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二儒林三

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是康节处士邵雍的儿子。邵雍在当时名重一时，像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兄弟都与他交往。伯温在家听父亲教诲，出门则侍奉司马光等人，而司马光等人也降低自己的名位辈分，与伯温成为两代交情，所以他见识日益广博，尤其熟悉当世事务。司马光入朝为相，曾想举荐伯温，没实现就去世了。后来因河南尹和部使者举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任潞州长子县尉。

当初，蔡确任宰相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邢恕从襄州移任河阳，到蔡确那里谋划定策之事。等到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前往朝廷，邢恕召司马康到河阳，伯温对司马康说：“您服丧期满还未见皇帝，不应绕道先去见朋友。”司马康说：“已经答应他了。”伯温说：“邢恕机巧不正，或许会拿事情要挟您，如果依从他，必定成为日后的悔恨。”司马康最终还是去了。邢恕果然劝司马康写信称赞蔡确，认为这是将来保全自身和家庭的计策。司马康和邢恕同年考中进士，邢恕又出自司马光门下，司马康就按照邢恕的话写了信。邢恕大概因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说蔡确有定策之功，世人必定相信。不久梁焘被召为谏议大夫，邢恕也邀梁焘到河阳，连日连夜谈论蔡确的功劳不停，并且拿司马康的信作证，梁焘不高兴。恰逢吴处厚上奏蔡确诗作诽谤朝政，梁焘与刘安世共同请求诛杀蔡确，并论处邢恕的罪，也命司马康分析解释，司马康这时才后悔。司马康去世，儿子司马植年幼。宣仁后怜悯他。吕大防说司马康向来认为伯温可以托付，请求让伯温担任西京教授来教导司马植。伯温到任后，教诲司马植说：“你是温公的孙子，大谏的儿子，是贤是愚天下人都看着，可畏啊。”司马植听后，努力学习不懈，最终有所成就。

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章惇曾侍奉邵雍，想任用伯温，伯温不去。恰逢按例应当赴吏部铨选，程颐对伯温说：“我担心你的此行。”伯温说：“难道不想在地下见先父吗？”到后先到吏部拟定官职，然后才见宰相。章惇谈到邵雍的学说，说：“唉，我对先生的学问没能学完。”伯温说：“先父的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没有不尽其理的。它的诚信，可以让人忘记反复无常的仇怨。”当时章惇正兴起党狱，所以用这话来触动他。章惇悚然。还是向朝廷举荐他，但伯温愿意补任郡县吏职，章惇不高兴，于是得以监永兴军铸钱监。当时元祐年间的贤人们正南迁，很少有士人去探望他们。伯温在咸平见范祖禹，在颍昌见范纯仁，有人为他担心，他毫不顾忌。恰逢西部边境用兵，收复夏人故地，从军者得以累升数阶，伯温应当去，就推让给同僚。任期届满，章惇还在相位。伯温按义理不到京师，从外台被征辟到环庆路帅幕，实际上是躲避章惇。

徽宗即位，因日食求直言。伯温上书数千言，大意是要恢复祖宗制度，辨明对宣仁太后的诬谤，解除元祐党锢，区分君子小人，告诫劳民用兵，言语极为恳切。对宣仁太后的诬谤，伯温既已辨明，又著书名《辨诬》。后来崇宁、大观年间，将元符上书人分为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就是因为这本书。

出任监华州西岳庙，很久后，知陕州灵宝县，调任芮城县。遭母丧，服丧期满，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贯任宣抚使，士大夫争相出入其门，伯温听说他来了，出走到他州躲避。授知果州，请求免除每年输往泸南诸州的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授知兴元府、遂宁府、邠州，都不赴任。升任提点成都路刑狱，贼人史斌攻破武休，进入汉州、利州，窥伺剑门，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法原合谋守卫剑门，贼人最终不能进入，蜀人感激他。授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当初，邵雍曾说：“世道将乱，蜀地安宁，可以避居。”到宣和末年，伯温携带家人迁往蜀地，所以免于祸难。

