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壬寅日，下诏：“从今以后，内批指挥的事务，等到第二天再复奏执行。”

癸卯日，瀛州发生大地震。

庚戌日，赐给夏国主嗣子秉常的诏书说：“等到誓表送到之日，立即派遣使者进行封册，并将绥州归还，所有岁赐，从封册之后，都按照旧例。”

辛亥日，录用唐朝段秀实的后代。

西夏派遣使者向辽国进贡。

庚申日，任命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下诏让他乘坐驿车赴京。

辛酉日，邵亢被罢免。邵亢在枢密院一年多，没有什么大的补益，皇帝很讨厌他。到这时他称病请求离职，于是出朝任越州知州。

这一年，前建昌军司理参军德安人王韶，赴京呈上《平戎策》三篇，其大略说：“国家想要平定西贼，不如先用威令制服河湟；想要制服河湟，不如先用恩信招抚沿边的各个部族。招抚沿边部族，是用来威服角氏；威服角氏，是用来胁迫控制河西。陛下如果能选择通达明敏的士人、全面了解他们情况的人，让他们往来出入于各部族之间，推行忠信来安抚他们，使他们倾心向往，欣然有归附之意，只要能得到大族首领五七人，那么其余的小部落，都可以驱使而利用。各部族一旦失去，角氏怎敢不归顺？角氏归顺，那么河西李氏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急攻可以荡平他们的巢穴，缓图可以胁迫他们的心腹，这就是在彼处显示形势而在此处收取功效。现在玛尔戬各部族，多次叩关而愿意被中国所用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意图是想借助中国的爵命来威吓自己的部内。而边臣因为栋戬的缘故，不能为国家沟通恩意来安抚他们，放弃近援而结好远交，贪图虚降而忘记实附，使栋戬得以获利并向我们邀功，这不是制胜的办法。玛尔戬各部族都是角氏的子孙，各自屯聚，他们法令所及的范围，远的不过四五百里，近的二三百里，正可以合并而一同安抚。我认为应该派人前往河州与玛尔戬商议，让他进入武胜军或渭源城居住，靠近汉界，用汉法辅助。然后挑选一名有文武才略的官员，让他与玛尔戬同住，逐渐用恩信招抚沿边各部羌人，有不服从的，就让玛尔戬借助汉家法令来威吓他们。至于瞎征、欺巴温这些人，既然各有领地，也应该稍微用爵命来柔服他们的心，让他们习惯用汉法，逐渐同化于汉俗，这样对我们实际上有肘腋之助，并且使夏人不能与各部羌人勾结，这是制服贼人的上策。”起初，王韶参加制科考试未中，客游陕西，采访边境事务非常详细，所以写了这本书上奏。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奇特，召见他询问方略，任命王韶为管句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西夏改元乾道。

神宗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熙宁二年（辽咸雍五年）

春季正月丁亥日，皇帝对辅臣说：“曾听说太宗时，内藏库的财货，每一千贯用一个牙钱标记，名物不同，所用的钱色也不同，别人不能知晓。都放在匣子里置于御阁，用来参验帐籍中的定数。晚年曾拿出这些钱给真宗看说：‘好好保有这些就足够了！’近来看到内藏库的帐籍，只是空文而已，财货出入，几乎没有关防。此前曾把龙脑、珍珠卖给榷货务，多次上交却不支付货款，也不考核。这是因为管理的内官有数十人，只知道谨慎地锁好门窗，涂好窗户，以为牢固秘密，怎能考核出入多少和所积蓄的数量！”于是命令户部、太府寺对内藏各库都可以进行检察。内藏库设立一百多年，到这时才开始编目查阅。

甲午日，在景灵宫英德殿安放英宗的神御。

这个月，司马光巡视黄河返回，入宫应对，请求按照宋昌言的策略，在二股河的西面设置上约，阻挡河水使之东流，等到东流逐渐加深，北流淤浅，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游缓解恩、冀、深、瀛以西的祸患。起初，商胡决口，河水从魏地以北流到恩州、冀州、乾宁入海，这就是北流。嘉祐八年，河流在魏地的第六埽分派，成为二股，从魏、恩以东到德州、沧州入海，这就是东流。当时议论的人多不同意，李立之极力主张修建生堤，皇帝不听，最终采用了宋昌言的策略，设置上约。

