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

任峻，字伯达，是河南中牟县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关东地区都受到震动。中牟县令杨原忧愁恐惧，想要弃官逃跑。任峻劝杨原说：“董卓首先作乱，天下没有不对他侧目而视的，然而还没有人首先发难，不是没有这个心，而是形势不允许罢了。您如果能率先倡议，一定会有响应的人。”杨原问：“那该怎么办？”任峻说：“现在关东有十多个县，能当兵的人不少于一万，如果暂时代理河南尹的职务，集中使用他们，没有办不成的事。”杨原听从了他的计策，任命任峻为主簿。任峻就为杨原上表请求代理河南尹的事务，让各县坚守，于是发兵。恰好太祖（曹操）在关东起兵，进入中牟地界，众人不知该跟从谁，只有任峻和同郡人张奋商议，率领全郡归附太祖。任峻又另外收拢宗族、宾客以及家兵几百人，愿意跟随太祖。太祖非常高兴，上表任命任峻为骑都尉，并把堂妹嫁给他，对他非常亲近信任。太祖每次出征，任峻常常留守，负责供应军需。当时年成饥荒旱灾，军粮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议实行屯田，太祖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下屯田，收获粮食百万斛，各郡国都设置田官，几年之内，各地都有积蓄，粮仓都装满了。官渡之战中，太祖让任峻主管军器和粮食运输。贼寇多次抢劫截断粮道，于是任峻让一千辆车组成一部，分十路并进，摆成双重阵势来保卫，贼寇不敢靠近。军队和国家的富足，起源于枣祗而完成于任峻。太祖因为任峻功劳高，于是上表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升任长水校尉。

任峻宽厚有器量，通晓事理，每次有所建议，太祖大多认为很好。在饥荒的时候，他收养抚恤朋友和亲戚中的孤儿、遗老，接济贫困的人，以诚信道义被人称道。建安九年去世，太祖流泪很久。儿子任先继承爵位。任先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文帝追记功臣，赐任峻谥号为成侯。又让任峻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是扶风郡武功县人。年轻时以学问品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茂才，公府征召，他都不去就任。从家中被征召出任酒泉太守，转任安定、武都太守，所到之处都有威名。太祖征讨张鲁，经过苏则的郡，见到苏则后很喜欢他，让他担任军队向导。张鲁被击败后，苏则安抚下辩等地的氐人，打通河西通道，转任金城太守。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官吏百姓流散饥饿贫困，户口减少，苏则非常认真地安抚他们。对外招抚羌人、胡人，得到他们的牛羊，用来供养贫困老人。他和百姓分粮而食，十天半月之内，流亡百姓都回来了，得到几千家。于是申明禁令，有违犯的就处死，听从教导的一定奖赏。他亲自教导百姓耕种，当年获得大丰收，因此归附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李越在陇西反叛，苏则率领羌胡军队包围李越，李越立刻请求投降。太祖去世，西平的麹演反叛，自称护羌校尉。苏则率兵讨伐他。麹演害怕，请求投降。文帝因为苏则的功劳，加封他为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

