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志序历上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事就是《春秋》，记言就是《尚书》。至于楚国的《书》、郑国的《志》、晋国的《乘》、楚国的《杌》这些篇章，都是用来昭示记述前代历史，使它们在后世不湮没。司马迁创立一家之言，开始区分不同的名目。至于礼仪、刑罚、政事，有所不全面；于是在纪传之外，创立了八书。片断的文字、个别的事件，大小都收录。班固沿袭这种做法，没有违背前代体例，网罗一代史事，条目和流派就更加广泛了。《律历》《礼乐》名称不变，把《天官》改为《天文》，把《封禅》改为《郊祀》，更换了《货殖》《平准》的名称，改动了《河渠》《沟洫》的名称；缀辑荀卿的文辞来记述《刑法》；采用孟轲的著作来叙述《食货》。刘向的《鸿范》从《春秋》开始；刘歆的《七略》把儒、墨分别部类，朱赣广博采集风谣，尤其详备周密。班固都沿袭沿用，以此作为三志。但《礼乐》疏略简省，遗漏很多，典章制度、事件数目，百中不记一。《天文》虽然全面，却不谈天的形状，致使三天之说纷乱无法辨别。因此蔡邕在朔方上书，说应当记载叙述这些内容。

汉朝兴起，承接秦朝坑儒之后，典籍残缺，年老博学的学者常常忧虑遗失。刘歆的《七略》、班固的《艺文志》，大概就是为此。黄河从龙门向东流，横贯中国，每次冲决泛滥所波及的地方，灾祸深重，堤防修筑的工程，劳役天下百姓。而且关中、洛阳地势高燥，土地上缺少河流水源，所以镐、酆、潦、潏这些水流都进入礼仪典籍。漳水、滏水、郑国渠、白渠的富饶，沟渠灌溉的便利，都是百姓生命所依赖，国家视为命脉，《沟洫》立志，也是合适的。时代不同事情改变，到现在可以简略。我认为班固的《律历志》前事已详尽，自从杨伟改创《景初历》，而《魏书》缺少志。到元嘉年间重新制作新历法，大明年间广泛议论修改。从魏到宋，应该收入现在的书。

班固的《礼乐志》《郊祀志》、司马彪的《祭祀志》《礼仪志》、蔡邕的《朝会志》、董巴的《舆服志》，都各自立志。礼所包含的，其用途不止一种，郊祭、朝飨，并不是不同的事情，旗帜、章服、器物，不是礼又是什么？现在总合起来裁断，一起称为《礼志》。《刑法志》《食货志》，前人的说法已经完备，随其流派分支，附在纪传中。《乐经》残缺，由来已远。班固所记述的，只是抄录《乐记》；司马彪的《后书》，又不完备地续补。至于八音各种乐器，都不见于书中，虽然大略见于《世本》，但所缺还很多。至于《雅》《郑》以及歌唱谣曲的节拍，全都删弃，竟没有概略可见。郊庙乐章，常随时代改变，雅声旧典，都有遗留的文字。又考察现在的鼓吹铙歌，虽有章节曲调，乐人传习，口耳相承，所注重的是声音，不先用意义训释。现在的乐府铙歌，与汉、魏旧曲比较，曲名有时相同，文字却永远不同，寻文求义，没有一个能理解。不知道现在的铙歌曲调，是什么时代的曲子。现在《志》从郊庙以下，凡是各种乐章，不是淫邪之声的，都详细记载。

《天文志》《五行志》，从司马彪以后，不再有记录。何承天的志从黄初年开始，徐志起始于义熙元年。现在用魏接续汉，遵循何氏体例。那么从汉高帝五年的初冬，到宋顺帝升明二年的孟夏，日月星辰、六种灾异，甲子纪日没有差错。圣帝哲王，都有祥瑞符命的记载。大概用来神化宝位，暗中辅助祯祥符瑞，想要使逐鹿的图谋停止，窥伺篡位的不发生，握河括地、绿文赤字等书，说得详细了。等到道德达到天而甘露降下，德行贯通地而醴泉涌出，金芝、黑黍的祥瑞，朱草、白乌的吉兆，这些固然不可否认。如果是衰世道德缺失，而嘉瑞不停息，这固然是天道的渺茫，难以用数字推究。也如同明主在上，而日月蚀的灾害不能消除；百神都顺，而天象的应验唯独违背。现在设立《符瑞志》，来补充前史的缺失。