伯温曾评论元祐、绍圣时的政事说：“公卿大夫，应当知道国体，蔡确奸邪，将其置于死地，有什么可惜！但他曾为宰相，应当以宰相之礼对待他。范忠宣有文正公的遗风，是知道国体的人，所以想减轻蔡确的罪，建议不被采纳，退而执行罢免蔡确的制命，然后请求离职，这是君子长者仁人的用心。蔡确死于南方荒远之地，难道仅仅有伤国体吗！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但疾恶太甚，不知道国体，因而给日后士大夫带来祸患，不能没有过错。”

赵鼎年轻时跟从伯温交游，等到任宰相时，请求追赠录用，伯温才被赠秘阁修撰。赵鼎曾为伯温写墓表说：“凭学识品行兴起于元祐，凭名节操守处在绍圣，因言论被废弃于崇宁。”世人认为这三句话概括了伯温的出处。

著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辨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近百卷。三个儿子：邵溥、邵博、邵傅。

喻樗，字子才，他的祖先是南昌人。当初，俞药在南梁做官，官至安州刺史，武帝赐姓喻，后来迁居严州，喻樗是他的第十六世孙。年轻时仰慕伊洛之学，考中建炎三年进士，为人质朴正直喜欢议论。赵鼎离开枢密院，居住在常山，喻樗前去拜谒，于是委婉劝谏说：“您侍奉皇上，应当使启发诱导多而施行的少。在启发诱导之时，应当使诚意多而言语少。”赵鼎认为他奇特，引为座上宾。赵鼎都督川陕、荆襄，征辟喻樗为属官。

绍兴初年，高宗亲征，喻樗见赵鼎说：“皇帝亲临长江，士气百倍，但您自己考虑这次行动，果真出于万全吗？还是姑且一试呢？”赵鼎说：“中原连年退避不振，敌情更加骄横，从道义上不能再屈服，所以赞助皇上亲征罢了。至于事情能否成功，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喻樗说：“既然如此，就应当考虑退路，不要将贼寇留给君王忧虑。”赵鼎说：“计策从何而出？”喻樗说：“张德远有重望，住在福建。现在不如让他担任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抚使，让他带领各道军队赶赴朝廷，命令下达之日，府库、军旅、钱谷都归他掌管。宣抚使来的路，就是朝廷的归路。”赵鼎说：“好。”于是入奏说：“现在沿江经营筹划的大计大体已定，非得有大臣相应援助不可。像张浚这样的人才，陛下最终要弃之不用吗？”高宗说：“朕任用他。”于是起用张浚知枢密院事。张浚到后，握着赵鼎的手说：“这次行动的措施都合乎人心。”赵鼎笑着说：“是子才的功劳。”喻樗于是往来于赵鼎、张浚之间，多有补益。不久，因赵鼎举荐，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

当初，金兵退师后，赵鼎、张浚相处非常融洽。人们知道他们将同时为相，唯独喻樗说：“二人应暂且同在枢密院，日后赵鼎退则张浚接替。立事用人，不要相差太远，这样气脉才长久。如果同在相位，万一有不和，或当离开职位，则必然更张，这是贤者自相背离了。”后来渐渐如他所说。又曾说：“推车的人遇到艰险就相互责骂，等车停下，又高兴如初。士人对于国家也是如此罢了。”

在此之前，喻樗与张九成都说和议不方便。秦桧既主张和议，言官迎合其意，弹劾喻樗与张九成诽谤。喻樗出知舒州怀宁县，通判衡州，不久退休。秦桧死后，重新起用为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出知蕲州。孝宗即位，用为提举浙东常平，以治绩闻名。淳熙七年去世。

当初，喻樗善于鉴识人才，宣和年间，对他的朋友沈晦说应考进士当得第一。建炎初年，又说今年进士张九成当得第一，凌景夏其次。恰逢风吹断大槐树，喻樗写了两封信寄给他们，后来果然如此。赵鼎曾以樊光远免举事咨询喻樗，喻樗说：“今年省试不能没有此人。”于是樊光远也得了第一。当初，喻樗两个女儿正选择夫家，富人争相求婚，他不答应。等到见了汪洋、张孝祥，才说：“好女婿。”于是把女儿嫁给他们。

洪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人。从小读《礼》到《中庸》，顿时领悟性命之理，文章日益进步。考中政和年间上舍出身，任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当时在扬州，万事初创，选人改秩由军头司引见，从洪兴祖开始。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后来任太常博士。

