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乐二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人进上新编修的《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来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人所制的钟律，详细审定其得失可否，然后上报。

九月，阮逸进言说：“臣等所造的钟磬都依据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自胡瑗的算术，而我独自坚持《周礼》嘉量声中黄钟的方法以及《国语》钧钟弦准的制度，都被压制而不采用。臣先前承蒙召见应对，说王朴的律高而李照的钟低。我私下看到御制的《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说《隋书》依照《汉志》用黍尺制造律管，有的容不下千二百粒黍，有的不止九寸长，这明确表明班固《汉书·律历志》以后，历代没有符合的。只有蔡邕的铜龠本是从《周礼》遗留下来的规范中得来，蔡邕自己通晓音律，所以只传下铜龠，累积成嘉量，那么就是声音合于黄钟而律本确定了。说管有大小长短，是因为嘉量既已制成，就用测量声音来定尺，这是明确的。现在议论的人只争论《汉志》黍尺没有准确的标准，却不知道钟有钧、石、量、衡的制度。况且《周礼》、《国语》是周代的圣明经典，反而说没有根据，谁还能考察古代？唐代张文收定乐，也铸造铜瓯，这足以证明周代的嘉量是用声音来定律的。我之所以独自坚持《周礼》铸造嘉量，是因为它方尺深尺，那么度就可以显现；它的容量是一鬴，那么量就可以显现；它的重量是一钧，那么衡就可以显现；它发出的声音合于黄钟之宫，那么律就可以显现。既然律、度、量、衡如此符合，那么制作律管、歌唱声音，其中必然正确。我冒死请求将我现在铸成的铜瓯，再限半月内重新铸造嘉量，用它发出的声音合于黄钟之宫，然后取李照的新钟加以修整，务必符合周代钟量的法度。文字已经编写完毕，不敢全部进呈。”皇帝下诏将此事交付丁度等人共同审定上报。

十月，丁度等人说：“根据邓保信的黍尺二支，其中一支称用上党秬黍中圆的一黍之长，累积一百黍成尺，与蔡邕的尺相合。臣等详细考察前代造尺，都是用一黍的宽度作为一分，只有后魏的公孙崇用一黍的长度累积成寸法，太常刘芳用秬黍中等的黍的宽度即为一分，中尉元匡用一黍的宽度量黍的两缝来取一分，三家最终不能决断。而蔡邕的铜龠，在本文志书中也没有明确说明用黍的长度或宽度来累积成尺。现在将邓保信黄钟管内的秬黍二百粒用黍的长度为分，再累积成尺二支，与邓保信原来的尺相比，一支长五黍，一支长七黍，又用律管黄钟龠一枚，容量为秬黍一千二百粒，用原尺比量，分寸大致相同。再将实际盛黍的龠中黍重新累积的尺与之比较，就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也都是类似情况。又阮逸、胡瑗的钟律法黍尺，其中一支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等的黍累积宽度求尺，制成黄钟之声。臣等用其大黍一百粒累积宽度成尺，再将管内二百粒用黍宽度为分，重新累积成尺二支，与阮逸等人的原尺相比，一支短七黍，一支短三黍。大概阮逸等人的原尺都用同一等的大黍，而实际管中的黍大小不均匀，于是导致差异。又他们有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根据楚衍等人围九方分的方法，与阮逸等人的原尺以及实际盛黍的龠中黍重新累积成尺的相比较，又各自不同。又他们所制的铜称二量也都是类似情况。臣等仔细查看，他们的钟、磬各一架，虽然合乎典故，但黍尺一有差错，难以定夺。”又说：“太祖皇帝曾下诏让和岘等人用景表尺修整金石乐器，七十年间，用于郊祀和宗庙，考核符合唐代制度，以垂示后世谋略。那么可以暂且依照景表旧尺，等到天下有精通钟律的学者，让他考正，以遵从周、汉的制度。阮逸、胡瑗、邓保信以及李照所用的太府寺等尺及阮逸上奏进呈的《周礼》度量法，其说法疏漏谬误，不可依用。”