后来麹演又勾结邻郡作乱，张掖人张进扣留了太守杜通，酒泉人黄华不接受太守辛机，张进、黄华都自称太守来响应麹演。又有武威的三种胡人一起抢劫，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毌丘兴向苏则告急。当时雍州、凉州的豪强都驱赶羌胡跟随张进等人，郡中人都认为张进不可抵挡。另外将军郝昭、魏平此前各自驻守金城，也接到诏令不得西渡。苏则就召见郡中主要官吏和郝昭等人，与羌人首领商议说：“现在贼寇虽然声势浩大，但都是新近联合，有的还是被胁迫跟从的，未必同心；我们找准机会进攻他们，好人和坏人必定分离，分离后就会归附我们，我们增加力量而他们减少。既得到增加兵员的实际好处，又有士气倍增的声势，率领他们进攻讨伐，一定能打败贼寇。如果等待大军到来，旷日持久，好人没有归宿，必定与坏人联合，好人坏人一旦联合，就难以突然分离。虽然有诏命，但违背它而合乎权宜，可以自行决断。”于是郝昭等人听从了他，就发兵救援武威，降服了那三种胡人，和毌丘兴一起在张掖进攻张进。麹演听说后，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来迎接苏则，表面说来帮助官军，实际上想作乱。苏则诱骗他相见，趁机斩杀了他，把他的首级在军中示众，他的党羽都散逃了。苏则于是和各路军队包围张掖，攻破城池，斩杀张进及其党羽，其余人都投降了。麹演军队失败，黄华害怕，交出被扣留的人请求投降，河西平定。苏则于是返回金城。进封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被征召为侍中，和董昭同僚。董昭曾枕着苏则的膝盖睡觉，苏则把他推下去，说：“苏则的膝盖，不是谄媚小人的枕头。”当初，苏则和临菑侯曹植听说魏氏取代汉朝，都穿上丧服悲痛哭泣，文帝听说曹植这样，却没有听说苏则这样。文帝在洛阳，曾从容地说：“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却听说有哭泣的人，这是为什么？”苏则以为是在问自己，胡须全都张开，要直言辩论。侍中傅巽掐了苏则一下说：“不是说您。”于是才停止。文帝问苏则说：“先前攻破酒泉、张掖，西域派使者来，敦煌献上直径一寸的大珍珠，能不能再买一些得到呢？”苏则回答说：“如果陛下教化治理中原，恩德流布沙漠，那么不用寻求自然会来；如果寻求才得到，那就不值得贵重了。”文帝沉默不语。后来苏则跟随文帝打猎，木桩和围网被拔掉，鹿跑掉，文帝大怒，坐在胡床上拔出刀，把所有管事的官吏都抓起来，要杀掉他们。苏则叩头说：“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不因为禽兽而伤害人，现在陛下正要兴盛唐尧的教化，却因为打猎游戏要杀死众多官吏，愚臣认为不可以。我敢以死请求！”文帝说：“你是正直的臣子。”于是赦免了所有人。但苏则也因此被忌惮。黄初四年，被降职为东平相。还没到任，在路上病逝，谥号刚侯。儿子苏怡继承爵位。苏怡去世，没有儿子，弟弟苏愉继承封爵。苏愉在咸熙年间担任尚书。

杜畿，字伯侯，是京兆杜陵人。小时候父亲去世，继母虐待他，他却以孝顺闻名。二十岁时，担任郡功曹，代理郑县县令。县里关押的囚犯有几百人，杜畿亲自到监狱，裁定他们罪行的轻重，全部判决遣散，虽然不完全恰当，但郡中人都对他年纪轻轻却有远大抱负感到惊奇。被举荐为孝廉，任命为汉中府丞。正逢天下大乱，于是弃官客居荆州，建安年间才回来。荀彧把他推荐给太祖，太祖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升任护羌校尉，持节，兼任西平太守。