上疏请求收人心，纳谋策，安民情，壮国威。又论国家再造，应当以艺祖为法。绍兴四年，苏州、湖州地震。洪兴祖当时任驾部郎官，应诏上疏，详细陈述朝廷纲纪的过失，被当权宰相所憎恶，主管太平观。

起用知广德军，视察水源修建陂塘六百多处，百姓无旱灾之忧。重新修整学舍，并确定从祀：自十哲曾子以下七十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以下二十六人。升任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真州处于军事要冲，创伤未愈。洪兴祖刚到，请求免除一年租税，朝廷听从。第二年再次请求，又听从。从此流民复业，开垦荒田达七万多亩。

调任知饶州，先前梦见手持六把刀，醒来后说：“三刀为益，现在加倍，是饶吗？”不久果然如此。当时秦桧当政，谏官多是秦桧门下，争相弹劾以讨好秦桧。洪兴祖因曾为已故龙图阁学士程瑀的《论语解》作序，言语涉及怨恨，被编管昭州，去世时六十六岁。第二年，诏令恢复他的官职，直敷文阁。

洪兴祖好古博学，从小到老，未尝一日离开书籍。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词考异》流传于世。

高闶，字抑崇，明州鄞县人。绍兴元年，以上舍生选考赐进士第。执政推荐他，召为秘书省正字。当时将赐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高闶上奏说《儒行》词说不纯正，请求只赐《中庸》，希望学者能知晓圣学渊源，而不被其他学说迷惑，朝廷听从。

代理礼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上殿应对，说：“《春秋》之法，没有比正名更重要的。现在枢密院号称掌兵权，而诸路军马都属都督，这是朝廷兵权自分二柄。又周六卿，大事从其长官，小事官属还能专达。现在一切拘泥于文法，即使利害明显可见，长官尚且不敢自己决断，必须请示朝廷，所以朝廷之事日益繁重，而省曹官属竟与胥吏无异。又政事施行，给事中、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列，如果给、舍认为对，台谏认为不对，则不容不改。祖宗时有缴驳台谏章疏而不以为嫌的，恐怕台谏得于风闻，导致朝廷有过举。但这种风气不见很久了，臣担心朝廷之权反而在台谏。况且祖宗时，监察御史允许言事，靖康年间曾实行。现在名为台官，实际无言论职责，这都是名未正的体现。”

不久升任著作佐郎，因言官弹劾罢免，主管崇道观。召为国子司业。当时兴办太学，高闶奏请应当先重经术，高宗说：“士人学习诗赋已久，马上能让他们通经吗？”高闶说：“先王设太学，只讲经术而已。国初还沿袭唐制用诗赋，神宗开始用经术培养士人，于是罢诗赋，又担心不足以尽人才，于是设词学一科。现在应以经义为主，而加诗赋。”高宗认为对。高闶于是分条上奏。其法以《六经》、《论语》、《孟子》义为一场，诗赋次之，子史论又次之，时务策又次之。太学课试及郡国科举，全部以此法，并立郡国士补国学监生之制。中兴以后学制，多由高闶建明。

高闶又说，建立学校之初，应当请德高望重的人来引导后辈。于是推荐全州文学师维藩，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国子录。师维藩是眉山人，精通《春秋》学，林栗是他的高徒，所以首先推荐他。新学校建成后，高闶上奏说有六千人参加补试，并请求皇帝亲临太学，接着率领诸生上表请求。于是皇帝驾临太学，秦熺执经书，高闶讲解《易经·泰卦》，赐给他三品官服。胡寅听说后，写信责备高闶说：“阁下身为师儒之首，不能提出宏论，阐明天人之理，却阿谀权臣，迎合风旨，请求举办太平典礼，欺天罔人，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一生的志向品行全毁了。”

高闶年轻时尊崇程颐的学说。宣和末年，杨时为祭酒，高闶是学生。胡安国到京城，向杨时访求人才，杨时首先称赞高闶，由此闻名。高闶被任命为礼部侍郎，皇帝趁机问高闶张九成是否安好，第二天又以此问秦桧，秦桧怀疑是高闶推荐的，中丞李文会秉承秦桧的旨意弹劾高闶，高闶被外放为筠州知州，没有赴任，去世了。当初，秦棣曾派姚孚请求联姻，高闶拒绝了。他的著作有《春秋集传》流传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是徽州休宁人。十岁就能写文章，考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担任吴县主簿，还没上任，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著十篇论文谈论当世大事，献给朝廷，宰相汤思退认为他才能出众，提拔他为太平州教授。第二年，召入朝廷任太学正，参加馆职考试，任秘书省正字。

