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九食货五

钱法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分别用满文、汉文作为两种，满文的一种钱的质量比汉文的一种大。天聪年间沿袭这个做法。世祖定都燕京，大规模开设铸钱局，开始规定一种标准。在户部设置宝泉局，工部设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规定用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铸造。一千文钱为一万文，二千串为一卯，每年铸三十卯。每枚钱重一钱。二年，增加二分重量，规定七枚钱合银一分，旧钱重量加倍。民间颇苦于钱价过高，随后改为十枚准一分。各省、镇遵照式样开铸，先后开设山西、陕西、密云、蓟、宣、大同、延绥、临清、盛京、江西、河南、浙江、福建、山东、湖广以及荆州、常德、江宁三府的铸局。五年，停办盛京、延绥二局。六年，将大同局移到阳和。七年，开设襄阳、郧阳二府铸局。八年，停止各府、镇铸钱。十年，重新开设密云、蓟、宣、阳和、临清铸局。当初户部认为新铸钱足够使用，前代钱币中只有崇祯钱仍然暂时通行，其余的准许作为废铜上交官府，补偿其价值，并禁止私铸以及小钱、伪钱，进一步申明旧钱禁令。后来因为上交官府很久没有交完，于是通令天下，限三个月内全部上交，逾期仍使用者，治罪。这一年朝廷讨论疏通钱法，以顺治八年增加重量为一钱二分五厘作为定式，钱背左边汉文“一釐”二字，右边宝泉局铸一字为“户”，宝源局为“工”，各省、镇都铸上开局地名一个字，比如太原增加“原”字、宣府增加“宣”字之类，一千文钱合银一两，定为统一通行的制度。禁止私人铸局，违犯者以枉法赃论处。当时官钱流通不畅，于是用收敛和投放的方法调节，酌定京城和外省各局钱，搭配发放俸饷。钱粮旧制征收银两七成、钱三成，都写入法令。但直省各局钱质量不精，私铸乘机兴起，最终壅塞不行，于是全部停止铸钱，只由宝泉、宝源二局专门铸造，精造重一钱四分的大钱，背面用满文，使私铸难以伪造。现有流通的钱限三个月内销毁。重新制定私铸法律，为首者及匠人处斩决，财产没收官府，从犯及知情购买使用者，总甲、十家长知情不告发，地方官知情，分别处斩监候或绞监候，告发奸邪者赏银五十两。十七年，恢复直省铸钱，命令按照重钱式样，背面兼用满文、汉文。康熙元年，铸造纪元年号钱，此后凡是新君即位改元，都照例铸造。高宗内禅时，铸造乾隆钱十二枚，嘉庆钱十八枚，这不是常规。自从改铸一钱四分钱，奸民往往私下销毁，于是制定法律，罪名比照私铸。于是禁止制造铜器，为了防范私销。十八年，重申严格禁令，军器、乐器之类，允许制造使用五斤以下的。当时重钱销毁得更少，钱价苦于高昂。二十三年，允许钱法侍郎陈廷敬纠正恢复一钱旧制。时间长了，钱贵依然如故，于是重申规定钱价禁令，银一两换钱不得少于一千文，但钱价终究不能平抑。末年银一两换钱八百八十到七百七十文。于是发放五城平粜钱换银以平抑价格。自从对旧钱申明禁令，但福建地处偏远，仍然掺杂使用制钱。二十四年，巡抚金鋐提及此事，学士徐乾学上疏说：“自古以来都是古今钱币混合使用，听从百姓方便。”于是历数历代旧事，说“自汉五铢以来，不曾废弃古钱而专用今钱。隋朝销毁古钱，明朝天启后尽收古钱充铸，这是钱法的变故。而且钱法败坏时，可以借助古钱来淘汰劣币，所以改朝换代后仍允许流通。况且福建地处五岭之外，应当听任百姓行使。”皇上认为他的话正确，完全放宽了对旧钱、废钱的禁令。这一年规定旗籍人员私铸私销罪按律法处置。四十一年，因为遵循旧制改铸轻钱，私铸又兴起，廷臣请求停止小制钱，仍然铸造一钱四分重钱，新旧钱暂时混合使用，新钱一千文合银一两，旧钱一千文合银七钱。下诏听从。但私铸终究不能禁止。四十五年，山东请求铸造大钱。恰逢捕获常山私铸案，皇上认为私铸不都是大钱，必然多私销，应当先收后禁，于是命令钱粮银一两折收二千文钱，钱用尽后，折收铜器。户部因为新钱不够用，请求展延到五年后销毁旧钱铸造。过了两年，襄阳私铸钱暗中存放在漕船中运入京城，大理寺卿塔进泰奉命会同查办，上疏请求严禁收毁，再犯私铸私贩罪按律法处置，船户、运弁罪同私铸，地方官知情不报，处斩决，没收家产；失于觉察者，革职。法律更加严厉。官局用铜，自康熙四十四年起兼采云南铜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求每年运送云南铜入京。朝廷讨论后认为就地铸钱方便，于是开设云南大理、霑益四局，铸造运京钱，背面文字为“云泉”。皇上认为钱是国家宝货，更名为“宝云”，并命令直省各局钱，背面开始是“宝”字，其次是省名，纯用满文。此后运京钱时铸时停。乾隆二年，因为钱价长期不平，命令大兴、宛平设置钱行官牙以平抑钱价。皇上考虑到私销危害尤其严重，更加严厉执行铜器禁令。官员非三品以上不准使用，原有的铜器限三年内上交官府，逾期以私藏禁物论处，已经禁止仍制造者，罪名比照盗铸从犯。于是通令禁止制造铜器。不久更加严格限制，只有一品官才准使用，其余全部禁止，藏匿私用，都以违禁论处。十二年，皇上认为钱重则私销，钱轻则私铸，命令恢复一钱二分的旧制。十三年，规定剪钱边的律罪为绞监候。在此之前，尚书海望认为铜禁令危害百姓，上疏陈述四项弊端，高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废除了禁铜、收铜令。又因京城钱价高昂，银一两仅换八百文，下诏发放工部节慎库钱来平抑价格。御史陶正靖上疏陈述钱价不平，弊端在于经纪蛀蚀钱法，于是下令革除。浙江布政使张若震说钱贵的弊端在于私毁。如果使铜铅配合，掺入点锡，铸成青钱，那么销毁者无利可图。试验有效，于是采纳他的建议，铸造青钱与黄钱并行。制定私铸铅钱的禁令，为首者及匠人绞监候，从犯及知情购买使用者，减一等。重申严禁贩运和囤积制钱，凡是积存钱达到百千文以上的，以违例论处。皇上告谕廷臣说：“如今主张禁止的，也不过是补偏救弊，并不能正本清源。物品定价用银而不用钱，但官民却都方便用钱而不方便用银，趋利之徒，以操纵贵贱为得计，为什么轻重如此颠倒？今后应重视用银，凡是直省官修工程，民间采购货物，都用银。”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请求禁止旧钱、伪钱。皇上认为民间混杂使用吴三桂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只许自行检出，官府代为兑换以充铸钱原料，旧钱仍听任流通。二十四年，回部平定，在叶尔羌颁行式样，铸造“乾隆通宝”，每枚重二钱，背面铸叶尔羌名，左边满文，右边回文，用红铜，并销毁旧普尔钱作为铸料。过了两年，阿克苏请求铸钱，按照叶尔羌的成例。又允许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和五分两种，文字为“乾隆宝藏”，背面用唐古特字，边郭上标记年份。以上两类钱，只通行于回部、西藏，内地不用。二十九年，命令回部铸钱，永远使用乾隆年号。到了乾隆中期，钱价高昂，直省都增加炉座广泛铸造，钱价暂趋平稳。恰逢铜运迟滞，市侩囤积居奇抬高价格，危害钱法，通令各省督抚不得轻易请求停炉减卯。末年私铸更多，四川、云南、贵州是渊薮，流布到江苏、浙江。云南、贵州的官钱也因为质量不好停止铸造。又自从法律严惩私铸，往往放宽收缴销毁，顽民仗此行诈，私钱层出不穷。乾隆五十七年，湖广总督毕沅请求收买私钱不要立期限。皇上说湖北是私铸总汇，不图谋禁绝却预先考虑如何卸责，命令严查私贩，仍然给予宽限二年。五十九年，因为官钱私钱混杂出现，钱价下跌，于是暂时停止直省铸钱，私钱统一限一年内收缴，但吏胥趁机作奸。嘉庆元年，恢复直省铸钱。到嘉庆十年，直省没有完全恢复卯额，钱又贵，通令各督抚按卯鼓铸。但此后局私和私铸相继而起，京局钱甚至轮郭和肉好模糊脆薄，“宝苏”钱中夹杂沙子，扔到地上就碎，而贵州、湖广私铸盛行，江苏官局、私局秘密藏匿。到道光年间，福建、广东杂用“光中”、“景中”、“景兴”、“嘉隆”等外国钱，奸民贪利，往往仿造。贵阳大定官局也另外铸造底大钱，钱法从此更加败坏。当时华洋互市，用货物换取白银，外国商船违禁，每年白银漏出以千万计，御史黄中模、章沅都以此进言。而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等各种外国银元，也暗中输入内地牟利，从福建、广东通行到黄河以南。而洋商又携带到各省海口，表面上置办货物，暗地里收购白银，以致洋银日益增多，纹银日益减少而昂贵。皇上对此忧虑，命令广东总督申严禁令，但禁令不涉及洋银，仿铸的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等，消耗中国白银如故。御史黄爵滋请求一并禁止白银出口，另外设立专条，议定从重治罪。道光十七年，下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督，命令所属严查偷漏，确定功过，实行赏罚，但国内白银终于耗竭，每两换钱常常达到二千文。朝廷大臣谋划如何提高钱的价值以削弱银的势头，但议论被搁置未能实行。

