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选举志上

唐代制度，选拔人才的科目大多沿袭隋朝旧制，但主要途径有三种：由学馆选送的称为"生徒"，由州县选送的称为"乡贡"，都上报给主管部门后决定录用或淘汰。科目类别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其中明经的分支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这些是每年常设的选拔科目。由天子亲自下诏举行的称为"制举"，用来选拔特殊人才。

共有六类学校，都隶属于国子监：国子学有学生三百人，招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从二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位封爵者的子弟；太学有学生五百人，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职事官五品的期亲、三品官员的曾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爵者的子弟；四门学有学生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招收勋官三品以上无封爵、四品有封爵及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八百人招收平民中优秀者；律学有学生五十人，书学三十人，算学三十人，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平民中通晓这些学科者。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的学生由尚书省补充，祭酒统一管理；州县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充，长史主管。

两馆：门下省有弘文馆，学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学生二十人。招收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及皇后大功以上亲属、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中享受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省及门下省黄门侍郎的子弟。

博士和助教分经教授学生，未学完一经的不能改学其他经。学生年龄限制在十四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律学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

《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晓二经的，需大经、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部；通晓三经的，需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晓五经的，大经全部通晓，其余各经每类一部，同时兼通《孝经》《论语》。学习《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两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学书法，每天写一幅纸，穿插学习时务策，阅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书学科目：石经三体限三年，《说文》两年，《字林》一年。算学科目：《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记遗》《三等数》都需兼习。

每十天休假一天。休假前，博士考试：读经的每千字考一帖，每帖三字；讲经的每二千字问大义一条，总共三条，通两条为合格，不合格者受罚。年终，考核全年学业，口头提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连续三次下等以及在校学习九年、律学六年仍不能贡举的学生，予以退学。各类学生通晓二经、俊士通晓三经已考中而愿意留校的，四门学生可补入太学，太学生可补入国子学。每年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家在二百里以外的给予路程假。不服从教导以及一年中超过三十天假期、因故请假一百天、因亲属生病请假二百天的，都予以退学。退学后，将情况报告给所属部门，五品以上官员子孙报送兵部，按照荫封安排职位。

每年仲冬，州县、学馆、国子监推荐学业完成的学生报送尚书省；不从学馆、学校推荐选拔的称为"乡贡"，考生都携带证件自行到州县报名。考试结束后，长官举行乡饮酒礼，召集僚属，设宾主之礼，陈列礼器，备好乐器，用少牢之礼，歌唱《鹿鸣》诗，并与年长者叙年龄次序。到达尚书省后，都列名报到，签署保证书并说明居住地，先由户部集中审核，然后转交考功员外郎考试。

秀才科：考试方略策五道，按文理通达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都算及第。明经科：先考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时务策三道，也分四等。开元礼科：通晓大义一百条、策试三道者，越级授官；大义通七十条、策通二道者，及第。散官、试官通晓此科的，按正式官员对待。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各三十条，策试各三道，大义通七条以上、策通二条以上为及第；平民身份者按五经科对待，已有出身或曾任官者按学究一经科对待。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试三道，大义通七条、策通二条以上为及第；通晓一史的，平民按五经、三传科对待，已有出身或曾任官者按学究一经科对待；三史都通晓的，予以提拔。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背诵经书十卷，全通者授官；通七卷者给出身。进士科：考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道、帖通过四道以上为乙第。明法科：考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条为乙第。书学科：先口试，通过后，再笔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条为及第。算学科：记录大义原文作为问答，明了数字运算，详述术理，然后为通；考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条通六条，《记遗》《三等数》帖读十题得九题为及第；考试《缀术》《缉古》，记录大义作为问答，明了数字运算，详述术理，无注释的按数字运算，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条通六条，《记遗》《三等数》帖读十题得九题为及第；经学不合格者，即使通六条也不及第。

弘文馆、崇文馆学生：考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考试策十道，经通六道，史及时务策通三道，同时《孝经》《论语》帖共十条通六条，为及第。

