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舜说：“诗是表达志向的。”这是诗的根本。《王制》中说：“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民风。”这是诗的功用。荀子评论《小雅》时说：“痛恨当今的政事而怀念过去，它的言辞有文采，它的声音有哀伤。”这是诗的情感。所以诗是君王政绩的反映。从建安年间到齐、梁时期，所谓的辞人赋作华丽而过分，与作诗的根本宗旨相差甚远了。

唐代白居易在《与元微之书》中说：“年纪渐长，经历的事情渐多，每次和人交谈，多询问时政事务。每次读史书，多探求治国之道。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世事而作。”又自己叙述他的诗，关乎赞美和讽谏的称为讽谕诗，自比于梁鸿的《五噫》之作，并且说：“喜好我诗的人，邓鲂、唐衢都死了，我和您又困顿不得志，难道六义四始的风气，上天将要破坏它而无法支撑了吗？还是上天故意不想让下层百姓的疾苦传到君主耳中呢？”唉，可以说是懂得著书立说宗旨的人了。

晋代葛洪《抱朴子》中说：“古诗批评过失，所以有益而珍贵；今诗纯是虚浮的赞誉，所以有害而低贱。”

古代君臣朋友聚会，不一定人人都作诗。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不作诗有什么妨害？如果一人先作诗而意思已经表达完备，那么也不必要再续作。因此在虞舜朝廷上，皋陶唱和了诗歌，而禹、益没有诗作流传，古代的圣人不肯做雷同的言辞、多余的作品。柏梁台的宴饮，金谷园的集会，一定要人人都以诗闻名，于是芜杂累赘的言辞就开始多起来了。

尧命令制定历法而没有作歌，文王推演《周易》而没有作诗，没听说后世的人议论他们比舜和周公差。孔子以传承斯文为己任，上接文王的传统，但他的事迹在《六经》中，而自己所作的诗歌只有《龟山》、《彼妇》等几篇，多么稀少啊。是他不能作诗吗？还是他没有时间呢？

宋代邵博《闻见后录》中说：“李习之和韩退之、孟东野关系友好。李习之在文章方面，韩退之很敬重他。韩退之和孟东野唱和酬答倾动一时，李习之唯独没有诗作，韩退之不议论他。尹师鲁和欧阳永叔、梅圣俞关系友好，尹师鲁在文章方面，欧阳永叔很敬重他；欧阳永叔和梅圣俞唱和酬答倾动一时，尹师鲁唯独没有诗作，欧阳永叔不议论他。”

《五子之歌》恰好有五章，认为每人各作一章，这又是后人的看法罢了。

《渭阳》，是秦国太子送舅父，而晋公子没有一句话。尹吉甫作《嵩高》之诗赠给申伯，《烝民》之诗赠给仲山甫，《韩奕》之诗赠给韩侯；而这三人没听说他们有答诗，由此可知古人的诗不以没有和答为嫌忌。

《三百篇》的作者，大致是诗写成后，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来命名篇名，所以十五国风都没有题目，雅颂中间偶尔有题目。如《常武》，是赞美宣王的，如《勺》、如《赉》、如《般》，都是宗庙的乐歌。后来有人取其中一篇来命名的，是《巷伯》。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五言诗的兴起，从汉魏开始，而《古诗十九首》都没有题目，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粲、曹植都有《七哀》，而不必情感相同；建安七子都有《杂诗》，而不必意义相同，这也就像《古诗十九首》一样。唐代人以诗取士，才开始有命题分韵的方法，而诗学就衰落了。

杜甫的诗多取篇中的字来命名，如“不见李生久”，就以《不见》为篇名；“近闻犬戎远遁逃”，就以《近闻》为篇名；“往在西京时”，就以《往在》为篇名；“历历开元事”，就以《历历》为篇名；“自平宫中吕太一”，就以《自平》为篇名；“客从南溟来”，就以《客从》为篇名。都是取开头两个字为题，完全没有意义，很得古人的体例。

古人的诗，是先有诗然后才有题目；今人的诗，是先有题目然后才有诗。先有诗后有题目的，那诗根植于情感；先有题目后有诗的，那诗迁就于外物。

《三百篇》的诗，句子多就必定转韵。魏、晋以前也是这样。宋、齐以后，音韵学逐渐兴起，人文趋向精巧，于是有勉强一韵到底的，终究不如古人的变化自然。古人用韵不超过十个字的，只有《閟宫》的第四章用了十二个字，假使就这一韵引申开来，并非不能成章，但在文义上必定有不通达之处，所以最后四句转了一个韵。由此知道以韵服从于我的，是古人的诗；以我服从于韵的，是今人的诗。从杜甫、韩愈，也不免有这种毛病。

叶梦得《石林诗话》说：“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没有超过十韵的，大概是让人用意志去揣测诗意，原本不以叙事详尽为工巧。到杜甫的《述怀》、《北征》等篇，穷尽笔力，如同太史公的纪、传，这固然是古今绝唱。然而《八哀》八篇本不是他集中的高作，而世人多尊崇称誉它，不敢议论，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赘的句子，我曾经痛加删削，仅各取其半，才算尽善。但这不能对不懂的人说。”

诗主于性情，不贵奇巧。唐代以下有人勉强用尽一韵中的字，有人用险韵，有人次韵，都是立意借此显示技巧，便不是诗的正格。

而且如孔子作《易经》的《彖传》、《象传》，其中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也有不用韵的。可知古人作文的方法，一个韵没有字就用其他韵，其他韵不协调就干脆单行。圣人没有固执，从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诗以意义为主，音韵从属于意义。如果一韵中没有可用的字，然后才旁通到其他韵，又找不到合适的其他韵，那么宁可没有韵。如果意义极其恰当，而不能用别的字替换，那么没有韵也无妨。汉代以前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两句押韵，极其恰当不可改动。下句“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就没有韵了，也极其恰当不可改动。古辞《紫骝马歌》中有“春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两句没有韵。李白的《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两句没有韵。《野田黄雀行》开头两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没有韵。《行行且游猎篇》开头两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没有韵。

