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姚枢等

姚枢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来迁居洛阳。幼年努力学习，内翰宋九嘉看出他有辅佐帝王的才能，杨惟中于是与他一同觐见太宗。乙未年，太宗南征，诏令姚枢随从杨惟中到军中寻求儒生、道士、僧人、医生、占卜者。恰逢攻破枣阳，主将打算全部坑杀俘虏，姚枢极力辩解这不符合诏书旨意，日后如何复命，于是催促几个人逃入竹林中得以死里逃生。攻占德安后，得到名儒赵复，才获得程颐、朱熹的著作。辛丑年，赐予金符，担任燕京行台郎中。当时牙鲁瓦赤主持行台，只致力于收受贿赂，因姚枢是幕府长史，也分给他一份。姚枢全部拒绝，于是弃官离去。携带家人来到辉州，修建家庙，另设一室供奉孔子及宋代儒者周敦颐等画像，刊刻各种经书，惠及学者，读书弹琴，好像要以此终老。当时许衡在魏地，来到辉州，抄录程颐、朱熹所注的经书后回去，对他的门徒说：“从前所传授的都不对，如今才听到进学的次序。”不久全家迁居依附姚枢。

世祖在藩王府时，派赵璧召姚枢前来，非常高兴，用客礼接待。询问治国之道，姚枢于是写了数千字的奏疏，首先陈述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以治国平天下的大纲，汇集成八个条目，即：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其次论及匡救时弊，列出三十条措施，说：“设立省部，则各种政务统一，纲举目张，政令不会在朝廷上颁布而在晚间改变。选拔有才能德行的人，推举隐逸遗贤，谨慎选拔官员，淘汰冗员，则不专靠世袭爵位而人才得以出现。颁行俸禄，则贪赃污秽被堵塞而公道得以推行。制定法律，审理刑狱，则将生杀大权收归朝廷，诸侯不得专断，重罪不致于苟且免死，细微过失不致于遭受极刑，而冤屈得以伸张。设置监司，明确升降制度，则善良和奸邪之人得以举荐和弹劾。停止横征暴敛，则部族不肆意诛求。精简驿传，则州郡不受需索困扰。兴办学校，推崇经术，表彰节孝，以此作为培养人才、淳厚风俗、美化教化的基础，使士人不以文采浮华为务。重视农桑，放宽赋税，省减徭役，禁止游手好闲，则民力得以舒缓，不趋于虚浮伪诈，而且避免习技工巧者年年富足，勤于耕织者日渐饥寒。整顿军政，使乡间不知行营往复的骚扰。周济匮乏，抚恤鳏寡孤独，使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人得到供养。实行屯田以充实边防，疏通货运以供应京师。停止追讨债务，则胡商不得以利息为本钱，破灭借贷之家。扩大储蓄、恢复常平仓以备荒年，设立平准以平衡物价，禁绝便利以堵塞侥幸之路，杜绝告讦以断绝诉讼根源。”每条都陈述施行方法，其下本末兼顾，大小不遗漏。世祖认为他才智奇特，每次行动必定召问，并让他教授世子经书。

宪宗即位，诏令凡军民在赤老温山以南的，听凭世祖总领。世祖奉诏后，宴请群臣，酒宴结束将要离开，派人留住姚枢，问道：“刚才众臣都祝贺，唯独你沉默不语，为什么？”姚枢回答说：“如今天下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赋之富，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民我们全部拥有，天子还有什么可做？将来朝臣中有人进谗言，必定后悔而被剥夺，不如只掌握兵权，物资供应所需从有关部门支取，那就势顺理安。”世祖说：“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于是上奏，宪宗听从了。姚枢又请求在汴梁设置屯田经略司以图谋南宋；在卫州设置都运司，从黄河转运粮饷。宪宗大封同姓，敕令世祖在南京、关中两地自选一处。姚枢说：“南京黄河改道无常，土地贫瘠水浅，盐碱地多，不如关中田地属于上上等，自古称为天府陆海。”于是世祖愿意得到关中。