地理参差，事情难以完备辨别，魏晋以来，迁徙数以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有的昨天属荆州、豫州，今天隶司州、兖州，早晨是零陵、桂阳的百姓，晚上成了庐江、九江的人民。去来纷乱，没有暂时停息，户籍因此混乱，职方官不能记载。自从戎狄内侵，晋室东迁，中原遗民，流徙到江南，幽、并、冀、雍、兖、豫、青、徐等地，沦陷于寇贼。从扶莫而来，裹足捧首，在荆、越之地免身的人，百郡千城，流寓者比邻而居。百姓期盼像鸿雁之歌，士人怀有故土之念，无不各自建立邦邑，想恢复旧井。后来由于民少户稀，不能单独建立，所以魏国而有韩邑，齐县而有赵民。而且省置交错，逐日逐月迁徙，寄寓迁流，最终没有定止，邦名邑号，难以详细记载。大宋受命，重新开启边衅，淮北五州，被割为敌境，其中逃亡迁徙的人，重新设立郡县，这是元嘉、泰始年间，同名异实的情况。现在依据班固、司马彪二志，晋、宋《起居注》等，所有记述，都加以推究探讨，随条辨析，使之全都详尽。

官署设置，前人有详细说法，寻源讨流，对于事情容易。元嘉年间，东海何承天受诏编纂《宋书》，其中志十五篇，以续司马彪《汉志》，其引证广博的部分，就因袭采用，也如同班固、司马迁共为一家。其中有遗漏缺失，以及何承天以后的事情，都加以搜求采集，随时补充缀合。源流浩渺漫远，不是一人之学能穷尽；足跛路远，岂是短策能驾驭。虽然斟酌前史，全看到其好坏，但爱憎之情不同，取舍之意有异，每次提笔握简，构思忘餐，终究也不足以与班固、左丘明并驾，董狐、南史齐驱。只希望后来的君子，删改其稿而已。

黄帝让伶伦从大夏的西边，阮隃的北面，取竹于嶰谷中所生，其孔窍厚薄均匀的，截断两节之间而吹奏，作为黄钟的宫音。制作十二管，用来听凤凰鸣叫，以定十二律。声音有清有浊，所以用宫商来协调；形体有长有短，所以用丈尺来检验；器物有大小，所以用斛斗来确定；质地有轻重，所以用钧石来平衡。所以《虞书》说：“于是统一律、度、量、衡。”那么律吕、宫商由此产生。音乐有乐器有文采，有感情有官能。钟鼓干戚，是乐器；屈伸舒缓疾速，是乐文；“论伦无患，是乐情；欣喜欢爱，是乐官。”“所以君子返回本性以调和心志，推广音乐以完成教化，所以能情感深厚而文采鲜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于内心，而英华发于外表。”所以说：“乐，是心的活动；声，是乐的表象。”《周礼》说：“于是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祭祀天神。于是奏太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祀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乐。又说：“以圜钟为宫，黄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至日，在地上圜丘演奏。如果乐六变，则天神都会降临，可以行礼了。”地祇、人鬼，礼仪也如此。其能感动万物、兴起教化，如此之深。

“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三而九。所以黄钟之数为六，分为雌雄十二钟。钟以三生成，所以设‘一’而三倍它，总积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的实数。所以黄钟位在子，主管十一月，向下生林钟。林钟之数五十四，主管六月，向上生太蔟。太蔟之数七十二，主管正月，向下生南吕。南吕之数四十八，主管八月，向上生姑洗。姑洗之数六十四，主管三月，向下生应钟。应钟之数四十三，主管十月，向上生蕤宾。蕤宾之数五十七，主管五月，向上生大吕。大吕之数七十六，主管十二月，向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五十，主管七月，向上生夹钟。夹钟之数六十七，主管二月，向下生无射。无射之数四十五，主管九月，向上生中吕。中吕之数六十，主管四月，至极不生。（极不生，钟律不能再相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应钟，不与正音相比，所以称为和。（姑洗三月，应钟十月，不与正音相比效为和。和，是偏声。）应钟生蕤宾，蕤宾不与正音相比，所以称为缪。（缪，是音相干扰。周律原有缪、和，是武王伐纣的七音。）冬至，音比林钟逐渐低沉；夏至，音比黄钟逐渐高扬，以十二月律对应二十四时。甲子，是中吕的徵音；丙子，是夹钟的羽音；戊子，是黄钟的宫音；庚子，是无射的商音；壬子，是夷则的角音。”