景祐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说：“臣先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曾阅览《景祐广乐记》，看到李照所造的音乐不依古法，都凭自己的意旨另立律度，朝廷因而施用，有识之士非议此事。现在将要亲自祭祀南郊，不可再以违背古法的音乐进献给天地、宗庙。我私下听说太常旧乐现在还有保存的，郊庙大礼，请重新使用旧乐。”皇帝下诏让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会同两制官详细审定上报。七月，宋绶等人说：“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人议论认为没有考据。希望依从韩琦的请求，郊庙重新使用和岘所定的旧乐，那些未经磨镌的钟磬还存有三县奇七虡，郊庙、殿庭可以改用。”太常也说：“旧乐，宫县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和乐节，李照废而不用，只用晋鼓一面应节。旧乐，建鼓四面，连同鞞、应共十二面，备设而不击，李照用四角的建鼓与镈钟相应而击。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只用一人敲击，李照另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击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止，又让二人摇鞉以应和。又所造的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都一并施行。现在既然重新使用旧乐，不清楚李照所作的乐器制度，应当修改还是不改？”皇帝下诏：“全部依照旧制，李照所作，不要再施用。”

康定元年，阮逸进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说：“明堂所用的音乐都应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宫内拿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称：迎神曲叫《诚安》；皇帝升降行止曲叫《仪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曲叫《镇安》，酌献曲叫《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币曲叫《信安》，酌献曲叫《孝安》，司徒奉俎曲叫《饎安》；五帝位奠玉币曲叫《镇安》，酌献曲叫《精安》，皇帝饮福曲叫《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都叫《穆安》，彻豆曲叫《歆安》，送神曲叫《诚安》，归大次曲叫《憩安》；文舞叫《右文化俗》，武舞叫《威功睿德》。又拿出御撰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其余下诏让辅臣分别撰写。庚戌日，下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相同的，更改。”于是更改常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为《宗安》，祭祀感生帝《庆安》之曲为《光安》，奉慈庙《信安》之曲为《慈安》。

六月，宫内拿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共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的，以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共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共二十八声为一曲：都以黄钟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都以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也以无射为均，都从黄钟宫进入无射。如果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就依照前谱次序成曲，其彻声自然同于本律。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都在太常学习演练。

同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人说：

“奉诏与参议阮逸所进上的编钟四清声谱法，请求用于明堂。我们私下认为，律吕旋宫的方法既已用管确定，又制十二钟作为十二正声，按律计算自倍半。解说者说：‘半，是相对于正声的一半，作为十二子声的钟，所以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就是清声。其正管长的是均，自然用正声；正管短的是均，则通用子声而构成五音。然而求声的方法，本源于钟，所以《国语》所谓‘度律均钟’。

其编钟编磬的方法，历代不同，有的以十九枚为一架，这是因为取十二钟对应一月的时辰，又加七律；有的以二十一枚为一架，是因为一均之声再加浊倍；有的以十六枚为一架，是因为一均的清、正共十四，宫、商各置一，这就是所谓‘县八用七’；有的以二十四枚为一架，则清、正之声完备。所以唐代制度以十六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用。

现在太常钟悬十六枚的，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然在图典中未明确出处，但考察其实有义理。大概从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时，如果全部用正声，则宫音轻而商音重，因为宫声以下，不容再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这就是所谓陵越僭越，所以须用子声，才能长短有序。从角音以下，也遵循此法。所以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因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的正律都长，都应当用清声，这样音律相谐而无所抵触，这就是四清声可用的验证。至于其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然有序的，不应当再用清声掺杂其中。

自唐末以来，乐文缺失，考击的方法久已不传。现在如果让匏、土、丝、竹等乐器都寻求清声，则未见其法。又据大乐各乐工所陈述，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的圣制谱法。至于歌工引音极唱，只到黄钟清声。

臣等参议，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从今以后，大乐演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时，商、角依次都用清声，其余八均全如常法。至于丝、竹等乐器旧有清声的，命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的，不可创意求法，暂且仍照旧。只有歌者本用中声，所以夏禹以声为律，表明人人都可做到。如果强行唱到达不到的音，足以损害中和。请求只以正声作歌，应和诸器也自成一音，别无差失。阮逸所进上的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靡，近于郑声，不可用。”

皇帝下诏认可。

同年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首，都是五十七字，五音一曲，用于奉俎；二变七律一曲，用于饮福；七律相生一曲，用于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