贡举中推荐不当、废弃不举、考核不实者，都有处罚。

关于教学取士的规定，大致如此。而士人进取的方法、皇帝的好恶、育才养士招揽奖进之意、主管部门选士之法，都因时代增减有所不同。

自唐高祖初入长安，开设大丞相府，下令设置生员，从京师到州县都有定员。即位后，又下诏在秘书外省另设小学，教授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后又下诏各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中明晓理体、为乡里称赞者，县进行考试，州长官复核，每年随地方特产上贡；吏民子弟中有学艺者，都送京师学校，并设立考核办法。州、县、乡都设置学校。太宗即位后，更加尊崇儒学，于是在门下省另设弘文馆，又增设书学、律学，进士科加试经史各一部。贞观十三年，东宫设置崇文馆。天下初定后，增建学舍至一千二百间，即使是七营飞骑也设置生员，派博士教授经书。四夷如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相继派遣子弟入学，学生达到八千余人。

高宗永徽二年，开始停考秀才科。龙朔二年，东都洛阳设置国子监，次年将书学隶属兰台，算学隶属秘阁，律学隶属详刑寺。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考二条，进士考三条。国子监设置大成二十人，选取已及第而聪慧者担任。考试时每天诵读千字，并每日试策，所学内容十通七，然后补给俸禄，同直官待遇。通四经学业完成，上报尚书省，由吏部考试，登第者加一阶授官；未登第者继续学习，三年后再试，三次不中者按常规调选。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议：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只背诵旧策，都无真才实学，而主管部门以人数充数。于是下诏今后明经试帖粗十题通六题以上，进士考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再试策。

武则天扰乱朝政时，改易旧制很多。中宗复位后，下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获出身者，愿意担任宿卫或入国子监学习的，听其自便。在家学业完成而可贡举者，由宗正寺考试，送国子监按常规举送。三卫番上休假时，愿入学的，可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学习。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的，附国子学读书。

玄宗开元五年，开始下令乡贡明经、进士拜见后，到国子监谒见先师，学官开讲问义，主管部门提供饮食，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都前往观礼。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国子学生每季度朝参一次。注释《老子道德经》完成后，下诏天下家家藏此书，贡举人减少《尚书》《论语》策试，加试《老子》。又敕令州县学生二十五岁以下、八品官子弟或平民二十一岁以下通一经或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辞、史学才能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各州贡举参加省试未中第者，愿入学的也允许。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被举人诋毁，皇帝认为员外郎声望不够，于是将贡举移至礼部，由礼部侍郎主持。礼部选拔进士自此开始。

开元二十九年，开始设置崇玄学，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也称道举。其学生京师、东都各一百人，各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监，举送、课试如同明经。

天宝九载，在国子学设置广文馆，领导进士科生徒。举人原先看重两监（国子监、东都国子监），后世凭借荫禄者以京兆府、同州、华州为荣，而不入学。十二载，下诏天下停止乡贡，举人不经国子监及郡县学的不许举送。同年，道举停考《老子》，加试《周易》。十四载，恢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下诏："古代设置太学，教导贵胄子弟，即使年成不好、兵戈兴起，礼乐之事也不废止。近年来战事频繁，诸生停课，应召集学生回校学习，由度支供给膳食。"同年，贾至任礼部侍郎，建议年景艰难，赴省应试的举人分两都考试。两都考试制度自此开始。

贞元二年，下诏学习《开元礼》者举送同一经例，明经学习律令以代替《尔雅》。当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尽量取空额补充，以求速登第，而荫封名实不符，甚至有假借门第、变更宗族辈分及请人代考者。六年，下诏应按规定考试，有冒名顶替者依法论处。起初，礼部侍郎的亲戚故旧转考功员外郎考试，称为"别头"。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上奏废除，议论者认为正确。

元和二年，设置东都监生一百名。但自从天宝以后，学校更加废弛，生徒四处流散。永泰年间，虽然设置了西监生，但学馆没有固定名额。这时才确定生员名额：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馆三百人，广文馆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学馆、算学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馆五十人，广文馆十人，律馆十人，书学馆三人，算学馆二人而已。明经科停止口义考试，重新考试墨义十条。五经科要求通晓五经，明经科要求通晓六经。那些曾经犯法以及担任州县小吏的人，即使文艺可取，也不予荐举。十三年，代理礼部侍郎庾承宣上奏恢复考功别头试。