“古人制定度量轻重，都生于天道。黄钟之律长九寸，物以三生成，三三得九，三九二十七，所以布幅宽二尺七寸，是古制。音以八相生，所以人长八尺，寻是自身的一倍，所以八尺为一寻。有形体就有声音，音之数为五，用五乘八，五八四十尺为一匹。匹，是中等人的尺度，一匹为定制。秋分而禾穗定，（禾票，禾穗的芒。）穗定而禾成熟。律之数为十二，所以十二穗对应一粟，十粟对应一寸。律对应地支，音对应天干。日之数为十，所以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至于重量，十二粟对应一分，十二分对应一铢，十二铢对应半两。衡有左右，因而加倍，所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倍它，四四十六，所以十六两为一斤。三个月为一季，三十天为一月，所以三十斤为一钧。四季为一岁，所以四钧为一石。”“至于音，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六十音；因而六倍它，六六三十六，所以三百六十音对应一岁的天数。所以律历之数，是天地的规律。向下生的加倍，用三除它；向上生的以四倍，用三除它。”

扬子云说：“声生于天干，（指甲己为角，乙庚为商，丙辛为徵，丁壬为羽，戊癸为宫。）律生于地支，（指子为黄钟，丑为大吕之类。）声以情质，（质，正。各以其行为本情为正。）律以和声，（应当用律管钟均，调和其清浊之声。）声律相协调，而八音产生。（协，和。）宫、商、角、徵、羽，称为五声。金、石、匏、革、丝、竹、土、木，称为八音。声和音谐，称为五乐。”

阴阳和合则日影至，律气相应则灰散。所以天子常在冬至、夏至到前殿，会合八能之士，陈列八音，听乐均，测日影，候钟律，称土炭，效验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日影最长，黄钟通，土炭轻而衡杆上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日影最短，蕤宾通，土炭重而衡杆下垂。在前后五天的范围内，八能之士各自把观测情况上报。太史令密封上奏。相应则和谐，不相应则占卜。候气的方法：建三重屋子，门户关闭，涂封严密，铺设橘红色帷幔。屋中用木制案几，每律各一，内低外高，按其方位，将律管放在上面。用葭莩灰散布在律管内端，按历法观测。气至则灰动，若是气动则灰散开，若是人或风吹动的，则灰聚拢。殿中候气，用玉律十二支。只在冬至、夏至于灵台候气，用竹律六十支。取弘农郡宜阳县金门山的竹子做律管，河内郡的葭莩做灰。

三代衰落以后，音律失去了标准。汉朝兴起，北平侯张苍开始制定律历。汉武帝时代设置了协律的官职。元帝时，郎中京房通晓五音六十律的数目，曾向小黄令焦延寿学习。他推算下生、上生，直到中吕，十二律就齐全了。从中吕上生得到执始，执始下生得到去灭，直到南事，六十律就完备了。十二律变化到六十律，就像八卦变化到六十四卦一样。伏羲创作《周易》，记录阳气初生，以此作为律法的基础。确定冬至日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根本，五音的正调。所以各律统管一日。其余各律按次序运行，当值的各律各自作为宫音，而商、角、徵、羽按类别跟随。《礼运篇》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作为宫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用六十律来分配一年的天数，黄钟从冬至开始，到冬至又回到原点，阴阳冷暖风雨的占卜由此产生。京房又说：“竹管的声音不能用尺度来调校，所以制作了准来确定度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而有十三根弦，隐间九尺，用以对应黄钟律九寸；中央一根弦，下面画有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度。”京房论律详细，他的方法在史官中施行，候部使用它。《续汉志》详细记载了他的律准度数。