二月，下诏：“今后谋杀自首的，都上奏听候敕令裁决。”皇帝起初听从王安石的意见，凡是谋杀已经伤人而自首的，减二等判罪，众人不服。御史中丞滕甫请求再选官定议，下诏送到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新裁定。吕公著等人议定如王安石的意见，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弹劾上奏吕公著等人的议定为不当，又下诏让王安石与当官集议。反复辩论诘难，很久不能决定，所以有这道诏书。

己亥日，任命观文殿大学士、判汝州富弼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日，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起初，皇帝想用王安石，问曾公亮，曾公亮极力推荐他。唐介说王安石不能担当大任，皇帝说：“你认为王安石文学不能担当吗？经术不能担当吗？吏事不能担当吗？”唐介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恐怕会有很多变更。”退朝后，对曾公亮说：“王安石如果真的被任用，天下必定受困扰。各位应该自己知道。”皇帝又问侍读孙固说：“王安石可以当宰相吗？”孙固回答说：“王安石文行很高，担任侍从献纳的职务是可以的。宰相自有度量，王安石褊狭急躁缺少包容。如果一定要寻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是合适的人选。”总共问了四次，都这样回答。皇帝不以为然，最终用了王安石，对他说：“人们都认为你只知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营世务的。只是后世所谓的儒者，大多都是庸人，所以流俗认为经术不能用于世务罢了。”皇帝说：“那么你施政，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现在的当务之急。”皇帝深表赞同。

命令翰林学士吕公著修撰《英宗实录》。

乙巳日，因为灾变，避开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

丙午日，司马光入宫应对，请求到地方任职。皇帝不同意，说：“你的名声传扬到外国，怎么能外出？”此前吕公著出使辽国时，司马光刚解除台职，辽人因而问司马光为什么不做中丞；吕公著回朝后告诉了皇帝，所以皇帝知道。

甲子日，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谋划国家财政，商议改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令陈升之、王安石主持其事。王安石一向与吕惠卿要好，于是对皇帝说：“吕惠卿的贤能，即使前代的儒者，也不容易相比。学习先王之道而能运用的，只有吕惠卿而已。”于是任命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一定与吕惠卿谋划；凡是所建议的奏章，都是吕惠卿执笔。当时人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子。富弼因脚疾未能入宫觐见。有人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听说后叹息说：“人君所畏惧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天，什么事做不出来！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以动摇皇上的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法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赶快挽救。”立即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述此事。

王安石掌权后，曾在争论变法时，怒目对同僚说：“你们这些人不过是不读书罢了！”赵抃反驳他说：“您说得不对，皋、夔、稷、契的时候，有什么书可读！”王安石默然。

这个月，派遣刘航等人册封李秉常为夏国王。

三月，富弼才入宫觐见，说：“我听说朝廷内外事务，逐渐有所改变，这一定是小人向陛下进言所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所希图。如果朝廷安宁平静，那么事务有常法，小人有什么指望呢！希望陛下深刻洞察其中的道理，不要让它造成后悔。”皇帝改变面容听取采纳，说：“今天得到你的至理之言，可以说是金石之言！”

癸未日，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此前苏辙上疏说：“所谓丰富财源，不是追求财富而增加它，是去掉那些妨害财富的事情罢了。妨害财富的事情有三：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奏疏呈上，皇帝批示交付中书，于是召见对答而有此任命。

两府一同奏事，富弼说大臣必须和睦才能成就事务。又说现在所进用的人，有的是刻薄小才，小才虽然看似可喜，但妨害事情败坏风俗更严重，必须进用醇厚笃实的人。皇帝说：“大臣当然应当与朝廷分清邪正，邪正分明则天下自然安定。”

乙酉日，下诏命令三司判官、各路监司及内外官员各具财用利害上奏。

戊子日，夏国主秉常上誓表，献出塞门、安远二寨，请求绥州；同意。

壬辰日，皇帝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王安石说：“已经检阅文字，大致有了头绪。但现在想要理财，就必须任用有才能的人。天下只见朝廷以任用能人为先，而不以任用贤人为急；只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对于礼义教化方面没有涉及，恐怕风俗因此败坏，将会有不可收拾的弊病，陛下应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皇帝点头。

