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十八李纲下

绍兴二年，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当时，荆湖、江、湘一带，流亡百姓和溃败士兵聚集为盗贼，多得数不清，多的有数万人，李纲将他们全部平定。他上书说："荆湖是国家的上游地区，地域数千里，诸葛亮称之为用武之地。如今朝廷保有东南，控制西北。加上鼎州、澧州、岳州、鄂州以及荆南一带，都应当驻扎重兵，倚靠它们形成有利形势，使四川的命令能够通达，襄、汉的声援可以接应，这样才有恢复中原的希望。"建议还没来得及施行，谏官徐俯、刘斐就弹劾李纲，他被罢免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绍兴四年冬天，金人和伪齐来进攻，李纲准备了防御三策，说："伪齐全军南下，境内必然空虚。如果出其不意，闪电般快速出击，直捣颍昌逼近京畿，他们必定震惊恐惧，回师救援，我军追击，必胜无疑，这是上策。如果皇上驻扎在江边，号召上游的兵力顺流而下，以助声势，金鼓旌旗，千里相望，那么敌人即使众多，也不敢南渡。然后以重兵进驻要害之地，设奇兵拦截袭击，断绝他们的粮道，等他们逃跑时，再慢慢商议进攻讨伐，这是中策。万一借亲征之名，行避敌之计，使军队溃散，控制防守失守，敌人得以乘机深入，州县望风奔溃，那么祸患就不可估量了。往年，金人专事侵掠，又正值暑天，势必撤军，朝廷因而能够回去安定聚集。现在伪齐引导他们前来，势必不会空手回去，必定图谋割据。奸民溃兵跟从归附他们，声势嚣张，如果退避，就没有善后的办法。从前苻坚率百万大军侵犯晋，而谢安以偏师打败了他。如果朝廷处置得当，将士效命，怎么知道北敌不会向我们投降？就看一时机会如何应对罢了。希望把我的奏章交给二三位大臣详细商议。"诏书说：李纲所陈述的，是今日的急务，交给三省、枢密院施行。当时韩世忠多次在淮、楚之间打败金人，有旨督促刘光世、张浚统兵渡河，皇帝车驾进发到江上慰劳军队。

绍兴五年，皇帝下诏询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方法，李纲上奏说：

希望陛下不要因为敌人退去就高兴，而要为仇敌未报而愤慨；不要因为东南可以安居，而要为中原未收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而羞耻；不要因为诸将屡次获胜就庆贺，而要以为政不修、士气不振而强敌还能偷偷逃跑而担忧。那么中兴的日期，就可以指日而待了。

议论的人有的说敌骑已经退去，应当马上用兵大举进攻，我私下认为不对。生存基础还不稳固，却想轻率作战以求侥幸，这不是制胜的办法。汉高祖先保住关中，所以能向东与项籍争雄。光武帝先保住河内，所以能降服赤眉、铜马等部。唐肃宗先保住灵武，所以能打败安史而收复两京。如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将士长期暴露在外，财政调度烦多，民力征收困苦，如果不大力修整守备，认真整顿，先做好巩固自己的计划，怎么能万全而制敌？

议论的人又说敌人既然退去，应当暂且保住一隅，以求眼前的安定，我又认为不对。秦军三次攻打晋国，以报复殽之战；诸葛亮辅佐蜀汉，连年出兵以图谋中原，不这样，就不足以立国。汉高祖在汉中，对萧何说：'我也想想东进。'光武帝打败隗嚣，平定陇地后，又望蜀地。这都是以天下为尺度，不这样，不足以统一天下，平定祸乱。何况祖宗的疆土，怎么能坐视沦陷，不图谋收复？今年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更加嚣张，而我们纠集的精锐兵马，日益损耗，怎么对付敌人？我认为应当在防守巩固、军政整顿之后，再商议进攻讨伐，才是得计。这两点，是守备、攻战的先后次序。

至于守备的要点，应当料理淮南、荆襄，作为东南的屏障。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东，是因为强兵重镇都在淮南、荆襄一带。所以以魏武帝的雄才，苻坚、石勒的众多兵力，宇文、拓拔的强盛，最终不能窥伺江南。后唐李氏有淮南，就能定都金陵，后来淮南被周世宗夺取，于是衰弱。近年来，大将拥重兵在江南，官吏守空城在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的建制，所以敌人得以侵扰窥伺。如今应当在淮东、淮西以及荆襄设置三大帅，屯驻重兵以面对敌人，分别派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上战舰水军，上运下接，自行防守。敌骑虽多，不敢轻易侵犯，这样藩篱的形势就强盛了，有无穷的好处。有了守备，然后商议攻战的利益，分别责成各路，乘利趁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以必为的决心去做而不失机会，就能以弱为强，在一场胜利中取得威权平定祸乱，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的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