在此之前，道光朝中期，白银外流导致银价上涨，朝廷内外都想发行大钱来挽救局面。广西巡抚梁章钜上奏陈述大钱的好处。文宗即位后，四川学政何绍基极力请求发行大钱，以恢复古制、拯救时弊。皇帝起初并不认同，但最终还是与官票、宝钞一起推行了。钞票曾在顺治八年发行过，每年制造十二万八千多张。十年后停止。嘉庆年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求发行钞票。咸丰二年，福建巡抚王懿德也提出请求。朝廷讨论认为有障碍难以实行，便拒绝了。当时银两亏空、铜钱短缺严重，而军需和河工费用耗费国库两千多万两，筹划国家财政的人，大都请求发行官票。次年，命令户部集中讨论。惠亲王等人请求饬令户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用皮纸制作，上面题写“户部官票”，左边是满文，右边是汉文，都是双行，中间标明“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面写“户部奏行官票”。凡是原本用官票兑换银钱的人，与银两同样对待，并准许按照部定章程，搭配支付官方款项。伪造者依法治罪。票的边缘有龙纹。钞的标题是“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间标明“准足制钱若干文”，旁边八个字是“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面写“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钞的边缘纹样与票相同。大钱从当千到当十，共五等，重量从二两递减到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用净铜铸造，颜色发紫；当百、当五十、当十用铜铅配铸，颜色发黄。面值百文以上的文字是“咸丰元宝”，以下的文字是“重宝”，背面是满文局名。咸丰四年，因为缺乏铜，又铸造了当五铁钱和制钱。不久又改铸铅制钱。乾隆年间，京城钱局用铜，同时依靠云南和外国，后来专靠云南运输。当时因为道路堵塞、铜运停滞，所以临时采取这种办法。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和钞也按照这个标准互相抵用；民间交纳地丁粮税及一切官方款项，也准许按五成比例；京城和地方发放库款也照此办理。大钱上下流通如同票钞，抵银时按照制钱的数量，上交官方时按三成比例；铁钱流通如同大钱。阻挠者按违制治罪，伪造钞票者处以斩监候，私自铸钱更严加惩处。通令京城和地方设置官钱局。不久因为各省拖延不执行，后来议定在各府设置钞局，将大钱发放给行店，使钱钞互相融通兑换以方便百姓，地丁粮税按比例收取票钞，零星小户的银钞尾数，搭配收取铜铁大钱，先从直隶、山东实行。官吏勒索违法、商民交易不按公平价格，从严处治。咸丰七年，命令顺天、直隶各属的钱粮，从本年上半年起，按实银四成、宝钞三成、当十铜铁大钱三成搭配收取；一切用项，也按此比例搭配发放。不久听从户部建议，从本下半年起，直隶按银七成、票钞三成征收，大钱三成即包含在钞票三成之内，交票交钱听便。

然而钞法初行时，开始时用于军饷，后来用于河工，搭配发放都说不方便，百姓心存疑虑、不愿接受。各省按五成比例搭配收取，因为款项多、抵扣拨付已经困难，于是搭配发放后就不再肯搭配收取。百姓拿到钞票，积存起来没有用处，京城的人拿钞票到市场，如果不是故意抬高价格，就是隐藏货物不卖；拿到官号商铺兑换，得到的都是四种大钱，不便使用，所以钞票发行后朝廷内外兵民都感到不便。后来京城用官号七折钱发放钞票，价值更加低落，甚至减少发行也难以应付，钞票于是不能流通了。大钱中的当千、当五百，因为折合过重最先废止，当百、当五十接着废止，铁钱因为私票的阻碍也废止了，于是只专行当十钱。盗铸纷纷兴起，死罪每天上报但无法制止。官局钱也渐渐变坏，混杂在私铸中无法分辨，奸商趁机折减挑剔，任意定高低价。商贩担心得到大钱，都止步不前，三成搭配收取只是空有公文告示，多次禁止也无效。法度败坏而违法的人很多，本来就无济于事。当十钱独自行用时间最长，但一枚当十钱抵制钱二文，出了京城就不能流通。咸丰末年，铜十分缺乏，申明禁铜、收铜的命令。同治初年，铸钱所需原料只有商铜和废铜，当十钱重量减至三钱二分。光绪九年，又减至二钱六分。