古人的文章如同天工，自然合于音律，所以即使没有韵的文章也往往有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有韵的文章也时常不用韵，终究不会因为韵而妨害意义。《三百篇》的诗，是有韵的文章，但一章之中有两三句不用韵的，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就是。一篇之中有整章不用韵的，如《思齐》的四章、五章，《召旻》的四章就是。又有全篇没有韵的，《周颂·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等篇就是。解说者认为应当有余声；然而以余声相协而不进入正文，这就是所谓的不以韵妨害意义。孔子作《易经》的十篇传，其中《彖传》、《象传》、《杂卦》五篇用韵，但其中没有韵的也占十分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但也间或有一两句，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就是所谓天工之文，自然合韵，本来不曾有意于用韵。《尚书》的体制本来不用韵，而《大禹谟》：“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都用了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是这一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中都有。太史公作赞，也时常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而有不用韵的。

《易经》有韵，从文王开始，凡是卦辞繁复的往往用韵。《蒙》卦的“渎”、“告”，《解》卦的“复”、“夙”，《震》卦的“虩”、“哑”，《艮》卦的“身”、“人”就是。到周公则卦爻辞更加繁复，而更加多用韵。怀疑古代卜辞应当用韵，如《春秋左传》所载懿氏的“锵”、“姜”、“卿”、“京”，骊姬的“渝”、“俞”、“莸”、“臭”，伯姬的“牂”、“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的“蹙”、“目”，孙文子的“陵”、“雄”，卫侯的“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载晋献公的“骨”、“猾”、“扡”，《史记》所载汉文帝的“庚”、“王”、“光”，《汉书·元后传》所载晋史的“雄”、“乘”、“崩”、“兴”，都是韵文。所以孔子作《彖传》、《象传》用韵，大概是因为经文有韵而传文也用韵，这看出圣人阐述而不创作，以古人为师而不苟且。

《彖象传》好比现在的注释，是分析字词、划分句子来作解释的；《系辞》《文言》以下的篇章，好比在字句明白之后，取一章一篇全书的义理来通篇论述，所以它们的体例不同。古诗用韵的方法大约有三种：首句和次句连用韵，隔开第三句而在第四句用韵的，是《关雎》的首章，凡是汉代以下的诗以及唐代律诗首句用韵的都源于此；一开头就隔句用韵的，是《卷耳》的首章，凡是汉代以下的诗以及唐代律诗首句不用韵的都源于此；从开头到结尾，句句用韵的，比如《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这几篇，又如《卷耳》的第二、三、四章，《车攻》的第一、二、三、七章，《长发》的第一、二、三、四、五章，凡是汉代以下的诗，如魏文帝的《燕歌行》之类，都源于此。从此变化就出现了转韵。转韵的开始也有连用和隔用的区别，而且错综变化，不能用一种体例来限制。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的，比如《兔罝》以及《采薇》的首章，《鱼丽》的前三章，《卷阿》的首章；有首尾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的，比如《车攻》的第五章；有隔半章自为韵的，比如《生民》的最后一章；有开头提出两个韵，下面分两节承接的，比如《有瞽》这篇。这些都是诗的变格，但也都是出于自然，不是有意为之。

先生《音学五书》序中说：《礼记》说：“声成文谓之音。”有文字才有音，比照音而成诗，诗成之后配上音乐，这些都是出于天然而非人力所能为。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文字都依据六书，人都出自乡族学校，性情都驯化于中和，发而为音，无不和谐于正音。然而《周礼》中大行人的职责是“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用来统一道德、整齐风俗，又不敢有所忽略。所以《诗》三百零五篇，上起商颂，下至陈灵公时代，以十五国的遥远，千数百年的长久，而其音从未有过差异。帝舜的歌，皋陶的续作，箕子的陈述，文王、周公的系辞，没有不相同的。所以三百零五篇，是古人的音书。魏晋以后，离古时越来越远，词赋越来越繁多，而后才称为“韵”，到宋代的周容、梁代的沈约，就创作了《四声之谱》。然而从秦汉的文章来看，其音已渐渐背离古音，到东汉更严重，而沈约作谱，却不能上据《雅》《南》，旁采《楚辞》、诸子，以成不朽的经典，而仅依据班固、张衡以下诸人的赋，曹植、刘桢以下诸人的诗所用的音，撰成定本。于是今音通行而古音消亡，这是音学的一次变化。到了唐代，用诗赋取士，其韵一概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的注释，但其分部从未改变。到宋仁宗景祐年间，略微有所更改，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开始合并二百零六韵为一百零七韵。元代黄公绍作《韵会》沿袭它，直到现在。于是宋韵通行而唐韵消亡，这是音学的又一次变化。时代越远而流传越错讹，这门学问的消亡大概已有两千多年了。顾炎武潜心研究多年，得到《广韵》一书，才从中有所领悟并旁通其说，于是依据唐人来纠正宋人的失误，依据古代经典来纠正沈约、唐人的失误，而三代以上的音，部分井然有序，极其精细而不可混乱。于是排列古今音的变化并探究其何以不能推广，写成《音论》二卷；考证三代以上的音，注释三百零五篇，写成《诗本音》十卷；注释《周易》写成《易音》三卷；辨析沈约分部的错误，而一一用古音审定，写成《唐韵正》二十卷；综合古音分为十部，写成《古音表》二卷。从此《六经》的文字才可读，其他诸子的书有合有离，但相去也不远。上天没有让这文化断绝，一定会有圣人再次兴起，把今日的音恢复到淳朴古雅的境界。

古人不忌讳重复用韵。杜甫作《饮中八仙歌》用了三个“前”、两个“船”、两个“眠”、两个“天”。宋人怀疑古时没有这种体例，就想把它分成八段，认为必须分成八段后重复押韵才没有妨碍，却不知道《柏梁台诗》中三个“之”、三个“治”、两个“哉”、两个“时”、两个“来”、两个“材”已经先这样做了。“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寻求它的解释而不得，就怀疑是题下的注释，却不知道古人并不忌讳重复用韵。所以有四韵成章而只用两个字的，如“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就是。有两韵成章而只用同一个字的，如“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就是。有三韵成章而只用同一个字的，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