同月，上封事的人说：“明堂酌献五帝的《精安》之曲，都用黄钟一均之声，这是本朝常祀、五时迎气所用的旧法，如果用于亲自举行的大飨，则有所不安。况且明堂的方位，木室在寅位，火室在巳位，金室在申位，水室在亥位，这是木、火、金、水的起始；土室在西南位，这是土王之后的次序。既然都用五行本始所王的次序，那么献神的音乐也应当用五行本始的月律，各从其音作为乐曲。那《精安》五曲，应当用无射之均；太簇为角，献青帝；仲吕为徵，献赤帝；林钟为宫，献黄帝；夷则为商，献白帝；应钟为羽，献黑帝。”皇帝下诏让两制官同太常商议，而王尧臣等人说：“大飨日期紧迫，事情难以突然更改。”皇帝下诏等过大礼之后，详细审定上报。

九月，皇帝穿着靴袍，驾临崇政殿，召见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员观赏雅乐，从宫架、登歌、舞佾的演奏共九十一首曲子依次演奏完毕。于是拿出太宗皇帝的琴、阮谱以及御制的明堂乐曲音谱，连同《按习大乐新录》一起赐给群臣。又拿出新制作的颂埙、匏笙、洞箫，命令登歌时用八音乐器各演奏一曲，然后召来鼓吹局按警场仪式演奏，赏赐大乐、鼓吹令丞以至乐工、徒吏等人不同数量的缗钱。皇帝观赏雅乐后，对辅臣说："制作音乐是为了推崇道德，进献给上天，以配享祖先。现在将在明堂举行祭祀，但世上很少有懂音律的人，命令太常一并加以研究探讨。"当时有议论认为镈钟、特磬的音律不协调，下诏命邓保信、阮逸、卢昭序与太常一同检查详定礼仪制度，另外进行铸造。太常推荐已退休的太子中舍胡瑗通晓音律，下诏命他一同审定钟磬的规格制度。

闰十一月，下诏说："朕听说古代制作音乐，原本是用来进献给上天、配享祖先的，三皇五帝的盛世，并不相互沿袭，但必须天下太平，才能完备。周武王受命，到周成王时才大规模合乐；汉初也沿用旧乐，到汉武帝时才确定泰一、后土的乐诗；光武帝中兴，到汉明帝时才改名为'大予'乐；唐高祖建国，到唐太宗时孝孙、文收才确定钟律，唐明皇时才完成唐乐。由此可知开创基业、善于继承，礼乐是重要的事情，必须经过三四代，声律文制才能确定。

本朝初年也沿用了王朴、窦俨所定的周乐，太祖担心其音调过高，于是命令和岘降低一律，真宗开始议论随月转律的方法，多次加以审核。但想到《乐经》失传已久，学者很少传承，历代研究探讨，也未能弄清头绪。近来虽然广泛访求，始终没有找到通晓声律、通晓经义的可信之人。曾经加以更改，未能符合心意。中书门下应召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员，把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祀所用的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否正确，参照古制符合今用，调谐中和，使之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的功德，朕何惧更改？只是审辨声律、考核经典，这两门学问很少兼备，互相攻击臆断，没有依据，感慨向往古制，从未忘怀。"

于是中书门下召集两制、太常官员，在秘阁设立机构，详细审定大乐。王尧臣等人说：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古今，愿意一同审定，并请求借阅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的十五种古尺。都得到批准。

三年正月，下诏命徐州、宿州、泗州、耀州、江州、郑州、淮阳七州军采集磬石，并命令各路转运司查访民间有收藏古尺律的进献上来。二月，下诏命两制及礼官参考稽核典章制度，议定本朝大乐的名称，由中书门下详细审阅后上报。起初，胡瑗请求太祖庙的舞蹈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和羽，真宗庙用羽和龠，以象征三位圣人的功德。但议论者认为本朝七庙的舞蹈，名称虽然不同，但干、羽并用，而且庙制与古制不同。等到胡瑗提出建议，只是降诏确定乐名而已。

