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选举志下

凡是选拔官员分为文官和武官，文官的选拔由吏部主管，武官的选拔由兵部主管，都分为三铨，由尚书和侍郎分别主持。

凡是官员有定额，如果超编设置官员就要受罚，知道情况而听任的也要受罚，违规谋求官职的也要受罚。每年五月，将选官标准颁布到各州县，符合标准的参选人，由原属部门或原任职单位出具选官解状，写明其罢免、善恶的情况，在十月到尚书省集中，超过时间的不予录用。按时到达的，考核其功过。同一批次的，五人组成一联，由京官五人担保，一人认识。犯法人家的子弟、工匠商贾等杂类以及假冒名义、隐瞒冒名、升迁降职中有欺诈行为的都要受罚。文书有细微差错、隐瞒侥幸的，驳回不录用；不是隐瞒侥幸的则不处理。

选官的方法有四种：第一是身体，要求体貌丰伟；第二是言辞，要求言辞辩正；第三是书法，要求楷法遒劲优美；第四是判词，要求文理优长。四项都符合要求的，先看德行；德行相同的看才能，才能相同的看劳绩。合格的就留下，不合格的就放走。五品以上官员不考试，直接上报名字给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开始集中考试，看其书法和判词。考试后进行铨选，观察其身体和言辞；铨选后拟定任职，询问其便利之处再拟定；拟定后唱名，不服的可以再次陈述，三次唱名仍不服的，听任其参加冬季集中选拔。服气的就造册，上报仆射，然后呈送门下省，给事中审读，黄门侍郎复核，侍中审定，然后上奏皇帝。主管官员接受旨意后执行，称为“奏受”。视品官和流外官，则判补。都发给凭证，称为“告身”。凡是已经授官的，都要到朝廷谢恩。

凡是判试登科的称为“入等”，特别拙劣的称为“蓝缕”。选官未满而考三篇文章的称为“宏辞”；考三条判词的称为“拔萃”。考中的立即授官。

凡出身，嗣王、郡王，为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的，为从五品上；国公，为正六品上；郡公，为正六品下；县公，为从六品上；侯，为正七品上；伯，为正七品下；子，为从七品上；男，为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期亲，为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亲、皇后期亲，为从六品上；皇帝袒免亲、皇太后小功缌麻亲、皇后大功亲，为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亲、皇太子妃期亲，为从七品上。外戚，都按服属降两级叙用。娶郡主的人，为正六品上；娶县主的人，为正七品上；郡主的儿子，为从七品上；县主的儿子，为从八品上。

凡用荫，一品官的儿子，为正七品上；二品官的儿子，为正七品下；三品官的儿子，为从七品上；从三品官的儿子，为从七品下；正四品官的儿子，为正八品上；从四品官的儿子，为正八品下；正五品官的儿子，为从八品上；从五品官及国公的儿子，为从八品下。凡是品官之子担任杂掌及王公以下的亲事、帐内，劳役期满而参加选官的，七品以上官的儿子，按从九品上叙用。那些担任流外官而应转入流内官，叙用品级较低的，也照此办理。九品以上官及勋官五品以上官的儿子，按从九品下叙用。三品以上官可以荫及曾孙，五品以上官可以荫及孙子。孙子比儿子降一等，曾孙比孙子降一等。赠官比正官降一等，因公殉职的与正官相同。郡公、县公的儿子，按从五品孙对待。县男以上的儿子，降一等。勋官二品的儿子，再降一等。二王的后代孙子，按正三品对待。

凡秀才，上上第，为正八品上；上中第，为正八品下；上下第，为从八品上；中上第，为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为从八品下；上中第，为正九品上；上下第，为正九品下；中上第，为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为从九品上；乙第，为从九品下。弘文、崇文馆的生员及第，也照此办理。应入五品的，上报朝廷。书学、算学的学生，按从九品下叙用。

凡弘文、崇文馆的生员，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属，每户允许两人参选。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部尚书等人的子孙及侄子，功臣自身食实封者的子孙，一个荫庇允许两人参选。京官职事官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及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者的儿子，一个荫庇允许一人参选。

凡勋官参选，上柱国，按正六品叙用；六品以下，逐级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按从九品上叙用。