当时孝钦显皇后（慈禧太后）锐意想要恢复制钱，下令廷臣讨论，因为云南铜运达不到定额，姑且购买洋铜，交给机器局试铸。户部上奏说机器局铸钱以及京城钱局开炉都不方便，太后下旨责备其推卸责任，最终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实行，法定重量为一钱，于是赏给唐炯巡抚衔，专门督办云南铜政。光绪十四年，广东试铸机器制钱，在背面标明库平七分。二十四年，命令各省铸造八分钱。而京城因为制钱少，仍然继续使用当十钱。三十二年，铸造铜币当十钱，百姓不愿意用，于是开始铸造银圆、铜圆，设立银行，计划统一币制，与东西洋各国抗衡。

当初，洋商聚集广东，西班牙、英国的银钱大量输入，总督林则徐谋划自己铸造银钱以图抵制，但因为不适用而作罢。此后墨西哥、日本用本国货币大量输入。光绪十四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开始用机器按照样式试铸，李鸿章继任后最终完成，文字为“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背面有龙纹。同时铸造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铸造银钱从此开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依次开铸。不久因为广东、湖北、江西所铸最称便用，允许用应解京饷拨作铸本。未开铸的省份，命令附属于已开铸省份铸造。京城和地方收放库款，准许搭配三成。于是命令刘坤一、张之洞、陶模筹议三局铸造事宜。不久又由户部核定，七省所铸银圆的规模和成色参差不齐，不利于流通。正逢造币总厂建成，打算撤销其中三个分厂，只保留江南、直隶、广东作为分厂。最初铸造时准照墨西哥银圆的重量，议论者颇不以为然。张之洞开始在湖北试铸一两银币。户部也认为中国计算历来以两、钱、分、厘为标准，于是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而以五钱、一钱的小银币以及铜圆、制钱作为辅助，命令总厂、分厂按照式样铸造发行。

铜元开始铸造于福建、广东，江苏随后跟进。当时京城钱局停铸，命令各省运送数十万枚铜元进京，由户部发行备用。沿江、沿海省份，也命令筹款附铸。而各省陆续开铸，造币总厂反而晚建成。总厂计划铸造的币有三种：金币、银币、铜币。最先铸造铜币。从当制钱二十文降至当二文，重量从四钱降至四分，共四种，文字与各省相比小有差异、大体相同。各省的铜元文字为“光绪元宝”，总厂起初与各省相同，后来定为“大清铜币”，都标明某地所造，背面都是龙纹，用紫铜铸造，各省间或也用黄铜。凡是私造铜币、伪造纸币，其罪名比照制钱加等。最初铸造铜元，是为了弥补制钱的不足，不久贪图其利润，新政饷需都取给于此，竞相铸造、争相出售，甚至不能敷铸本。两江总督周馥首先上疏指出其弊病，户部为此立法限制。接着又与政务处上奏补救八项事宜。不久因为开铸者多达十七省，每省多至二三个局，担心终究难以统一，于是命令山东归并直隶，湖北归并湖南，江南、安徽归并江宁，浙江归并福建，广西归并广东，加上奉天、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共为九个厂，由部派员会办，派遣大臣巡视考察，与户部筹定会办事宜。但铜元因为积压贬值，当十铜元仅能值制钱半数，民间私铸和局私舞弊颇多。应该支付银两的场合，用铜元折合往往导致亏损，物价上涨，民生日益凋敝。省与省之间又互相倾轧，甚至不能互相流通。山东巡抚袁树勋接着陈述十大弊端。当时总厂刚刚铸造铜币，还保留宝泉局铸造六分制钱。广东请求改铸一文钱，由总厂颁发样式通行。光绪三十四年，命令各铜元厂加铸一文新钱，如同铜圆样式，大概是保留一文旧制，作为对铜圆的补救。

自从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请设立通商银行，议论者认为东西洋各国都有国立银行，能够掌握国内外财政。光绪二十九年，批准户部请求，设置官银行，以部命名，集合官商资本四百万两，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方款项和公债都由其主管。不久为了发行纸币，又开设造纸厂和印刷厂。适逢户部改为度支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设正副监督各一人，造币总厂也是如此。银行内附设储蓄银行。统一币制写入各国新订商约。部议认为应先审定银币，试行有效，则积累黄金铸造金币、银币、铜币三种币制，可使币制统一。但究竟按“元”计算还是按“两”计算，仍存在两种意见。德宗（光绪帝）将此事交给督抚讨论。恰好有人请求实行商约、尽快确定币制，下交政务处核议，各督抚也先后上奏讨论。主张用“两”的有十一省，主张用“圆”的只有八省。度支部先前也颁布用“两”，于是定一两为主币。又由部设立币制调查局，在铸造推行、统一成色和分量方面审慎处理。到宣统二年，仍按先前决定命名为“圆”，银币一圆为主币，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镍币五分一种，铜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为辅助币。银币重七钱二分，其余依次递减。并撤销直隶银铜造币厂，只保留汉口、广东、成都、云南四厂。先前所铸大小银元，暂时按市价行使，将来由总厂和银行收回改铸。

三种币制，首先是金币，其次是银币。光绪中期，英国金币（英镑）每年上涨，每磅从华银四两一钱六分五厘增至八两有余。御史王鹏运、通政司参议杨宜治曾建议积累黄金仿铸金币。光绪三十年，户部上奏请求准备造币之用，交纳官款都准许用金币。出使大臣汪大燮极力说明用金的好处。孙宝琦则请求对内用银，对外必须预计用金。朝廷大臣议论国币的，也认为不达到用金的地步，币制就不算完善，都请求迅速确定使用本位金币，但最终未能实行。

茶法：我国产茶的地方，只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为最多。明朝茶法有三种：一是官茶，储存起来与边疆交换马匹；二是商茶，发给茶引征收课税；三是贡茶，供宫廷使用。清朝沿袭明朝制度。在陕西、甘肃用茶交换番马。其他省份则招募商人发给茶引、征收课税，间或有商人到户部领取茶引销售的，也有小贩在本籍州县领取的。又有州县承领茶引，但没有商人可给，就发给种茶园户经营的。户部宝泉局铸造印刷茶引，详细写明条例，各省预先请领，按年办理、按年销售。茶叶一百斤为一引，不足一百斤称为畸零，另外发给护帖。已用过的残引都上交户部。凡是伪造茶引，或者制造假茶贩卖，以及私自与外国人买卖的，都按法律治罪。

管理茶叶的官员，起初沿袭明朝制度。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人：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不久改由部员差遣，又令甘肃巡抚兼管，后来归陕甘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隶属江宁府。