至于皇帝居住的地方，必须选择形胜之地作为驻跸之所，然后才能制服中外，以图事业。建康从古以来号称帝王之宅，江山雄壮，地势宽博，六朝相继建都于此。我以前从天下形势来说，认为关中为上，如今从东南形势来说，应当以建康为便。如今，銮舆没有回到旧都，不如暂且在建康临时驻跸。希望诏令守臣修治城池，修建宫阙，设立官府，建造营垒，使粗具规模，以待巡视。因为有城池然后人心不恐惧，有官府然后政事可修，有营垒然后士卒可用，这是措置应当优先的。

至于西北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承受祖宗深远的涵养，他们的心没有一天忘记宋朝。只是被强敌控制，陷于涂炭，而不能自行归附。天威震动，必定有结纳来归、愿为内应的人。应当给他们土地田亩，赐予爵位赏赐，优加安抚，允许他们自新，使陷溺的百姓知道有所依靠，无不感悦，更加坚定拥戴宋朝之心，这是绥怀应当优先的。

我私下观察陛下有聪明睿智的资质，有英武敢为的志向，然而自登基至今九年，国土没有开辟反而日益缩小，事情没有建立反而日益败坏，将领骄横而难以驾驭，士卒懒惰而未加训练，国用匮乏而无盈余的积蓄，民力困苦而无休息的日期。使陛下虽然忧勤至极，而中兴的成效渺茫无闻，这是群臣误了陛下的缘故。

陛下看近年来所用的大臣，慷慨敢于以天下重任自任的有几人？平时无事，小廉曲谨，似乎可以无过，忽然有变乱，则惊慌失措，不过是抽身而退，把天下的忧危之重，交给陛下罢了。有这样的臣子，不知对国家有什么补益，而陛下又为什么要用他们？用人如同用医生，必须先知道他的术业可以治病，才能让他下药而要求成功。现在不详察他的术业而姑且试用，那么即使每天换一个医生，对病也无补，只是加重病情罢了。大概近年来，闲暇时认为和议是得计，而认为治兵是失策；仓促时认为退避是爱君，而认为进兵是误国。上下苟且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国运艰难，国势日益衰弱，原因就在这里。

如今上天开启圣心，醒悟以前和议退避的失误，亲临大敌。天威所到之处，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惊恐惧不敢南渡，偷偷撤兵连夜逃跑。那么和议与治兵，退避与进御，其效果大致可见了。然而敌兵虽退，没有受到大的惩罚，怎么知道他们秋高马肥时，不再来侵扰我边境，使我疲于奔命呢？

我日夜为陛下思考善后的策略，只有自古以来创业、中兴的君主，必定亲自冒着箭石，行军阵而不躲避。所以汉高祖得到天下后，攻打韩王信、陈豨、黥布，没有不亲自出行的。光武从即位到平定公孙述，十三年间，没有一年不亲征。本朝太祖、太宗，平定维扬，平定泽、潞，攻下河东，都亲自驾驭战车；真宗也有澶渊之行，使天下安定。这就是所谓的开始忧勤而最终安逸快乐。

至于退避的策略，可以暂时使用而不能常用，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就失一步，退一尺就失一尺。过去从南都退到维扬，就失了关陕、河北、河东；从维扬退到江、浙，就失了京东、西。万一敌骑南侵，又将要退避。不知到哪里去才好？航海之策，皇帝冒着风涛不测的险，这又是不可中的最不可。只应在国家闲暇之时，修明政刑，整治军队，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屯积粮草，积累金帛。敌人来就抵御，等待时机奋起，以光复祖宗的大业，这是最上策。我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作退避之计，可以吗？

我又观察古时候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敌之邦，很少再派使者。难道不是因为嫌隙已深，终究没有讲和修睦之理吗？东晋渡江，石勒派使者到晋，元帝命令烧掉他的礼物而拒绝他的使者。他派使者来，尚且拒绝，这怎么可以去？借道于僭伪之国，自取其辱，无补于事，只伤国体。金人挑衅之深，知道我们必定报复，他们的意图是什么？而我们却卑辞厚礼，屈体以求和，他们不推诚以见信，是肯定的。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车往来，空耗士气，而又要求我们做一些不可能的事，限制我们做不敢做的谋划，这样和议终究不成，而只是白白地这样骚扰。不只是这样，对我们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碍，实在有害。金人二十多年，用此策破契丹、困中国，而人们终究没有觉悟。辨别是非利害，是人心所同，难道真的不悟吗？只是姑且用此侥幸万一，竟不知对我们的危害很大，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怎有侥幸而不丧失人之国的呢？我希望从今以后，不要再派和议的使者，可以吗？