七月，王尧臣等人说："查考太常天地、宗庙、四时的祭祀，乐章共八十九首，从《景安》以下的七十五章，大都以'安'命名曲子，难道只是因为本于道德、政教嘉美的缘故，也是因为神灵、祖考安乐的缘故。臣等谨上议，本朝乐宜命名为《大安》。"下诏说："朕认为古代圣王随时代的音乐，既然制作完成，必有名称，循名以讨究其义，由义以知晓其德，所以名称是德的载体，有流传久远的功效。所以《韶》用以继承尧，《夏》用以承接舜，《濩》用以救民，《武》用以象征征伐，流传不朽，就是这个道理。本朝兴复缺失、纠正失误，典章制度齐备，只有这个礼乐大礼而有关部门不敢轻易议论。朕怜悯于此，深怕列圣的美德未能昭告于天下，因此申命有关官员，广泛讲求并考定其实际。现在礼官、学士以及三公大臣，同心同德，以《大安》的提议回复。并且说：艺祖平定暴乱，安定天下尚未安定，其功大；二宗达成太平，安定天下已经安定，其盛德；到朕继承基业，安定祖宗所安定的，其仁厚。敬览所议，反复思考。恭想神德创立基业，神功止息武事，章圣发扬清净之治，冲人蒙受已成之业，虽然因时代不同而事迹各异，但安定百姓之道相同。用此乐传播钟球、文饰羽籥，用于郊庙，祭告神明，称为'大'和'安'，确实得其正。"

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在紫宸殿观赏新乐，共有镈钟十二枚：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宽一尺二寸，鼓部六寸，钲部四寸，舞部六寸，甬、衡连同旋虫高八寸四分，遂径一寸二分，深一寸一厘，篆带每面纵向四条，横向四条，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个，每面共三十六个，两栾之间一尺四寸，容量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零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都与黄钟形制相同，而两栾之间依次减少半分；到应钟容量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量增加到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都符合新律本律。特磬十二枚：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宽一尺，鼓三尺，宽六寸又九分之六寸，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一尺八寸，宽九寸，鼓二尺七寸，宽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音各自符合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依次增加厚度，到应钟厚三寸五分。下诏将图样送交中书。议论者认为《周礼》说："大钟取鼓间长度的十分之一作为厚度；小钟取钲间长度的十分之一作为厚度。"那么应该是大钟厚，小钟薄。现在大钟重一百零六斤，小钟却重一百四十八斤，那么小钟厚，不对。又说："磬氏制作磬，角度为一矩有半，宽度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取股宽的三分之一作为鼓宽；取鼓宽的三分之一作为厚度。"现在磬没有宽度厚度、没有长短，也不对。

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督议定大乐。同月，知制诰王洙上奏："黄钟作为宫音最为尊贵，只是声音有尊卑之分，不必在于其形体。说钟磬依照律数制定大小规格的，经典没有正文，只有郑康成主观臆说，自己也说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疏，因而加以陈述。根据历代史籍，也没有钟磬依照律数大小的说法，郑康成、孔颖达等人并非亲身制作过乐器。至于说'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这是磬有大小规格'的，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照此法制造黄钟特磬，只得到林钟律的声音。如果随律长短作为钟磬大小的规格，那么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到应钟，形制大小比黄钟仅有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那么黄钟、大吕反而成为商声，宫小而商大，这是君弱臣强的象征。现在斟酌镈钟、特磬的制度，想暂且各依律数，计算定出长短、大小、容受的数量，仍用皇祐年间黍尺为法，铸造大吕、应钟钟磬各一枚，即可看出形制、声韵的归属。"奏疏得到批准。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说："奉诏详细审定大乐，等臣到局里，钟磬已经制成。私下认为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为阳，其象为土，其正声为宫，是诸律之首，是君德的象征，不可等同。现在十二钟磬，一律以黄钟为标准，与古制不同。臣等也曾询问阮逸、胡瑗等人，都说'依律大小，则声音不能和谐。'所以臣私下有疑问，请求下达详细审定大乐所，再稽考古义参酌审定。"同月，知谏院李兑说："先前在紫宸殿观赏太常新乐，议论者认为钟的形制不合律度，于是废弃不用，又下诏命近臣详细审定。私下听说崇文院聚集议论，王拱辰想改变前史之义，王洙不听从，议论喧哗。乐的道理广大微妙，不是通晓音律入神的人，岂能轻易议论？西汉距离圣贤尚近，有制氏世代掌管大乐，只能记述其铿锵之声，而不能说明其义理。何况现在又过了一千多年，而想求得三代的声音，不也很难吗？而且阮逸是有罪被废之人，怎能通晓圣明制作之事？他务求异说，是想图谋恩赏。朝廷制作乐制数年，在国家财用匮乏之时，耗费很多。乐器已经制成，又想更改，虽然命两府大臣监督审议，但未能裁定得当。请求将新制成的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音，只取谐和接近雅正的合并使用。"