汉章帝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肜上书说：“官中没有通晓六十律并用准来调音的人，所以待诏严嵩把准法全部教给了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征召严宣补充学官，主管调校乐器。”下诏说：“严嵩的儿子学业精通，通晓律法，能区别律的类别，协调声音的人，要仔细考试。不能依托父亲的学问，把聋子当作聪明人。声音微妙，唯独不对的没人知道，唯独正确的也没人明白，用律管交错吹奏，能知道指定的十二律不错一个，才算能传承严嵩的学问。”考试严宣的十二律，其中两个符合，四个不符合，六个不知是什么律，严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律家没有人能做准。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集主管律法的太子舍人张光等人询问准的意思，张光等人不知道。回去查阅旧藏，才得到了那个器物，形状制度如同京房书上所说，但还是不能确定弦的松紧。声音无法用书写来让人明白，懂得的人想教却没有途径，心中有体会的人亲身理解却没有老师，所以史官中能辨别清浊的人就断绝了。能够相传的，只有候气的方法而已。

（表格省略）

论说：律吕相互生成，都是三分而损益。先儒推算十二律，从子到亥，每次乘以三，总共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再用三约分，这就是上生。所以《汉志》说：三分减少一分，下生林钟，三分增加一分，上生太蔟。无射既然上生中吕，那么中吕又应当上生黄钟，这样之后五声、六律、十二管才能轮流作为宫音。现在上生达不到黄钟的实际数二千三百八十四，用九约分实际数一千九百六十八作为一分，这样就不足九分寸的律一分有余，怎么能再回到宫音呢？凡是三分增加一分是上生，三分减少一分是下生，这是大概情况，如同周天斗分四分之一罢了。京房不考虑这个道理，比照十二律略微有所增加，才引申开来，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直到南事，成为六十律，最终又不相合，更加显得疏漏。班固所记述的，未能通晓律吕的本源，只是把角解释为触，徵解释为祉，阳气在黄钟中施放种子，像这类说法，白白地增加文字，成为废话。又推演九六，想要符合刘歆的三统之数，假托不相关的事物，来修饰他的学说，都是班固的荒谬。

蔡邕从朔方上书，说《前汉志》只记载了十律，没有涉及六十律。六律的尺寸相生，司马彪都已经记载了。汉末，雅乐散失。黄初年间，铸工柴玉有巧思，在器物造型方面，多有制作。协律都尉杜夔让柴玉铸钟，钟声的清浊，大多不符合法度。多次毁掉重做，柴玉很厌烦，说杜夔对清浊随意要求。两人互相到魏王那里告状。魏王取来柴玉所铸的钟，错杂着反复试验，然后才知道杜夔是精确的，于是处罚柴玉和他的几个儿子，都让他们做养马官。

晋泰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拿出御府的铜竹律二十五具，部署太乐郎刘秀等人校试，其中三具与杜夔和左延年的律法相同，其余二十二具，看它们的铭题尺寸，是笛律。问协律中郎将列和，他回答说：“从前魏明帝时，命令我接受笛声，来制作这些律，想让学者另外住在一个房间，歌唱讲习，依照这些律来调音。至于合奏音乐时，只要知道尺寸的名称，那么丝竹歌咏，都能协调一致。歌声低的，用长笛长律；歌声高的，用短笛短律。凡是弦歌调准清浊的制度，不依照笛子的尺寸来命名，就无法知道。”

荀勖等人上奏说：“从前先王制作音乐，用来振奋风俗，祭祀神祇、辅助贤能，一定要符合律吕的和谐，来调节八音的中和。所以祭祀朝宴，使用有制度，歌唱演奏分别叙述，清浊各有适宜。所以说‘五声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这是经传典籍中可以知道的。如同列和的回答，笛子的长短，没有法则，随意制作，不依照曲度。用正律来考核，都不相应，吹奏它们的音调，多不和谐。又说：‘先师传授笛子，区分清浊，只根据长短，工匠裁制，向来不依照律。’这是制作笛子没有法度。而列和抄写笛子来制作律，又让琴瑟歌咏，以此为准，这不是考察古代先哲，垂范后世的办法。谨逐条陈列各律，询问列和的意见情况如下。以及依照典制，用十二律制作笛像十二枚，音调和谐，器具使用便利。讲习弹奏，一定符合律吕，何况宴享各国，在庙堂上演奏呢！虽然伶伦、夔、师旷时代久远，至高的音乐难以精通，还是应当效法古昔，来求得适中，符合经典礼制，在制度上才算详尽。如果可以施用，请另外部署笛工，选竹制作，在太乐、乐府施行。评议杜夔、左延年的律都可以保留。那些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都铭刻作者姓名。其余没有用处的，交还御府销毁。”奏议被批准。