孝宗即位后，升任著作佐郎。当时，皇帝刚刚执政，锐意于功业，命令频繁发出，贵近之人有时参与机密决策。恰逢下诏让百官议论政事，程大昌上奏说：“汉朝石显知道元帝信任自己，先请求下诏夜间打开宫门。后来，他故意在夜间回来，声称有诏令打开宫门，有人说他假传诏令，元帝笑着把先前的诏书给他看。从此石显真的假传诏令，人们不再说。本朝命令必须经过三省，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弊端。请求从今以后，凡是皇帝直接下达的文书，都须经过中书省审核上奏才能执行，以符合祖宗的规定，以防备石显那样的奸邪。”又说：“去年完颜亮入侵，没有一名将士死守，而兵将至今还在记功。只有李宝在胶西获胜，虞允文在采石作战，真是消灭完颜亮的阶梯。现在李宝被罢兵权，虞允文镇守夔州，这是公论认为不公平的。”皇帝认为他说得好，选他为恭王府赞读。升任国子司业兼代理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皇帝问程大昌说：“我治理之道没有进步，怎么办？”程大昌回答说：“陛下勤俭超过古代帝王，自从女真通和以来，知道尊重中国，不能说没有成效。只应当求贤纳谏，修明政事，那么大有作为的功业就在其中，不必寻求其他奇策，以求速成。”又说：“淮上修筑城池太多，紧急时什么人能防守？设置险阻不如训练士兵，训练士兵不如选择将领。”皇帝认为说得好。

任命为浙东提点刑狱。恰逢丰年，酒税超额，有人仗着朝廷命令请求增加税额，程大昌坚决拒绝，说：“我程大昌宁愿因罪离职，也不能增加税额。”调任江西转运副使，程大昌说：“可以兴利除害，实现我的志向。”恰逢歉收，拿出十多万缗钱，代输吉州、赣州、临江、南安的夏税折帛。清江县原有破坑、桐塘两座堰坝，用来抵御江水、保护农田和民居，面积将近两千顷。后来堰坝毁坏，遭受水患将近四十年，程大昌竭力恢复旧貌。

升任秘阁修撰，召入任秘书少监，皇帝慰劳他说：“你是我简选记住的。监司如果人人都像你，我还有什么忧虑？”兼任中书舍人。六和塔寺的僧人用镇潮为功劳，请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并免除科徭，程大昌上奏：“僧寺既已违法置办田产，又把科徭转嫁给百姓，怎么能答应！况且自从修塔之后，潮水果真不侵蚀江岸了吗？”搁置了这项命令。代理刑部侍郎，升任侍讲兼国子祭酒。程大昌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没听说纵容有罪的人是仁德。现在四方审案，通常都拟判免死，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守法，君主明察其可以宽贷就宽贷。这样，法律在下面得以伸张，仁德在上面得以归附。”皇帝认为对。兼任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容部下殴打百姓，守帅辛弃疾因报告情况而被调任江西主帅。程大昌于是极力论说“从此屯戍州郡，无法治理了”！率逢原因此被削去两官，降为本军副将。多次升迁代理吏部尚书。上言：“如今各军，西北旧人日渐减少，他们子孙中强健的，应当教习战阵。不宜轻易听任离开军队。而且禁卫之士，祖宗不仅用以防备宿卫，南征北伐，曾担任先锋。如今大都三年就补任外官，用非所长，一旦有征行，无人可选。为什么开始以才能武艺选拔，最终却像庸常人一样抛弃呢？希望留下三衙不要派遣。”

恰逢实行中央和地方交替的制度，程大昌极力请求到地方任职，于是出朝任泉州知州。汀州贼寇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他交战而死，福建大为震动。漕司发文书命统制裴师武讨伐。裴师武因没有主帅的符节不肯行动，程大昌亲笔写信催促他说：“事态紧急了，如果主帅责备你，可以拿着我的信自己解释。”当时，贼寇计划攻城，先派间谍身穿铠甲纵火作为内应。恰好裴师武的军队到来，又抓获了间谍，贼寇于是散去。调任建宁府知府。光宗继位，调任明州知州，不久奉祠。绍熙五年，请求退休，以龙图阁学士身份退休。庆元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文简。