六月，皇帝驾临紫宸殿，演奏太常新定的《大安》之乐，召辅臣到省府、馆阁预先观赏，赏赐详定官不同数量的器币。八月，下诏："南郊暂时用旧乐，新定的《大安》之乐，常规祭祀及朝会使用。"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没有同时使用两种音乐的道理，现在旧乐音高，新乐音低，相差一律，难以并用。而且新乐未用于郊庙，先用于朝会，不是先王进献上帝、配享祖先的本意。"皇帝认为对。九月，驾临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观赏新乐和新制作的晋鼓。于是任命胡瑗为大理寺丞，阮逸恢复尚书屯田员外郎，邓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都因制作钟律完成，特别升迁。

至和元年，议论者多认为阴阳不和是由于大乐未定。皇帝说："乐不合于古已经很久了。水旱的到来，与时政得失有关，岂只是乐所招致的？"二年，潭州进献在浏阳县得到的古钟，送交太常。起初，李照排斥王朴乐音高，于是制作新乐，降低其声。太常歌工嫌其太浊，唱不成声，私下贿赂铸工，使减少铜齐，声音稍微清亮，歌声才协调。但李照最终未能察觉。又王朴所制编钟都是侧悬，李照、胡瑗都批评。等到李照将要铸钟，从铸泻务领取铜，得到一个古编钟，工人不敢毁坏，于是藏在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文说："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敲击其声，与王朴钟的夷则清声相合，而其形制是侧悬。胡瑗后来改铸，扶正其钮，使下垂，敲击时声音低闷，郁而不扬。其镈钟又因长甬而震动摇晃，声音不和谐。著作佐郎刘羲叟对人说："这与周景王的无射钟没有不同，皇上将会有眩晕迷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皇帝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前一天晚上，殿庭设置仪仗卫队，已经备好而天下大雪，以至压断宫架，皇帝在宫中赤脚告天，于是突然感受风寒引发风眩，人们认为刘羲叟的话应验了。八月，御制恭谢乐章。同月，下诏恭谢使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称：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叫《化成治定》，武舞叫《崇功昭德》。皇帝亲自制作迎神、送神乐章，下诏命宰臣富弼等人撰写《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首。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都在太常练习。

翰林学士王珪上奏说：“过去制作音乐，用五声分配到八种乐器，音调和谐与治理之道相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供奉山川鬼神，能使鸟兽都感动，何况人呢？然而音乐虽然盛大但音律有缺失，就不知道它作为音乐的意义了。如今郊祀和庙祭升歌的音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这些乐器，却没有木音。所谓柷和敔，是圣人用来表明乐曲起始和终结的，难道能容许有缺吗？况且音乐没有比《韶》更隆重的，《尚书》说‘戛击’，就是指柷、敔的使用。既然说下堂击鼗，就知道鸣球和柷敔在堂上，所以《传》说：‘堂上堂下，各有柷敔’。现在陛下亲自祭祀明堂，应当下诏有关部门考察音乐的失误，使八音和谐。”于是交给礼官议论，堂上才开始设置柷敔。