荀勖又问列和：“制作笛子是否可以依照十二律制作十二支笛，让每一个孔对应一律，这样之后才用来作乐？”列和回答说：“太乐东厢的长笛正声已经长四尺二寸，现在应当再取它的下徵之声；按规则，声音低的笛子应当长，计算它的尺寸，要五尺有余，我过去制作过，不能吹奏。又笛子的各个孔，虽然没有校试，但我想不可能一个孔就对应一律。”考察太乐，四尺二寸的笛子正声都应合蕤宾，按照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的方法，推算下徵的孔，应当对应大吕律。大吕笛子长二尺六寸有余，不能长五尺多。让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人依照律制作大吕笛子给列和看。又吹奏七律，一孔一校，声音都相应。然后让郝生弹筝，宋同吹笛，演奏《杂引》、《相和》等曲。列和于是说：“自从我父亲祖父汉朝以来，笛家相传，不知道这个方法，现在让音调与律相应，确实不是我所能做到的。”郝生、鲁基、种整、硃夏，都同意列和的说法。

又问列和：“笛子有六个孔，加上笛身中间的空一共是七个孔。你能全部说出它们对应的宫商角徵吗？孔调与不调，用什么来检验知道？”列和回答说：“先师相传，吹笛只是根据作曲时互相告知，说某曲应当抬起某个手指，起初不知道七个孔都对应什么音。如果要制作笛子，仰仗尚方笛工，依照旧样完成，只是吹出声音来，不再校核各孔调与不调。”考察《周礼》调校乐器中的金石，有一定之声，所以制作钟磬的人，先依照律来调校，然后放置在厢悬上。作乐的时候，各种声音都接受钟磬的音准，就都符合律了。至于在殿堂上宴享，没有厢悬钟磬，因为笛子有固定的调，所以各种弦歌都以笛子为准。这样笛子就如同钟磬，一定符合律吕。像列和所回答的，只是凭空制作，大概短一寸，七孔的音调，不知道它们都对应什么律？调与不调，无法检验校正。只是选取竹子中能吹响的，没有法度。于是让部郎刘秀、邓昊、魏邵等人与笛工一起制作笛子。工匠制作外形，律家确定声音，这样之后器物有标准，音调和谐。

又问列和：“如果不知道律吕的意义，作乐时音调高低清浊的调名，应当用什么来命名？”列和回答说：“每次合乐时，随着歌手声音的清浊，使用的笛子有长短。假如声音低的用三尺二寸的笛子，因此命名为三尺二调。声音高的用二尺九寸的笛子，因此命名为二尺九调。汉、魏相传，施行都是这样。”考察《周礼》演奏六乐，是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是演奏太蔟，歌唱应钟，都是用律吕的意义，来记录歌唱演奏的清浊。而列和所说的用二尺三尺来命名，虽然汉、魏使用，但俗气而不合典制。部郎刘秀、邓昊等人按照律制作笛子，三尺二寸的，对应无射律，如果宜用长笛，执乐的人说：“请奏无射。”《周语》说：“无射是用来宣布哲人的美德，向民众展示轨仪。”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对应黄钟律，如果宜用短笛，执乐的人说：“请奏黄钟。”《周语》说：“黄钟是用来宣养六气九德的。”这样歌唱演奏的意义，应当符合经典礼制，考察古典，在制度上才算雅正。

《尚书》说：“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在治理政事的开始。”《周礼》记载六律六同。《礼记》又说：“五声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刘歆、班固编纂《律历志》，也记载了十二律。只有京房开始创立六十律，到章帝时，他的方法已经失传；蔡邕虽然追考古法，但他也说：“现在没有人能做到。”根据古典和现在音乐家所用的六十律，对音乐没有用处。谨依照典记，用五声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的方法，制作十二笛像，在图上记录注明，另附。看图表，不如看笛子清楚，所以再次制作蕤宾伏孔笛。它的制作方法如下：