程大昌笃学，对古今之事无不考究。著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流传于世。

林之奇，字少颖，是福州候官人。紫微舍人吕本中进入福建，林之奇刚满二十岁，跟随吕本中学习。当时准备参加礼部考试，走到衢州时，因不能侍奉双亲而返回。学习更加努力，吕本中认为他奇特，从此学者接踵而来。考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调任莆田县主簿，改任长汀县尉，召入任秘书省正字，转任校书郎。

恰逢朝廷想让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的学说，林之奇上言：“王安石的《三经》，都是为了新法做准备。晋人把王弼、何晏清谈的罪过，看得比桀、纣还重。本朝靖康祸乱，考察其开端，王安石确实负有无异于王弼、何晏的责任。在孔、孟的书中，正是所谓邪说、诐行、淫辞，不可作为准则的。”有人传说金人想南侵，林之奇写信给当权者，认为“长久和平而惧怕战争，是人之常情。金人知道我们重视和平，所以常以虚声恐吓我们，向我们显示想战之意，并非真想作战，而是为了巩固我们的和议。想与他们和平，应当不惧怕战争，这样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又说：“战争所需条件不止一种，而以人才为先。必须寻求可以共患难的人，非得有像庞士元所说的俊杰不可。”

因痹病请求外任，由宗正丞提举福建舶务，参预帅府议事，于是以祠禄家居，自称拙斋。东莱吕祖谦曾从他学习。淳熙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著有《书》《春秋》《周礼说》、《论》、《孟》《杨子讲义》、《道山记闻》等书流传于世。

林光朝，字谦之，是兴化军莆田人。两次参加礼部考试未中，听说吴中陆子正曾跟从尹焞学习，于是前往跟随他游学。从此专心于圣贤践履之学，通晓《六经》，贯通百家，言行必合于礼，四方来学习的约数百人。南渡以后，用伊洛之学在东南倡导的，从林光朝开始。然而他未曾著书，只是口授给学者，让他们心通理解。曾说：“道的全体，充满太虚。《六经》已经阐发它，后世的注解本来已经支离，如果再增加，离道更远了。”

孝宗隆兴元年，林光朝五十岁，考中进士。调任袁州司户参军。乾道三年，龙大渊、曾觌因潜邸恩宠被提拔，台谏、给事中、中书舍人议论反驳未能施行。张阐从外地被召入朝执政，锐意要除去他们，发觉不能成功，于是以年老有病竭力推辞不就职。而林光朝和刘朔正以名儒身份被推荐应对，颇涉及二人的罪过，由此林光朝改任左承奉郎、知永福县。而大臣不断论荐，召入参加馆职考试，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历任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八年，升任国子司业兼太子侍读，史职依旧。当时，张说再次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林光朝不去祝贺，于是被外放为广西提点刑狱，后调任广东。

茶寇从荆、湘劫掠江西，逼近岭南，气势很盛。林光朝亲自率领郡兵，发文书命摧锋统制路海、本路钤辖黄进各自率军分控要害。恰逢有诏令调林光朝为转运副使，林光朝认为贼势正盛，留下驻屯不走，督促二将截击，连续打败他们，贼寇惊慌连夜逃走。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林光朝是儒生，竟然懂用兵啊。”加官直宝谟阁，召入任命为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四年，皇帝驾临国子监，命他讲解《中庸》，皇帝大加称赞，当面赐给金紫。没过几天，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吏部郎谢廓然由曾觌推荐，赐予出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命令从宫中直接发出。林光朝惊讶地说：“这是轻视台谏、羞辱科目啊。”立即封还词头。皇帝估计林光朝决不会奉诏，改授工部侍郎，林光朝不接受，于是以集英殿修撰身份出朝任婺州知州。林光朝是年老儒生，一向有士人声望。在任中书舍人时未有建树，有人怀疑他，等到听说他缴驳谢廓然的任命，士论才佩服。林光朝于是称病提举兴国宫，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杨万里，字廷秀，是吉州吉水人。考中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任赣州司户，调任永州零陵丞。当时张浚贬谪到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不得见，写信极力请求，才得见面。张浚勉励他正心诚意的学问，杨万里终身服膺其教诲，于是命名读书之室为诚斋。

