存七百余万，愿意入股，或者兴办实业，都听其自便’等话大相违背。必定要使我皇上体恤商民的恩德，堵塞而不能下达，使朝廷失信，让天下人起疑，群起抵抗，又怎能怪他们这样呢。幸而国家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深入人心，所以虽然众怨都集中在盛宣怀身上，始终没有敢归怨朝廷的。近来听说四川风潮日益激烈，都认为盛宣怀丧权误国，想要杀了他才甘心。一个多月以来，多次召开全省股东大会，每次到会者近万人，誓与铁路共存亡，在场之人无不为之落泪。联合十多个州县地方，并相约不交钱粮，不上捐税，学堂停课，商民罢市。各家恭设先皇帝灵位，早晚痛哭，人人没有生活下去的愿望，士人怀着必死的决心，愁惨萧条，如同经历大劫，实在可怜可念。如今这些惶惶失所的穷苦百姓，都是国家哀怜的赤子，情形狼狈到这种地步，我皇上听了，必定有恻隐动心者。如果不赶快拯救，万一相持不解，稍延时日，或者有不轨之徒，从中鼓动煽惑，强悍的人拼命寻仇，弱小的人绝望寻死，众心一散，全体瓦解，终究不是国家的福分。现在湖南、湖北争路，余波尚未平息，而雨水成灾，几乎涉及十省，盗匪成群，流亡遍野。如果四川稍有风吹草动之警，恐怕从云南、西藏直到沿江、沿海，必有起来响应的，其为害又岂止于铁路不能收回而已。最近我皇上谕派湖北、广东、四川、湖南等省总督巡抚，令他们在所辖境内铁路事宜各得会同办理。盛宣怀刚愎自用，不洽舆情，已可概见，应如何惩处，以儆将来。至于四川民众争议，久悬不断，终虑酿成巨变。应责成督办、会办各大臣，斟酌情形，妥善迅速维持，以平息众人之议论。”当时盛宣怀入京任邮传大臣，干线收归国有、以及借外债筑路、处理四省路股，实际由他主持此事，所以陈善同这样说，话语极为恳切直率。

奏疏递入后未予理会。而四川温江等十多个州县的民团，每起数千或万人，所到之处焚烧抢掠，势头极为猖獗。大军将其击退，随后占据崇庆、新津、彭山，而嘉定、灌县相继失陷。邛州军队哗变，汶川县署被毁，命令湖南、湖北、陕西各军前往增援。恰逢湖北事变发生，四川之乱更加紧急，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而四川不久被民军占据，端方、赵尔丰均遇难。于是罢免盛宣怀以向四川民众谢罪，而国事已不可为了。

大概论铁路办理的优劣，官办则筹款容易、竣工迅速，自然不是商办可比的。而外债的亏耗，大权的旁落，弊害很多，也远超过商办铁路。只有京张铁路，用京奉铁路的余利举办，詹天佑亲自负责工程，丝毫不借外国，可称中国的自办铁路。而湖北的铁厂，制造钢轨以供应全国造路之需，挽回大利，尤其不少。统计官办铁路：京汉路长二千六百三十里，资本金一万零五百六十二万八千余元。京奉路长二千二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五千零八十八万四千余元。津浦路长一千八百六十三里，资本金八千零四十九万余元。京张路长五百四十六里，资本金一千零三十二万余元。沪宁路长七百二十五里，资本金三千六百五十三万余元。正太路长六百二十三里，资本金二千三百一十二万六千余元。汴洛路长四百零二里，资本金二千零五十万元。道清路长三百三十里，资本金九百五十四万九千余元。广九路长三百零三里，资本金一千一百六十六万二千余元。吉长路长一百四十里，资本金一百二十万三千七百零四元。萍株路长二百零五里，资本金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余元。齐昂路长五十六里，资本金四十八万八千余元。商办铁路：浙江路长三百四十二里，资本金一千二百七十八万八千余元。新宁路长二百六十里，资本金四百零八万九千余元。南浔路长七十七里，资本金三百五十万六千余元。福建路长二十八里，资本金二百四十二万八千余元。潮汕路长八十三里，资本金三百五十四万六千余元。其中借外债所筑各路，只有京汉路到期赎回归我国所有，其他则尚未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