凡居官必须经过四次考核，四次考核中中，按年劳提升一阶叙用。每次考核，中上进一阶，上下进二阶，上中以上及累计考核应到五品以上的，上奏后另行叙用。六品以下迁改不更换选官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每年一叙，发给记阶牒。考核次数多的，按考核次数累计加阶。

凡医术，最高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最高不过本色的局、署令。鸿胪寺的译语，最高不过典客署令。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经过五次考核后送兵部考试，有文才的送吏部。凡斋郎，太庙的由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官并清官的儿子担任，经过六次考核满期；郊社的由六品职事官的儿子担任，经过八次考核满期。都要读两部经书并粗略通晓，年龄限制在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选择仪容端正没有疾病的人。

武选，凡纳课品子，每年选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儿子，年龄十八岁以上，每州造册上报兵部，纳课十三年后考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两年，第四等纳资三年；纳资完毕后，再考试，根据文武才能授散官。如果考核期满不考试，免除当年资财；遭遇丧事免除资财。无故不缴纳资财及有犯法行为的，放还回家。凡捉钱品子，没有违欠满二百天的，本属部门将名册交给朝集使，上报考功司和兵部。满十年，根据文武才能授散官。那些视品国官府佐应停职的，按品子纳课，十年后考试，每一年为一选。从一选到十二选，根据官品高低确定数量，根据其功过增减。

起初，武德年间，天下战乱刚刚平定，士人不求俸禄，官员名额不满。有关部门发文书到州县，督促人们赴调，远方的人有时赐给衣物粮食，仍然推辞不去。到了之后立即授官任用，没有罢黜退回的。不到几年，求官的人逐渐增多，也大大加以精简淘汰。

贞观二年，侍郎刘林甫说：“隋朝制度以十一月为选官开始，到春天结束。现在选官的人多，请求四季都注拟。”十九年，马周认为四季选官太劳累，于是恢复十一月选官，到三月结束。

太宗曾对代理吏部尚书杜如晦说：“现在专门凭言辞和文书取人，而不了解其品行，到后来败职，虽然处死他们，但百姓已经受害了。”于是想仿效古代，命令各州辟召。恰逢功臣实行世封，于是停止。有一天又对侍臣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得到贤才。现在你们不了解人，朕又不能全都认识，岁月流逝，人才难得。我将让人自荐，可以吗？”魏徵认为这样会助长争竞之风，又停止了。

起初，铨选法简捷而任务重。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引进铨注法，又定州县升降为八等，三京、五府、都护、都督府，都有等差，根据官资授职。后来李敬玄任少常伯，把事务委托给员外郎张仁祎，张仁祎又创制姓历，改变状样、铨历等程式，于是铨选总揽之法变得严密了。但此时做官的人多，庸碌愚笨的人都聚集，有伪造主符告身而假充官职的，有冒用他人姓名而参调的，有远方无亲属而找保人的。考试之日，冒名顶替，或旁边有人代笔，或借人外助，大多不是真实水平。虽然繁琐地设置等级、递次差选限、增加违规处罚条款、开设举报命令来阻止，但仍不能禁止。大致十人争一个官职，其余多数积压不能派遣，有关部门担忧，谋划罢黜落选的办法，用冷僻隐晦的学问作为判目，不再有求才之意。而吏员索求贿赂，使官职出入升降。到武后时，天官侍郎魏玄同深深憎恶这种情况，于是请求恢复古代辟署之法，未获答复。

起初，考试选人都糊名，让学士考判，武后认为这不是委任之道，废除了。而她致力于收拢人心，士人无论贤与不肖，大多加以提拔奖励。长安二年，被举荐的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共一百多人。第二年，引见风俗使，被举荐的人全部授试官，高的到凤阁舍人、给事中，其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的设立，从此开始。当时李峤任尚书，又设置员外郎二千多人，全部任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处理事务，以至于与正官争事互相殴打。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神龙二年，李峤再任中书令，开始后悔，于是停止员外官处理事务。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掌权，在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称为“斜封官”，共几千人。朝廷内外官员泛滥，没有办公场所可居，当时称为“三无坐处”，指宰相、御史及员外郎。又让郑愔任侍郎，大肆收受贿赂，选人留下的人很多，以至于预支三年后的员缺，而纲纪大坏。韦氏败亡后，才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全部奏请罢免斜封官，根据员缺留人，即使资历高深，非有真才实学也不录用。起初，尚书铨掌管七品以上选官，侍郎铨掌管八品以下选官。至此，打通品级而共同掌管。不久，宋璟、姚元之等罢免，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迎合太平公主之意，上言：“罢免斜封官，使人失去职位，而怨气积聚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于是下诏全部恢复斜封别敕官。