又如《采薇》首章连用两个“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章连用两个“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两个“而微”字，《车攻》三章连用两个“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用两个“有声”字，《召旻》最后一章连用两个“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开头用“露”字，结尾用“露”字；又如《简兮》最后一章连用三个“人”字，《那》连用三个“声”字。其中重复一个字的，数不胜数。汉代以下也是如此。如《陌上桑诗》三个“头”字，两个“隅”字，两个“馀”字，两个“夫”字，两个“须”字。《焦仲卿妻作》三个“语”字，三个“言”字，两个“由”字，两个“母”字，两个“取”字，两个“子”字，两个“归”字，两个“之”字，两个“君”字，两个“门”字，又有两个“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两个“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两个“时”字。陈思王《弃妇词》两个“庭”字，两个“灵”字，两个“鸣”字，两个“成”字，两个“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两个“归”字。张协《杂诗·黑蜧跃重渊》一首，两个“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两个“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竞述怀诗》两个“反”字。任昉《哭范仆射诗》两个“生”字，三个“情”字。沈约《钟山诗》两个“足”字。那么重复用韵有所忌讳，大概在隋、唐时代吧？

诸葛孔明《梁父吟》说：“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了两个“子”字。古人只取文理明白得当而已，原本不避讳重复字。现在版本有的改作“田疆古冶氏”，是错误的。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了两个“省”字。

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了两个“相”字，今人认为必须字同而义异的才可重用，像这首诗的两个“相”本来没有异义。而且《诗经》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下文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什么异义呢？

李太白《高阳歌》两个“杯”字，《庐山谣》两个“长”字；杜子美《织女诗》两个“中”字，《奉先县咏怀》两个“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两个“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两个“省”字、两个“境”字，《园人送瓜》两个“草”字，《寄狄明府》两个“济”字，《宿凿石浦》两个“系”字；韩退之《此日足可惜诗》两个“光”字、两个“鸣”字、两个“更”字、两个“城”字、两个“狂”字、两个“江”字。诗中有因意思转折而韵需要重复的，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辟廱。于论鼓钟，于乐辟廱。”又如“公无渡河，公竟渡河！”这些都是承接上文而转的，不容许换另一个字。

七言诗的起源。过去的人认为《招魂》《大招》去掉“些”“只”，就是七言诗。我考察七言诗的兴起，在汉代以前本来就多有出现。《灵枢经·刺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团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这些都是七言诗的始祖。

《素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侯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极像荀子《成相篇》。

一言诗。《缁衣》三章，每章四句，这是不对的。“敝”字一句，“还”字一句。如果说“敝予还予”，那么说起来就不顺了，而且为什么一句就不能成为诗呢？《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也是一言诗。

古人没有的格式。语助词之外，只用四个字写成诗，而且四个字都押韵，古代没有过，最早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三章，每章各两句，而合为一韵，古代没有过，最早见于《孟尝君传》“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古诗有八言的，如“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唐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调唱道：“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这是整首八言。又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则不过一两句罢了。有九言的，如“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但没有用作全章的，不仅因为它不便于歌唱，也因为长则意思容易冗杂，字句容易松懈，对于文章来说也难以写好。由此可知古人的文章能止则止，不肯因一个意思的冗杂、一个字的松懈而损害我作诗的本义。懂得这个道理的，不仅句法如此，章法也可推知。七言排律之所以从来少有人作，作也不工整，为什么呢？意思冗杂，字句松懈。作七言诗的人必须使其不可裁减而后才工整，这就是汉代人认为难的原因。

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个叠字，可谓重复而不令人厌烦，繁多而不杂乱。《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个叠字，也极其自然，此后就没有人能接续了。

屈原《九章·悲回风》中写道：“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潏潏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续用了六个叠字。宋玉《九辩》中写道：“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瞿瞿。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辌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续用了十一个叠字，后世的辞赋也很少能比得上。

○次韵

如今的人作诗一定要用次韵，把这当作难事，当作巧妙。我却认为这既容易又拙劣。就以律诗来说，平声通用三十韵中，任用一个韵，就必定没有其他韵可以更换；一个韵中有几百个字，任意押五个字，就必定没有其他字可以更换。名义上好像是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先定下五个字，再用上面的文句来凑足它，文句如果不顺畅就说是因为受韵限制，意思如果不饱满就说是因为被韵束缚。用典遣词稍微显得新颖巧妙，就可以独领风骚。名义上好像是难，实际上却很容易。那些善于和韵的人，他们胸中本来就没有诗，只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罢了。所以关于难易巧拙的论点被破除后，次韵的风气就可以稍微减弱了。严沧浪《诗话》说：“和韵最损害诗，古人酬唱不用次韵，这种风气开始兴盛于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本朝诸位贤士竟然以此斗巧，以至于有往返回复八九次和韵的。”

按唐代元稹《上令狐相公启》说：“我与同门生白居易关系友善。白居易素来擅长作诗，尤其喜欢驱驾文字，穷尽声韵，有时写千言，有时写五百言律诗，互相投寄，我自认为不能超过他，往往戏弄地排比旧韵，另创新词，名为次韵，大概是想用难题来挑动对方。江湖间作诗的人有的互相仿效，有的力不从心，就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意相同，与前面的诗没有区别，也称之为元和诗体。而主管文章的人考察变雅的由来，往往归咎于元稹。”由此可知元稹、白居易开始作次韵诗时，本来以为是游戏，而当时就已经被人讥笑。如今的人却乐此不疲，这正是元稹、白居易所鄙视而不屑的。

欧阳修《集古录》评论唐代薛苹的唱和诗说：其中冯宿、冯定、李绅都是唐代显赫的人物，灵澈以诗名传后世，然而他们的诗都不如薛苹，大概因为唱和的人出于自然，和诗的人是被勉强牵制而作。”可以说是知音之言。朱子《答谢成之书》说：“陶渊明的诗之所以高妙，正在于不须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苏东坡却篇篇句句依韵而和，虽然他才高，似乎不费力，但已经失去了自然的趣味。”凡是诗不被韵束缚而能尽意，胜过被韵束缚而意不尽，甚至没有那种意思却牵强地加入别的意思来凑足韵脚千万倍。所以韵律的道理，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就宁可疏也不要密。文句能表达意思，那么韵即使疏也无妨。

