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八

○拜稽首

古人在席子上坐着，起身挺直身体就是长跪。手碰到头就是拜手。手碰到地面就是拜。头碰到地面就是稽首。这是礼仪的等级。对君王父亲必须用稽首。先拜然后稽首，这是礼仪的渐进次序；必须以稽首结束，这是礼仪的完成。现在《大明会典》说：“最后一次拜，叩头完成礼仪。”这是古人留下的意思。

古人认为稽首是最恭敬的礼节。《周礼·太祝》：“辨别九种拜礼：第一种叫稽首。”注释：“稽首，是拜礼中最重的，臣子拜君王的礼仪。”《礼记·郊特牲》：“大夫的家臣不施行稽首，不是尊重家臣，而是为了回避对君王的礼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设宴招待晋公子重耳，秦伯赋《六月》诗，公子下阶拜谢稽首，秦伯下阶一级辞让。”《襄公三年》：“在长樗结盟，鲁襄公稽首。知武子说：‘天子在上，而您屈尊稽首，我们国君感到害怕。’”《二十四年》：“郑伯到晋国，郑伯稽首，宣子辞让。子西担任相礼，说：‘因为陈国依仗大国，欺凌我们国家，我们国君因此请求治罪，岂敢不稽首。’”《哀公十七年》：“在蒙地结盟，齐侯稽首，鲁哀公只是拜。齐国人发怒，孟武伯说：‘不是天子，我们国君没有稽首的礼节。’”《国语》：“襄王派召公过和内史过赐予晋惠公任命，晋侯拿着玉圭低头，拜而不稽首。内史过回去告诉襄王说：‘拿玉圭低头，是轻贱礼物；拜而不稽首，是欺骗君王。轻贱礼物就没有威严，欺骗君王就没有民众。’”可见稽首的重要性。对等的身份都用顿首，李陵《报苏武书》中称“顿首”。

陈氏《礼书》说：“稽首，是诸侯对天子、大夫士对自己君主的礼节。然而君主对臣子也有稽首，《尚书》称太甲对伊尹稽首，成王对周公稽首就是如此。大夫对不是自己君主的人也有稽首，《仪礼》：“公慰劳宾客，宾客两次拜稽首；慰劳介，介两次拜稽首”就是如此。大概君子行礼对自己尊敬的人，没有不用到极致的。那么君主对臣子稽首，是尊崇德行；大夫士对不是自己君主的人稽首，是尊重主人。春秋时期，晋穆嬴抱着太子对赵宣子顿首，鲁季平子对叔孙顿首，那么顿首不是施加给尊贵者的礼仪。”

《荀子》说平衡叫拜，下衡叫稽首，头碰到地叫稽颡；似乎不对。古代只有丧礼才用稽颡，大概是用头触地，与稽首有仪容和没有仪容的区别。

○稽首顿首

现在的表文都说稽首、顿首。蔡邕《独断》：“汉朝继承秦朝制度，群臣上书都说‘昧死言’。王莽篡位，仰慕古法，去掉‘昧死’，说‘稽首’，光武帝沿袭而不改，朝臣说‘稽首顿首’，非朝臣说‘稽首再拜’。”

○百拜

“百拜”一词出自《乐记》。古人的拜如同现在的鞠躬，所以总计一次宴席之间，宾主交互拜礼多至上百。注释说：“一次献酒，是士饮酒的礼仪，用百拜来比喻多”就是如此。如果平常的礼节只是一拜、再拜，即使是臣子对君王也只行再拜，《孟子》：“用君王的命令送给他，再拜稽首后接受”就是如此。礼仪到了后世变得繁琐，从唐代以下就有四拜。《大明会典》：“四拜，是百官见东宫亲王的礼节。见自己的父母也行四拜礼。其他官长及亲戚朋友相见只行两拜礼。”所以四拜只对父母施行。现在人写信，动不动就说百拜是为什么呢？

古人没有四拜的礼节。唐代李涪《刊误》说：“祭天祭地只行再拜，那礼节最重，尚且不能增加。现在妇女拜见公婆，拜礼一定四次，详细推究它的由来，最初是再拜，然后跪着献上衣服、文史，承接她们的筐篮，就跪着接受，常常在这个时候授受容易出错，所以四次拜连在一起。”

《战国策》：苏秦路过洛阳，“嫂子像蛇一样爬行伏地，四拜，自己跪着谢罪”。这是四拜的开始，大概因为谢罪而增加拜，不是常规礼节。

现在人给父母写信用百拜，也是没有道理。如果用古人的拜，那么古人一定稽首然后才恭敬，而百拜只是宾主一天的礼节，不是施用于父母的；如果用现在人的拜，那么天子只到五拜，又怎么能有百拜呢？这两种情况过犹不及，明知不是这样却写下来，这是用虚假来侍奉父母。