玄宗即位，励精图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说：“县令、刺史，是陛下共同治理天下、尤其亲近百姓的官。现在京官外放，反而认为是斥逐，不稍微重视其选拔不可。”又说：“古代或远闻辟召，或一见任之，因此士人修养名节品行，而流品不杂。现在吏部刚开始造簿书，以备遗忘，反而在案牍上求精，不急于求人才，这与丢剑于中流而刻舟求记有何区别？”于是下诏选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每年十月，按察使考核殿最，从第一到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据此升降。凡是官员，不经历州县的不拟任台省。不久召集所有新任县令到宣政殿，皇帝亲自询问治民之策，提拔其中高第者。又下诏员外郎、御史等供奉官，都进名敕授，而兵部、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从此铨司之任变轻了。后来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设置十铨，于是以礼部尚书苏颋等分别主持。太子左庶子吴兢进谏说：“《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说的是不侵越官职。现在以苏颋等分掌吏部选官，而天子亲自临决，尚书、侍郎都不参与，议论者认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玄宗醒悟，于是恢复三铨归还有关部门。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开始制作循资格，而贤愚一律，必须与资格相合，才能铨授，限制年资逐级升迁，不得逾越。于是长期滞留不收的人都很便利，称为“圣书”。等到裴光庭去世，中书令萧嵩认为这不是求才之道，奏请罢免。于是下诏说：“凡是人三十岁出身，四十岁才能从事，再改作资格以分寸为差，如果遵循新格，则六十岁还离不开一个县尉。从今以后，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以及远郡下僚名声事迹稍显著的，吏部根据才能甄别提拔。”

起初，各部门官员兼任宰相职务的，到午后才能返回本部门处理公务。兵部、吏部尚书、侍郎兼任宰相的，也返回本部门根据缺员情况拟定名单、审核任命。开元以来，宰相的地位和威望逐渐提高，即使尚书兼任宰相，也在中书省裁决本部门事务以图方便。而左、右丞相兼任兵部、吏部尚书的，不再亲自进行铨选考核。另外，按照旧制，必须经过三次铨选、三次拟定、三次唱名，然后才能拟定官职，到季春时节才能结束，之后再送交门下省审核。杨国忠以右丞相身份兼任吏部尚书，建议选拔人才时根据资历、文书判词、履历表现、功劳优劣，应当公开决定留任或放逐。于是先派属吏秘密确定缺员名额，一天之内在都堂召集左丞相及各部长官进行拟定唱名，以夸耀神速。从此门下省审核官员、三次铨选拟定官职的制度都被废除，侍郎只负责主持考试判词而已。

肃宗、代宗以后战事兴起，天下多变故，官员更加泛滥，而铨选制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到德宗时，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力批评其中的弊端说：