○柏梁台诗

汉武帝《柏梁台诗》本来出自《三秦记》，说是元封三年所作，但考证史书，却有很多不符。按《史记》和《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去世。”《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国，三十五年去世。孝景后元年，共王买继位，七年去世。建元五年，平王襄继位，四十年去世。”《文三王传》相同。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建造柏梁台。”这是梁平王二十二年，而梁孝王去世到此时已经二十九年，又过了七年才到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年间因与太母争酒樽，公卿请求废他为庶人。天子说：“梁王襄没有好的师傅，所以陷入不义，于是削去梁国八座城，梁国余下还有十座城。”又按平王襄十年是元朔二年，来朝见；他三十六岁时是太初四年，来朝见，都不在元封年间。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后元年更名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为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右扶风。总共这六个官名，都是太初以后才有的名称，不应该预先出现在元封时期。又按《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发生火灾。”夏五月，改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确定官名，那么是柏梁台火灾之后，过了半年才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则在元封五年去世，距离此时已经两年了。反复考证，没有一处符合。大概是后人拟作，剽窃武帝以后的官名和《梁孝王世家》中乘舆驷马的事情来凑合，却没有意识到时代的错乱。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派使者持节，用乘舆驷马在宫阙下迎接梁王。”臣瓒说：“天子的副车驾四匹马，这是一时的特殊礼遇，平王怎么能有？”

○诗体代降

《三百篇》不能不演变为楚辞，楚辞不能不演变为汉、魏诗，汉、魏诗不能不演变为六朝诗，六朝诗不能不演变为唐诗，这是趋势。采用一个时代的诗体就必须像那个时代的文章，然后才算合格。

诗文之所以每代变化，是因为有不得不变的道理。一个时代的文章沿袭久了，不能人人都说同样的话。如今已经一千几百年了，还拿古人的陈词滥调一一模仿，把这当作诗，可以吗？所以不像就失去了诗的本质，像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李白、杜甫的诗之所以独高于唐人，是因为他们既没有不像，也没有完全像。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可以和他谈诗了。

○书法诗格

南北朝以前，金石上的文字没有不是八分书的，这样看来今天的真书不足以算是字。姚铉的《唐文粹》、吕祖谦的《皇朝文鉴》、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凡是近体诗都不收录，这样看来今天的律诗不足以算是诗？如今的人想通过真书来窥探八分书，通过律诗来学习古体诗，这是从事古人所轻视的东西，却追求他们最精妙的东西，难道不难吗？

鄞人薛千仞（薛冈）说：“自从唐代的近体诗兴起，诗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后学的士人可以兼作但不可专门研习。近来的弊病是，无人不写诗，无诗不是律诗，无律诗不是七言。”又说：“七言律诗，法度贵在严谨，对偶贵在工整，音节贵在响亮，不容易作。如今初学后生没有不写七言律诗的，似乎反而把这当作入门之路，他们终身不能窥见诗道的门墙也不奇怪。”

○诗人改古事

陈思王曹植上书：“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解说：“赦免盗马，是秦穆公的事，秦也姓赵，所以互文，以避上面‘秦’字。”赵至《与嵇茂齐书》：“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鸿本来是到吴地，却写成越地，因为吴被越灭掉了。谢灵运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犒劳的是秦军却改为晋军，以避下面“秦”字，这就错误而浅陋了。李白《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甫《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把“黄犬”改为“苍鹰”，把“玉碗”改为“金碗”，也是同样的毛病。

从汉以来，写文章的人就有回避假借的方法。太史公《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当是“附夫子”，为避免上文重复，改为“骥尾”。如果让后人来做，岂不被人讥笑？

○庾子山赋误

庾子山（庾信）《枯树赋》说：“建章三月火。”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发生火灾。春二月，建造建章宫。”《西京赋》：“柏梁台火灾之后，越巫陈说方术，建章宫因此建造，以压伏火灾的征兆。”可见发生火灾的是柏梁台，不是建章宫；而“三月火”指的是秦朝的阿房宫，不是汉朝的。《哀江南赋》说：“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说：“栩阳离别赋。”按《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细考察上下文例，应当是人名，姓别，名栩阳。把它当作“离别”的“别”，又错了。

○于仲文诗误

隋代于仲文诗：“景差方入楚，乐毅始游燕。”按《汉书·高帝纪》：“迁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田氏五姓到关中，给予便利的田宅。”王逸《楚辞章句》：“三闾的职务掌管王族三姓，即昭、屈、景。”那么景差也是楚国的同姓。而于仲文认为他“入楚”，岂不是梁、陈以下的人，只从事辞章，而不熟悉典故的依据吗？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书说：“雉兔有刑，姜宣致贬。”这是引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却不知道齐宣王是田氏，不是姜姓之后，和这一类相同。

○李太白诗误

李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说，匈奴左方王将直对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对上郡以西，而单于的庭帐直对代郡和云中。《汉书》说呼韩邪单于自己请求留居光禄塞下，又说天子派使者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后来单于终究北归庭帐。由此可知汉与匈奴往来的道路，大概从云中、五原、朔方，王昭君出行也必定走这条路。所以江淹在赋中写到李陵，只说到“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门关与西域相通，本是公主嫁乌孙所经过的路，李白错了。《颜氏家训》说：“文章地理必须恰当。”它评论梁简文帝《雁门太守行》，却说“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却说“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沈括）评论白居易《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说峨眉山在嘉州，不是唐玄宗幸蜀的路。文人的毛病大概有相同的。

梁代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关以北，而楼兰是西域国家，在玉门关外。仅这一句之中，文理已经不通，它不切合琅邪城更不用说了。

○郭璞赋误

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河、泗水都不流入长江，难道是因为孟子而搞错了吗？

○陆机文误

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竟是不考证史书的错误。《汉仪注》：“高帝的母亲，起兵时，死在小黄，后来在小黄修建陵庙。”《本纪》：“五年，在汜水之阳即皇帝位，追尊先母为昭灵夫人。”那么她早已去世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后崩”，这是“太上皇崩”的错误，文字重复书写而没有删除。侯公游说项羽，项羽于是与汉约定平分天下。九月，归还太公、吕后，并没有皇太后。