洪武三年，皇上告谕中书省臣说：“现在人书信大多称顿首再拜百拜，都不是实际礼节。应当定为仪式，让人遵守。”于是礼部制定仪式，凡写信给尊者称“端肃奉书”，回信称“端肃奉复”；对等身份称“奉书”、“奉复”；上对下称“书寄”、“书答”；卑幼对尊长说“家书敬复”；尊长对卑幼说“书付某人”。

○九顿首三拜

九顿首出自《春秋传》；但申包胥原本是“三顿首”，并没有九次。杜预注释：“《无衣》三章，每章三顿首。”每次顿首必定三次，这是亡国之余，心情极其迫切，而改变平常的礼节。七天七夜在邻国朝廷哭泣，古人有这种礼节吗？七天哭泣，九次顿首，都是亡国的礼节，不可通用。

韩地之战，秦国俘获晋侯，晋国大夫三次拜稽首。古代只有再拜稽首，没有三拜。申包胥的九顿首，晋大夫的三拜。

《楚语》：“椒举遇到蔡声子，下阶三拜，献上他的乘马。”也是逃亡者的礼节。

《周书·宣帝纪》：“诏令凡应行拜礼的人都以三拜完成礼仪。”后代变化增多，就有四拜。不知天元皇帝自比上帝，凡冕服之类十二种都增为二十四，而鞭打人也以一百二十为标准，名叫“天杖”，然而没有四拜。

○东向坐

古人坐席以东向为尊，所以宗庙祭祀，太祖的位置东向。即使交际礼节，也是宾客东向而主人西向。

《新序》：“楚昭奚恤设置一个东向的坛，秦国使者到，昭奚恤说：‘您是客人，请坐上位’”就是如此。《史记·赵奢传》说：“赵括东向而坐，面对军吏。”《田单传》说：“率领士卒东向坐，像老师一样事奉他。”《淮阴侯传》说：“得到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答，像老师一样事奉他。”《王陵传》说：“项王东向坐，面对王陵的母亲。”《周勃传》说：“每次召见诸生说士，东向坐，责令他们赶紧给我说。”《田蚡传》说：“召请客人饮酒，让他的兄长盖侯南向坐，自己东向坐，认为汉相尊贵，不能因为兄长的缘故私下损害。”《南越传》说：“王太后设酒宴，汉朝使者都东向。”《汉书·盖宽饶传》说：“许伯请他，于是前往，从西阶上，东向单独坐。”《楼护传》说：“王邑像父亲一样事奉楼护。当时请召宾客，王邑坐在酒樽下，自称贱子，敬酒祝寿。在座数百人，都离席伏地。只有楼护东向正坐，称呼王邑的字说：‘公子贵如何？’”《后汉书·邓禹传》说：“显宗即位，因邓禹是先帝元勋，拜为太傅，进见时东向。”《桓荣传》说：“皇帝曾到太常府，让桓荣坐东面，天子亲自拿着书本。”

这些都是东向见于史书的例子。《曲礼》：“主人就东阶，客人就西阶。”从西阶升堂，所以东向；从东阶升堂，所以西向。而南向只是旁边的位置，如同庙中的昭位，所以田蚡用它来安排盖侯。

《孝文纪》：“向西推让三次，向南推让两次。”注释：“宾主位置东西向，君臣位置南北向。”当时群臣到代王府上商议，则代王是主人，所以西向。

《旧唐书》：卢简求的儿子卢汝弼任河东节度副使，“府中有龙泉亭，简求节制时，亲手写诗一章在亭的西壁。汝弼又任副帅，每次在亭中宴集，未曾居于宾位西向，只是低头而已。”可见唐人也以东向为宾位。

○坐

古人席地而坐，西汉尚且如此。《汉书·隽不疑传》：“登堂坐定，不疑按着地说：‘我隐居海滨，听说暴公子威名很久了。’”就是如此。

古人的坐都是用两膝着席，有所恭敬，起身挺直身体，就是长跪。《史记·范雎传》说：“秦王跪着请求”，“秦王又跪”。而褚先生补充《梁孝王世家》：“皇帝与梁王一起在太后前侍坐，太后对皇帝说：‘我听说殷道亲爱亲人，周道尊重尊贵，其道理是一样的。’皇帝跪在席上起身说：‘是的。’”就是如此。《礼记》中“坐”都解释为“跪”，《三国志》注引《高士传》说：“管宁曾经坐一张木榻，累积五十多年，未曾叉开腿坐，那榻上当膝盖的地方都磨穿了。”因此。

○土炕

北方人用土做床，而下面空起来可以生火，叫做炕。古书没有记载。

《左传》：“宋国寺人柳在座位上烧炭，快到了就撤去它。”《新序》：“宛春对卫灵公说：‘您穿着狐裘，坐在熊皮席上，屋角有灶。’”《汉书·苏武传》：“挖地成坑，放上燃火。”这大概接近，但不是炕。《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天都做长坑，下面烧火来取暖。”这就是现在的土炕，但写作“坑”字。