秘阁校理裴煜上奏：“大祭祀与国忌日相同时，有关部门援引旧制，礼乐准备但不演奏。忌日必须悲哀，心意有所专注，不设音乐是应该的。但音乐是用来感召神灵的，不是用来满足一己私欲的。谨按开元年间礼部建议，忌日祭祀宗庙应当用乐。裴宽提出意见，庙尊忌卑就演奏音乐，庙卑忌尊就准备但不演奏。中书令张说认为裴宽的意见正确。宗庙如此，那么祭祀天地、日月、社稷用乐就很明白了。臣认为凡是大祭祀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相同的，请求用乐，在庙中的则按照裴宽的建议。希望略轻存重，不失其恰当。”将他的奏章下发礼官，议论说：“《传》称祭天以烧柴升烟为敬神之始，以血为陈设祭品之始；祭地以瘗埋为敬神之始，以血为陈设祭品之始。宗庙以灌酒为敬神之始，以生肉为陈设祭品之始。那么天地、宗庙都以音乐为致神之始，所以说大祭有三始，就是指这个。天地之间空虚而看不见其形体的，是阳气。鬼神居于天地之间，不能用人的方式接引。声音属于阳，所以音乐的音响声音呼号于天地之间，希望神明听到，因而来降临，所以祭祀必须从阳处寻求。商人的祭祀，先奏乐以求神，先从阳处寻求；其次灌地求神于阴，通于渊泉。周人崇尚气味，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从阴处寻求。那么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不可去掉音乐就很明白了。如今七庙连在一起，难以区分庙忌的尊卑，想依照唐代制度和本朝旧例：庙祭与忌日相同，都悬挂乐器但不演奏；如果与其他庙诸后的忌日相同，就演奏；如果祭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以及蜡祭百神，都请求演奏音乐；社稷以下的祭祀既然比庙卑，那么音乐可以不演奏。”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认为：“社稷是国家所尊崇的，它的祭祀日如果与其他庙诸后的忌日相同，请求也不去掉音乐。”下诏同意。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上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币时唱《诚安》，酌献时唱《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的舞郎总共六十八人，文舞结束后，放下羽籥，拿起干戚，就变成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是祭祀圜丘、祭祀宗庙，太乐令率领乐工进入，就位，文舞进入，陈列在乐架北面，武舞立在乐架南面。另外，文舞退出，武舞进入，有送迎的曲子，名叫《舒和》，也叫《同和》，共三十一章，只用一曲。这是进退同时进行，行列先已固定，步伐和姿态各应和乐曲的节拍。《玄德升闻》之舞象征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征伐，柔和刚毅舒缓急促不同，所效法和练习的也不同，不应当中途更换。私意以为天神都降临，地祇都出现，八音和谐，祖先来享，天子亲自拿着圭币，‘助祭是诸侯’，‘庄严恭敬畏惧’，可算极了。而舞者在下面纷乱纵横，进退取舍，如此局促，哪里是昭明有德、象征有功的道理呢？国家三年才亲自举行一次南郊大祭，在同一殿中享祭八室祖先，而舞者缺少，名为二舞，实际上是一舞。况且如大朝会是用来宴请臣下的，舞者满额；郊庙是用来侍奉天地、祖先的，舞者却减半：很不相称。事情有接近而不可亲近的，礼仪有繁琐而不可省略的，关系重大，而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敢废弃。请求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完备帝王的礼乐，以彰显祖宗的功德。”上奏获准。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议：“本朝宗庙的音乐，各以功德命名舞蹈。伟大的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图安逸。即位不久，而恩德施行、威严树立，已经超越百王之上。如今厚陵覆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无法昭示万世。请求上乐章及命名庙所用舞为《大英》之舞。此后礼官、御史有所建议，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对乐节有议论，都按时考正。”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因宗庙乐节而有三次请求：

其一、现在祭祀太庙的《兴安》曲，举柷时声音已经过了，举敔时声音还不停，那么起始终结的节拍就不清楚。请求祭祀用乐时，一曲将终，就戛敔使声音稍停，击柷则乐声再起，以尽合止的含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音调不齐，长短不协调，所以舞蹈的行进快慢也不能一致。请求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曲，九变用九曲，那么乐舞始终无不相应节拍。

其三、周人崇尚气味，大概先灌酒而后作乐；本朝宗庙的礼仪多遵从周制，请求先灌酒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十次请求：

其一、唐代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时《舒和》之乐奏起，到位置，乐止。大概作乐是用来接待王公的，如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在丹墀上东西站立，皇帝升御座，才奏乐引导三品以上官员，不合礼制。请求侍从及应赴官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按班分东西进入，《正安》之乐奏起，到位置，乐止。

其二、现在的朝会仪：举第一爵，宫县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爵，登歌奏《庆云》、《嘉禾》、《灵芝》之曲。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违反古义。请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声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只吹笙，其余乐器不奏；第三爵，堂上唱《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唱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堂下之乐交错演奏。