张浚入朝为相，推荐他于朝廷。任命为临安府教授，未赴任，父亲去世。服丧期满，改任隆兴府奉新县知县，约束追捕的胥吏不入乡里，百姓拖欠赋税的，在集市上公布其姓名，百姓高兴地争相缴纳，赋税不扰而足，县里因此大治。恰逢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相推荐他，召入任国子博士。侍讲张栻因议论张说而出守袁州，杨万里上书挽留张栻，又写信给虞允文，用和同之说规劝他，张栻虽未能留下，但公论认为杨万里是对的。升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太常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转任将作少监、出朝任漳州知州，改任常州知州，不久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贼沈师侵犯南粤，杨万里率师前往平定。孝宗称赞他“仁者之勇”，于是有重用之意，就任命他为提点刑狱。请求在潮州、惠州二州修筑外砦，潮州用以镇守贼寇巢穴，惠州用以扼守贼寇道路。不久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召入任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因地震，应诏上书说：

我听说：在无事之时谈论有事，不妨害其为忠；在有事之时谈论无事，其为奸就大了。南北和好超过二十年，一旦断绝使节，敌情不可预测。而有人说：他们有五单于争立之祸。又说：他们有匈奴困于东胡之祸，后来都不应验。道路上传说，他们修缮汴京城池，开凿海州漕渠，又在河南、河北签发民兵，增加驿马，制造马槽，登记水井，而我们的间谍不能进入，这是为什么呢？我所说的在无事之时谈论有事，这是第一点。

有人说金主北归，可以为中国庆贺。我以为中国的忧患，正在于此。此人北归，大概是惩创于逆亮空国南侵之故。想要南侵，必先北归。或者他以自身镇抚北方，而以其子与婿经营南方。我所说的在无事之时谈论有事，这是第二点。

我私下听说论者有人说，紧急时淮河不可守，就放弃淮河而守长江，这是大错。从前吴与魏力争而得合肥，然后吴才安定。李煜失去滁、扬二州，从此南唐开始局促。如今说放弃淮河而保长江，既然没有淮河了，长江能得到保全吗？我所说的在无事之时谈论有事，这是第三点。

如今淮东、淮西共十五郡，所谓守帅，不知陛下是让宰相选择呢，还是让枢密院选择呢？如果让宰相选择，宰相未必为枢密院考虑；如果让枢密院选择，则任命不由自己出。一方不为他考虑，一方不由自己出，紧急时坏了事，都说：不是我。陛下将责备谁呢？我所说的在无事之时谈论有事，这是第四点。

况且南北双方各有擅长的技艺，骑马射箭是北方的长处，驾船步行是南方的长处。如今为北方出谋划策的人，天天在修缮他们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听说有人修缮。有人说：“我们的船向来齐备。”有人说：“船虽未备齐，但害怕骚扰百姓。”绍兴辛巳年的战役，山东、采石的成功，不是靠骑兵，不是靠弓箭，也不是靠步兵，仅靠水军船只而已。那时的船，现在还能再用吗？况且百姓一时的骚扰，与社稷百世的安危，哪个轻哪个重？事情本来就有比骚扰更重要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时提有事之说的第五点。

陛下认为现在是什么时候？金人一天天逼近，疆场一天天纷扰，却没听说防御金人有什么对策，保卫疆土有什么方法；只听说某天修订某项礼仪制度，某天进献某部书籍史册，这是用乡饮酒礼来治理军务，用盾牌与羽旄来解围。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时提有事之说的第六点。

我听说古代君主，人不能使他醒悟，那么天地能使他醒悟。如今国家大事，敌情如此难以预测，而君臣上下却像太平无事一样处之，这是人不能使他醒悟了。所以上天显示灾异：先前火星侵犯南斗，近日土星侵犯端门，火星留守羽林。我是书生，不懂天文，不敢认为这些一定应验。至于春正月太阳发青而无光，好像有两个太阳互相摩擦，这难道不是大灾异吗？然而上天还怕陛下不信，到了春日暖阳时，又有雨雪冻死生物，这难道不是大灾异吗？然而上天还怕陛下又不信，于是五月庚寅日又有地震，这难道又不是大灾异吗？况且天变发生在远处，臣子不敢上奏，不信还可以；地震发生在外地，州郡不敢上报，不信也可以。如今天变频仍，地震发生在京城，而君臣不闻警觉恐惧，朝廷不闻咨询探访，人不能使君王醒悟，那么天地能使他醒悟。我不知道陛下对此是醒悟了，还是没有醒悟？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时提有事之说的第七点。