当初，开元年间，礼部考试结束后，将试卷送交中书门下详细复核，后来这项制度中途废止。这一年，侍郎钱徽所举送的考生，复试后大多未中选，因此被贬官，而举人的杂文又送交中书门下复核。长庆三年，侍郎王起上言："按旧例，礼部放榜后，中书门下才开始详细复核。现在请求先详细复核，然后再放榜。"议论者认为王起虽然是为了避嫌，但失去了贡举的职责。谏议大夫殷侑上言："《三史》作为史书，劝善惩恶，仅次于《六经》。近来史学都荒废了，以至于有人身处朝班，却连朝廷的旧章制度都不了解。"于是设立史科和三传科。大和三年，高锴任考功员外郎，选拔人才有不妥当之处，监察御史姚中立又上奏停止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上奏恢复别头试。八年，宰相王涯认为"礼部选拔人才，却先张榜给中书看，这不是至公之道。从今以后完全委托有关部门，将所试的杂文、乡贯、三代名讳送交中书门下"。

大致各科的科目中，进士科尤其尊贵，所获得的人才也最为兴盛。当用辞章选拔时，似乎浮华而少实际；等到他们面临政事施展才能，奋发成就事业，悄然成为国家名臣的，不可胜数，于是使当时的君主深信不疑，认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到了后世，风气更加轻浮浅薄，上下互相猜疑，于是认为按照声病来考核，可以作为有关部门的职责，舍弃这一点就漫无边际而无所遵循，于是不能再改变。唉！才知道三代时乡里推举德行的做法，不是达到大治的盛世是不能推行的。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在当时很有名，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给他们的名次。太宗问原因，回答说："这两个人，文采都浮华，提拔他们会诱导后生而败坏风俗。"后来，这两个人最终没有成就。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进士科起源于隋朝大业年间，当时还考试策论。高宗朝，刘思立加试进士杂文，明经科填帖，所以考进士的人都背诵当代的文章，而不通晓经史，明经科的人只记帖经的要点。又投递文书自我推荐，这不是古代先哲圣王侧席待贤之道。请求依照古制考察孝廉，那些在乡间孝顺友爱、信义廉耻而通晓经书的人，由县推荐到州，州考试他们所通晓的学问，然后送到尚书省。从县到省，都不许自己投递文书，那些到状、保辨、识牒都停止。所学习的经书，取大义，允许通晓各家学说。每次问经义十条，对策三道，都通晓的，为上等，由吏部授官；经义通晓八条，对策通晓二道的，为中等，给予出身；下等的，罢免回家。《论语》、《孝经》、《孟子》合并为一经，明经、进士以及道举都停止。"

下诏给事中李栖筠、李廙、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商议。李栖筠等议论说：

"夏朝的政务崇尚忠厚，商朝的政务崇尚恭敬，周朝的政务崇尚文采，然而文采与忠厚恭敬都统率人的行为。而且谥号记述行为，没有比'文'更好的，文采兴起则忠厚恭敬就存在了。所以前代用文采选拔人才，本是依据行为和文采，通过言辞观察行为，就涉及言辞了。孔子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称之为'好学'。现在考试学者用帖字作为精通，不深究旨义，怎么能知道迁怒、贰过的道理呢？考校文章的人以声病为是非，怎么能知道移风易俗教化天下呢？所以上面失去根本，下面沿袭末流，先王之道不能推行。先王之道消亡，则小人之道增长，乱臣贼子由此产生！现在选拔人才考试细枝末节，而不从远大处着眼，这好比用蜗牛蚯蚓做饵垂钓大海，却希望吞舟之鱼上钩，不是很难吗？所以吃垂饵的都是小鱼，应考科目的都是小技艺。而且夏朝拥有天下四百年，禹之道丧失而商朝才兴起；商朝拥有天下六百年，汤之法废弃而周朝才兴起；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的政事废弛而秦朝才吞并天下。三代选拔士人任用贤才，都考察实际行为，因此风俗淳朴一致，国运长久。汉朝兴起，借鉴了这个道理，尊崇儒术，崇尚名节，虽然外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但也能维持四百年天下，难道不是学问和行为的效果吗？魏晋以来，专门崇尚浮华奢侈，不修养道德义理，所以子孙迅速颠覆，享国不长久。现在杨绾所请求的，实在是正确的言论。但是自从晋朝动乱以来，南北分裂，人多侨居他乡，如果一定要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我恐怕不能完全做到。请求同时扩充学校，以明确教导训诲。虽然京城和州县都有小学，但战乱之后，生徒流离失所，儒臣、老师，俸禄没有着落。请求增加博士名额，厚待他们的俸禄，选拔通晓儒学的大师，让他们居位任职。十道的大郡，设置太学馆，派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授生徒。在家乡的，由乡里举荐；在客居他乡的，由学校推举。早晨施行，傍晚就能看到好处。"