太祖平定河北后，高幹在并州反叛。当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召，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以请求留下王邑为名，内心却和高幹勾结。太祖对荀彧说：“关西诸将，依仗险要和战马，征讨他们必定作乱。张晟在肴山、渑池之间侵扰，向南勾结刘表，卫固等人利用他，我担心他们为害很深。河东郡依山带河，四面邻郡多有变乱，是当今天下的要害之地。你为我推举像萧何、寇恂那样的人去镇守。”荀彧说：“杜畿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追授杜畿为河东太守。卫固等人派兵几千人截断陕县渡口，杜畿到了无法渡河。太祖派夏侯惇讨伐他们，还没到。有人对杜畿说：“应该等大军到来。”杜畿说：“河东有三万户人家，不是都想作乱。现在大军逼迫太急，想做好事的人没有领头人，必定害怕而听从卫固。卫固等人势力专横，必定拼死作战。讨伐他们如果不能取胜，四邻都会响应，天下的变乱就不会停止；讨伐他们如果取胜，又残害了一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还没有公开抗拒王命，表面上以请求旧太守为名，一定不会加害新太守。我单人独车直接前往，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计谋多但缺乏决断，必定会假意接纳我。我能在郡中住上一个月，用计谋牵制住他，就足够了。”于是从小路从郖津渡河。范先想杀掉杜畿来威吓众人。并且观察杜畿的去留，在门下斩杀主簿以下三十多人，杜畿举动自如。于是卫固说：“杀了他没有好处，只会有恶名；况且控制他的权力在我手里。”于是尊奉杜畿。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范两位，是河东的望族，我只是依靠你们成事罢了。但君臣有固定的名分，成败与共，大事应当共同商议。”让卫固担任都督，代理郡丞事务，兼领功曹；将校吏兵三千多人，都由范先统领。卫固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侍奉杜畿，但并不在意。卫固想大举征兵，杜畿担心，劝卫固说：“要想做非常之事，不能动摇人心。现在大举征兵，众人必定惊扰，不如慢慢拿钱来招募士兵。”卫固认为对，听从了他，于是用钱财来征调，几十天才定下来，将领们贪图应募的人多而实际派兵很少。杜畿又去劝喻卫固等人说：“人情顾念家庭，各位将领和掾吏，可以分别让他们回去休息，有紧急情况再召集他们也不难。”卫固等人不愿违背众人心意，又听从了他。于是好人都在外面，暗中成为杜畿的援助；坏人分散，各自回家，这样他们的力量就分散了。恰逢白骑军攻打东垣，高幹进入濩泽，上党各县杀死长吏，弘农郡扣留了郡守，卫固等人秘密调兵还没到达。杜畿知道各县归附自己，于是出城，只带几十个骑兵，到张辟去据守，官吏百姓大多举城帮助杜畿，不过几十天，得到四千多人。卫固等人和高幹、张晟一起攻打杜畿，攻不下，便掠夺各县，一无所获。恰逢大军到来，高幹、张晟失败，卫固等人被处死，其余党羽都被赦免，让他们恢复产业。

当时天下各郡县都残破不堪，河东最先平定，损耗较少。杜畿治理河东，崇尚宽厚仁惠，对百姓无为而治。百姓曾经有诉讼，有人来告状，杜畿亲自接见为他们陈述大义，让他们回去仔细思考，如果还有想法，再来官府。乡里的父老互相责备说：“有这样的太守，怎么能不听从他的教诲？”从此很少再有诉讼。他颁布命令给所属各县，举荐孝子、贞妇、顺孙，免除他们的徭役，随时慰问勉励他们。逐步教导百姓畜养母牛、草马，下到鸡猪狗，都有规定。百姓勤于农耕，家家丰衣足食。杜畿于是说：“百姓富足了，不能不教育。”于是在冬月修整兵器讲习武艺，又开办学校，亲自拿着经书教授，郡中受他教化。

韩遂、马超反叛时，弘农、冯翊很多县邑都响应他们。河东虽然和贼寇接壤，但百姓没有异心。太祖西征到达蒲阪，和贼寇隔渭水驻军，军粮全部依靠河东供应。等到贼寇被击败，剩余的粮食还有二十多万斛。太祖下令说：“河东太守杜畿，就是孔子所说的‘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了’。增加俸禄为中二千石。”太祖征讨汉中，派五千人运输，运粮的人自己互相勉励说：“人总有一死，不能辜负我们的太守。”最终没有一个人逃亡，他得人心到了这种地步。魏国建立后，任命杜畿为尚书。事情平定后，又下令说：“从前萧何安定关中，寇恂平定河内，你有他们的功劳，本打算授给你纳言的职务；但考虑河东是我的股肱郡，是富足的地方，足以控制天下，所以暂且烦劳你卧病镇守它。”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理成绩常常是天下最好的。

文帝即王位，赐杜畿爵位关内侯。征召为尚书。等到文帝登基，进封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兼任司隶校尉。文帝征讨东吴，任命杜畿为尚书仆射，统管留守事务。后来文帝前往许昌，杜畿仍然留守。他受命建造御用的楼船，在陶河试船时，遭遇大风沉没。文帝为他流泪。下诏说：“从前冥勤于职守而死于水中，稷勤于百谷而死于山上。已故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试船，以致沉没，这是忠诚到了极点。我非常哀怜他。”追赠太仆，谥号戴侯。儿子杜恕继承爵位。

杜恕，字务伯，太和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真诚质朴，不修饰自己，年轻时没有名声。等到在朝廷任职，不结交党援，专心为公。每当政事有得失，常常引用纲纪法度来正言劝谏，于是侍中辛毗等人很器重他。