每年征收的茶税，江苏在江宁批发所和荆溪县属的张渚、湖汊两个巡检司发放茶引。安徽在潜山、太湖、歙县、休宁、黟县、宣城、宁国、太平、贵池、青阳、铜陵、建德、芜湖、六安、霍山、广德、建平十七个州县发放茶引。江西向徽商和各州县小贩发放茶引。这三个省的茶税，都在经过各个关卡时按规定征收。浙江由布政使委派官员发给茶商，每引征收银一钱，北新关征收税银二分九厘二毫八丝，汇总到关税中上报结算。另外，每年为皇室、陵寝和内廷办理的黄茶共一百一十多篓，由办理茶引的官员在收取的茶引买价内办理解送。湖北由咸宁、嘉鱼、蒲圻、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个州县领取茶引，发给种茶园户和经纪人坐地销售。建始县发给茶商行销。坐地销售的每引征收银一两，行销的征收税银二钱五分，课银一钱二分五厘，总共定额征收税课银二百三十多两。茶叶运到关卡时，仍然要报税。湖南发放给善化、湘阴、浏阳、湘潭、益阳、攸县、安化、邵阳、新化、武冈、巴陵、平江、临湘、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十七个州县的茶商行户，共征收税银二百四十两。陕西、甘肃发给西宁、甘州、庄浪三个茶司，而西安、凤翔、汉中、同州、榆林、延安、宁夏七个府以及神木厅也分销茶引。每引交纳官茶五十斤，其余五十斤由茶商运销作为成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两封，共征收本色茶十三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征收银两的年份，每封征收折银三钱。那些原本不交茶叶的，则征收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多两。也有不设茶引，只在本地行销的，由各茶园户交纳课税，共征收银五百三十多两。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的区别。腹引在内地行销，边引在边境地区行销，土引在土司地区行销。而边引又分三道，在打箭炉行销的，叫南路边引；在松潘厅行销的，叫西路边引；在邛州行销的，叫邛州边引。都要交纳课税，共课银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各有零头。云南征收税银九百六十两。贵州课税银六十多两。凡是在户部请求茶引的，按规定收取纸价，每道以三厘三毫为标准。盛京、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福建、广东、广西都不颁发茶引，所以没有课税。只有茶商到达境内时，由经过的关口交纳税款，或者略收落地税，附在关税内报账核销，或者汇总到杂税中上报户部。这是嘉庆以前办理茶务的情况。

后来西方各国通商，茶务因此发生变化。其中大的市场有三个：汉口、上海、福州。汉口的茶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加上本省所产，溯汉水而上运到河南、陕西、青海、新疆。其中运到俄罗斯的，都是砖茶。上海的茶叶尤其兴盛，除了本省所产外，还有很多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的茶叶。江西、安徽的红茶和绿茶大多销售到欧美各国。浙江绍兴的茶运到美国，宁波的茶运到日本。福州的红茶大多运到美洲和南洋群岛。这三个市场之外，还有广州、天津、芝罘三处，外国商人也聚集在那里。因为茶的习性喜欢温暖、怕寒冷，喜欢潮湿、怕干燥，又必须避开剧烈的风，最适宜在中国生长。西方国家的商业虽然兴盛，但它们的土壤不适宜种茶，不能不依赖我国，因此茶逐渐遍及全球了。

经营茶业的人，有总商，有散商。领取茶引后，行销各有固定区域。也有兼行票法的，比如四川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办堰工茶票后，名目很多，但只在产量多或销售畅旺的地区实行，并非遍及各州县。只有甘肃商人原先分东、西二柜，东柜大多是山西、陕西人，西柜则由回民充任。自从咸丰年间回民闹事，接着盗贼横行，两柜都没有人承接课税。总督左宗棠平定全省后，于是奏定章程，用票代替茶引。遴选新商采运湖茶，称为南柜。当时领票只有八百多张。后来定为三年一案，领票准加不准减。从光绪十三年到二十七年，逐案增加。三十年，又在湖票之外更行销伊犁、塔城的晋票。到宣统二年，茶务日益兴盛。

茶和盐，办法大致相似。只有盐是岁入的大宗，所以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只附在盐政下总核。最初只有课税，除了江苏、浙江的额引由各关征收没有定额外，其他各省每年多的千余两，少的只有几百两或几十两。即使陕西、甘肃、四川号称边引，也不到十万两。咸丰以来，各省陆续推行厘金，光绪十二年，福建上报到十九万多两，其他省的款项也渐渐增多，但不久收入又减少。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只有一百三十多万两而已。

顺治初年，确定茶马事例。上等马给茶篦十二，中等马给九，下等马给七。二年，差遣御史管辖五个茶马司。当时商人多越境私贩，番族贪图其价格便宜，争先恐后。加上番僧乘驿往来，夹带私茶出关，官吏不能查问。户部上奏说：“陕西用茶换马，明朝有发给金牌勘合的旧例。现在可以不用，只定价格。至于番僧所到之处，如果官吏纵容收买私茶，听凭巡按御史参究。”茶马御史廖攀龙又说：“茶马旧定额一万一千零八十八匹，崇祯三年增加解送两千匹，请求永远免除。”都听从了。四年，命令巡视茶马的满、汉御史各一人，直隶河宝营地当张家口之西，明朝时鄂尔多斯部落曾在此交易茶马，不久封闭。这时，户部差遣理事官实地勘察，把情况上报。下旨仍准互市。七年，因为甘肃旧例，大引篦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归官，七分给商。下旨以后各引都由部里发放，照大引的旧例，作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引附带六十篦，小引附带六十七斤。定为每茶千斤，一律准附带一百四十斤，听任商人自卖。

十三年，因为甘肃所换的马已经足够，命令将陈茶变价充作军饷。十四年，又因为广宁、开成、黑水、安定、清安、万安、武安七监马匹繁殖，命令私马私茶没收变价。原来留作中马支用的，都改折充饷。十八年，应达赖喇嘛和根都台吉的请求，在云南北胜州用马换茶。康熙四年，于是裁撤陕西苑马各监，在北胜州开设茶马市。七年，裁撤茶马御史，归甘肃巡抚管理。十九年，因为军需紧急，增加福建茶课银三百五十九两，到二十六年豁免，并免除湖广新增茶税银。当时四川产茶多，用途渐广，户部商议增加茶引，到康熙末年，天全土司、雅州、邛州、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都有增加。

二十四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说洮州、岷州等处定额茶三十多万篦，可换马万匹。陈茶每年带销，又可换数万匹。请求派遣官员专门管理。三十六年，于是差遣部员督理茶马事务。四十年，因为陕西私茶充斥，命令严查往来百姓，凡携带私茶十斤以下不追究，其驮载十斤以上没有官引的论罪。四十四年，因为奸商仗着有前例，都分带零运，私贩反而更多，命令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理。自从康熙三十二年，因为西宁五司所存茶篦年久湿烂，经户部批准变卖。后来因为兰州无马可换，将甘州旧积的茶叶，在五镇官兵的俸饷内，按银七茶三的比例搭配发放。不久又定西宁等处停止换马，每新茶一篦折银四钱，陈茶折六钱，充作饷银。到六十一年，又增加西宁、庄浪、岷州、河州茶引，各处所存旧茶，全部命令变卖。