壬子年夏，随从世祖征伐大理，到达曲先脑儿之地。夜宴时，姚枢陈述宋太祖派遣曹彬攻取南唐不杀一人、市场照常交易的故事。第二天，世祖骑在马上喊道：“你昨晚说的曹彬不杀人的事，我能做到，我能做到！”姚枢在马上祝贺说：“圣人之心如此仁明，是百姓的幸运，国家的福气。”第二年，军队抵达大理城，姚枢命令撕开布帛做成旗帜，写上禁止杀人的命令，分别树立在街巷，因此百姓得以相互保全。

丙辰年，姚枢入朝觐见。有人进谗言说王府深得中原民心，宪宗派阿蓝答儿大肆进行钩考，在关中设立钩考局，用一百四十二条条款推究经略司、宣抚司的官吏，下至征税商人无遗漏，说：“等结案之日，列入此罪的只有刘黑马、史天泽上报，其余全部处死。”世祖听说后很不高兴。姚枢说：“皇帝是君主，是兄长；大王是皇弟，是臣子。事情难以与他计较，远离将遭受祸患。不如尽遣王府妃嫔公主归附朝廷，做长久居住的打算，怀疑自然消除。”等到世祖见到宪宗，都流下眼泪，宪宗最终没有让他申辩而作罢，于是撤销了钩考局。

世祖即位，设立十道宣抚使，任命姚枢为东平宣抚使。到达东平后，设置劝农、检察两人监督，按照物力均衡赋役，废除铁官。中统二年，拜授太子太师。姚枢说：“皇太子尚未确立，怎么可以先有太师？”将所授的制书交还中书省，此事见《许衡传》。改任大司农。姚枢上奏说：“在太宗时期，诏令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仍袭封衍圣公，他去世后，儿子与族人争相请求袭爵，在藩王府诉讼，陛下当时说：‘只管去努力学习，等到有成就德行才能的人，我就任用他。’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令东平守臣用车装载歌工、舞郎以及乐器、祭器到日月山，陛下亲临观看，敕令东平守臣，人员缺额即行补充，不要停止练习。而且陛下怜悯圣贤的后代不通《诗》、《书》，与平民一样，已经命令洛阳儒士杨庸选拔孔、颜、孟三族子孙中优秀者进行教育，请求正式授予杨庸教官之职，以成就国家培育人才、等待任用、教化四方的美政。王镛熟悉典章制度，应让他提举礼乐，使不至于荒废。”都得到批准。诏令赴中书省议事，以及讲定条格，并勉励说：“姚枢辞让台省官职，朕很赞赏。省中各种事务，需要依赖一两位老成之人同心辅佐，你与尚书刘肃要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等到条格修成，与丞相史天泽上奏，皇帝深为嘉许采纳。

李璮谋反，皇帝问：“你预料结果如何？”姚枢回答：“假使李璮乘我北征的空隙，沿海直捣燕京，封锁居庸关，使人心惊惶，这是上策。与宋朝联合，依靠险要持久对抗，多次骚扰边境，使我军疲于奔命救援，这是中策。如果出兵济南，等待山东诸侯接应，这就会成为俘虏。”皇帝说：“如今叛贼将会采取哪一策？”回答：“出下策。”当初，皇帝曾评论天下人才，谈到王文统，姚枢说：“此人学术不纯，靠游说干谒诸侯，将来必定造反。”至此，王文统果然因李璮事被处死。