春秋以上，说到“文”而不说“字”，比如《左传》中“在文字上，止戈合起来就是武”，“所以文字中，反正合起来就是乏”，“在文字中，皿虫合起来就是蛊”。以及《论语》中的“史官缺文”，《中庸》中的“书同文”之类，都不说“字”。《易经》说：“女子贞静不生育，十年才生育。”《诗经》说：“牛羊来哺育它。”《左传》说：“他的同僚没有儿子，让他抚养敬叔。”这些都是训为哺乳的意思。《尚书·康诰》说：“做父亲的不能爱养他的儿子。”《左传》说：“乐王鲋，用爱护的态度来尊敬他，小事要顺从大事，大事要爱护小事。”也是取爱护养育的意思。只有《仪礼·士冠礼》中“宾客为他取字”，《礼记·郊特牲》中“加冠后取字，是为了尊敬他的名”，与文字的含义稍微接近，但也未尝把“文”当作“字”来说。把“文”当作“字”是从《史记》开始的。秦始皇琅邪台石刻说：“统一文字。”《说文解字》的序言说：“依照事物的类别来描画形状，叫做文；形旁和声旁相互组合增益，叫做字。文是事物形象的本源，字是由文滋生繁衍而来的。”《周礼》说：“外史负责把文字的名称传布到四方。”注释说：“古代叫做名，现在叫做字。”《仪礼·聘礼》的注释说：“名，就是文字，现在称之为字。”这样看来，字的名称从秦朝确立，到汉朝才显明吗？

许慎的《说文解字》序言说：“这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文，解说总共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个字。”以篆书称为文，隶书称为字。张揖的《上博雅表》说：“总共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个文。”唐玄度的《九经字样》序言说：“总共七十六部，四百零一个文。”那么都统称为文。

三代以上，只说文不说字。李斯、程邈出现后，文降级为字了。两汉以上，只说音不说韵，周容、沈约出现后，音降级为韵了。

○古文

古代文字不统一。比如汉代汾阴宫鼎，它的盖铭文说：“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写成“十十”。鼎铭文说：“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写成“亍”。它的末尾说：“第二十三。”“二十”字写成“廿”。同一件器物的铭文出现三次而三个写法不同。从唐朝以后，文字日益繁多，不得不统一规范，而古书不能通读的多了。

○说文

自从隶书产生以来，能够阐明六书的主旨，使三代的文字还能保存在今天，从而可以认识古人制作文字的本源，许慎的《说文解字》功劳很大，后来的学者对一点一画没有不奉为规矩的。但我认为也有不尽然的地方。就拿《六经》的文字，左氏、公羊、穀梁的传注，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等儒家的训释，也未必完全吻合；何况许慎生于东汉中期，所依据的不过是刘歆、贾逵、杜林、徐巡等十几人的说法，却认为完全得到了古人的本意，是这样吗？第一，《五经》没有遇到蔡邕等人校订之前，传抄各人各异，如今《说文》收录的大多是异体字，拿现在的经书来校对，那么《说文》就有不足。第二，同一部书中两处引用而文字各异的，后来的读者将依从哪个？第三，流传已久，怎能没有脱漏？就是徐铉也说篆书湮没废弃已久，错乱遗漏，不能完全考究。现在认为这部书所缺的必然是古人所没有的，另外指一个字来充当，改经典来迁就《说文》，支离破碎互相抵触。现在举其中一二来评论。比如秦、宋、薛都是国名。“秦”从禾，因为土地适宜种禾，这已经很迂曲了；“宋”从木表示居住，“薛”从辛表示{自辛}，这是什么道理？《费誓》的“费”改为“{北米}”，训为劣米。武王“载旆”的“旆”改为“”，训为护泥。“威”是姑，也是女阴。“”是击打的声音。“困”是旧屋。“普”是日无色。这是什么道理？“貉”解释为恶，看“犬”字像画狗，“狗，叩也”，难道是孔子的话吗？训“有”说“不应该有”，《春秋》记载“说有日食”。训“郭”说“齐国的郭氏善于行善不能进用，厌恶丑恶不能退除，因此亡国”，这岂不是抄袭而失去本旨吗？“居”是效法古人，“用”是占卜中意，“童”是男子有罪，“襄”是脱衣耕田，“吊”是人持弓会合捕捉禽兽，“辱”是错过农耕时节，“臾”是束缚揪拉，“罚”是持刀辱骂，“劳”是火烧门，“宰”是罪人在屋下办事，“冥”是十六日月开始亏损，“刑”是刀守井，这些岂不是穿凿而远离情理吗！王莽学它而制造新字，王安石推广它而作《字说》，不能说不是起源于许慎。至于训“参”为商星，这在天文上不合；训“毫”为京兆杜陵亭，这在地理上不合。书中引用的乐浪事迹有几十条，而其他经籍反而多有缺略，这是采集取舍不当。现在的学者能取其主要而舍弃其细微，选择正确的而摒弃错误的，才可以算是善于学习《说文》的吧？《王莽传》说：“‘刘’这个字是卯、金、刀，正月刚卯，金刀的锋利，都不能施行。”又说：“受命那天是丁卯。丁是火，是汉家的德运。卯是刘姓所用来作为字的。”光武帝告天祝文引用《谶记》说：“卯金修德，做天子。”公孙述引用《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认为西方太守而断绝卯金。可见古代未尝没有“刘”字。魏明帝太和初年，公卿上奏说：“歌用来歌颂德行，舞用来象征事理，在文字上文章和武备合起来是‘斌’，臣等谨制乐舞名叫《章斌之舞》。”魏离许慎不远，可见古代未尝没有“斌”字。

《说文》原本的次序不可见，现在按四声排列的，是徐铉等人确定的。注音的反切，是徐铉等人添加的。

旁引后世儒者的言论，比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又说：“各家不收，现在附在字韵末尾的”，也是徐铉等人添加的。“始”字《说文》解释为“女之初”，已经不一定这样，而徐铉用“至哉坤元，万物资始”来解释，不知道经文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如果用这个解释，必须从男才合适。

○说文长笺

万历末年，吴中的赵凡夫（赵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的《五经》任意删改，喜欢耍小聪明，以求与先儒不同。于是把“青青子衿”当作淫奔的诗，而说“衿”就是“衾”字，如此之类不止一个。其实《四书》尚且不能背诵，而引用《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而他对六书的主旨不无一点见识，但恰好赶上喜欢新奇崇尚异说的时期，这本书竟然盛行于世。到现在不加辨别，恐怕将来习非成是，对后学的危害不小，所以举出其中特别荒谬的十多条来纠正。