雍正三年，于是商议从康熙六十一年开始，五年内全部征收本色，五年后就将旧茶变卖。从此出陈易新，总以五年为期限。四年，规定陕西行茶，改令产茶地方官发给船票，按商人引目茶数开列清楚，如果在部引外搭行印票，以及附茶不遵定额的，照私盐律论处，查验失察故意纵容的，都给予处分。八年，命令陕西商人运官茶，在旧例每百斤准附带十四斤之外，再加耗茶十四斤。又下旨：“四川茶税都按园按树计算，树有大小，园有宽狭，怎能一致？如果据此定额，不能公平。应按斤两收纳，著该巡抚详细商议。”不久商议：“旧例每斤征税二厘五毫，现在只征四丝九忽有零，前后悬殊，应酌减一半，无论边引、土引、腹引，都纳银一厘二毫五丝。”当时川茶行销，茶引还不够用，于是又增加，各府、州、县再行发给。九年，命令西宁五司恢复中马法。十年，又命令中马应发新茶。当时安徽也增加茶引，照四川例，将余引暂存司库，遇不够用时，配给行运。十三年，又停止甘肃中马。开始制定云南茶法，以七斤为一筒，三十二筒为一引，照例收税。

乾隆元年，命令甘肃官茶改征折色，每篦输银五钱。当时西宁五司陈茶堆积，命令每封减价二钱，限期变卖。二年，因为江西南昌等三十二州县不产茶，四川成都、彭县、灌县等县滞销，其茶引或停或减，并免除课银。七年，免除甘肃地震处之课税，于是命令西宁五司征收本色。八年，免除四川天全所欠乾隆七年前的羡余截角，成都、彭县、灌县等县的未完银两。十一年，甘肃巡抚黄廷桂上奏说：“西宁、河州、庄浪三司，番民、汉民杂处，惟依赖茶叶。近年来用粮换茶，共用茶六万五千五百多封，换杂粮三万八千一百多石，请求定为常例。”得到批准。十三年，规定甘肃应征茶封，每年收二成本色、八成折色，并申明水陆各路运商验引截角法，推行到安徽、浙江、四川、云南、贵州。二十四年，听从甘肃巡抚吴达善的建议，命令西宁五司茶封，照康熙三十七年例，搭配发放各营官兵的俸饷。二十五年，吴达善又说：“甘肃茶课原来是为中马设置。现在此制已停，在甘州、庄浪二司地处交通要道，西宁、河州二司靠近青海，还有销路，只有洮州司偏僻，商人销售的茶叶，历年都改到别司售卖，而交官茶封仍归洮州库，往往积压到数十万封，才开始请求疏销。应将洮州司定额颁发的茶引，改归甘州、庄浪二司发给商人征收课税，等洮州司库贮存的搭放饷银的茶封用完之日，就予以裁汰。”

二十七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又分条上奏了关于疏销茶叶的四件事：“第一，官茶应该改征折价。查甘肃库房贮存的官茶，向来规定如果积存过多，就改征折色。现在五个茶司的库房里，从乾隆七年到二十四年，已经积存了一百五十多万封。经过前任巡抚吴达善奏准，每封作价三钱，搭放兵饷，已经搭放了四十多万封。市面上官茶一天天增多，没有十年的时间，不能全部疏销。而且每年商人又增配了二十四万封，商茶既然多，官茶就更加滞销。不如将商人应交的二成官茶五万四千多封，照例每封征收折价三钱，等陈茶销售将完，再征收本色。第二，商茶应该准许减配。查甘肃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斤，无论本色或折色，就是额定课税。另外有充公银三万九千多两，也是按年交纳，和正供没有区别。至于商人自己卖的茶封，每引只应配正茶五十斤，连同附茶共配售三十多万封，商人就用配售的茶来交纳课税。经吴达善奏准增配以舒缓商力，并没有课项。只是茶封既然增加了，又有搭放兵饷的官茶，势必越来越积压，难免资本停滞亏损。现在商人原来每引只有五封，其中应减无课茶十五万八千三百十六封，总共只配茶四十万九千四百四十封，二成本色茶封既然已经议定改征折价，就不需要配运。第三，陈积的茶封应该招引商贩减价出售。查各司都有陈茶，而洮司最多。现在每封定价四钱发售，商民不敢问津。请求仍照原来的意见，每封定价三钱，招引商贩变卖。第四，内地和新彊应该一体搭放。查乾隆二十四年吴达善奏准满、汉各营用茶封搭放兵饷。至于新彊的茶叶，向来依靠内地供应。现在官茶用沿途站车挽运，不需要脚费，从肃州运到各处，将脚价摊入茶本之内，比向商人购买，还要节省。”奏疏呈入，下议施行。

二十九年，裁撤甘肃巡抚，茶务归陕甘总督兼管。三十四年，因为甘肃库房贮存的官茶逐渐减少，又征收本色一成。三十六年，又因为伊犁等处安置投诚的土尔扈特等部众，赏给茶封，仍议定照旧征收二成。三十八年，四川总督刘秉恬奏准三杂谷等处土司买茶，以一千斤为限，使他们仅够自己食用，不能私下转售。四川设立边引，商人纳税领运到松潘等处销售，无论土司还是蛮商，都准予到边地起票贩运。嘉庆七年，因为陕西神木官销茶引早已拨归甘肃商人销售，命令豁除旧存羡余名目。四川教匪滋扰，蠲免大宁、广元、太平、通江、南江五州县的茶税。十年，又免去大宁、太平、通江、巫山四县厅的税课。十七年，因为甘肃库茶充足，规定商人交纳的官茶，全部征收折色。二十二年，下谕：“闽、皖、浙的商人贩运武夷、松罗茶到广东销售，向来由内河行走，近来多由海道贩运，夹带违禁货物私卖。命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永远禁止出洋贩运，违者治罪，茶叶入官。”

道光三年，下谕：“那彦成奏定新彊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砖茶不得侵越新彊各城售卖。现在将军果勒丰阿等人上奏，这项砖茶，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已经六十多年，不便突然禁止。只是新彊既然是官茶的引地，商茶终究有碍官引，命令此后商民每年驮载砖茶一千多箱，前往古城，仍照例给票，不许到其他地方售卖。”六年，下谕：“前此因为新彊各城运茶，前将军等请求给引招商纳税。现在据庆祥等人上奏称，各城没有殷实之户，如果突然让他们承充官商，必定导致运销和课税两误。著令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就以所收的银两抵兰州茶商的课税。等试行三年，再行定额。至于附茶仍由甘肃商人运销。”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说：“甘肃官茶，每年照例应出关二十多万封。近来行销到四五十万封，都是利用无引私茶影射，价格又逐渐增加，每附茶一封，售价七八两到十多两不等。请求此后每封定价，阿克苏不得超过四两，喀什噶尔不得超过五两，并在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下诏同意请求。九年，命令甘肃茶务责成镇迪道总司稽查，奇台县就近经管。