中统四年，拜授中书左丞，上奏请求废除世袭诸侯，设置牧守。有人进言说中书省政事大坏，皇帝发怒，大臣有将被治重罪的，姚枢上奏说：

太祖开创基业，超越前古，来不及实施治理。此后几朝，官员冗滥，刑罚泛滥，百姓困苦，财力枯竭。陛下天资仁圣，从前在藩邸时，聆听圣典，访求老成，每日讲论治国之道。如邢州、河南、陕西，都是治理极差的地方，为此设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办法是：选拔人才担任职务，颁给俸禄以培养廉洁，清除贪污冗滥以澄清政治，鼓励农桑以富裕百姓。不到三年，号称大治。各路百姓盼望陛下拯救自己，如同婴儿寻找母亲。先帝去世，国难并起，上天开启圣人，继承大统，随即采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从中统至今五六年间，外患内叛接连不断，然而能使官员脱离债务负担，百姓安于赋役，府库初步充实，仓廪初步完备，钞法初步推行，国用初步充足，官员得以升迁调转，政事得以更新，这都是陛下能够保全祖宗基业、信任采用先王之法所致。如今开始创建治国之道，正应上答天心，下结民心，和睦亲族以巩固根本，建立储君以重视国祚，确定大臣以主持国政，开设经筵以端正思想，修整边防以备不虞，储备粮饷以待荒年，设立学校以培育人才，鼓励农桑以改善民生。这样可以使先辈光辉，成就帝德，遗留子孙，传扬声誉。以陛下的才能谋略，施行这些绰绰有余。近来听说陛下视听日益烦劳，朝廷政令日改月异，如同树木刚栽种又移动，房屋已架设又毁坏。远近臣民不胜恐惧，唯恐根本一废，长远事业难以成就，成为陛下身后的忧虑，国家的重大祸害。

皇帝的怒气因此消解。至元十年，拜授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事务。当年，襄阳攻下，于是商议攻取南宋。姚枢上奏说如果寻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知枢密院事伯颜不可。十一年，姚枢说：“陛下颁布不杀人的诏令。伯颜渡过长江，用兵不过时，西起蜀川，东至海滨，降服城池三十座，户口超过百万，自古平定南方，没有如此神速的。如今从夏到秋，一座城也不投降，都是因为军官不考虑国家大计，不体会陛下的深仁，贪图财物劫掠杀戮所致。扬州、焦山、淮安，敌人拼死作战，我军虽然战胜，伤亡也很大。南宋不能立国是显而易见的，但临安不肯轻易投降，贪生怕死，人之常情，大概是不敢，只恐怕我们招降止杀的信义不坚定罢了。应当重申止杀诏令，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圣上不必劳心，军力也不虚耗。”又请求禁止南宋的鞭背、黥面及各种酷刑。十三年，拜授翰林学士承旨。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

姚枢天性宽宏而仁厚，恭敬敏捷而节俭勤勉，从不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有人辜负他的恩德，也不怀怨恨。忧患来临，不见于神色。有人来请教，必定反复告知。

儿子姚炜，官至平章政事；侄子姚燧，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以文章大家闻名，去世后谥号文。