乙未日，因干旱而讯察囚犯。

辽国晋王耶律仁先，先前因耶律伊逊的谗言，被外放。到这时准布叛乱，辽主又想起仁先，于是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率领禁军进讨。仁先入见，辽主亲自告诉他说：“你离朝廷远，每次等候奏报执行，恐怕失去机会，可以便宜行事。”

夏季四月戊戌日，削减内外土木工程。

起初，群臣请求上尊号和奏乐，皇帝因久旱不同意。富弼说：“按旧例，有灾变都撤去音乐，恐怕陛下因为同天节辽使应当上寿，所以未断绝他们的请求。我认为这是盛德之事，正应当展示给外国，请求一并停止上寿。”皇帝听从了。

皇帝委任政府，要求实现太平。一天，政府召集台谏官到都堂，富弼说：“皇上求治如饥似渴，正依赖各位同心相助。”知谏院钱公辅回答说：“朝廷所做正确，天下谁敢不同！所做不对，公辅虽然想同，也做不到。”

丙午日，同天节，停止上寿。这天，下雨。富弼说：“希望陛下不因为今天的雨水而喜悦，常以多年的灾变为戒惧。因为修德能招致雨水，其响应就是这样；万一在德上有亏损，灾害的响应难道会迟缓吗！”皇帝亲笔写答诏说：“怎敢不放在几席上，铭记于肺腑！更希望你不改变今日之志。”

丁未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唐介为人正直高傲，以敢言而令人畏惧。皇帝说他是先朝遗留下来的正直之人，所以大力任用他；但他受王安石压制，少有建树，名声不如任谏官、御史时。

起初，中书省曾进呈官员任免名单，几天没有决定。皇帝说：“应当问王安石。”唐介说：“陛下认为王安石可以重用就任用他，怎么能让中书省的政事由翰林学士来决定！近来常常听到宣示，某件事要问王安石，可以就执行，不可以就不执行。这样，那么执政大臣还有什么用处！如果认为我没有才能，希望先罢免我。”

王安石执政后，上奏说：“中书省处理的札子，都称为圣旨，不合理的有十之八九，应该只让中书省发出牒文。”皇帝很惊讶。唐介说：“过去寇准用札子升迁冯拯官职不当，冯拯上诉。太宗说：‘前代中书省用堂牒，是权臣借此作威作福。太祖时堂牒比敕命还重要，于是废除了。现在又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不同！’张洎于是说：‘废除札子，那么中书省办事就没有别的格式了。’太宗说：‘大事就颁布敕命；应当用札子的，也必须上奏裁决。’这就是称为圣旨的原因。像王安石所说的，那么政令就不是从皇帝发出的。假如辅佐大臣都是忠贤，尚且是擅自发令；如果是不合适的人，难道不祸害国家吗？”皇帝认为说得对，于是停止了。

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词夺理，而皇帝支持他的说法，唐介愤懑难忍，背上毒疮发作而死。病重时，皇帝亲临问候，流泪。死后，又到他的府第吊唁哭泣，因为画像不像，命令取宫中旧藏画像赐给他家。原来唐介做谏官时，仁宗秘密命令画他的像，放在温成阁中，御笔题写“右正言唐介”，外朝不知道。

当时王安石锐意变革，而皇帝信任更加专一，唐介死后，同僚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抗衡的。曾公亮多次请求告老，富弼称病不上朝，赵抃力不能及，遇到一件变革的事，喊苦几十次。所以当时说“中书省有生、老、病、死、苦”，意思是说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

起初，仁宗时，范祥任制置解盐使，用盐招募商旅运送粮草来充实边疆，公私都感到便利。范祥死后，由陕西转运副使薛向接任，薛向请求同时用盐换马，王安石当时主管群牧司，支持这个建议，请求长期任用薛向。治平末年，薛向因与种谔开拓边境获罪被免职。到这时，淮南转运使张靖，受诏调查陕西盐马得失，指出薛向欺骗隐瞒的情况，皇帝召见薛向与张靖对质。钱公辅、范纯仁都说薛向有罪应当贬黜；王安石排斥众人意见，将张靖依法治罪，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薛向于是请求在永兴军设置卖盐场，用边防费用十万缗储存在永兴作为盐钞本钱，由官府自行贩卖而停止通商；皇帝听从了。