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上奏请求福建省商茶设关征税。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又说：“福建茶向来不颁给执照，征收课税。自从道光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因为福建商贩运茶，官私莫辨，议定由产茶的崇安县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后来因为产茶不止一处，商人分散到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又经巡抚王懿德上奏请求，从咸丰三年开始，凡是产茶的沙县、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征收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交部议准。前年因为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暂时解除海禁，各路茶贩于是运茶到省城，不从各关经过，不仅本省减税，就是浙江、广东、江西也显得短绌。臣到任后，遍询茶商获利，比以前不止多出数倍。商利越厚，正赋反而亏损。现在粤匪未平，军需孔急，众商身拥厚资，征收十分之一并不算多，对他们本无损害。而且向贩客征收，不会扰累贫民，由华商完纳，也无需顾虑纠缠洋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正当的供给，绝非加增田赋可比。但福建茶不止数县，必须在省城附近扼要之处设置关卡，发给印照以便查核。与福建接界的各省，也应当一体设立，以免趋避。请求从咸丰五年开始，凡是贩运茶叶，一概征收税银，所收的专款，留支本省兵饷。只是初创之时，多少未能预定，等实行一两年后，再行比较定额。”从此福建茶税开始严密。但到十年，还没有报部，经部饬令催报，才按期奏报。六年，批准伊犁将军紥拉芬泰的请求，伊犁产茶，设局征税，充伊犁兵饷之用。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上奏请求抽收落地茶税。

同治元年，饬令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抚，详细查核本省产茶及设茶庄的处所，妥善商议章程上奏。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上疏，大略说：“江西自从咸丰九年，定章分别茶厘、茶捐。每百斤除了境内抽厘银二钱，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余以外，向来在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给收单，准照筹饷事例汇齐请奖。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报，请求遵照户部奏准，饬令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征关税，已在三月起征。江西茶叶运到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已完纳子口半税，自然不抽厘，华商既已交纳浔关正税，也不便再令完厘。臣即照部章，在义宁州开办落地税。只是原奏内大箱净茶科则稍重，分别核减。参酌茶捐向章，每百斤，义宁州等处征一两四钱，河口镇征一两二钱五分，概充臣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派官员经收。或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到发贩时，统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运到各处销售。除了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厘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由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借口于子口半税，而禁止中国的业户不完纳中国的地税。华商既免逢卡抽厘，也不至于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许执行。

五年，户部奏准甘肃引滞课悬，暂时在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设分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西呈报。上色茶每百斤收课银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解送甘肃弥补欠课。七年，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到恰克图，假道俄国边境，前往西洋各国通商，请领部照，比照张家口减半，令交银二十五两，每票不得超过一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准甘肃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的新商试行新课。其杂课、养廉、充公、官礼四项缓征。十三年，议准甘肃仿照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才准给票。其杂课归并厘税项下征收。各项名色一概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三两外，在行销地各完厘税，每引以一两数钱为度，多不超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在边境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别。

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在茶法上大略说：“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一万九千多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国的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不及十分之一。拟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十斤就园户征银三钱。增课既多，洋人无所借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征银三两九钱之例，在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照百斤，征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厘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复影射。所有茶照，按年预先赴督请领，原照一年后作废。或在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既完课三两，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征七两八钱，一切杂费均予豁除。只在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仍照向章完纳。若在内地行销贩运，无论经过何省何处厘卡关榷，均免再征。如此改厘为课，改散为总，既便于稽查，又可免侵蚀。只是园户及贩商如何防止其走漏，应令各省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十二年，因为山西商人在理藩院领票，谎称运销蒙古地方，实际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一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厘漏税。经部奏准，此后领票，注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厘。倘若再运销私茶，查出没官。

此时，西方各国爱好喝茶的人很多，日本、印度、意大利羡慕茶叶利润丰厚，虽然它们的气候和土地条件比不上我国，但精心研究种植方法，生产的茶叶也就多了。大概印度种茶是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到光绪三年（1877年）才大规模兴盛起来。锡兰、意大利是后来兴起的。法国占领越南后，也下令种茶，有东山、建吉、富华等茶园。美国在咸丰八年（1858年）购买我国茶苗一万株，发给农民，后来越买越多，每年发放茶苗达十二万株，足以供本国使用。因此我国光绪十年（1884年）以前茶叶出口数量很大，不久逐渐被它们夺去市场。印度运往英国的茶叶，每年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值约二千四百万两。我国茶叶运往英国的八十九万八千石，价值约一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叶比中国少，但价格反而更高。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我国运往英国的茶叶只有二十一万九千四百余石了。日本茶叶多销往美国，也有运到我国的。光绪十三年（1887年），我国茶叶运往日本的一万二千余石，而日本茶叶进口到我国的一万六千余石。专门崇尚中国茶而且需求量很大的只有俄国。自从哈萨克、浩罕等部新近归属俄国，俄国土地扩大，人口增加，物资需求增多，而茶叶尤其依赖。光绪七年（1881年）签订条约，允许嘉峪关作为通商口岸，于是往来更加兴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俄国的茶叶，占总数三分之一。光绪十三年（1887年），连同杂货计算，出口价值九百零二万两有余，而进口价值只有十一万八千余两，从我国输出的货物价值八百九十万两。但光绪十二年（1886年）茶叶少价格高，光绪十三年茶叶多价格低，中国商人已经陷入困境，后来俄国也向其他国家购买茶叶，因此中国茶叶的利润骤然减少。大概我国自古以来把种茶视为农民的副业，只用空闲土地种植，又采摘不及时，烘焙制作没有技术，被他人压倒，是必然的趋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茶叶公会将情况呈报度支部，税务司也以茶税减少为由提出意见，于是命令筹划整理的办法。宣统初年，农工商部提出了酌量减免茶税的建议。汉口、福州都从外国购入制茶机器，并且从印度聘请熟练教师。江西巡抚又筹款借贷给茶户。从此销往欧洲和北非的茶叶才稍微旺盛起来。

我国茶叶品质本来胜过各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根回甘，西方人称之为“胆念”，其他国家所产的茶叶很少能达到这种水平。所以日本虽然有茶，必然要从我国购买，荷兰使臣克罗伯也说爪哇、印度、锡兰的茶叶都远远不如中国茶。既然如此，那么奖励保护，不让天然物产被外族人力所夺走，就不能不寄希望于今天谈论商务的人。

矿业方面，清朝初年鉴于明代竞相谈论开矿利益，宦官四出，横征暴敛祸害百姓，于是允许民间开采，向官府纳税，都有固定的税率。如果妨碍禁山风水、民间田地和坟墓，或者聚众扰民，或者年成歉收粮价上涨，就立即封闭禁止。