《水经注》：“士垠县有观鸡寺，寺内有大堂很高，宽大可容千僧。下面都用石头砌成，上面涂泥，基础内疏通，枝脉分散。基础侧室外四面烧火，火焰内流，整个堂都温暖。”这是现在暖房的制度，描述得很详尽。

○冠服

《汉书·五行志》说：“风俗狂放缓慢，改变节操法度，就会产生轻佻奇怪的衣服，所以有服妖。”我五六十年所见服饰的变化也已很多了，所以记录所闻以给后人看。

《豫章漫钞》说：“现在人戴的小帽用六瓣缝合，下面缀有帽檐像詹字。阎宪副闳对我说，也是太祖所制，如同说‘六合一统’吧。杨维桢廉夫用方巾见太祖，太祖问其形制，回答说：‘四方平定巾。’皇上高兴，让士人都能戴它。商文毅从平民出身，也用此巾见。”《太康县志》说：“建国初期，衣衫褶前面七后面八。弘治年间，上衣长下摆短，褶多。正德初年，上衣短，下摆长三分之一，士大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大夫不少于八九寸。嘉靖初年，衣服上长下短，像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子尖长，俗称边鼓帽。弘治年间，妇女衣衫仅掩住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阑。发髻高寸余。正德年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只用金彩补子，发髻渐高。嘉靖初年，衣衫大到膝盖，裙短褶少，发髻高如官帽，都是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围一尺二三寸余。”

《内丘县志》说：“万历初年，童子头发长还是总角，二十多岁才戴网巾。天启年间，则十五六岁便戴网巾，不让有总角的仪容了。万历初年，庶民穿卷靸鞋，儒生穿双脸鞋，不是乡先生首戴忠靖冠的不得穿厢边云头履。到近日，衙门差役无不是云履，医卜星相无不是方巾，又有晋巾、唐巾、乐天巾、东坡巾。早年，妇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红袍，系拖带，现在富者都穿它，又或者穿百花袍，不知创自何人。万历年间，辽东兴起冶服，五彩绚烂，不到三十年就遭屠戮，这花袍将近二十年了，衣服不吉祥，是身的灾祸。兵荒的灾祸，能避免吗！”

衩衣。《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元年，王凝和崔彦昭一同考中进士，王凝先登第，曾穿着衩衣去见崔彦昭。”“衩”字读音是楚懈反。《广雅》说：“梢衤吉衽叫做衤贵衩，也叫做衤衣。”李商隐的诗句有“芙蓉作裙衩”，又说“裙衩芙蓉小”。

对襟衣。《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止官员、百姓、步兵等人穿对襟衣。只有骑马时允许穿，是为了便于乘马的缘故。那些不应穿而穿的人要治罪。”现在的罩甲就是原来的对襟衣。《戒庵漫笔》说：“罩甲的样式，比甲稍长，比袄稍短。正德年间，由武宗创始。近来有士大夫穿着。”按《说文解字》：“无袖的衣叫做袿。”赵宦光说：“是半臂衣。武士叫做蔽甲，民间俗称披袄。小的叫做背子。”就是这个样式，《三国志·魏志·杨阜传》记载：“杨阜曾看见魏明帝戴着帽子、披着浅绿色半袖，问明帝：‘这在礼制上是什么法服？’”可见当时已有这种样式了。

左衽。宋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说：“陈益作为出使金国的属官，经过滹沱河边的光武庙，看见塑像衣襟向左。”岳珂《程史》说：“到涟水，宣圣殿的孔子像衣襟向左。泗洲塔院设有五百罗汉像，有的塑像有的刻像，都是衣襟向左。”这种样式大概是金人做的，到明初还没有完全消除。见于《实录》的记载有：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的奏章，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的奏章，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的奏章，多次接到圣旨却没有立即改正。

《丧大记》说：“小敛和大敛时，祭服不颠倒，都衣襟向左。”注释说：“左衽，就是衣襟向左，与生时相反。”正义说：“衽，就是衣襟。生时衣襟向右，用左手解衣，抽带方便。死者衣襟向左，表示不再解开。”

行滕。《诗经》说“邪幅在下”，郑玄笺注说：“邪幅，就是现在的行滕。用来绑束小腿，从脚到膝盖。”《左传》有“带裳幅舄”，注释相同。也写作“逼”。《礼记》说“逼屡著綦”，《释名》说：“逼是用来绑束自己的东西，现在叫做行滕，是说用来裹脚，可以使人跳腾轻便。”《战国策》说“苏秦缠着行滕背着书担着行囊”，《吴志》说“吕蒙为士兵制作红色衣服和行滕”，《旧唐书》说：“唐德宗进入骆谷，遇到连绵大雨，道路险滑，卫士大多逃亡投奔朱泚。东川节度使李叔明的儿子李升、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狐彰的儿子令狐建等六人，担心有坏人危害皇帝，相互咬臂发誓。他们穿着行滕和钉鞋，轮流上马，到达梁州，其他人都不能靠近。等回到京城，皇帝都任命他们为禁卫将军，恩宠优待很厚。”