这两个主张确定后，选择应当做的事，一切以至诚去做。等我们的政事修明，仓廪充实，府库充盈，器用完备，士气振作，力量可以有作为，再商议大举，那么即使兵未交战，而胜负之势已经决定了。

我又听说朝廷是根本，藩方是枝叶，根本坚固则枝叶繁盛；朝廷是腹心，将士是爪牙，腹心强壮则爪牙奋起。如今远有强敌，近有伪臣，国家所依靠作为屏障的是藩方，所凭借进行攻讨的是将士，但根本腹心则在朝廷。只有陛下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那么是非分明，赏罚得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效命，即使强敌也不足畏，逆臣也不足忧，这只是在陛下方寸之间罢了。

我冒死条列六件事：一是信任辅弼，二是公正选拔人才，三是变革士风，四是爱惜时间，五是务必尽人事，六是敬畏天威。

什么是信任辅弼？兴衰拨乱之主，必须有同心同德的臣子一起作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才能协济。如今陛下从众人中选拔而信任任用，于是能抵御大敌，可谓得人了。然而我希望陛下以诚相待，不要有猜忌，长期任用以责求成功，不要让小人得以离间，那么君臣之美，就会流传无穷了。

什么叫公选人才？治理天下必须依靠人才，而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需要的人才尤其多。为什么呢？继承先业、遵守成法的君主，遵循旧的典章制度，得到中等才能的人，也足以共同治理；至于艰难危急的时刻，如果没有卓越杰出的人才，就不容易成功。因此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有罕见的人才来辅佐参与，以成就大业。然而自古以来，怀抱非凡才能的人，大多被小人嫉妒，有的被中伤为昏庸不明，有的被指为结党营私，有的被诬陷犯下大恶，有的被挑剔细小过失。而以道义侍奉君主的人，行不通就停止，难以自我举荐，耻于自我辩白，即使遭受重大诽谤、严厉谴责，也安于义理命运，不再自我辩解。如果不是极其英明的君主，深入了解人的真假，怎么能辨别他们的无辜呢？陛下登基以来，任用的人很多，世间公认的正人君子，往往被闲置在无用之地；而陛下日夜思念、侧席以待，发出缺乏人才的感叹，何不多加留意而考察呢？

什么叫变革士风？用兵与士风，似乎不相干，实际上互为表里。士风淳厚，议论就端正，是非就分明，朝廷赏罚与功过相当，人心就信服，考察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就可以知道。几十年来，奔竞钻营的风气日益盛行，议论徇私，邪说利口，足以迷惑君主的听闻。元祐年间的老臣，持守正道如司马光等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但众小人嫉妒他们，指为奸党，颠倒黑白，政事大坏，逐渐导致靖康之变，这不是偶然的。我私下观察近年来士风尤其浅薄，随着时势的好恶，博取世间的资本，喧嚣附和成风，这难道是朝廷的福祉吗？大抵朝廷设置耳目及献纳论思的官职，本来就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议论，但至于重大事件，必须核实后再发言。如果所言不实，就是诬陷他人之罪，包庇谗言邪恶，得以中伤善良，这都不是修明政治的做法。

什么叫爱惜时间？开创基业、中兴国家，就像建造大厦，厅堂、内室、深奥的次序，规模可以一天之内确定，但聚集工匠、准备材料，却需要日积月累才能完成。陛下登基，到现在已经九年了，疆土未收复，僭越叛逆未诛灭，仇敌未报复，中兴大业之所以停滞，确实是因为起初没有规划规模，后来又没有积累的缘故。边境事务稍有安定的时候，朝廷所推行的，不过是簿书期会之类不切实际的细碎事务，至于攻讨防守的策略，国家的大计，都未曾留意。天下没有不可做的事，也没有不可做事的时机。只是失去时机，小事就会日益变大，容易的事就会日益变难。

什么叫务尽人事？天道和人道，其实是一致的，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天意所在。人事在前面尽力，天理在后面响应，这是自然的征兆。因此开创基业、中兴国家的君主，只是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把成功归于上天。现在未曾尽力人事，敌人来了就先自行退却屈服，却想归功于天，这可以吗？我希望陛下下诏给两三位大臣，同心协力，尽人事以听天命，那么恢复疆土，消灭敌人，迎回两宫，必定会有那一天。