世祖初年开采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1651年）停止。十四年（1657年），开采古北口、喜峰口等地的铁矿。康熙年间，派遣官员监督开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的银矿。二十二年（1683年），全部停止。并下诏说开矿对地方无益，以后有请求开采的，都不准行。世宗即位后，群臣很多人谈论开矿的利益。两广总督孔毓珣、广东巡抚杨文乾、湖南巡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上疏请求开矿，都不准行，有的还受到严厉斥责。十三年（1735年），两广总督鄂弥达请求开采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府的矿，下发给九卿议定执行。皇上认为妨碍本业而停止。大概广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丰富，当地百姓习惯于开采。矿洞所在之处，千百人成群结队，往往聚众私自挖掘，啸聚抢劫。所以当时矿主开矿，比其他省更为严厉禁止。

乾隆二年（1737年），下诏说凡是有利于鼓铸的产铜矿山，准许申报开采。金银矿全部封闭。在此之前，五年（1740年）批准山东巡抚朱定元的请求，开采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县、峄县、泗水、兰山、剡城、费县、莒州、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的煤矿，而藁城知县高崶请求自备资金开采峄县、滕县、费县、淄川、沂州、平阴、泰安的银铜铅矿则被禁止。但是贵州思安的天庆寺、镇远的中峰岭，陕西的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的紥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的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的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的回龙、昭通的乐马各银矿，相继开采。嘉庆四年（1799年），给事中明绳上奏说百姓潘世恩、苏廷禄请求开采直隶邢台银矿。皇上说：“国家经费自有正当收入，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利，敢借纳税为名，实在是不安本分。”命令押送回乡，明绳交由吏部议处。六年（1801年），保宁因请求开采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因请求开采平泉州铜矿，都受到圣旨申斥。

道光初年，封禁甘肃金厂、直隶银厂。大概当时每年收入有定额，不轻易谈论获利。只有云南的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每年课税银五万八千余两；其余金矿每年几十两，银矿每年几千两为止。又开开停停，兴废无常，赋税收入也很少。铜铅关系到鼓铸，开采的多数得到批准，间或有免除课税的。广东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封禁矿山，到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广州、肇庆两府，铜铅矿都进行开采。一百多年来，云南、贵州、两湖、两广、四川、陕西、江西、直隶申报开采的铜铅矿以百数十计，而云南铜矿尤其在各行省中居首位。大概鼓铸铅和铜并重，而铜尤其重要。陕西、湖北、四川、广西、贵州、江西都产铜，而云南最丰富。

云南铜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官府经营，后来由官府供给工本。雍正初年，每年产铜八九十万斤，没几年，达到二三百万斤，每年供应本路鼓铸。以及运往湖广、江西的，只有一百多万斤有余。乾隆初年，每年发放铜本银一百万两，四五年间，每年产铜六七百万斤或八九百万斤，最多甚至达到一千二三百万斤。户部、工部两局，以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每年需要九百多万斤，全部从这里供给。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大，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工六七万人，次等的也有一万余人。近处的土民以及远处的贵州、广东百姓，依靠矿利谋生的，奔走相连。正厂矿洞老矿砂枯竭，就开设子厂来补充产量。所以云南的铜政，历代都取得成效，不是其他矿产可以相比的。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下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的以外，如果还有其他矿藏愿意开采的，准许按照现有各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1848年），又下诏“四川、云南、贵州、两广、江西各总督巡抚，在所辖境内确切查勘，广为告知。其余各省总督巡抚，也要留心访查，酌情开采，不准托词观望。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不做遥制”。一时间矿禁大为松弛。咸丰二年（1852年），为了宽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金银等矿。三年（1853年），下诏说：“开采矿产，把天地自然的利益还给天地，比起一切权宜弊政，不伤体制，有益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国库支绌，各总督巡抚务必要权衡缓急，在矿苗丰盛的地区，奏明试办。”当时战事兴起，粮饷匮乏，当时开采的，只有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噶顺、红花沟的金矿，直隶珠窝山、遍山线、室沟、土槽子、锡蜡片、牛圈子沟，蒙古哈勒津、罗圈沟、库察山、长杭沟的银矿，新疆迪化、罗布淖尔、三个山的铜锡矿几处。同治七年（1868年），吉林请求开采火石岭子等处煤矿，因为伏莽未平定，被部议阻止没有实行。十三年（1874年），因为云南矿产经过战乱长期废弃，下诏令开办，这是根据云南总督岑毓英的请求。

这一年海防议论兴起，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求开采煤铁以接济军需，皇上批准他们的请求，命令在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光绪八年（1882年），两江总督左宗棠也说北洋筹办防务，制造船炮，以及各省机器轮船所需煤铁，数量最大，请求开办江苏利国驿煤铁。上报得知。此后逐渐修筑铁路，煤铁更加成为当务之急。于是煤矿有吉林大石头顶子、乱泥沟、半拉窝、鸡沟、二道河、陶家屯、石牌岭，黑龙江太平山、察汉敖拉卡伦，直隶开平、唐山，内丘县的上坪、永固、磁窑沟、南阳寨，临城县的冈头、石固、胶泥沟、杨家沟、新庄、竹壁、牟村、焦村，宣化府的鸡鸣、玉带、八宝寺山，阜平县炭灰铺村，曲阳县白石沟、野北村，张家口厅海拉坎山、马连圪达，宛平县青龙涧、碑碣子，承德府榆树沟，奉天海龙府远来、义和、进宝、玉盛、永顺、永益、万利、人和、同德、顺发，锦州府大窑沟，锦西厅砀石沟，本溪县王干沟，兴京厅蜜蜂沟，辽阳州窑子峪，江西萍乡、永新、馀干，山东峄县，安徽贵池、广德、繁昌、东流、泾县，湖北荆门，河南禹州，山西平定、凤台，浙江桐庐、馀杭，江苏上元、句容，湖南湘乡、祁阳，广西富川、贺县、奉议、恩阳、南宁、那坡，陕西白水、澄城、同官、宜君、邠州、陇州、淳化。铁矿有直隶迁安县、滦州，湖北大冶，广西永宁州，江西永新县，云南开化、广南两府，贵州青谿，都先后开采，而山西、陕西的商民零星开采，更加难以尽数。

二十二年（1896年），下诏开办各省金银矿厂。从光绪初年，开采直隶窑沟银矿，甘肃西宁、甘州、凉州，黑龙江漠河观音山、奇乾河各金矿之外，没有听说别的。自从明令颁布之后，金矿有直隶平泉州属转山子，建昌县属金厂沟，抚宁县属双山子，泺平县属宽沟，丰宁县大营子、西碾子沟，翁牛特旗的红花沟、水泉沟、拐棒沟，而迁安县所产尤其旺盛。奉天的凤凰、安东、辽阳、通化、宽甸、怀仁、铁岭、开原、通化、海城、锦县，蒙古的贺连沟、大小槽、碾沟、除虎沟、朱家沟、板桥子、珠尔琥珠、克勒司、布恭、特勒基、哈拉格囊图、奎腾河、图什业图汗，四川的冕沟，湖南的平江，浙江的诸暨，黑龙江的黑河，新疆的和阗、焉耆。银矿有四川的天全、卢山、大穴山头，都申报开采。