古人的袜子大多用皮革制作。《春秋左氏传》的注释说：“古代臣子见君要解下袜子，解下袜子后，就露出邪幅，别人能看见，这就是《采菽》诗所咏叹的。现在村民常常只穿行滕而不穿袜子，这是古人留下的习俗。吴国贺邵容貌举止美好，坐着时常穿袜子，很少露出他的脚。”可见汉魏时期不穿袜子而露出脚的人很多。

乐府。乐府是官署的名称。其官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汉书·张放传》记载：“派遣大奴骏等四十多人，结伙手持兵器弓弩，大白天闯入乐府，攻打官署。”《霍光传》记载：“弹劾昌邑王，在大行皇帝灵前在前殿取用乐府乐器。”《续汉书·律历志》记载：“元帝时，郎中京房懂得五声的音律、六十律的数目，皇帝派太子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章杂在乐府测试京房。”就是这样。后人于是把乐府采集的诗直接叫做“乐府”，错了，叫做“古乐府”更错。

寺。“寺”字从古至今共有三次变化。三代以上，凡是说“寺”的都是指宦官，《周礼》中“寺人”的注释说：“寺的意思是侍。”《诗经》说“寺人孟子”，《易经》中的“阍寺”，《诗经》中的“妇寺”，《左传》中的“寺人貂”、“寺人披”、“寺人孟张”、“寺人惠墙、伊戾”、“寺人柳”、“寺人罗”，都是这个意思。从秦朝开始用宦官担任外廷的职务，于是官舍也通称为“寺”。

汉朝人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寺。后来又变化为佛教的住所，也叫做“寺”。

省。十三布政使司，现在的人叫做十三省，是沿袭元朝的旧称而叫错了。元朝时设置十一个行中书省：辽阳等处、镇东、陕西等处、四川等处、河南江北等处、云南等处、江浙等处、江西等处、湖广等处、甘肃等处、岭北等处。本朝初年沿袭元朝制度，设立行中书省。洪武七年，将京畿、应天府等府直接隶属六部，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现在应当称十三布政使司，不应当称省。

官员受杖刑。撞郎的事件始于汉明帝，后代沿袭，有了杖责属官的法律。曹操性格严厉，属官处理公务时常被杖打。南朝宋刘道锡任广州刺史，把治中苟齐文打得几乎死去。北魏刘仁之监造晋阳城，杖打前殷州刺史裴珍和并州刺史王绰。隋文帝下诏命各司论处属官罪行，如果有法律轻而情节重的，允许在法律之外斟酌决杖。燕荣任幽州总管，元宏嗣被任命为长史，害怕受辱，坚决推辞。皇帝知道后，敕令燕荣说：“元宏嗣杖打十下以上的罪都要奏报。”燕荣气愤地说：“这小子怎敢戏弄我！”于是派元宏嗣监督收纳仓粮，发现一粒糠一粒秕就处罚他，每次责打不到十下，但一天中有时多达三四次。杜甫《送高三十五诗》说：“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唐朝时自簿尉以上就不再受杖责，比南北朝好多了。《黄氏日钞》说：“读韩愈《赠张公曹诗》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可见唐朝的判司、簿尉这类官也是这样吗？”然而唐朝人对待下级官员虽然严厉，但下级官员还能自己依法申辩，如刘仁轨任陈仓尉，擅自杀死折冲都尉鲁宁就是例子。本朝判司、簿尉等官用来安置新进士，而管库、监当等官不让他们受辱，比唐朝重视。而近来上级官吏苦役苛责比奴仆还厉害，官员受辱，法律受屈，这事关系到世道人心。

唐朝自从战事兴起以后，杖刑的实施就不限于簿尉了。张镐杖杀豪州刺史闾丘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韩皋杖杀安吉令孙辅，柳仲郢杖杀南郑令权奕。刘晏任观察使，自刺史六品以下可以杖打然后上奏，这就明文规定在法令中了。《宋史》记载：“理宗淳佑二年三月，诏令今后州县官有罪，帅司不得擅自加以杖责。”