而大臣认为举人因循旧习，难以迅速改变，请求从明年开始。皇帝问翰林学士，回答说："考进士已经很久了，废除了恐怕他们失去职业。"于是下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同时并行。

在此之前，进士科考试诗、赋以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科考试策论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代理知贡举，便用箴、论、表、赞代替诗、赋，并且都考试策论三道。大和八年，礼部又废除进士科的议论，而考试诗、赋。文宗从内廷出题来考试进士，对侍臣说："我担心文风浮薄，昨天亲自出题，所考的成绩稍好一些。"于是下诏礼部每年录取登第者三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不必凑足名额。这时，文宗好学嗜古，郑覃凭借经术位居宰相，非常痛恨进士浮薄，屡次请求废除进士科。文宗说："敦厚和浮薄，各种人都有，进士科取人二百年了，不能突然废除。"因此没有废除。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其厌恶进士。当初，举人及第后，结队通报姓名，到主考官府上拜谢。按照制度，排列在西阶下，面向北向东；主考官坐在东阶下，面向西；诸生拜谢，主考官答拜；然后按年龄顺序，谢恩，于是上台阶，与公卿观礼者都坐下；饮酒数巡，然后前往期集。还有曲江会、题名席。到这时，李德裕上奏："国家设科取士，而依附朋党背离公义，自称为门生。从今以后只与主考官见一面就停止，那些期集、参谒、曲江题名都废除。"李德裕曾谈论公卿子弟在科举中的困难，武宗说："以前听说杨虞卿兄弟勾结贵势，阻塞了公平进取之路。前不久贬黜杨知至、郑朴等，是抑制他们太过分了。有关部门不理解我的意思，不让子弟参加考试，这就错了，只要取有实际才能的就行。"李德裕说："郑肃、封敖的子弟都有才能，不敢应举。我没有名第，不应当非议进士科。但我祖父在天宝末年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勉强随计吏赴考，一次就登第。此后家里不置《文选》，大概是厌恶它不根植于实际才艺。然而朝廷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为什么？他们从小学习这些事务，亲眼熟悉朝廷之事，台阁的礼仪，不教而自然熟悉。寒士即使有出众的才能，本来不能熟悉这些。所以子弟不可轻易轻视。"李德裕的议论，偏执不同到如此地步。然而进士科在唐朝晚期，尤其浮薄，是世人所共同忧虑的。

所谓制举，由来已久了。自从汉朝以来，天子常自称奉制诏询问所想问的问题而亲自策试。唐朝兴起，世代尊崇儒学，虽然当时君主贤愚好恶不同，但乐善求贤的心意未曾稍有懈怠，所以从京师到州县，有关部门常选之士，按时荐举。而天子又亲自下诏征求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者隐居的高人，以及不能自我显达的人，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技无不兼收。其名目，随君主临时所想，而列为定科的，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这些名目最为著名。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泰山梁父时，常常在行宫召见他们，对待他们的礼节很优厚，而宏才伟论非常之人也时时出现在其中，不是没有收获。

此外，还有武举，大约起源于武后时期。长安二年，开始设置武举。其制度，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还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的选拔。翘关，长一丈七尺，直径三寸半，共举十次后，手持关距，出和入不超过一尺；负重者，背米五斛，走二十步：都算中第，也用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值得称道，所以不再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