开封府知府滕甫被罢免。起初，滕甫同修起居注，皇帝召问治乱之道，回答说：“治乱的道理，如同黑白东西，之所以变色异位，是朋党搅乱了它。”皇帝说：“你知道君子小人的朋党吗？”说：“君子没有朋党。比如草木，相互缠绕依附的，一定是蔓草，不是松柏。朝廷没有朋党，即使中等君主也可以成功；不然，即使上等圣君也很危险。”皇帝认为是名言，于是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开封府知府，滕甫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言语没有文饰；皇帝知道他忠诚恳切，事无大小，人无亲疏，总是问他，滕甫随事解答，毫不避讳。王安石曾经与滕甫一起考试，言语不和，非常厌恶滕甫。适逢新法推行，天下议论纷纷，王安石担心滕甫说话而皇帝相信他，于是借事排挤滕甫，让他出知郓州。

戊申日，富弼、曾公亮因为干旱上表请求治罪，下诏不批准。

癸丑日，任命曾公亮为西京奉安仁宗、英宗御容礼仪使。

丁巳日，派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到各路巡视，考察农田水利赋役，这是听从条例司的请求。

甲子日，皇帝临朝，恢复膳食。

免除河北回归乡里的流民的夏税。

五月辛未日，在紫宸殿设宴，开始用乐。

己卯日，赏赐河北服役的士兵特别补贴钱。

癸未日，翰林学士郑獬被罢免，任杭州知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被罢免，任应天府知府；知谏院钱公辅被罢免，任江宁府知府。王拱辰从北京回到朝廷，说臣想进献忠心，但不知道陛下意向所在，又说牛李党争的事情正在发生，不可不警戒。皇帝将这话告诉辅臣，王安石说：“这还不足以说是奸邪；说不知道陛下意向所在，才是真正的奸邪。”曾公亮于是说王拱辰在仁宗时就已经知道他不正派，不再任用。王安石说：“王拱辰结交温成皇后家族，人人都知道。”郑獬权发遣开封府，百姓喻兴与妻子谋杀一个妇人，郑獬不肯使用按问新法，被王安石厌恶。王安石一向与钱公辅友好；得志后，排挤异己，让滕甫出知郓州，钱公辅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滕甫不应该离去。薛向更改盐法，王安石支持他的建议，而钱公辅说薛向应当贬黜，违背了王安石的意思。三人因此同一天被罢免。

按照旧例，两制官员的任命，必须由宰相执笔。当时富弼告假，曾公亮出使，只有王安石在中书省，擅自签署郑獬等人的任命；富弼因此不满，多次称病在家。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三人无罪被贬，很不合公议。”皇帝拿出吕诲的奏疏给辅臣看，王安石说：“这三个人被贬出，我惭愧不能完全暴露他们的罪状，使小人知道有所畏惧，没想到进言的人竟然这样！”

丙戌日，王安石请求辞职；皇帝封还他的奏章，让他像以前一样处理政务。

壬辰日，太皇太后迁居庆寿宫。

癸巳日，枢密院上奏：“想要检查本院各种文书，凡是有关祖宗以来法制适用于边疆的，都删取大要，编成册子，并在各类门下各留空纸，以备记载将来处理事务。”皇帝听从，赐名《经武要略》。

王安石认为古代取士都立足于学校，请求兴建学校以恢复古代制度，诗赋、明经等各科全都取消，专门用经义、论、策来考试进士。下诏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论这件事。