《晋书·王蒙传》记载：“王蒙任司徒左西属。他因这个职务有过失就要受杖刑，坚决推辞；下诏停止处罚，他还是不接受。”可见不光是地方官。《南齐书·陆澄传》记载：“郎官原有因罪受杖的处罚，有名无实。陆澄在任时，积累前任的处罚，一天之内一起受了一千杖。”《南史·萧琛传》记载：“齐明帝用法严峻，尚书郎因罪受杖罚的都立即执行。萧琛于是秘密上奏说：‘郎官有杖刑，始于东汉，当时郎官地位低微，亲自管理文书，与令史没有区别，所以郎官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士人多以此职为耻。自从魏晋以来，郎官逐渐重要，现在正参用高门贵族，吏部又接近显贵，不应该官位比以前高而处罚沿用旧法。所以从来弹劾虽有空文，允许延期执行，有时遇到赦恩，有时进入春季的宽大令，就能停止。宋元嘉、大明年间，有被处罚的人，是因为触犯了主上的心，不是正常规定。泰始、建元以来，并未施行。自从接到敕令以后，已经对仓部郎江重欣执行杖责五十，无人不感到惭愧恐惧。请求特别允许赎罪，使之与令史有所区别，以显示优厚宽缓的恩泽。’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应受罚的人依旧不执行。”这就是今天公罪拟杖的来源。

《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在荆州时，以用威刑整肃下属为耻。令史受杖，只从朱衣上掠过。桓式年轻，从外面进来，说：‘刚才从阁下经过，看见令史受杖，杖头擦过高高如云的地方，杖尾扫过地面。’桓温说：‘我还担心太重了。’”可见令史穿着朱衣受杖。

《南齐书·张融传》记载：“大明五年规定，二品清官，行杖的僮仆杖数不得超过十下。”《梁书·江革传》记载：“其弟江葺任吏部郎，因杖责部中属官被免官。”郎官的杖是虚杖，所以多达一千；僮仆的杖是实杖，不得超过十下。然而也是失中的做法。

沈统，大明年间任著作佐郎。在此之前，五省官所配给的僮仆不得差役，太祖时期，因此被免官的前后数百人。沈统役使僮仆过度，有关部门奏请免职，世祖下诏说：“近来所配僮仆多不按规定供给，主管官员可酌情允许行杖。”从此就有了行杖打僮仆的权限。

北朝的政令比南朝更加严酷。《高允传》记载：“北魏初期法律严厉，朝廷官员多受杖罚。”《孝昭帝纪》记载：“尚书郎中处理案件有失误，就加以鞭打。”而到了末期，则有高阳王元雍以州牧身份杖杀职官，唐邕以录尚书身份殴打朝廷官员。

押字。《集古录》有五代时帝王将相的“署字”一卷。所谓署字，都是用草书签署自己的名字，现在俗称画押，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岳珂《古家盆杆记》说：“得到晋代永宁元年的砖，有工匠的姓名，下面有文字像押字。”说明晋代已有，但不可考证。《南齐书》记载：“齐太祖在领军府时，让纪僧真学习自己的手迹签名，回复的书信文书都交给僧真，太祖看了后笑着说：‘我再也分辨不出来了。’”何敬容签名，“敬”字写得“苟”大“文”小，“容”字写得“父”大。陆捶开玩笑说：“您家的‘苟’既特别大，‘父’也不小。”《魏书》记载：“崔玄伯特别擅长行押书，极其精巧，但没有留下遗迹。”《北史》记载：“斛律金不识字，起初名叫敦，因苦于难写而难以签署，改名为金，以便于书写。还是觉得难，神武帝高欢于是指屋角，让他辨认。”《北齐书》记载：“厍狄干不识字，署名为‘干’字，从下向上画，当时人叫做‘穿锥’。又有武将王周，署名先写‘吉’字然后完成外部笔画。”《陈书》记载：“萧引擅长隶书，陈高宗曾翻阅奏事，指着萧引的署名说：‘这笔势翩翩，像鸟要飞的样子。’”《唐书》记载：“董昌僭越称帝，颁布诏令都自己署名。有人说：‘帝王不押诏。’董昌说：‘不亲自署名，怎么知道我是天子？’”现在人也叫做“花字”。《北齐·后主纪》记载：“开府千余人，仪同无数，领军一时有二十人，一起签署文书，各自画花字，不具姓名，没人知道是谁。”黄伯思说：“魏晋以来的书法墨迹，梁朝御府所收藏的都是这样，朱异、唐怀克、沈炽文、姚怀珍等在首尾纸缝间题名，所以有的叫做押缝，有的叫做押尾。后人的花押大概沿袭于此。”又说：“唐人和本朝初年的前辈与人书信，有时只用押字，与使用名字没有区别，上表章也这样，近代于是把押字用于檄文移文。”不知道南北各史书中记载押字如此之多。而《韩非子》说：“田婴令官员准备押券，计算斗石参升。”那么战国时已有，又不始于后世了。