许衡，字仲平，是怀州河内人，世代务农。父亲许通，因避乱迁居河南，在泰和九年九月于新郑县生下许衡。许衡幼年就有特殊的资质，七岁入学，老师教他章节句子，他问老师说：“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说：“为了考取科举功名罢了。”许衡说：“就这样而已吗？”老师大为惊奇。每次讲授书籍，他又能询问书中的主旨含义。时间长了，老师对他父母说：“这孩子聪颖不凡，将来必定有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我不配做他的老师。”于是辞去，父母强留他也留不住。像这样一共换了三位老师。渐渐长大后，许衡嗜好学习如饥似渴，但遭遇世道战乱，而且贫穷没有书籍。曾经从占卜的人家里看到《尚书》的注疏，于是请求借宿，亲手抄写后回家。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得到王辅嗣注解的《周易》。当时处于兵乱之中，许衡夜里思考白天诵读，亲身实践努力践行，言语行动必定先以义理衡量然后才发出。曾经在暑天经过河阳，非常口渴，路旁有梨树，众人争着摘梨吃，只有许衡端正地坐在树下安然自若。有人问他，他说：“不是自己拥有的东西而取走，是不可以的。”有人说：“世道混乱，这梨树没有主人。”许衡说：“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心中也没有主见吗？”辗转停留在鲁地和魏地，人们见他品德高尚，渐渐有人跟从他学习。住了三年，听说战乱将要平定，于是返回怀州。在河、洛之间往来，跟从柳城姚枢得到了伊洛程氏和新安朱氏的书籍，更加大有收获。不久居住在苏门，与姚枢和窦默相互讲论学习。凡是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的学问，没有不讲解的，并且慷慨地把圣道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对人说：“纲常伦理一天也不能在天下消亡，如果在上的人没有办法担当，那么就是在下的人的责任。”凡是丧葬、祭祀、娶妻、嫁女，必定依据礼法，来倡导他的乡人，求学的人逐渐增多。家境贫穷亲自耕种，粮食成熟就吃，粮食不熟就吃糠核菜蔬，泰然处之，诵读的声音传到门外如同金石之声。财物有剩余，就分给族人和贫困的学生。别人有馈赠，只要有一丝一毫不合道义，就不接受。姚枢曾经被征召进入京师，把他雪斋的房子给许衡住，命令守门人招待他，许衡拒绝不接受。庭院里有果子成熟腐烂掉在地上，童子经过，也不斜视看一眼就离开，他家人受他感化到了这种程度。甲寅年，世祖出京到秦中为王，任命姚枢为劝农使，教百姓耕种。又想用什么办法来教化秦人，于是征召许衡为京兆提学。秦人刚刚脱离战乱，想要学习却没有老师，听说许衡到来，人人没有不欢喜庆幸来学习的。郡县都建立学校，百姓大大被教化。世祖南征，许衡于是回怀州，求学的人攀留不住，跟随着送他到临潼然后返回。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征召许衡到京师。当时王文统凭借谈论财利升任平章政事，许衡、姚枢等人入朝侍奉，谈论治乱休戚，必定以义理为根本。王文统忌惮他们。而且窦默每天都在皇帝面前批评他的学术，怀疑许衡与他互为表里，于是奏请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表面上像是尊崇重用他们，实际上是不让他们多次侍奉皇帝。窦默因为多次攻击王文统不成功，想借助东宫来避祸，与姚枢接受任命，将要入朝谢恩。许衡说：“这不符合义理，暂且不要说。按照礼制，师傅与太子位置是东西相向，师傅坐下，太子才坐下。你们考虑能恢复这个礼吗？如果不能，那么师道就由我们废弃了。”姚枢认为对，于是一起怀揣任命文书站在殿下，五次辞让才免去任命。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不久，许衡也因病辞官回家。至元二年，皇帝任命安童为右丞相，想要许衡辅佐他，又征召许衡到京师，命令在中书省议事。许衡于是上疏说：

臣性情见识愚钝浅陋，学术荒废疏略，没想到虚名，偶然玷污了圣上的听闻。陛下喜好贤能乐于行善，舍短取长，即使像臣这样没有才能，从甲寅年至今十三年，一共八次接到诏旨，心中暗自思考，拿什么来报答。又日前当面接受圣旨，叮咛恳切周到，中书省重大事务，容许臣畅所欲言。臣虽然昏庸愚昧，承蒙陛下知遇对待如此优厚，敢不竭尽所有，来裨补万一。孟子把“以难事要求君主叫做恭，陈述善行闭塞邪念叫做敬”；孔子说“用道义事奉君主，不行就停止”。臣所持守的，大意就是这样。恳切希望陛下宽恕臣的不才，明察臣的至诚之心，那么臣的愚钝，或许也有一点裨补。

第一点说道：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有规划。遵循它去实行，那么治理的功业可以预期。否则心中疑惑目光眩乱，变化更改，没有见到可行的。从前子产辅佐衰微周朝的列国，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角，尚且都有确定的策略，终身遵循；而堂堂的天下，可以没有一定的说法而胡乱作为吗？考查前代，北方占有中原的，必定推行汉法才能长久。所以后魏、辽、金享国年数最多，其他不能推行的，都相继动乱灭亡，史册上都有记载，明白可考。假使国家居住在朔漠，那么就不用讨论这个了。今天的治理，不这样做还有什么适宜呢？陆地上行走适宜用车，水上行适宜用船，反过来就不能行走；幽燕地区以冷食为宜，蜀汉地区以热食为宜，反过来必定有变故。以此来说，国家应当推行汉法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万世的国俗，累朝的勋旧，一旦被驱使跟随臣仆的计谋，改从亡国的习俗，这种形势有非常困难的地方。私下曾经思考，寒冷与暑热，本来不同。但是寒冷变为暑热，开始于微温，温变成热，热变成暑，积累一百八十二天寒冷才完全消失。暑热变为寒冷，它的形势也是这样，这也是积累的验证。如果能逐渐浸润，以岁月相待，心志坚定而确实，事情容易而恒常，没有不可改变的。这在于陛下尊信并坚守它，不掺杂小人，不责求眼前的功效，不忧虑流言蜚语，那么达到治理的功业，大概可以成功了。