其三、确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间距四步为酂缀，各六十四人。文舞者戴进贤冠，左手执籥，右手执翟，分八佾，二人执纛引导在前，衣冠相同。舞者前进动作安详缓慢，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做三辞的仪容，这算一成。其余各成类似。从南第一表到第二表为第一成，到第三表为第二成，到北第一表为第三成，转身后退行到第三表为第四成，到第二表为第五成，再到南第一表为第六成，然后武舞进入。如今文舞所执的翟羽，是收集雉尾放在髹漆的柄上，考求古制，实在没有根据。聂崇义的图中，羽舞所执类似羽葆幢，析羽四重，用结绶系在柄上，这就是所说的纛翳。请求按照图用翟羽制作。

其四、武舞者戴平巾帻，左手执干，右手执戈。二人执旌在前；执鼗、执铎各二人；金錞二，四人举着；二人执镯、执铙；执相者在左，执雅者在右，也各二人；在两侧引导舞者，衣冠相同。分八佾在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然后击鼓以警戒，舞工听到鼓声，就各自按照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于是摇鼗以引导舞蹈，舞者前进，从南到北，到最南表，以表现舞蹈的渐进。然后左右夹着振铎，接着击鼓，用金錞和，用金镯节，用相来辅助乐，用雅来调节步伐。舞者发扬蹈厉，做出勇猛敏捷的样子。每进一步，就两两用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叫做变。到第二表为一变；到第三表为二变；到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转身向堂，后退向南，到第三表为四变；于是击刺向前，到第二表变换行列，春、雅调节步伐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跪地，左足仰起，象征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做出军队还师振旅的样子，振铎、摇鼗、击鼓，用金錞和，停止镯而鸣铙，再到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时，人君亲自舞《大武》，所以戴冕执干戚。如果用八佾而做击刺的仪容，那么舞者执干戈。解说者认为武舞象征战阵乐六奏，每一奏之中，都用戈矛四次击刺。戈是击兵，矛是刺兵，玉戚不可用于击刺，如今舞执干戚，是沿袭的错误。请求左手执干，右手执戈。

其五、古时的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是说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如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数目相等，不对。乡射是列国大夫、士的礼仪，请求加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如今宫县四角虽然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年间，下诏四建鼓连同左右鞞、应共十二面，依照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也是朔鼙、应鼙之类。请求在作乐时，先击鼙，再击应，然后击建鼓。

其七、如今乐县四角设建鼓，不击，另外设散鼓在乐县内代替。乾德年间，尹拙上奏应去掉散鼓，下诏同意，但乐工积习也不能废止。李照建议设晋鼓，作为乐节。请求在乐县内去掉散鼓，设晋鼓以鼓动金奏。

其八、古时，瞽矇、眡瞭都掌管播鼗，用来调节一唱的终结。请求在宫县设鼗，作为乐节。

其九、以天子之礼来要求，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用钟鼓奏《九夏》，这些都是庭中的乐；戛击则是柷敔，球则是玉磬，搏拊用来节乐，琴瑟用来咏诗，都是堂上之乐。磬本在堂下，因尊崇玉磬，所以进到堂上，至于击石拊石，应当在庭中。后世不推原于此，因春秋时郑人贿赂晋侯歌钟二肆，于是在堂上设歌钟、歌磬，大概歌钟是堂上歌唱，堂下用鼓应和。歌唱必须有金奏相和，名叫歌钟，是用来节歌的，难道堂上有钟吗？歌磬的名称，本来没有出处，晋代贺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大约是取舜庙鸣球的制度。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至今，因袭行之，都不合礼。请求正旦、冬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是诸侯鼓瑟用四人，歌唱用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都是四人。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沿袭，这是沿用周制。《礼》说“登歌下管”，重视人声，所以《仪礼》瑟与歌工都坐在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系着偶歌琴瑟，不是所谓的升歌贵人声的含义。如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止加倍，而歌工只有四人，音高下不相称。乐有八音，用来行八风，所以舞佾与钟磬都用八为数目。请求罢去庭中歌者，堂上歌工改为八人，琴瑟之数仿此，筝、阮、筑全部废除。

太常认为：“殿堂上的钟磬如果撤去，那么歌声与宫悬乐器的距离就远了。汉、唐以来，宫室制度逐渐扩大，殿堂上距离庭院更远，如果上下乐节不能相应，就会繁乱而没有秩序。况且朝会的礼仪起源于西汉，后世难以完全沿用三代的制度。殿堂上的钟磬、庭院中的歌工以及筝、筑等乐器，按照旧有礼仪更为方便。”于是就按照太常的建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