当时议论的人大多想改变旧法，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独自认为不必改变，议论说：“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如果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胥吏、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采用现在的办法，我认为也有余。如果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没有考察实际的政令，那么公卿、侍从常常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制度，我认为也不够。时势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盛与废弃，假如三代的圣人复生于今天，他们的选举也必定有方法，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天下以为太平可待，到了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有德行道艺的人，要求九年大成的事业，那么就要改变今天的礼仪，改变今天的风俗，又要发动民力来修建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学之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员和教师，还要时常挑选不服从教导的人流放到远方，这不是徒然制造纷乱来祸害天下吗！如果没有大的变革而希望有益于时，那么与庆历年间的事情有什么不同！至于贡举的方法，实行了百年，治乱盛衰，原本不由此决定。现在议论者所想要改变的不外乎几点：有人说乡举德行而忽略文章，有人说专举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采用唐朝旧例，兼采声誉名望而废除糊名，有人想废除经生朴学，不用帖经、墨义而考大义，这几点，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想振兴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正物，审察好恶以示范于民俗，在上者所崇尚的，在下者自然会趋向。如果设置科条名目来选取人，就是教天下人相继作伪。在上者以孝取人，那么勇敢的人就割股，怯弱的人就守墓；在上者以廉取人，那么破车瘦马，恶衣粗食；只要能够符合上意的，无所不为。从文章来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事来说，诗赋、策论都是无用的。然而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是因为设计取士方法，不过如此。况且从唐至今，凭借诗赋成为名臣的人不可胜数，诗赋有什么对不起天下而一定要废除它！近代士人，编纂经史，缀辑时务，称为‘策括’，待问条目，搜罗殆尽，临时剽窃，改头换尾来迷惑考官，考官不能分辨。而且它容易入手，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学起来容易成功；没有声病对偶，所以考起来难以精确。以容易学的士人，交给难考的考官，其弊病比诗赋更大。唐代的通榜，本来就是弊法，虽然有以名取人、压服众论的美处，也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的害处，最终使恩德离开王室，权力归于私门，到了中叶，结为朋党之说。通榜取人，又哪里值得崇尚！各科取人，多出自三条路：能文的人已经变为进士，晓义的人又都去考明经，其余都是朴拙鲁钝不堪教化的人。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用于政事，能不能自然显现。现在进士日夜研读经传子史，贯穿驰骋，可以说渊博了，至于处理政事，何尝用到其中的一二！回顾旧学，已经成为虚器，而想让他们分别注疏，粗略懂得大义，就指望他们能增长能力，也已经疏阔了。我所以说，这几点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奏议呈上，皇帝说：“我本来怀疑这事，现在得到苏轼的议论，明白了。”当天召见，问：“当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陈。”回答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皇帝吃惊地说：“你这三句话，我当深思。”苏轼退下，对同僚说了，王安石更加不高兴。皇帝想用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说：“苏轼与我的学问及议论都不同，另外试用他以事可也。”于是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要用事务来困住他。苏轼决断精敏，名声传得更远。