黄钟笛，正声对应黄钟，下徵对应林钟，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余。（《周语》说：“黄钟是用来宣扬养育六气九德的。”主声调法，以黄钟为宫，那么姑洗为角。翕笛的声音对应姑洗，所以用四角的长度作为黄钟笛的长度。它的宫声纯正而不加倍，所以叫正声。）正声调法，黄钟为宫，（第一孔。）应钟为变宫，（第二孔。）南吕为羽，（第三孔。）林钟为徵，（第四孔。）蕤宾为变徵，（第五附孔。）姑洗为角，（笛子中部的声音。）太蔟为商。（笛子后部出孔。商声比角声低沉，本应在角声之下，但角声位于笛子中部，所以把商孔上移，让它位于宫孔之上，比宫声清越。这样宫声和商声都是纯正的，其余各声都是加倍的。所以从宫声以下，音孔越往下越低沉。这一章说明笛孔上下次序的名称。下一章说明律吕相生和笛子的制作方法。）正声调法，黄钟为宫，（制作黄钟笛时，要寻找宫孔，用姑洗和黄钟律从笛首向下量，量完二律的长度后开孔，就能得到宫声。）宫生徵，即黄钟生林钟。（用林钟律从宫孔向下量，量完律长后开孔，就能得到徵声。）徵生商，即林钟生太蔟。（用太蔟律从徵孔向上量，量完律长后开孔，就能得到商声。）商生羽，即太蔟生南吕。（用南吕律从角孔向下量，量完律长后开孔，就能得到羽声。）羽生角，即南吕生姑洗。（用姑洗律从羽孔向上量，量完律长后开孔，就能得到角声。然而这个孔位于商孔之上，吹笛的人左手够不到。如果从羽孔向下量，量完律长后开孔，也能得到角声，但位于附商孔之下，吹笛的人右手够不到，所以不做角孔。推而向下，再加倍它的音程，因此角声位于笛子中部，这是古制。音乐家的旧法，虽然一部加倍再加倍，只让音程相同。正好作为唱和之声，不会妨害曲调的音程。《周语》说：匏竹乐器便于制作使用，议定适宜，意思是便于实用而顺应情况。）角生变宫，即姑洗生应钟。（上句所说的应当为角孔而位于商孔下方的位置，用墨点标记，以对应律吕。从此点向下量，开孔就能得到变宫声。）变宫生变徵，即应钟生蕤宾。（用蕤宾律从变宫孔向下量，量完律长后开孔，就能得到变徵声。十二笛的制作，各以自身宫声为主。相生的方法，有的加倍有的减半，其便于使用，规律都是一样的。）下徵调法，林钟为宫，（第四孔。本来是正声黄钟的徵声。徵声清越本应在宫声之上，但为了笛子使用方便，加倍让它低沉，所以叫下徵。下徵再作为宫声，就是记载中所说的“五声十二律互相为宫”。既然这样，正声调清越，下徵调低沉。）南吕为商，（第三孔。本来是正声黄钟的羽声，现在成为下徵的商声。）应钟为角，（第二孔。本来是正声黄钟的变宫，现在成为下徵的角声。）黄钟为变徵，（下徵调中，林钟为宫，大吕应当是变徵。但黄钟笛本来没有大吕之声，所以借用黄钟作为变徵。借用方法是：当需要变徵之声时，同时吹奏黄钟、太蔟、应钟三个音孔。黄钟应低沉而太蔟清越，大吕律在这两律之间，同时吹奏三孔并微微调整，就能得到大吕变徵之声。各笛下徵调求变徵的方法都如此。）太蔟为徵，（笛后出孔，本来是正声的商声，现在成为下徵的徵声。）姑洗为羽，（笛子中部的翕声。本来是正声的角声，现在成为下徵的羽声。）蕤宾为变宫，（附孔就是。本来是正声的变徵，现在成为下徵的变宫。既然这样，正声调中，音孔越往下越低沉；下徵调中，音孔越往上越清越。）清角之调：以姑洗为宫，（就是笛子中部的翕声，在正声中为角，在下徵中为羽。清角之调，以它作为宫声，并且哨吹让它清越，所以叫清角。只适合做宛诗谣俗之类的曲子，不合于雅乐。）蕤宾为商，（纯正。）林钟为角，（不纯正。）南吕为变徵，（不纯正。）应钟为徵，（纯正。）黄钟为羽，（不纯正。）太蔟为变宫。（不纯正。清角之调，只有宫声、商声和徵声与律吕相应，其余四声不纯正的都低沉，一律哨吹让它清越，借用过来使用，其规律是一样的。）