什么叫敬畏天威？上天对于君王，就像父母对于孩子，爱到极点，所以警戒也到达极点。因此君主对于上天的警戒，必须恐惧修身反省，以表达敬畏的诚意。近年来，火星运行失常，太白星白天出现，地震水灾，或者久阴不雨，或者久雨不晴，或者暑天而寒冷，正月初一，又出现日食。这些都是天意眷顾保佑陛下，反复叮咛，以发出告诫。希望陛下推展至诚的心意，端正政事来回应，就能变灾祸为吉祥了。

这六项，都关系到中兴大业，是陛下应当优先处理的事务。

如今朝廷人才不缺，将士足够使用，财用有余，足以作为中兴的资本。陛下年富力强，想要大有作为，有什么不可为的呢？关键在于改变过去的做法，果断施行罢了。过去唐太宗说魏征敢于直言，魏征谢道："是陛下引导我让我进言，不然我怎敢触犯逆鳞呢？"现在我没有魏征那样的敢言，但竭尽所能，也是思虑到极点了。希望陛下宽恕我的愚直，而采纳我的拳拳忠心。

奏疏呈上后，皇上赐诏褒奖。任命他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意，先到行在奏事后再赴任。绍兴六年，李纲到达，在内殿被召见。朝廷正锐意大举北伐，李纲上殿辞行，说当今用兵有四失，措施有五种不当，应当预先准备的有三件事，应当妥善善后的有两件事。

当时宋军与金人、伪齐在淮水、泗水相持了半年，李纲上奏："两军相持，不出奇兵不足以取胜。希望迅速派遣骁将，从淮南与岳飞形成掎角之势，夹击敌人，大功可成。"不久宋军多次获胜，刘光世、张俊、杨沂中在淮水、肥水之上大败伪齐军队。

皇帝车驾出发巡幸建康。李纲上奏请求增修战守器具，修筑沿淮河的城垒，并说："希望陛下不要因为去年冬天突然胜利而自满懈怠，不要因为目前粗略安定而自安，凡是可以导致中兴之治的没有不去做，凡是可以损害中兴之业的没有不除去。关键是要修明政事，信赏必罚，明确是非，辨别邪正，招揽人才，鼓舞士气，爱惜民力，顺应引导民心为先。这几项都完备了，那么将帅和睦，士兵乐于作战，用兵怎么会不胜利呢？"

淮西郦琼率全军叛变归附刘豫，李纲指陈朝廷有处置失当的、深可痛惜的以及应当借鉴过去失误以图未来的共十五件事，上奏。张浚引咎辞去相位，言官引用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来比拟。李纲上奏说："我私下看到张浚被罢相，言官引用汉武帝诛杀王恢的事来比拟。我恐怕智谋之士闭口不谈兵事，忠义之士扼腕而无法发泄愤慨，将士离心而不听命令，州郡望风而降没有坚固城池，陛下将和谁一起立国呢？张浚处置失当，确实有罪，但他区区殉国之心，有值得怜悯之处。希望稍微宽恕，以责成他后续成效。"

当时皇帝车驾将巡幸平江，李纲认为平江离建康不远，白白有退避的名声，不应轻易行动。又详细上奏说：

我听说自古以来用兵成就大业的，必须先稳固人心，鼓舞士气，占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服。因此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汉高祖虽然屡败，不退尺寸之地；后来分割鸿沟，项羽引兵东去，最终有垓下的败亡。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交战，曹操虽然兵弱粮乏，荀彧阻止他退避；后来焚烧了袁绍的辎重，袁绍引兵归去，于是丧失河北。由此看来，今天的事情，怎么能因为一个叛将的缘故，望风怯敌，就急忙自行退却屈服？如果真的采取这个计谋，皇帝车驾回返之后，人心动摇，没有坚定意志，士气消沉沮丧，没有斗志。我退敌进，让敌骑南渡，得一邑就守一邑，得一州就守一州，得一路就守一路；乱臣贼子，狡猾官吏奸诈百姓，从而依附他们，虎踞鸱张，即使想如前日那样调转车驾，再在荆棘瓦砾中建立朝廷，也不可能了。

假使敌骑冲撞，不得已而权宜躲避，还有说法。如今边境没有紧急警报，兵将没有失利的情况，朝廷正可以惩戒往事，修整军政，审明号令，明确赏罚，更加致力于固守。却急忙这样纷扰，放弃先前功劳，挑起后患，自趋祸败，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绍兴八年，王伦出使北方返回，李纲听说后，上疏说：