当时公卿以下大臣商议制度的增减，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宣示六条诏书，以清静无为为名，威风著称，现在可以不让刺史统领军队，以便专心于民政。”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兼任冀州刺史，于是杜恕上疏说：

帝王治理国家的原则，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安定百姓的方法，在于使财富充足。使财富充足，就是要致力于根本而节约用度。如今吴蜀两个敌国尚未消灭，战车频繁出动，这正是勇士猛将施展力量的时机。然而那些士大夫的儒生，却过分地推崇和羡慕他们，激动地高谈阔论，把孙武、吴起当作首要人物。各州郡的长官，都忽视了体恤百姓的方法，而去从事将帅的职责。种田养蚕的百姓，争相从事战争事业，这不能说是致力于根本。国库年年空虚而制度年年扩大，民力年年衰弱而赋税徭役年年兴起，这不能说是节约用度。如今大魏拥有十个州的土地，却承接着战乱之后的凋敝，统计户口还不如从前一个州的百姓，然而吴蜀两国僭越叛逆，北方的胡虏尚未归顺，三面边境遭遇祸难，几乎环绕整个天下；所以要用一个州的百姓，去经营九州的土地，其中的艰难，好比鞭策瘦弱的马匹去赶路，怎能不格外爱惜它的力气呢？以武皇帝的节俭，府库充实，尚且不能由十个州都拥有军队；而郡却将近二十个。如今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这些边境各州都有军队了，所依靠的能够对内充实国库、对外控制四方夷狄的，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我先前认为州郡掌管军队，就会专心于军功，不勤于民政，应该另外设置将领和郡守，以完成治理的事务；而陛下却又将冀州用来厚待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地大多开垦耕种，又有桑树枣树的富饶，是国家征集财赋的府库，实在不应当再让他担任军事职务。如果认为北方需要镇守，自然可以专门设置大将去镇守安抚。计算所设置官吏士兵的费用，与兼任官职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吕昭在人才中还算容易得到；朝廷如果缺乏人才，兼有才能的人势必不会很多。由此推断，知道国家是根据人来选择官职，而不是根据官职来选择人。官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那么政事就会平和，诉讼就会得到合理审理；政事平和所以百姓富贵，诉讼合理所以监狱空虚。陛下即位时，天下判决的囚犯一百几十人，年年增加，到了五百多人了。百姓并没有增加，法律并没有更严酷。由此推断，这不是政治教化衰败、州郡长官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去年牛死亡，普遍统计天下损失了十分之二；麦子没有收成一半，秋种还没有播下。如果两个敌人在边境游荡，运送粮草，千里之外来不及。探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难道在于强兵吗？武士精兵越多，越多反而越有害罢了。天下好比人的身体，腹心充实，四肢即使有病，最终也没有大患；如今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天下的腹心啊。所以我愚臣恳切地，实在希望这四个州的州牧郡守，只从事致力于根本的事业，以支撑四肢的重任。然而孤立的言论难以坚持，触犯欲望难以成功，众人的怨恨难以积聚，是非疑似难以分辨，所以多年不被圣明的君主察觉。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抵都是关系疏远、地位低贱的人；疏远低贱之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取。如果让好的计策一定出自亲近显贵之人，亲近显贵之人本来就不会触犯这四种困难来求得忠爱，这是古今常常忧虑的问题。

当时又大举讨论考核官员的制度，用以考核内外百官。杜恕认为任用不能完全发挥其人的才能，即使有才能也没有益处，所关注的不是所应当做的，所做的事情不是当世需要的。上疏说：