据《三国志·少帝纪》注引：《世说》和《魏氏春秋》都记载：姜维进犯陇右地区，当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镇守许昌，被征召回京攻打姜维。到达京城后，皇帝亲临平乐观检阅军队，中领军许允与身边的小臣密谋，想趁司马文王告辞时杀死他，并率领部队撤退。大将军（司马师）已经事先写好了诏书，司马文王入宫时，皇帝正在吃栗子，优人云午等人唱道：“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指的是鸭子。皇帝畏惧，不敢行动。按：鸭子是劝皇帝签署诏书的意思。由此可见，亲笔签署作为画押，在三国时期已经出现了。

关于邸报：《宋史·刘奉世传》记载：“在此之前，进奏院每五天将固定的本报状上报枢密院，然后传布到各地。而邸吏往往提前把消息报下去，或者伪造家书，通过邮驿递送。刘奉世请求革除定本，去掉实封，只用通函迅速上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吕溱传》记载：“依智高侵犯岭南，诏令奏邸不得擅自报告。吕溱说：‘一方有警报，让各路听到，可以共同防备。现在想让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曹辅传》记载：“政和以后，皇帝经常微服出行。起初民间还不知道，等到蔡京的谢表中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从此邸报传到四方。”）邸报这个字眼在史书中出现大概始于此时。然而唐代孙樵的文集中有《读开元杂报》一篇，可见唐代已经存在了。

关于酒禁：先王对于酒，先用礼引导，然后用刑禁止。《周书·酒诰》说：“如果有人报告说：‘聚众饮酒，你不要放过，全部抓起来送到周京，我要杀掉他们！’”这是治理乱世用重典。《周官·萍氏》记载：“检查酒、节制酒。”而《司虣》记载：“禁止在市场上结伙游逛饮食的人。如果禁止不了，就抓起来惩罚。”这是治理安定国家用中等刑罚。一献之礼，宾主百拜，整天饮酒却不会醉，这是还没有用到刑罚就用礼来防范。所以成王、康王以后，天子没有贪酒的过失，卿士没有酣歌的过错。到了幽王，才出现“上天不让你沉湎于酒”的诗句，教化是很严厉的。汉朝建立，萧何制定法律，三人以上无故聚众饮酒罚金四两。曹参代替萧何，自己说遵守约束，却在园中听到官吏醉酒唱歌呼叫，便也取酒设饮，与他们应和，这就连那统一的法规也丧失了。用礼来防范民众，酂侯（萧何）已经在前面缺失；用刑来纠察民众，平阳侯（曹参）又在后面失误。桑弘羊继承这种做法，进而实行酒专卖，这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吧？

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专卖。昭帝始元六年，采纳贤良文学的建议，废除了专卖，但仍然允许民众按规定纳税卖酒，酒每升四钱，于是成为国家的一项财源，而酒禁的松弛实在从这里开始。然而史书记载，从孝宣帝以后，有时禁止，有时放开。到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令天下州县，各自酌定卖酒户，按月纳税，除此之外，不论官私，一律禁止。从此名义上禁止而实际上允许卖酒，目的在于收钱而不在于酒了。宋仁宗乾兴初年，谏官认为天下酒税每月每年增长，没有限度，不符合古代禁止聚众饮酒、节约用度的意思。孝宗淳熙年间，李焘的妻子认为，设法规劝饮酒，是为了收敛民财。周辉《杂志》认为，唯恐人们喝得不多而税收不增加，这是酒专卖的弊端。到了本朝，既不收专卖税也没有禁令，民间于是把酒作为日常需要，如同吃饭一样不可缺少，像水流一样滔滔皆是，而关于厚生正德的议论没有人起来坚持了。

邴原游学，从不饮酒，这是效法大禹疏远仪狄；诸葛亮治理蜀地，路上没有醉汉，这是武王感化妹邦的遗风。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任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守奉天，诏令移防京西，戍兵一万二千人，用来防备关东。皇帝登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送到，神策将士都不饮，皇帝派人询问。杨惠元当时是都将，回答说：‘臣刚离开奉天时，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定说：“这次出征，将要建立大功、成就大名，凯旋之日，再共同欢庆。如果没有取得战功，不要饮酒。”所以臣等不敢违约饮酒。’出发后，有关部门在路上供应食物，只有杨惠元一军的瓶罐没有打开，皇帝赞叹了很久，降下玺书慰劳。等到田悦叛乱，诏令杨惠元率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在御河夺取三桥，都是杨惠元的功劳。”能够像这样使全军整肃，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困难呢？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酒饮酒的都斩首。金海陵王正隆五年，朝官饮酒的处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的人本身发配服役，财产、女儿没入官府。可以说是用重典了。然而立法太过严苛，所以不久就松弛了。