《旧唐书·文宗纪》说：“开成二年，宰相兼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献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是指《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还有《孝经》、《论语》、《尔雅》，实际上是十二经。又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都刻在石上，现在见于西安府学，赵凡夫却指此为“蜀本石经”。又说：“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也附在蜀本之后，只可作为蜀经的字体方法。”现在这石经末尾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字写“开成二年丁巳岁”。赵凡夫难道没看见而妄指为孟蜀吗？

又说：“孙愐《唐韵》文、殷两韵的三声都分开，只有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两韵的平入声分开，上去声合并。”按现在的《广韵》就是孙愐的遗文，殷韵上声的合并有之，咸严、洽业则是四声都分开，没有合并的。

“切”字，是两字相摩擦而得到其读音，取其切近之意。现在改为盗窃的“窃”，在古代没有听说过。难道是赵凡夫用来命名自己学问的吗？

“瓜分”这个词见于《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这个词见于《汉书·霍光传》。现在说“瓜”应当写作“瓜”，“突”应当写作“突”，那么鲍照《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古人都不识字吗？按张参《五经文字》说：“突，徒兀反。写作{穴〈拔去手〉}的是讹误。”

顾野王是陈朝人，却以为是晋朝的顾虎头；陆龟蒙是唐朝人，却以为是宋朝的陆象山；王筠是梁朝人，却以为是晋朝人；王禹偁是宋朝人，却以为是南朝人。这真所谓不学无术吧？“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被孝武帝所亲爱，陪侍饮酒大醉，叩拜不能起身。武帝回头说：‘扶虞侍中。’啸父说：‘臣的官位还不到接受搀扶的程度，醉酒也没有到失礼的地步，非分的赏赐，不敢接受。’武帝很高兴。”传记开头明明有“孝武帝”字样，引用的人没有全读，只看到中间有贡献的“献”字，正好与“帝”字相接，于是认为是献帝，却不知道晋朝没有献帝。万历年间的人看书，不看开头结尾，只看中间两三行，赵凡夫是著书的人竟然还这样！“恂”字的笺注说：“汉宣帝的名讳。”却不知道宣帝名“询”，不是“询”。“衍”字的笺注说：“汉平帝的名讳。”却不知道平帝名“衍”，不是“衍”。

《后汉书·刘虞传》说：“原属吏尾敦，在路上劫取刘虞的首级归葬。”引用说：“后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如果把“敦路”当作人名，又把“葬”当作“莽”，那么刘幽州的首级竟然归了王莽。

《左传·成公六年传》说：“韩献子说：‘容易见到百姓就愁苦，百姓愁苦就会困顿。’”《说文》中{执}、垫两字两处引用，而一处作“厄”的，是古代“隘”和“厄”二字通用。笺注却说：“不知出自何处。”“野”字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道应当作“九亩”；又是《穀梁传》的文字，而不是《左传》。

“鹊臭，其飞也。”这是《尔雅·释鸟》的文字，笺注却说：“解释词语不详，但不是后人的话。”“燕马，白州也。”来源于《尔雅·释畜》“白州，燕。”注说：“州，肛门。指马中白尻的。”笺注却说：“不详，怀疑有误。”

中国称为夏已经很古老了，现在认为起源于唐朝的夏州，地方临近夷狄，所以华夷对称叫华夏。既然如此，《尚书》说“蛮夷扰乱华夏”，《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各国没有君主呢”，那时已经有夏州了吗？又按夏州本是朔方郡，赫连勃勃在这里建都，自称夏，后魏灭掉它，设置夏州，也不是从唐朝开始。

说：“唐朝中晚期的诗文才出现‘簿’字，以前没有这个字。”不知道孟子说“孔子先簿正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派使者八批责问张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任命孙宝为主簿”，《续汉书·舆服志》“每次出行，太仆奉驾车驾呈上卤簿”，《冯异传》“光武帝任命冯异为主簿”，而刘公幹的诗已经说“沉迷簿领书，回回目昏乱”。

关于“畑”字，有人说这个字不见于经书。如果说《五经》，其中没有记载的字很多，为什么只提“畑”字？若论传记史书，这个字也不算冷僻，《晋语》中“被羽先升”的注释说：“系于背后，如同如今将军背负的‘畑’。”《魏略》记载：“刘备生性喜欢编织‘畑’。”《吴志·甘宁传》说他“背着‘畑’带着铃铛”。梁代刘孝仪在《和昭明太子诗》中写道：“山风乱采畑，初景丽文辕。”祢衡担任鼓吏时，创作了《渔阳挝掺》，其中“掺”其实是“操”字。据《后汉书》记载：“祢衡正在表演《渔阳参挝》，踏着舞步前进。”注释引用《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的诗说：“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写道：“‘参’，读音是七绀反，这是曲调的名称，后来有人加上‘手’旁写成‘掺’。”后周庾信的诗说：“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襻，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的诗说：“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代李颀的诗说：“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是七绀反。如今人们把它当作“操”字，却又颠倒字序，不知道汉人书写“操”字时本有借“掺”字来用的情形，但并非指这个。“叩，京兆蓝田乡。”笺注说：“此地靠近京口，所以从‘口’。”蓝田如今是西安府属县，而京口则是现在的镇江府，这正是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凡是这本书中有关会意的解释，都像“京口”这类说法一样。

寸，是十分之一尺。《汉书·律历志》说：“一黍长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却有人增添文字说：“折分一寸为分，应当说十分尺之一。”古人的书，怎么能随意增改呢？