凡是笛子体用角律，长的用八倍，（蕤宾、林钟。）短的用四倍，（其余十笛，都用四角。）中空实容，长的用十六倍，（短笛竹宜受八律的黍。如果长短大小不合于此，或者器用不便、声均法度不齐等。然而笛竹通常上大下小，不能均匀整齐，万不得已时，取其声均相合。）三宫（一叫正声，二叫下徵，三叫清角。）二十一变。（宫有七声，交错使用，所以有二十一变。各笛规律都一样。）伏孔有四个，是为了便于使用。（一叫正角，位于商孔之上。二叫倍角，靠近笛子下部。三叫变宫，靠近宫孔，加倍让它低沉。四叫变徵，远离徵孔，加倍让它高亢，有的加倍有的减半，有的四分之一，取法于琴上的徵位。这四个都不做其音孔而取其长度，以适应进退上下的规律，用来协调声均，便于使用。其本孔隐藏而不显现，所以叫伏孔。）

大吕笛：正声对应大吕，下徵对应夷则，长二尺六寸六分三厘有余。（《周语》说：“元间大吕，辅助宣扬事物。”）

太蔟笛：正声对应太蔟，下徵对应南吕，长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余。（《周语》说：“太蔟用于金奏，赞颂阳气出滞。”）

夹钟笛：正声对应夹钟，下徵对应无射，长二尺四寸。（《周语》说：“二间夹钟，出自四隙之细微。”）

姑洗笛：正声对应姑洗，下徵对应应钟，长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余。（《周语》说：“三间中吕，宣导中气。”）

蕤宾笛：正声对应蕤宾，下徵对应大吕，长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余。（《周语》说：“蕤宾用于安静神人，献酬交酢。”变宫靠近孔位，所以加倍或减半让它低沉，便于使用。林钟也如此。）

林钟笛：正声对应林钟，下徵对应太蔟，长三尺七寸九分二厘有余。（《周语》说：“四间林钟，调和展布百事，使人无不胜任肃敬纯恪。”）

夷则笛：正声对应夷则，下徵对应夹钟，长三尺六寸。（《周语》说：“夷则用于咏歌九州，安定平民无二心。”变宫的方法，也如蕤宾，体用四角，所以四分之一增益。）

南吕笛：正声对应南吕，下徵对应姑洗，长三尺三寸七分。（《周语》说：“五间南吕，赞颂阳气秀发。”）

无射笛：正声对应无射，下徵对应中吕，长三尺二寸。（《周语》说：“无射用于宣布哲人的美德，给民众展示轨仪。”）

应钟笛：正声对应应钟，下徵对应蕤宾，长五尺九寸九分六厘有余。（《周语》说：“六间应钟，均平便利器用，使之应和恢复。”）

荀勖又用魏国杜夔所制的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等八音，发现与律吕乖错。才知道后汉至魏，尺度渐渐比古制长了四分有余。杜夔依据它制作律吕，所以导致失韵。于是部署佐著作郎刘恭依照《周礼》重新积黍起度，来铸造新律。完成后，募集寻求古器，得到周代的玉律，比较起来不差毫厘。又有汉代的旧钟，用律吕来命名，不敲击而自然相应。起初，荀勖在路上，遇到赵郡商人在牛上悬挂铎铃，声音很和谐。至此搜得此铎，用来调校律吕。

晋武帝因为荀勖的律吕与周、汉器物相合，于是施行使用。散骑侍郎阮咸讥讽其声高，不是兴国之音。阮咸死后，挖地得到古铜尺，果然比荀勖的尺长四分，当时人都佩服其精妙。元康年间，裴頠认为医方是民众性命之所急，而称两不与古制相同，为害特别严重，应该借此改革治理权衡。但未被采纳。

黄钟箱笛，晋代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说：“东箱长笛四尺二寸。”）太蔟箱笛，晋代时三尺七寸，钟宗之减为三尺三寸七分，奚纵又减一寸一分，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晋代时三尺五寸，钟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奚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寸二分。蕤宾箱笛，晋代时二尺九寸，钟宗之减为二尺六寸，奚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