《尚书》说“明确地用政绩来考核，经过三次考核就进行升降”，这确实是帝王的良好制度。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有功劳的人接受相应的俸禄，好比乌获举起千钧重物，王良、伯乐挑选千里马一样。虽然经历了六个朝代而考核成绩的法令没有显著，经过七位圣人而考核课试的条文没有流传，我确实认为那些法令可以大致依循，但详细的内容难以完全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有作乱的人，没有作乱的法。”如果让法令可以专门依靠，那么唐尧、虞舜就可以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商、周朝也就不会看重伊尹、吕尚的辅佐了。如今上奏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朝、汉朝的法令做法，缀集京房的本意，可以说是明白了考核课试的要领了。然而用此来推崇谦让的风气，振兴人才济济的治理，我认为还不够完善。他们想要让州郡考核士人，一定要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成效，然后考察举荐，试用征召到公府，担任亲近百姓的长吏，再按功绩次序补任郡守，有的就增加品级赐予爵位，这是考核课试最紧要的事务。我认为就应当显扬他们的身份，采用他们的言论，让他们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法令，法令完备施行，设立必定遵守的赏赐，施行必定执行的惩罚。至于公卿以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都根据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课试。

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内职大臣，采纳谏言弥补过失，没有善行不记录，没有过错不举发。况且天下极其广大，政事极其众多，确实不是一个人明察所能全部照管的。所以君主是首脑，臣子是股肱，明白他们是一体而互相依存成就的。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就能支撑的；帝王的功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就能完成的。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守着自己的职务辨别考核就能达到太平盛世的呢！况且平民百姓的交情，还有履行信誓而赴汤蹈火，感激知己而披肝沥胆，追求声名而树立节义的；何况那些穿着朝服立于朝廷，官至公卿宰相的人，所追求的不只是平民百姓的信义，所感激的不只是知己的恩惠，所追求的难道只是声名而已吗！

那些蒙受恩宠俸禄、担任重任的人，不只是想要把圣明的君主提高到唐尧、虞舜之上而已；自身也想要置身于稷、契的行列。所以古人不担心治理天下的心意不够，而担心自我担当的意愿不足，这确实是君主使他们这样的。唐尧、虞舜的君主，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求他们成功，等到他们有罪，就诛杀鲧而流放四凶。如今大臣亲自接受圣明诏书，在眼前供职，那些有日夜为公、勤勉特立、当官不屈从权贵、执法公正不偏袒私情、在朝廷中言行正直的人，自然是圣明君主所能明察的。那些空占俸禄而自以为高明，拱手沉默而自以为智慧，当官只求不负责任，立朝不忘保全自身，行为廉洁、言语谦逊而在朝廷中的人，也是圣明君主所能明察的。如果让那些保身守位的人没有放逐退职的罪过，而尽节为公的人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不被修明而私下议论成为风气，即使有孔子那样的谋略，也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才能，何况世俗之人呢！如今的学者，师从商鞅、韩非而崇尚法术，争相认为儒家学说迂腐不通，不切合当世之用，这是风俗最大的弊端，是创业之君所应当谨慎对待的。后来考核课试最终没有实行。

乐安人廉昭因为才能被提拔，很喜欢议论政事。杜恕上疏极力劝谏说：

我看到尚书郎廉昭上奏说左丞曹璠应当处罚而不依照诏令，被判处审问。又说“各个应当判罪的人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不敢逃避惩罚，也不敢以加重处罚为恭敬，心意极为诚恳悲痛。我私下怜悯他，为朝廷感到惋惜！圣人不选择时代而兴起，不更换百姓而治理，然而出生时一定有贤能智慧的人辅佐，这是因为用正道进用他们，用礼义率领他们的缘故。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够辅佐世人、统治百姓，没有不是远处得到百姓的欢心，近处竭尽群臣的智谋力量的。如果让如今朝廷任职的臣子都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却不能竭尽他们的力量，不能说是善于用人；如果不是天下选拔出来的人，也不能说是善于任命官员。陛下忧虑劳苦万机，有时亲自点灯理事，然而各种事务并不安康，刑罚禁令日益松弛，难道不是股肱之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推究其中的原因，不只是臣子有不尽忠的，也有君主不能使用人的。百里奚在虞国愚钝而在秦国智慧，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容身而在智伯那里显扬节义，这就是古人的明证。如今我说整个朝廷都不忠，那是诬蔑整个朝廷；然而这类事情，可以推论而知。陛下感慨国库不充实，而军事没有停止，以至于削减四季的赋税和衣物，减少御府中的私粮，都是出于圣上的心意，整个朝廷都称赞圣明，那些参与政事、朝夕相处的大臣，难道有恳切忧虑这些事的吗？