第二点说道：中书省的事务不胜其烦，但是它的关键在用人、立法这两件事罢了。就近比喻：头发在头上，不用手梳理而用梳子梳理；食物在器皿中，不用手取而用勺子取。手虽然不能直接做，但用梳子和勺子，这就是手的作用。在上的人用人，和这有什么不同？然而人的贤能与否，不知道详情，固然不能一下子就任用。但是或者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患得患失，不敢进用或退黜，只是说了解人，而实际上不能用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人没有不饮食的，只有厨师能够调和五味；没有不看日月的，只有星官能够推算日食月食的数值，实在是因为掌握了方法的缘故。古人有话说：“筑高台必定依靠丘陵，挖深池必定依靠川泽，治理政事必定依靠先王之道。”如今街巷的议论，动不动以古法为诟病戏弄，不知道今天口所吃的，身所穿的，都是古人遗留的法则而不可违背的，难道天下之大，国家之重，而古代成法反而可以违背吗？这也是太不思考了！治理人的是法度，遵守法度的是人。人与法相互维系，上面安定下面顺从，而宰相执政在朝廷上从容不迫，不烦不劳，这就是所谓的省力。说到立法用人，如今虽然不能立刻像古代那样，但是已经做官的人应当给予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廉洁，没有做官的人应当宽立条规，让他们能够依次任用，那么失职的怨气可以稍微舒缓了。外部设置监司来察举贪污污浊，内部专设吏部来核定资历，那么非分的请求渐渐可以止息了。再任三任，抑制高官抬举下位，那么人才和爵位大致可以公平了。至于贵族的世袭，品官的荫子，户籍的数目，以后应当再议，也不能拖延。

第三点说道：百姓生来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眷顾任命，设立君主老师，这是把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不是给他可以安逸的地方来娱乐他。因此尧、舜以来，圣明帝王，没有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确实知道上天所给予的是最艰难的任务，本来不可以掉以轻心去对待。知道它的艰难而且用艰难的态度去处理，那么艰难或许可以做到；不知道它的艰难而且用容易的态度去处理，那么以后的艰难就可能有不可为的了。孔子说：“做国君难，做臣子不容易。”做臣子的道理，臣已经告诉安童了。至于做国君的艰难，尤其是陛下应当专心注意的。臣请说其中切要的部分：

人君不怕说话难，而怕实践说话难。知道实践说话的难，那么说话就不能不慎重了。从前刘安世做到不随便说话，七年才成功。刘安世不过是一个读书人，所交往的是一家之亲、一乡之众，同列的臣子不过数十上百人而已，而说话尚且如此，何况天下之大，万民之众，事有万变，日有万机，人君以一人的自身和一心来应对，想要说话没有失误，难道容易做到吗？所以有从前说过而今天忘记的，今天命令而过后自己违背的，可行不可行，赞成反对，纷乱变更，纪纲不能颁布，法度不能建立，臣下无所遵循，奸人因此作弊，天下之人疑惑惊骇，并且议论朝廷无法无信到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处在最难的地位不用艰难的态度去处理，而用容易的态度去处理的缘故。如果遵从《大学》的道理，以修身为根本，凡是一言一动，必定追求它的当然和所以然，不被爱牵制，不被憎蒙蔽，不被喜左右，不被激怒，虚心端正心意，深思熟虑而审慎处理，即使有不对的也大概很少了。为什么在上的人大多喜欢舒适放纵，做臣子的大多从事阿谀逢迎？阿谀逢迎本是为私，私心盛就不怕人了；舒适放纵本是为欲望，欲望盛就不怕天了。以不怕天的心，与不怕人的心，感应融合没有间隙，那么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一时快意的事了。快意就口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身体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又怎么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根本，一言一动，深思熟虑而审慎处理呢？这就是人君实践说话的难处，又比天下的人更难。