关于五经古文，赵古则在《六书本义》序言中说：“魏晋及唐代，书法家辈出，但只追求点画波折的姿媚，导致文字结构破碎，然而还依赖《六经》的篆书未被改动。到天宝年间，下诏用隶书写《六经》，于是古文字之道完全废弃。”据我考证，这种说法恐怕不对。按《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说：“《孝经》古孔氏一篇，都出自孔氏壁中。”又说：“有中古文《易经》。”但未说明出处。又说：“《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只提“古”，不提“文”。而赤眉之乱时，这些已经焚烧无遗。《后汉书·杜林传》说：“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珍爱它，虽遭艰难困苦，也握持不离身。他拿出来给卫宏、徐巡看，并说：‘我流离于兵乱之中，常担心这部经书将绝传，没想到东海卫子、济南徐生还能传承它，此道竟不至于失传。古文虽不合时务，但希望诸位不要后悔所学。’卫宏、徐巡更加珍视它，于是古文得以流传。”可见东汉时期古文的流传只有《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说：“魏初传授古文的人出于邯郸淳。到正始年间，立三字石经，转而失去邯郸淳的笔法，因科斗之名，就仿效其形状。”不知立了几部经书。而唐初魏徵等人编写《隋书·经籍志》，只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其他经书已不存。《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天宝三载，下诏说：‘我敬仰典籍，研讨坟典，认为先王的美好规范，没有超越唐虞的；上古遗书，确实以训诰著称。虽百篇深奥义理，前代或已亡失；而六种书体的奇文，旧有规矩仍在。但因古人所制，与当今不同；传写渐渐讹误，使后学疑惑；要想刊正变革，必须合宜从权。’”《尚书》应是用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旧本则藏于书府。可见玄宗所改的也仅限于古文《尚书》，未听说有其他经书。诸经古文失传已久，现在说《五经》都有古文，而玄宗把它们改成今文，难道是这样吗？

孔安国《尚书序》说：“科斗书废弃已久，当时无人能识。凭借听说的伏生之书考论文义，确定其中可辨识的，以隶古定体书写，再用竹简抄录。”这说明西汉时所说的古文，不过是接近古体的隶书，而共王所得的科斗文字早已失传；玄宗所说的六体奇文，大概就是正始年间的书法。

宋代晁公武《古文尚书》序说：“我到少城，在撰写《石经考异》之余，从学宫得到这部古文全篇，于是请士人张卣火，仿照吕氏所刻的底本，用丹砂刻于石上。正打算与《孝经》、《周易》的古文经文相配，附于石经之列。”如今这些石碑大概已不存，摹本也未在人间流传。世上没有好古之人，即使是金石又怎能保全呢？

汉魏以后，童子都读史游的《急就篇》。晋代夏侯湛曾怀疑乡曲之辈、一介之士，都讽读过《急就》、学习过甲子。《魏书》崔浩上表说：“太宗即位元年，命我注解《急就章》；刘芳撰有《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作《悟蒙章》；书法家也多书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说：“崔浩擅长书法，许多人托他写《急就章》，从小到老，从不嫌劳苦，所写的约以百数。”《儒林传》说：“刘兰初入小学时，书写《急就篇》，家人发觉他聪敏。”《北齐书》记载：李绘六岁未入学，在伯姐的笔牍之间偷用，不久就通晓了《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写《急就篇》一个多月便通晓。自唐代以后，此学逐渐衰微。

《千字文》原有两种版本。《梁书·周兴嗣传》说：“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命周兴嗣与陆倕撰写碑文。完成后，一起上奏，高祖采用了周兴嗣的，从此《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都让周兴嗣撰写。”《萧子范传》说：“萧子范被任命为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命他撰写《千字文》，文辞很美，又命记室蔡注释。”《旧唐书·经籍志》说：“《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这说明周兴嗣所编的是千字文，萧子范所制的也是千字文。而《隋书·经籍志》说：“《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说是萧子范所作，蔡为之注释；如今却认为是萧子云注。萧子云是萧子范的弟弟，这就不同了。《宋史·李至传》说：“《千字文》是梁武帝得到钟繇书写的破碑上千余字，命周兴嗣编韵而成。”本传认为是王羲之，这里又说是钟繇，这就又有不同了。

《隋书》、《旧唐书》的志中还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所作。《淳化帖》有汉章帝书写的百余字，都是周兴嗣《千字文》中的语句。《东观余论》说：“这些字不是章帝所写，但也是前代人所作，只是收录书法的人集合了千字中的语句罢了。欧阳修怀疑汉时学书者多作这些语句，而后村的刘氏便说《千字文》非梁人所作，这是错误的。”黄庭坚为草书《千字文》题跋说：“‘章草’表示可以用于章奏，并非章帝所书。”

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说：“至于其先后顺序和分隔，文字上下，简册的参差长短，都有用意，没人能理解。我谨慎地编次其真草诏书，列于左方。”这说明褚先生亲眼见过简策文字，而汉武帝时的诏书已经使用草书。《魏志·刘廙传》说：“转任五官将文学，文帝器重他，命刘廙通晓草书。”可见汉魏之间，笺启文书已有用草书的。所以可用于章奏的草书称为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宣和年间，陕右人挖地得到木简，字都是章草，是永初二年征调民夫讨伐叛羌的檄文。”米芾帖中说：“章草是章奏的章。”如今考证，既然用于檄文，按理也应普遍用于章奏。小学流派，自古以来日渐趋向简便，所以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书。时间长了，又觉得隶书繁琐，于是章奏公文全用章草，这也是自然趋势。所以虽叫草书，但隶书笔法仍在，因为离隶书不远。王羲之写草书，还保留着这种典型，所以不显繁冗。到张旭、怀素等人出现，这种法则就完全丧失了。

北齐赵仲将学识广博，擅长草隶，即使写给弟弟的信，字也都是楷书端正。他说：“草书不能不懂，但若用于他人，显得轻率；若用于家中卑幼，又恐引起猜疑，所以必须用隶书。”唐代席豫性情谨慎，即使给子弟的书信及吏曹簿册，也从不写草书。他对人说：“不尊敬别人，就是不尊敬自己。”有人说：“这是小事，何必介意？”席豫说：“小事尚且不谨慎，何况大事？”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以及魏晋南北诸史，都是工整小楷，没有行书字。宋代刘安世终身不写草书，尺牍从不让人代笔。张观平生写字必用楷书，无一字行草，像他的为人一样。古人如此谨慎持重。《旧唐书》说：“王君廓任幽州都督，李玄道任长史。君廓入朝时，玄道托他带信给从甥房玄龄，君廓私自拆看，不认识草字，怀疑玄道谋害自己，恐惧而反叛。玄道因此被流放隽州。”草书竟引起这样的祸端！