而铜、锡、铅、锑、石油、硫磺、雄黄等矿，也接连兴起。铜矿方面，云南迤东的汤丹、茂麓有正厂六处，子厂十一处；迤西的回龙、得宝有正厂八处，子厂九处。楚雄的永北以及云武所属的万宝、双龙，还有永安顺宁、临安、开化、曲靖各厂，都招商承办开采。江西赣州、陕西镇安、湖南绥宁、新疆拜城和库车也有铜厂。锡矿方面，广东儋州、广西南丹土州、富川、贺县有产出。铅矿方面，湖南常宁、湘乡、临武，四川会理，浙江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太平有产出。锑矿方面，湖南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广东曲江、防城、乳源，广西南太、泗镇、陵阳都有产出。石油方面，陕西延长、甘肃玉门、新疆库尔喀喇乌苏有产出。硫磺方面，山西阳曲、奉天辽阳、锦州有产出。雄黄方面，湖南慈利有产出。这些矿有的官办，有的商办，有的官商合办；有的用土法，有的用西法。

光绪九年，下诏命令各省煤矿招商集股举办。从此云南、四川都设立了招商局和矿务局，贵州设立了矿务公商局，山西设立了矿务公司。广东琼州的铜矿、浙江宁波的铅矿，都招集商股开办。开办了数十年，只有开平、萍乡的煤矿，大冶的铁矿，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其次则是平江的金矿、益阳的锑矿、常宁的铅矿，还能给百姓带来利益。漠河金矿虽然产量丰富，但每年解送户部的银两只有二十万两。云南铜矿从光绪十三年命令唐蜅督办后，每年运往京城的铜不过一百多万斤，各省铸造钱币，仍然用高价购买洋铜。铁矿产出的铁用于汉阳铁厂炼钢制造铁轨，勉强供应铁路的需求。广东、广西、山西出产的铁虽然很多，但因为提炼不精，国内制造仍然多从英国工厂购买。

光绪二十四年，下诏在北京设立矿务铁路总局，由王文韶、张荫桓主管。奏定的章程二十二条，准许华商开办矿务，可以借用洋款，以及华洋合股，设立公司。从此江西萍乡煤矿借用德国款项，湖北大冶铁矿借用日本款项，浙江宝昌公司借用意大利款项，直隶临城煤矿借用比利时款项。在议定合同时，除了抵押和利息之外，往往需要聘请外国矿师，严重的甚至涉及到用人和管理。至于直隶井陉、安徽宣城煤矿，山西盂平、泽州、潞州、平阳，四川江北煤铁矿，新疆塔城，直隶霍家地、厂子沟金矿，广西上思，贵州正安铅铁矿，福建邵武、建宁、汀州，直隶八道河，奉天尾明山，以及吉林的新旧矿，都是华洋合办。一旦订立条约，时常产生纠纷。像福公司对山西矿务的处理，更是其中的典型。光绪二十四年，河南豫丰公司将其专办怀庆附近黄河以北各矿的权利，山西商务局将其专办盂平、泽州、潞州、平阳煤铁各矿的权利，同时转让给福公司办理。一家公司垄断两省矿务，后来又商议修建从山西到河南的铁路，因为矿务而涉及铁路，利权损失，争执了三年，才允许合办。河南方面已经侵犯了中国官方的主权，山西方面又干涉了人民的开采权。全山西的绅士百姓，坚持要求废约。拖延了很久，才用银二百七十多万两赎回。其他如陕西延长，四川富顺、巴县、万县的石油矿，湖南常宁龙王山，湖北兴国龙角山矿，都因为商民私下交易，酿成了涉外纠纷。

自从议定胶济铁路、东清铁路条约后，铁路附近十三里内华人没有开矿权。而开平煤矿、漠河观音山金矿，又因为内乱被外国人所侵占。开平煤矿，从光绪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集中官商力量，经营了二十年，成效显著。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动乱之后，洋员德璀琳因督办张翼委托他保护，与矿师胡华私下订立卖约，而张翼也就签字画押移交，转而以加招洋股中外合办的名义上奏朝廷。从此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各矿，以及秦皇岛口岸的地亩，还有附属的承平、建平、永平金银矿，都掌握在英国公司手中。朝廷严令责令收回，到英国去控告，最终没有结果。光绪三十四年，筹办滦州煤矿，英国公司加以阻挠。于是被迫采取营业联合的办法，合设开滦总局。观音山金矿，也因为义和团动乱被俄国人占据。光绪三十二年，才用俄国银一万二千卢布赎回。

光绪二十八年，外务部修改矿章，凡是华洋商人都可以承办矿务，但必须禀报外务部批准，才算是允许实行的依据。这一年安徽巡抚聂缉椝允许英国人凯约翰承办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的矿产，后来改为专办铜陵的铜官山，订约期限一百年，占地三十八万四千多亩。安徽的绅士百姓合力抗争，才用银四十万两赎回自办。法国人弥乐石也在这一年以勘查办理全云南矿务为由向云南总督及外务部请求，都被拒绝，但他仍然获得了澂江、临安、开化、云南、楚雄、元江、永北等府、厅、州的矿权而去。接着英国商人立乐德因为合办东川、昭通两府金银矿没有成功，就援引弥乐石的先例，索取广南、曲靖、丽江、大理、顺宁、普洱、永昌七府的矿权，也被坚决拒绝没有答应。一时间举国上下，都主张保全矿产。于是四川设立保富公司，华洋承办四川省的矿务，购地转租的事宜归其管理。福建设立商政局，不久奏设矿务总公司，凡是申请开办各矿场，调查核准和批驳的权力归其行使。山西的保晋公司，安徽的矿务总局，都能够集合富裕力量，筹集资金开办。湖南、湖北则对所辖矿地勘查明确后圈购，以杜绝私下出售。

光绪二十五年，江南筹办农、工、矿、路各学堂，两湖又筹设高等矿业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商部因为洋商私自占据矿地矿山，上疏请求申明条约章程，以维护权限。不久奏请设立各省矿政调查局，以勘查明确全国矿产、严禁私下买卖为首要任务。湖广总督张之洞条陈上奏矿务正章七十四条，附章七十三条。自从光绪二十四年以来，矿章多次变更，常常因为矿务纠纷，洋商就以此为借口。光绪二十九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与各国议定商约，允许给予开采矿产的利益，但必须遵守中国矿章。而中国矿章，则比较各国通行的规章作为准则，特地下诏由张之洞拟定。于是张之洞取英、美、德、法、比利时、西班牙的矿章相互参考考证，区别地面和地腹，厘定矿界和矿税，分清楚地股和银股，以及华商和洋商，限制极为周全；尤其注重中国的主权、百姓的生计、地方的治理。经过了数年才完成，下发给部议施行，中国矿章从此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