骑都尉王才、宠幸的乐人孟思所作所为不守法度，震动京城，而他们的罪状却从小吏那里揭发出来，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举起法纪来督察奸邪，使朝廷肃然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世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杰出人才吗！如今所谓的贤人，都是有大官而享受厚禄的人，然而奉上之节尚未树立，向往公家的心意不专一，是因为委任的职责不专，而世俗多忌讳的缘故。我认为忠臣不一定亲近，亲近的臣子不一定忠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处于没有嫌疑的地位而能够完全尽忠做事。如今有关系疏远的人毁谤别人而不据实毁谤，就必定说是私人报复所憎恨的人；赞誉别人而不据实赞誉，就必定说是私人喜爱所亲近的人，身边的人有时借此来进献爱憎的言论。不只是毁谤赞誉有这种情况，政事的利弊，也都有嫌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扩大朝廷大臣的心胸，勉励有道之人的节操，使他们自比古人，期望名垂青史罢了。反而让像廉昭这样的人在其中扰乱，我担心大臣们将会保身守位，坐观得失，成为后世的警戒啊！

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怨恨不被任用”，不说贤愚，表明都应当为当世所用。尧历数舜的功绩，称赞他除去四凶，不说大小，有罪就除去。如今朝廷大臣自己不认为无能，而认为陛下不任用他们；自己不认为无智，而认为陛下不询问他们。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的任用之道，大舜的除去之道呢？让侍中、尚书坐下就侍奉帷幄，出行就跟随华辇，亲自回答诏令询问，所陈述的一定上达，那么群臣的行为，能否都可以知道；忠诚有才能的人进用，愚劣的人退去，谁敢犹豫而不竭尽心力呢？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议论政事，让群臣人人能够竭尽全力，人人自以为亲近，人人思考如何报答，贤愚能否，都在于陛下如何使用。以此治理事务，什么事务办不成？以此建立功业，什么功业不成？每次有军事，诏书常说：“谁当忧虑这些呢？我应当自己忧虑罢了。”近来诏书又说：“以公心为忧而忘记私利的人一定不是这样，只要先公后私自然就能办成。”跪读明诏，才知道圣上心思完全了解下情，然而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而忧虑末节。人的能力如何，确实有本性，即使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完全称职。明主用人，让有才能的人不敢遗弃他的力量，而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处于不合适的职位。选举不适当的人，不一定有罪；整个朝廷共同容忍不适当的人，才是奇怪的事。陛下知道他不尽力，却代替他忧虑他的职务；知道他不能，却教他治理那件事，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子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出现，最终也不能以此治理好天下。

陛下又忧虑台阁禁令不严密，人情请托不断绝，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选派司徒更换恶吏来守卫寺门；威严禁令由此而出，实在没有得到禁令的根本。从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兄长的儿子，还被检举上奏，弹劾文书纷纷。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狂悖的弟弟，而有关部门沉默不语，观望风头迎合意旨，比接受请托还要严重。选举不根据实际，是人事中的大事。窦嘉有亲戚的宠爱，郭躬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以今比古，陛下自己不督促必须执行的惩罚来断绝结党营私的根源罢了。伊尹的制度，与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工具。如果我的言论稍被采纳，何必担心奸邪不消灭，而养着像廉昭这样的人呢！

举发奸邪，是忠诚之事，然而世人憎恨小人做这种事，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苟且求取进身。如果陛下不再考察他们的始终，必定认为违反众人、忤逆世俗是奉公，秘密检举告发是尽节，哪里有通晓大才的人反而不能做这些事呢？实在是顾念道理而不做罢了。如果让天下人都背离道义而趋向利益，那么君主最忧患的，陛下还有什么快乐呢，为什么不杜绝其萌芽呢！那些揣摩上意、迎合旨意来求得容身赞美的人，大抵都是天下浅薄无德行义之人，他们的心意务在迎合君主的心意而已，不是想要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事务而展示给他们，他们难道能坚持自己的操守来违背圣意吗？人臣得到君主的心意，是安定的职业；处于尊贵显赫的官职，是荣耀的事情；享受千钟的俸禄，是丰厚的实惠。人臣即使愚笨，没有不喜欢这些而喜欢违逆的，被道义所迫，自己勉强罢了。实在认为陛下应当怜悯而保护他们，稍微委任他们，为什么反而记录像廉昭这样倾侧不正的心意，而忽视这样的人呢？如今外面有伺机而动的敌寇，内有贫困空乏的百姓，陛下应当大计天下的利害得失，政事的是非，确实不可以懈怠。