《金石录》中有宋公亦饣束鼎铭文，按《史记·世家》，宋公中没有叫“亦”的，不知其人是谁。如今考证《左传》，宋元公的太子栾继位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那么《史记·宋世家》中元公去世，其子景公头曼继位。这是“兜栾”音讹为“头曼”，而宋公也就是景公。

宗均误写为“宋”，不必用碑文和《党锢传》来证明，就是《南蛮传》也说：“恰逢马援病逝，谒者宗均接受全部投降，设置官吏，蛮人于是平定。”事情与本传吻合，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错误显然，注释未能改正。房彦谦的高祖法寿，从宋归附魏，封为壮武侯，子孙世袭。魏、隋、唐三书都相同，只有碑文作“庄武”。按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说：“《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后汉志》说：‘壮武，是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正是此地。”《贾复传》说：“封为胶东侯，食邑有郁、秩、壮武等六县。”晋代张华也封为壮武侯，字都作“壮”，只有此碑和《左传》杜预注作“庄”。

铸印使用减笔字。太原府徐沟县有个同戈驿，它的名称原本取自洞涡水。这条水发源于乐平县西四十里的陡泉岭，流经平定州、寿阳、榆次，到徐沟县汇入汾河。如今徐沟县北五里的洞涡河，它的南岸有个洞涡村。《水经》记载：“洞涡水发源于沾县北山，向西流过榆次县南，又向西到晋阳县南，向西流入汾河。”郦道元注释说：“刘琨担任并州牧时，刘渊领兵拦击他，在洞涡交战，就是这条水。”《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在洞涡驿扎营。”《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原郡有十八个军府，其中一个叫洞涡。”《宋史·曹彬传》记载：“担任前军都监，在洞涡河北岸作战。”《汉世家》记载：“李继勋在洞涡河打败了李继恩的军队。”后来的人减笔借写成“同戈”二字，而现在铸印就用了“同戈”，把减借的字刻在印文上，这还不只是马文渊所说的成皋印点画讹误的问题了。

如今驿站的名称多用古地名。洪武九年四月壬辰，因为天下驿传的名称多用俚俗之名，命翰林考证古名加以改正，例如扬州府叫广陵驿，镇江府叫京口驿，共改了二百三十二处。徐沟没有古地名，所以用水的名称来命名。

画古人。图画都是根据具体事物来创作，让观看的人可以效法或警戒。上自三代之时，周朝明堂的四门墙上，有尧舜的容貌，桀纣的画像，还有周公辅佐成王，背靠屏风，面南接受诸侯朝见的图画。楚国有先王的庙宇和公卿祠堂，画着天地山川神灵，奇特瑰丽，以及古代圣贤和奇异怪物的事迹。秦汉以下见于史书的，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上画列女，《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之类，没有无因而作的。到了隋唐，还沿袭这种用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殷𧦬、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画《鞲车图》；曹元廓画后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𫖮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干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韦无忝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昉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桃源图》。《通鉴》记载：蜀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后主三阁图》，这些都是针对具体事物形象创作的作品。《王维传》说：“有人得到《奏乐图》，不知名称。王维看了看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召集乐工演奏验证，没有差错。”因为具体物象难以画得精工，凭空摹拟容易画好，于是白描山水的画兴起，而古人的意趣就消亡了。

宋邵博《闻见后录》说：“观看汉朝李翕、王稚子、高贯方的墓碑，大多刻有山林人物，才知道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这些人还继承了这种遗法。到了吴道玄，绝艺入神，但开始运用巧思，古意就有所减少了。何况比他更差的呢？”这话可以对懂得的人说。

宋徽宗崇宁三年，设立画学，评定画作等级，以不模仿前人，而物象的情态形色都像自然一样，笔韵高简为佳。这接近于凭空摹拟的风格，至今仍崇尚这种画风。

谢在杭《五杂俎》说：“从唐代以前，名画没有不包含故事的。因为有故事就需要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的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概、城郭山川形势向背，都不能草草下笔。不像现在的人任意随心，鲁莽灭裂，动辄托名写意就完事了。我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这些人，都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于像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什么值得画的，却都画他们的故事。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往上则有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往下则有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锁谏、葛洪移居。这样的题目，现在的人却不肯画，而古人画了，并且互相沿袭模仿。大概因为所重视的在于此，习以成风，也由于传承的法度容易遵循学习罢了。”

古器。洪迈《容斋随笔》说：“彝器的流传，春秋以来已经很受重视了，如郜鼎、纪甗之类，历历可数。不知道三代逸书的目录，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的官职，祭祀时陈列它们，那本来就是在此之前的事了。所以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密须的鼓、阙巩的甲，分别赏赐给鲁公、唐叔这些封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类，陈列在成王临终遗命中的，又是天子世代守护的宝物。然而它们来去无常，存毁有定数。因此宝珪从黄河出现，九鼎沉入泗水，武库的剑穿屋飞去，殿前的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虡生毛，就知道经历久远，能成为神怪，也是理中必然有的。《隋书》记载：‘文帝开皇九年四月，销毁了平定陈朝所得的秦、汉三大钟，越国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因为平定陈朝所得的古器多造成祸变，全部命令销毁。’而《大金国志》记载：海陵王正隆三年，下诏销毁平定辽、宋所得的古器，也像隋文帝的话。大概都是骄横不学无术的君主，而古器的销毁真是可惜啊。”

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引用王涯、元载的故事，认为“有聚有散，是理之常；人亡人得，又有什么值得说的？”未尝不感叹她言论的通达。而元好问作《故物谱》，独独认为不对，他的说法是：“三代的鼎钟，最初出自圣人的制作，现在它们的铭文还在，不是写‘永用享’，就是写‘子子孙孙永宝用’，难道圣人超然远览，却不能忘情于一件器物吗？自从庄周、列御寇的学说出现，就把天地看作旅舍，把形骸看作外物，即使是圣哲的能事，也有不满足而嘲笑的地方，何况外物之外的呢？然而他们毕竟不能因为寒冷就忘记穿衣，饥饿就忘记吃饭。那么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难道可以非议吗？《春秋》对于宝玉、大弓，偷窃了要记载，得到了也要记载。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明白圣人的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