近年来，两浙最近就先旱，江淮接着又旱，湖广又接着旱，流亡迁徙的人接连不断，路上饿死的人横七竖八。而常平仓的积蓄，名存实亡；交纳粮食的命令，上面推行而下面怠慢。平静无事时尚不知道如何赈济救助；一旦发生动乱有事，将依靠什么来作为资财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时提有事之说的第八点。

古代使国家富足、百姓充裕，靠的是粮食和货币。如今所谓的钱，富商、巨贾、宦官、权贵都满屋子地收藏，至于百姓和军队的用度，只有破旧的纸币罢了。万一像唐朝泾原的军队，因为愤恨粗劣的食物，踢翻饭食，口出狂言，于是引发朱泚之乱，岂不令人寒心！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时提有事之说的第九点。

古代建立国家一定要有可畏惧的东西，不是畏惧那个国家，而是畏惧那个人。所以苻坚想图谋晋朝，而王猛认为不可，说谢安、桓冲是江南的望族，能保存晋朝的，就这两人而已。从前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这些都是金人所怕的。近来刘珙可用却早死，张栻可用却受挫而死，万一有紧急情况，不知道可以统率各军的何人，可以独当一面的何人，而金人向来害怕的又是何人？有人说，人有才能，用了之后才能显现。我听说《礼记》说：“如果有车，一定能见到它的车式；如果有话，一定能听到它的声音。”如今说有其人，却没听说他可以做将帅或宰相，这是有车而无车式，有话而无声音。况且用了之后才显现，不面临大的安危，不经过大的胜败考验，就看不到他的作用。平时无法了解其人，一定要等到大安危、大胜负之后才能看清他。事情成功了是幸运，万一失败，后悔哪里来得及？从前谢玄北上抵御苻坚，而郗超知道他必胜；桓温西伐李势，而刘倓知道他必取。因为谢玄在琐碎小事上没有不称职的，桓温在赌博上不必要得就不做，这两人在平居无事之日，一定是有办法通过观察他们的小节然后相信他们的大节，哪里一定要大用之后才显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无事时提有事之说的第十点。

希望陛下高瞻远瞩，明白觉悟。不要自夸圣德崇高，而要增加自己未能做到的；不要依仗中原的人口众多，而要严备未完备之处。不要认为天地的变异是偶然，而要效法周宣王畏惧灾异；不要认为臣下的逆耳忠言是违逆，而要体会唐太宗引导进谏。不要认为女宠近侍妨害政事是小事，而要借鉴汉、唐末代致乱的原因；不要认为仇敌的包藏祸心是无他意，而要警戒宣和、政和晚年遭受祸害的酷烈。责令大臣通晓边疆事务和军务，如同富弼的请求，不要让东西二府离心；委任大臣荐举谋臣良将，如同萧何所赏识的奇才，不要让文武两途分道扬镳；不要让贿赂宦官的人得到节度使的旌节，如同唐代大历年间的弊端；不要让贿赂近幸的人得到招讨使的职务，如同后梁段凝的失败。用重视蜀地的心情来重视荆、襄，使东西形势相连；用保卫江南的心情来保卫两淮，使表里唇齿相依。不要认为海道无忧，不要认为长江可恃。增加屯驻、积聚粮食，修治战舰、扼守险要。君臣咨询探访，朝夕讲求讨论，暂且搁置不急之务，精专于防备敌人的策略。这样或许上可以消除天变，下不会陷入敌人的奸计。

然而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叶。我前边陈述的，只是枝叶罢了。所谓根本，就是君主不可以自用。君主自用，那么臣下就不承担责任，但还没有大害。至于军事，还说“谁应当担忧这事，我应当自己担忧”。今天的事，恐怕与此相似吧？《左传》说：“树木和水有本源。”圣上学问高明，希望更加思考那根本所在。