六月己亥日，辽主驻扎在特古里。

丙午日，吐蕃向辽进贡。

丁巳日，御史中丞吕诲被罢免。王安石执掌朝政后，多次变更祖宗法度，致力于搜刮百姓财物，吕诲多次进谏未能阻止。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岐王赵颢应当迁居到外宅，皇太后大怒，皇帝命令追究他离间之罪，王安石认为他无罪。吕诲请求将章辟光交给司法官员处置，皇帝没有听从，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说：“王安石外表看起来质朴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横傲慢，怠慢皇上，暗中残害忠良，臣大略举出十件事：王安石从前在嘉祐年间批驳公事不当，御史台多次发公文催促他入朝谢罪，他傲慢不服从，直到英宗朝，仍不遵守臣子礼节。怠慢皇上无礼，这是第一件。王安石担任小官时，每次升迁，都推辞不已；但自从担任翰林学士后，没听说他坚决推辞过。先帝在位时，他表现出隐居山林的念头；陛下即位后，他却贪图金銮殿侍从的乐趣。为什么先前怠慢而后又恭敬？这是贪图名声、急于升官，第二件。王安石在迩英殿侍讲，竟想坐着讲说，要屈折万乘之尊，自取师长的尊位，不懂得上下礼仪、君臣名分。这是要挟君王、追求名声，第三件。王安石自从执掌政务，事无大小，都与同僚意见不合。有时趁着奏对，单独留下进言，多请求皇帝御批从宫中直接下发，这样好事就归功于自己，坏事就归咎于君主。这是用心不公，第四件。前些日子许遵误判谋杀公事，王安石极力为他主张，妻子谋杀丈夫，竟用‘案问首举’减等定罪，这是挟私情破坏法律，第五件。王安石入翰林院后，没听说他推荐过一个贤士，首先称赞弟弟王安石的才能，朝廷按第一名推恩，他还说待遇太薄，主考官判定文卷不优，他就遭到中伤。等到执掌政务才半年，就卖弄威福，无所不为。这是背弃公义、结党营私，第六件。宰相不签署敕书，这是本朝旧例，从未听说过。这是专权乱政，第七件。王安石与唐介争论谋杀案的刑名，导致喧哗，众人认为王安石不对而认为唐介正确。忠直刚正的人，务求顾全大体，不能靠口舌取胜，最终愤懑而死。从此畏惧他的人很多，即使丞相也退缩，不敢与他争论是非。这是欺压同僚，第八件。小臣章辟光进言，让岐王迁居外宅，离间之罪，本来死有余辜，而王安石多次进献危言来迷惑圣听。这是结党奸邪、依附下属，第九件。如今国家经费，总汇在三司，王安石与枢密大臣共同制置三司条例，虽然名义上商讨财利，实际上动摇天下，有害无利，第十件。臣实在担心陛下喜欢他的才能口辩，时间久了就会倚重他。大奸若是得势，群小就会一起进用，那么贤人都会离去，祸乱由此产生。而且王安石起初并无远见，只致力于改动旧制标新立异，用花言巧语掩饰过错，欺骗君主和臣民。祸害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知道他久居朝廷，就没有安宁的道理。章辟光的邪谋，本是王安石和吕惠卿所引导，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重治我的罪，我终究不会放过这两个人！’所以王安石极力营救他。希望陛下明察隐伏的奸邪，询问士人舆论，然后才知道臣的话对不对。”当时皇帝正倚重王安石，退还了他的奏章，吕诲于是请求离职。皇帝对曾公亮说：“如果贬出吕诲，恐怕王安石内心不安。”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理此事合乎道义，臣怎敢因形式上的嫌疑而计较去留！”于是贬吕诲出知邓州。苏颂负责起草制词，曾公亮对苏颂说：“章辟光在治平四年上书时，王安石在金陵，吕惠卿监杭州酒税，怎么能教唆他呢？”所以制词中说：“勾结小人交相进谗言，肆意发表欺骗皇上毫无根据的话。”制词发出后，皇帝责备苏颂，苏颂把曾公亮的话告诉皇帝，才知道章辟光在治平年间自称说的是其他事，并非此案。

吕诲将要进言时，司马光从迩英殿赶往资善堂，与吕诲相遇，司马光悄悄问：“今天请求奏对，想说什么事？”吕诲说：“袖中的弹劾奏章，是针对新任参知政事的。”司马光惊讶地说：“众人都说得到了合适的人选，为何要弹劾他？”吕诲说：“君实你也这样说吗？王安石虽然有时名，但好持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小人，喜欢别人阿谀自己，听他的话很动听，用在实践中却行不通。如果他只是担任侍从官，或许还可以容忍；若把他放在宰相位置上，天下必定遭受其祸。”司马光说：“如今还没有明显迹象，何不等以后再说？”吕诲说：“皇上刚刚即位，年纪轻，每天与他朝夕商议谋划的，不过是两三位大臣而已，如果所用非人，将会败坏国事。这是心腹之患，治疗只怕来不及，难道还能拖延吗？”奏章呈上后，吕诲被贬黜，而王安石更加骄横，司马光于是佩服吕诲的先见之明，自认为不如他。吕诲三次担任谏官，都因弹劾大臣而被罢免。天下人推崇他的耿直。

任命知开封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

王安石因为吕公著的哥哥吕公弼不依附自己，于是奏请任用吕公著为中丞来逼迫他。吕公弼果然极力请求离职，皇帝不答应。

金星进入井宿，壬戌日，白天出现。

辽国任命南院枢密使萧惟信掌管北院枢密使事务，命令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伊逊加守太师，各地如有军事行动，允许伊逊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从此伊逊权势震动朝野内外，门下馈赠贿赂不断，凡是阿谀顺从的人都得到推荐提拔，忠直的人被驱逐流放，辽国谚语说：“宁可违抗敕旨，不可违抗魏王的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