我私下看到朝廷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奉迎先帝梓宫。如今王伦回来，与金使一同前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不写国号而说"江南"，不说"通问"而说"诏谕"，这是什么礼数？请让我试着为陛下说明。金人毁坏宗庙，逼迫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从我们看他们，是仇敌；从他们看我们，是心腹之患，哪里还有可以讲和的道理？然而朝廷派遣使者通问，使臣络绎于道路，卑辞厚礼，毫不吝惜，是因为二圣在他们境内，为亲人而委屈自己，不得已这样做，还有说法。到去年春天，两宫噩耗传来，派遣使者迎奉梓宫，匆忙去又匆忙回，最初没有得到要领。如今王伦的使命，最初以迎奉梓宫为旨，而金使前来，却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经乖戾，那么他们欺骗朝廷、制造后患的做法，不必追问就可以知道。

我在远方，虽然不足以知道其中的曲折，但以我的愚见揣测，金人用这个名目派遣使者，他们的要求大概有五项：必定要降下诏书，想要陛下屈体降礼来听受，这是第一。必定有赦文，想要朝廷宣布，颁行郡县，这是第二。必定要立下约束，想要陛下奉藩称臣，禀受他们的号令，这是第三。必定要求每年的贿赂，扩大数目，使我方坐困，这是第四。必定要求割地，以长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全部想要得到，这是第五。这五项，朝廷听从其中一项，那么大事就完了。

金人诡诈多变不可预测，贪婪没有止境，纵使听从他们的诏令，奉藩称臣，他们的野心还不会停止。必定继而有号令，或者让您亲自迎奉梓宫，或者让您单车入朝觐见，或者让您更换将相，或者改革政事，或者搜刮租赋，或者削夺疆土。听从则没有尽头，一旦不听从则前功尽弃，反而成为兵端。认为可以权宜一时，听从他们的要求，可以没有后悔的，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假使国家势力单弱，确实不足以自己振作，不得已而这样做，尚且不可，何况疆土之广还有半个天下，臣民之心仍戴宋不忘，与有识之士谋划，还足以有所作为，怎么能忘掉祖宗的大业，百姓的期望，不加考虑不加图谋，就自行屈服，期望延续早晚的性命呢？

我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暂且不要轻易答应，深诏群臣，讲明利害、可以长久的策略，选择好的听从。

奏疏呈上，虽然与众论不合，皇上不以为忤逆，说："大臣应当如此。"

绍兴九年，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详细上奏极力推辞，说："我迂阔疏陋没有保全身家的办法，动辄招致烦言。如今从江西罢职不久，又蒙洗刷过错，委以帅权。过去汉文帝听说季布贤能，召见他，后来又被罢归，季布说：'陛下因一人的赞誉召见我，因一人的毁谤驱逐我，我恐怕天下人由此窥测陛下的深浅。'至于我微末的进退，何足挂齿。然而数年之间，屡次奋发屡次跌跤，上累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实在有关于国体。"皇上下诏因为李纲屡次上奏，不想过分违逆他的意愿，于是允准了他的请求。次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讣告传来，皇上哀悼，派遣使者赠赐财物，抚问家属，供给丧葬费用。追赠少师，封赠其亲族十人官职。

李纲负天下之重望，以自身被用或被弃关系社稷生民的安危。虽然有时不被任用，任用也不长久，但他的忠诚义气，凛然震动远近。每次宋朝使者到燕山，必定问李纲、赵鼎是否安好，他被远人如此敬畏佩服。李纲著有《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论语详说》十卷，文章、歌诗、奏议百余卷，还有《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

论说：以李纲的贤能，假使能在靖康、建炎年间竭尽全力，没有人阻挠他，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朝岂至于南渡偏安呢？任用君子则安定，任用小人则危险，这是不易的道理。人之常情没有不喜欢安定而厌恶危险的。然而李纲居相位仅七十天，他的计谋多次不被采纳，唯独对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的话，信任而任用，常常像怕来不及一样，为什么高宗的见解与常人如此不同呢？李纲虽然屡次被贬斥，忠诚丝毫不减，不因被任用与否而改变言说沉默，就像婴儿依恋母亲，被怒斥责骂仍哭喊着拉住母亲衣襟跟随。唉，中兴功业不振，君子固然归之于天命，但像李纲的心，难道能说不是诸葛孔明的用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