东宫讲官空缺，皇帝亲自提拔杨万里为侍读。东宫官属因得到正直之人互相庆贺。后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杨万里都能根据书中内容进行规劝和警戒，太子很敬重他。王淮任宰相时，有一天问杨万里：“宰相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杨万里说：“人才。”王淮又问：“谁是人才？”杨万里就列出朱熹、袁枢以下六十人进献，王淮按次序提拔任用他们。历任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升左司郎中。

淳熙十四年夏季干旱，杨万里又应诏上言说：“干旱已达两个月，然后才征求言论，不觉得太迟了吗？上自侍从官，下止馆阁职官，不觉得范围太狭窄了吗？如今之所以干旱，是因为皇上的恩泽不能下流，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所以天地之气隔绝不通。”于是分条陈述四件事进献，言辞都很恳切。升为秘书少监。适逢高宗去世，孝宗想行三年之丧，创建议事堂，命皇太子参与决断各项政务。杨万里上疏极力劝谏，并且给太子上书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一旦踏上危机，后悔哪里来得及？与其后悔莫及，不如推辞而不担任。希望殿下再三再四推辞，一定不要担任。”太子听后很惊惧。高宗尚未安葬，翰林学士洪迈不等集议，独自将吕颐浩等人的姓名上奏配享。杨万里上疏批评洪迈，极力主张张浚应当参与配享，并且说洪迈的做法无异于指鹿为马。孝宗看了奏疏很不高兴，说：“杨万里把朕当作什么君主！”因此以直秘阁身份出知筠州。

光宗即位，召杨万里为秘书监。入宫回答问题时说：“天下有无形的祸患，僭越不像是权臣却比权臣更僭越，骚扰不像是盗贼却比盗贼更骚扰，大概就是朋党之论吧！因为要激怒君主没有比朋党更有效的，要掏空天下人才没有比朋党更厉害的。朋党之论一旦兴起，其端倪发自士大夫，其祸害却延及天下。前事已经如此，希望陛下在圣心中建立皇极，公正听政兼听并观，瓦解朋党解散集团，是君子就任用，是小人就废弃，都不要问他是某党某党。”又论说：“古代的帝王，固然有知道自己一人独揽大权的，却不知道臣下窃取他的权力。大臣窃权则权力在大臣，大将窃权则权力在大将，外戚窃权则权力在外戚，近侍窃权则权力在近侍。窃权中最难防范的，大概是近侍吧！他们不敢公开窃取，而是私下窃取。始于私下窃取，最终必然发展到公开窃取才罢休。能不恐惧吗！”

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衔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适逢《孝宗日历》修成，参知政事王蔺按惯例让杨万里作序，而宰相却嘱咐礼部郎官傅伯寿。杨万里因失职极力请求离职，皇帝宣旨告谕勉励挽留。适逢进献《孝宗圣政》，杨万里应当捧持进献，孝宗仍不高兴，于是外放为江东转运副使，代理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廷想在江南诸郡推行铁钱，杨万里上疏说其不便，不奉诏命，触犯了宰相的意旨，改知赣州，没赴任，请求宫观闲差，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从此不再出仕。

宁宗即位，召他赴行在，他辞谢。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因年老请求退休，进宝文阁待制退休。嘉泰三年，诏令进宝谟阁直学士，赐给衣带。开禧元年召见，又辞谢。第二年，升宝谟阁学士，去世，终年八十三岁，追赠光禄大夫。

杨万里为人刚直而偏狭。孝宗起初喜爱他的才能，问周必大意见，周必大没有好话，因此不被重用。韩侂胄掌权时，想网罗四方知名人士作为辅助，曾经修筑南园，嘱托杨万里作记，答应给以高官。杨万里说：“官可以抛弃，记不能作。”韩侂胄恼怒，改命别人。他在家闲居十五年，正是韩侂胄专权的日子。韩侂胄专横僭越日益严重，杨万里忧愤，郁郁成疾。家人知道他忧国，凡是邸吏报告时政的消息都不告诉他。忽然族侄从外面来，急忙说起韩侂胄用兵之事。杨万里失声痛哭，急忙呼唤拿纸写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我头颅如此，报国无路，唯有孤愤！”又写了十四个字告别妻子儿女，笔落而逝。

杨万里精于诗歌，曾著《易传》流传于世。光宗曾为他书写“诚斋”二字，学者称他为诚斋先生，赐谥号文节。儿子杨长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