杜恕在朝廷八年，他的议论刚直，都是这一类。

出任弘农太守，几年后转任赵相，因病离职。后被起用为河东太守，一年多后，升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病离职。杜恕在所任职的地方，只力求顾全大局而已，他树立恩惠仁爱，更得百姓欢心，但比不上杜畿。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不能与当世人和睦相处，所以多次在地方任职。又出京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持节，代理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守蓟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申伯在先帝时期，曾在青州倾覆田国让。现在您和他都持节，共同驻守一座城，应该深加防备。”但杜恕不以为意。到任不到一年，有鲜卑首领儿，不通过关塞，直接带领几十名骑兵来到州府，州府斩杀了他随从中的一个小子，没有上表奏报。程喜于是弹劾杜恕，案件交给廷尉，判处死罪。因为其父杜畿勤于王事而死于水中，得以免死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杜恕风流倜傥，率性而为，却思虑不周，不能防患，最终导致这次失败。

当初，杜恕从赵郡回来，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任上被征召，两人都认为自己德行浅薄而自请到廷尉任职。阮武对杜恕说：“我看你的才能性情可以遵循公道但持守不够严格，器量能力可以担任大官但追求不够顺利，才学可以记述古今但志向不够专一，这就是所谓有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现在正值闲暇，可以试着潜心思考，自成一家之言。”在章武郡，杜恕于是撰写了《体论》八节。又撰写了《兴性论》一篇，大概是兴起于自我修养。嘉平四年，在流放地去世。

甘露二年，河东人乐详九十多岁，上书陈诉杜畿的功绩，朝廷被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

杜恕的奏章议论驳议等文章都可观，选取其中切中当代大事的收录于本篇。

郑浑字文公，是河南开封人。高祖父郑众，郑众的父亲郑兴，都是著名儒生。郑浑的哥哥郑泰，与荀攸等人谋划诛杀董卓，担任扬州刺史，去世。郑浑带着郑泰的小儿子郑袤到淮南避难，袁术厚礼相待。郑浑知道袁术必定失败。当时华歆任豫章太守，一向与郑泰交好，郑浑于是渡江投靠华歆。太祖曹操听说他品行笃厚，征召他为掾属，又升任下蔡县长、邵陵县令。天下未定，百姓都轻浮剽悍，不考虑生产养殖；他们生下孩子无法养活，大多不养育。郑浑到任后没收他们的渔猎工具，督促他们耕种养蚕，同时开辟稻田，加重抛弃子女的法令。百姓起初害怕犯法，后来逐渐丰足，没有不养育子女的；所生育的男女，大多以“郑”为字。被征辟为丞相掾属，升任左冯翊。

当时梁兴等人劫掠官吏百姓五千多家为寇盗，各县不能抵御，都恐惧，把治所寄放在郡城。议事者都认为应当迁移到险要之处，郑浑说：“梁兴等人已经破散，逃窜在山中险阻之地。虽然有人跟随，大多是胁从罢了。现在应该广开投降之路，宣扬恩德信义。而据险自守，这是示弱。”于是聚集官吏百姓，修治城郭，做好守御准备。之后发动百姓追讨贼寇，明确赏罚，与他们立下誓约，所缴获的战利品，十分之七赏赐给百姓。百姓非常高兴，都愿意捕贼，得到很多妇女、财物。贼寇中失去妻子儿女的，都回来请求投降。郑浑责令他们交出抢夺来的其他妇女，然后归还他们的妻子儿女，于是贼寇互相劫掠，党羽离散。又派遣有恩德信义的官吏百姓，分布到山谷中通告晓谕，出来投降的人相继不断。于是让各县的县长官吏各自返回原来的治所安抚聚集百姓。梁兴等人恐惧，率领残余部众聚集在鄜城。太祖派夏侯渊前去帮助郡兵攻击，郑浑率领官吏百姓率先登城，斩杀梁兴及其党羽。又有贼寇靳富等人，胁迫夏阳县长、邵陵县令以及他们的官吏百姓进入硙山，郑浑又讨伐击败靳富等人，俘获了两县的县长官吏，夺回被他们劫掠的人口。还有赵青龙，杀了左内史程休，郑浑听说后，派遣壮士前去斩下他的首级。前后归附的有四千多家，从此山贼都被平定，百姓安居乐业。转任上党太守。