近代以来爵位俸禄的授予出现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些问题不在于其他方面，只是有“四太”而已：做官的途径太多，世家大族的地位太优厚，俸禄利益的供给太丰厚，监督责罚的法令太宽松。我认为应当减轻他们的俸禄利益，加强监督责罚。古今选用人才的方法，九品流官通常有序列，只有三种标准，即德行、才能、功劳；而如今选官机构，都涉及不到这些。况且吏部的甲令，虽然说是根据德行安排职位，衡量才能授予职务，计算功劳升迁叙用，然而考核的方法，都只在于文书判词、履历资历、言辞应对之间，侍郎不是神人，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么举止安详、言语迟缓，并不是德行；空有文采、擅长书法，并不是才能；累积资历、积攒考绩，并不是功劳。如果坚持这样做而不出错，尚且与获得人才相违背，何况众多人才茫茫一片，耳目又有所不足呢？大概不是鉴别人的眼光不明亮，不是选择人才不精细，而是制度导致了这种情况。君王观察形势变化来制定法令，审度时势来确立政令。考察前代选用人才，都是州、府考察举荐，到了齐、隋时期，任命官职大多依靠请托。所以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与其放任私心，不如由朝廷自行选拔；与其让地方滥举，不如由中央收揽权力。因此取消了州府的权力，而归属于吏部。这是矫正时弊、革除弊端的权宜之法，不是治理国家不可更改的常典。如今吏部的法令已经窘迫了，不能坐视其弊而不改变。我请求五品以上官员以及各部门长官、宰相大臣进用叙任，吏部、兵部可以参与商议；六品以下官员或者僚佐之类，允许州、府自行征辟任用。这样铨选择人的责任，就委托给了各地；结案上奏的完成，则归属两个部门。一定要先选择州牧郡守，然后授予他们权力。高级官员先署理而后上报，低级官员允许直接任命而无需上报。那些州牧郡守、将帅，如果选用不公，那么吏部、兵部可以监察并检举。圣明的君主耳聪目明，视听远及四方，惩罚那些私心冒滥的人。对不谨慎举荐的人，轻则加以谴责贬黜，重则依法惩处。责成他们履行职责授予官职，谁敢不努力？如果这样，那么那些假冒伪劣、名声不正的人，才能浅薄、品行低劣的人，贪婪受贿、懦弱奸邪的人，在诏令下达之日，就会随之被淘汰，大致算来，十成中要去掉八九成。这样，人数减少而职位宽裕，事情核实而官员审慎，贤能的人不需要奖励也会自己进取，不贤的人不需要压制也会自己退避。有人说：‘开元、天宝年间，没有改变吏部法令，而天下太平，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地方征辟，才能达到治理？’我认为不是这样。选举，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方面，虽然制度有优劣，但执行靠法令。因此州郡察举，在两汉就治理得好，在魏、北齐就混乱。吏部铨选，在神龙、景龙年间就紊乱，在开元、天宝年间就治理得好。当时长期承袭太平局面，用法术驾驭，赏赐不越轨，刑罚必定统一，因此得到治理，并非因为用了吏部制度才达到这样的局面。假如在那个时期采用征辟召用的方法，那么治理不就能更持久吗？”

天子虽然赞许他的话，但难以进行改革，最终没能采用。

起初，吏部每年都会召集选人，后来三五年才召集一次，选人大量涌来，文书档案纷繁杂乱，官吏因此得以谋取私利，士人甚至受到挫折，有的人十年得不到官职，而缺员也多年不予补充。陆贽担任宰相后，才惩治这一弊端，命令吏部根据内外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计算缺员来召集选人，每年以此为常例。这时，河西、陇右被敌寇侵占，河南、河北不上报统计数字，官员总数大约比天宝年间减少三分之一，而进入仕途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所以士人任职两年，却要等待十年才能选官，而考绩年限、升迁转任的制度逐渐败坏。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制定了考绩升迁的标准：各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县令、诸陵令、五府司马、上州以上上佐、东宫官詹事谕德以下、王府官四品以上，都是五次考绩。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御史二十五个月。三省官员、诸道敕补、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都是三次考绩，其余官员四次考绩，文武官四品以下五次考绩。凡是升迁，尚书省四品以上、文武官三品以上，都要先上奏。

唐代取人的途径很多，在其鼎盛时期，列入法令的，有纳课品子一万人，各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零七十人，太史局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一百五十人，太医院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署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主、副一千九百零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一万人，集贤院御书手一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各台、省、寺、监、军、卫、坊、府的胥吏六千多人。所有这些，都是入仕的门路，而各部门的主簿录事等已任命的官员以及州县佐史尚未叙用的，还不包括在内。

至于铨选，其制度并不统一，凡是流外官，兵部、礼部举荐的人，郎官可以自主处理，称为“小选”。太宗时，因为天旱谷贵，东部的选人集中在洛州，称为“东选”。高宗上元二年，因为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可以就地任用当地人，但官员有时不称职，于是派遣郎官、御史担任选补使，称为“南选”。此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为每年水旱灾害，都派遣选补使前去就地选拔人才。但废置不常，选法又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不再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