水是地险，酒是人险。所以《周易》爻辞中说到酒的没有不是《坎卦》，而《周礼·萍氏》掌管国家的“水禁”，水和酒属于同一官职。尚书徐石腆曾说：“《左传》说：‘水柔弱，人们轻慢而玩弄它，所以很多人淹死。’酒的祸害比火还猛烈，而它亲近人超过水，确实如此，世上的人都夭折于酒而不觉悟。”读这些话的人可以知道养生之道。《萤雪丛说》说：“近年来陈大卿生平好饮酒，一天在席上与同僚谈，举出‘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这句话，问别人，那人说：‘酒也是岩墙。’陈大卿因此有所领悟，于是终身不饮酒。”近年来米酒不足，而烟酒兴起，则真是变成毒药了。

关于赌博：万历末年，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或有人相从赌博。到天启年间，开始流行马吊游戏。而现在的朝士，如江南、山东，几乎无人不玩这个。正如韦昭议论所说：“从白天到夜晚，继续点着蜡烛。人事荒废而不修，宾客旅途缺失而不接待。”唉！真是奇怪。考查《汉书》：安丘侯张拾、邛侯黄遂、樊侯蔡辟方，都因赌博被判处城旦。师古说：“搏，或作‘博’，六博。扌戠，是意钱之类的。”都是游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任右卫将军，因与奉朝请毛法因玩樗蒲赌博，赢得钱一百二十万，被革职以白衣身份领职。”《刘康祖传》：“任员外郎十年，两次因樗蒲赌博被免官。”《南史·王质传》：“任司徒左长史，因招聚赌徒被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规定：品官犯赌博法，赃物不足五十贯的，处以杖刑，允许赎罪，再犯的杖刑。皇帝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应当先讲廉耻。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小人的刑罚来惩罚他。’”现在的法律，犯赌博的，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后随舍余食粮操练，也是这个意思。但百人之中没有一人被治罪，因为上下互相包容而法律不能执行。晋朝陶侃勤于吏职，整天敛膝危坐，府外事务繁多，千头万绪，没有遗漏。各位参佐有因谈笑游戏荒废事务的，命人取来他们的酒器、赌博用具，全部投入江中。将吏就施加鞭打，终于成就中兴大业，成为晋朝名臣。唐朝宋璟任殿中侍御史，同僚有在御史台中赌博的，将要责罚其名品而贬黜，赌博的人惶恐自行隐匿。后来成为开元贤相。而史书记载文宗迫切追求治理之道，每到刺史面辞时，必定殷勤告诫说：“不要嗜好赌博，不要饮酒。”内外听到，没有不敬畏屏息的。如此看来，勤于吏事而纠正风气过失，是救时的首要任务。《唐书》说杨国忠因为擅长樗蒲得以入宫供奉，经常最后出来，专门主管蒲簿，计算勾画，分毫不差。皇帝高兴地说：“是度支郎的才能。”最终任用他而败亡。玄宗末年，荒淫逸乐，于是小人乘君子之器，这也是国家的妖孽。现在的士大夫不仰慕姚崇、宋璟，却学习杨国忠，也终将灭亡罢了。《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事的人说进士萧玄之本名萧琉，曾因赌博受过杖刑，现在改名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诏令有关部门召来萧玄之诘问，他承认了，剥夺他的敕命，赎铜四十斤，遣送回家。”宋制如此严格。现在的进士有以不擅长赌博为耻辱的。

《晋中兴书》记载：“陶士行（陶侃）说，樗蒲，是老子入胡地所作，外国游戏罢了。近日士大夫多玩它，怎能不使整个天下都变成外国呢？”

《辽史》：“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玩叶格戏。”解说说：“宋代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之戏。”而同年二月己巳，穆宗就被小哥等人杀死。君臣游戏，祸患随即而来。这是不祥之物，而现在的士大夫整天拿着它，能免于效尤的罪过吗？

《宋史·太宗纪》：“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令犯樗蒲赌博的斩首。”《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二年，禁止民间赌博，犯者流放到北方。”治理乱国用重典，本应如此。今天达到太平之道的途径是什么？答案是：君子勤于礼，小人尽力。

关于京债：赴吏部候选守候，京债的拖累，如今尤其严重。《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省上奏：‘赴选官员多欠京债，到任后填还，导致他们贪求，无不由此。今年三铨，在以上州府得官的人，允许联名担保，户部各准备两个月的加给料钱，到发俸时扣除，希望初任官到任时，不带利息债务，衣食稍足，可以要求他们清廉。’皇帝听从了。”大概唐代有东选、南选，在京城铨选授官的只有关内、河东两道。采访使所属的官员，不出千里之内，还考虑到他们举债的拖累，先由户部给予两个月的料钱，这不仅是体恤下属的仁德，也有鼓励清廉的方法。与现在的官员到任，先要办理京债，剥削百姓不够，甚至借库银来偿还，得失多少显而易见。