太祖征伐汉中，任命郑浑为京兆尹。郑浑因为百姓新近聚集，制定了移居的法令，让家口多的与人口少的编在一起，温和诚信的与孤寡老人为邻，勉励农耕，明确禁令，以揭发奸邪之人。从此百姓安心务农，盗贼停息。等到大军进入汉中，郑浑转运军粮功劳最大。又派遣百姓到汉中屯田，没有逃亡的。太祖更加赞许他，又入朝担任丞相掾属。文帝即位后，担任侍御史，加驸马都尉，升任阳平、沛郡两郡太守。郡界地势低湿，苦于水涝，百姓饥饿困乏。郑浑在萧县、相县两县交界处，修建陂塘，开垦稻田。郡人都认为不便，郑浑说：“地势低洼，适宜灌溉，最终会有鱼稻长久之利，这是使百姓富足的根本。”于是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兴建工程，一个冬天都完成了。连年大丰收，亩产逐年增加，租税收入是平常的两倍。百姓依赖他的好处，刻石歌颂他，称所修陂塘为“郑陂”。转任山阳、魏郡太守，治理方法仿效此前。又因为郡下百姓苦于缺乏木材，于是督促种植榆树作为篱笆，并增种各种果树；榆树都长成篱笆，果树果实丰盛。进入魏郡地界，村落整齐划一，百姓财货充足，用度富饶。明帝听说后，下诏称赞，布告天下，升任将作大匠。郑浑清廉朴素，一心为公，妻子儿女不免受饥寒。去世后，任命他的儿子郑崇为郎中。

仓慈字孝仁，是淮南人。起初担任郡吏。建安年间，太祖在淮南招募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黄初末年，担任长安县令，为政清正简约，有法度，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太和年间，升任敦煌太守。敦煌郡在西部边陲，因丧乱与内地隔绝，空缺太守二十年。大姓豪强专横跋扈，成为习俗。前任太守尹奉等人，只是沿袭旧例而已，没有什么匡正改革。仓慈到任后，抑制豪强，抚恤贫弱，治理非常得当。旧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没有立锥之地；仓慈都按人口分配赋税，逐渐让他们偿还原本的地价。此前属县狱讼繁多，县里不能判决，大多集中到郡府；仓慈亲自前去审阅案卷，衡量轻重，只要不是死刑，就只处以鞭杖后释放，一年中判决死刑的曾经不满十人。又往常西域各族胡人想来进贡，而各家豪族往往中途阻拦；即使与他们贸易，也欺诈欺侮，多不清楚明白。胡人常常怨恨，仓慈都慰劳他们。想要到洛阳去的，为他们办理过关凭证；想要从郡城返回的，官府公平交易，常用府库现有物品与他们交换，派官吏百姓在道路上护送，从此汉胡共同称颂他的恩德。几年后死在任上，官吏百姓悲痛感伤如同失去亲人，画下他的肖像，思念他的遗容。等到西域各族胡人听说仓慈去世，全都聚集在戊己校尉及长吏治所哀悼，有人用刀划脸，以表明血诚，又为他建立祠庙，远远共同祭祀他。

从太祖时期到咸熙年间，魏郡太守陈国吴瓘、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有的哀怜谨慎审理案件，有的推诚惠爱，有的自身清白，有的揭发奸邪，都是优秀的郡守。

评曰：任峻最初兴起义兵，归附太祖，开辟土地，种植谷物，仓库充盈，功绩显著。苏则威勇平定叛乱，既是政事良才，又刚强正直，风节足称。杜畿宽严相济，施恩使百姓安康。郑浑、仓慈，抚恤治理有方。大概都是魏代著名的郡守吧！杜恕多次陈述时政，讨论治国大体，也有可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