至于圣主所行，有超越前代的。《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任命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给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匹、绢六匹、罗二匹、夏布六匹，父亲同等，母亲、妻子及长子各一半。府、州、县佐贰官比长官减半，父亲同等，母亲、妻子及长子再减半。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比佐贰官再减半，父母妻子都这样。路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比知府五分之三，治中一半，通判推官五分之二，州同知比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比府同知一半，县丞、主簿比知县再减半，知事、吏目、典史都是十两，写成法令。皇帝说：‘现在新授官员多出身布衣，到任之初，有人向人借贷，那么日后不免侵渔百姓。不事先培养他们的廉洁，而要求他们奉公守法就难了。’洪武元年二月，诏命中书省，从今以后新除授的府、州、县官，赐给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皇帝对中书省臣说：‘在京候选的官员，应该早日铨注，立即让他们赴任。听说长久住在客邸的人，每天有花费，甚至困乏，向人借贷。从前元朝的弊政，这也是之一。那些常选官滞留京城的，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失操守，实在是朝廷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对。从今以后铨选之后，按品级差别，都给路费，并令有关部门提供舟车送他们，写成法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说：‘做官的人得俸禄养亲，这是人子的愿望。但有人路远而不能奉养父母的，请求令有关部门给以舟车，使他们得以接来奉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认为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的，官府给舟车，已有定例。从今以后凡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应该依例发给。皇上批准。’这难道不是爱民之仁先于体恤官吏吗？

担任官职而欠债，虽然并非君子的行为，但似乎不触犯国法。然而考察古代，有因不偿还债务而被免除列侯爵位的。《汉书》记载：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因欠人债超过六个月未还，被免去爵位”。有因不偿还债务而被贬官的。《旧唐书》记载：“李晟的儿子李𫘊，多次升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迷酒色，肆意奢侈，积累债务达数千万，他的儿子借回鹘钱一万多贯不还，被回鹘人告发。文宗发怒，将李𫘊贬为定州司法参军”。但这也是前代的事，如果放在今天，回鹘人应当再借钱给他，并且替他谋求一个好的空缺了。

《元史》记载：太宗十二年，因官府和百姓向回鹘人借钱偿还官府债务，每年利息加倍，称为“羊羔息”，危害很大。皇帝下诏用官府财物代为偿还，共七万六千锭。并命令：凡是借贷时间长的，只须偿还本金和利息相等即可停止。将此写入法令。

○纳女汉代商丘成担任丞相时，皇太后曾下诏询问商丘成的女儿，想将她纳入后宫。当时女儿有病。商丘成心中也感到为难，便以女儿有病为由推辞，没有送入宫中。等到商丘成因家门私事被审查，自知被王凤陷害，惊恐之下，又想将女儿送入宫中作为援手。于是通过新受宠的李婕妤家上报其女儿情况，却被大中大夫张匡弹劾，因此被免去丞相之职，吐血而死，谥号为戾侯。援引魏代郑羲任西兖州刺史时，贪财卑鄙，将女儿送入宫中为嫔妃，被征召为秘书监。到他去世时，尚书拟谥号为“宣”。皇帝下诏说：“盖棺定谥，是为了激浊扬清。郑羲虽然向来有文才，但在治理上缺乏廉洁清正。尚书为何违背至公之道，违反明确的典章！根据《谥法》：‘博文多见称为文’，‘不勤成名称为灵’，谥号为文灵。”古代士大夫以送女儿入后宫为耻，如今的人却以此为荣。

古代的名士还不肯与皇亲国戚同列。魏代夏侯玄任散骑黄门侍郎时，曾入朝觐见，与皇后的弟弟毛曾同坐。夏侯玄以此为耻，心中不悦，显露在脸色上。宋代路太后颇多干预政事，她弟弟的儿子路琼之的宅第与太常王僧达家门相对。路琼之曾盛装车马服饰随从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不以礼相待。路琼之将此事告诉太后，太后大怒，对皇帝说：“我还活着，他们就欺凌我家，我死后岂不是要乞讨为生了！”想治王僧达的罪，皇帝说：“路琼之年轻，本不该轻易拜访诸王。王僧达是贵公子，怎能因此事加罪？”

○玉女弃归《汉书·衡山王传》记载：“衡山王太子的妹妹无采，出嫁后被休弃送回。”以王女的尊贵身份，嫁为人妻仍有被休弃的情况。近代“七出”的条例还存在，而王者也不能用不合礼制的方式强行约束臣下。

○罢官不许到京师《后汉书》说：“汉朝法令，被罢免的郡守县令，除非有皇帝征召，不得随意到京师。”入朝觐见，到南京必须拜谒孝陵。被罢职的官员不能进入京城。这是汉朝形成的法规，用来防止攀附关系、清理京城环境的用意很深。《册府元龟》记载：“后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太傅退休。王建立，没有皇帝诏令就来到京城，通事官不敢引他上殿应对，在阁门前停留了很久。后来皇帝亲自到后楼召见他，因他是旧将，没有治罪。”由此可知五代时期，这项法令也未曾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