人的真伪，有平易有险恶，险恶的难以知道，平易的容易知道，这只是取决于那人的险恶或平易罢了。然而又有多少之分。少就容易知道，多就难以知道，所以在上的难以知道在下的人，而在下的容易知道在上的人，这是形势使然。处在难以知道的地位，驾驭难以知道的人，想要不被欺骗也难了。从前包拯刚强严毅峭直，号称明察，但是一个小吏就能欺骗他。然而包拯不过是一个京兆尹罢了，他对人受欺，不过误一件事、害一个人而已。人君处在亿万人之上，掌握授予、剥夺、进用、退黜、赏赐、惩罚、生杀的大权，不幸被欺骗，就会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它的害处不可胜言。人君只有没有喜怒，如果有喜怒，那么就会有人迎合他的喜来施恩市惠，鼓动他的怒来张大声势。人君只有没有爱憎，如果有爱憎，那么就会有人假借他的爱来谋私，利用他的憎来报复怨仇。甚至本来没有喜，欺骗使他喜，本来没有怒，激怒使他怒，本来不值得爱，而欺骗赞誉使他爱，本来无可憎，而强行诋毁使他憎。像这样，那么进用的未必是君子，退黜的未必是小人，给予的未必是有功，剥夺的未必是有罪，以至于赏、罚、生、杀，很少能得其中正。人君不醒悟自己受欺骗，反而任用他们来防范天下的欺诈，欺诈到了这种地步，还可以防范吗？大体上说，人君以了解人为贵，以用人为急务。用得其人，那么就不用防范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那么所亲近的都是争相进用的人、好利的人、无耻的人。他们带着欺诈的手段，千条路万条径，来蛊惑君主的心，想要防范他们的欺诈，即使是尧、舜也做不到。

贤德的人以公正为心，以仁爱为心，不为私利所动摇，不为权势所屈服，将他们安置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那么各项事务就能得到公正处理，天下百姓都能蒙受他们的恩泽，他们对国家的重要性，确实如此重大。贤德的人如果生不逢时，就努力隐藏自己的才能，世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他们。即使有人了解他们，却没有人引荐，那么君主就无法知道他们。君主知道了他们，召见并任命他们，却像对待仆役一样随意，贤德的人会不屑于此。即使表面上以礼相待，但他们的建议不被采用，贤德的人也不会留任。或者采用了他们的建议，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苛求小利，期待短期成效，只有任用贤人的名义，而没有任用贤人的实际，贤人又怎肯尸位素餐、被天下人讥讽呢？这只是难以进用的情况，还有难以与君主契合的情况。君主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多喜欢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只求让自己快意，而不求让百姓快意。贤德的人一定要匡正君主的过失，扶持他安定天下，像尧、舜那样正直、安定才肯罢休，所以他们的关系常常难以契合。更何况那些奸邪谄媚的小人，憎恨正直、厌恶忠良，肆意诋毁，用各种手段陷害贤人，贤人连自身罪责都难以避免，又怎能指望各项事务得到公正处理、天下百姓蒙受恩泽呢！从古至今，正直君子之所以看重进用而轻视退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就拜谢，益尚且告诫他“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掉奸邪不要犹豫不决”，后世的君主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任用贤人的难处。

奸邪的人，他们的心术险恶，他们的手段巧妙。正因为险恶，所以千态万状让人无法识破；正因为巧妙，所以千门万径让人无法防范。他们谄媚时像恭敬，攻击别人时像正直，欺骗时像可信，花言巧语时像可亲近。他们专门窥探君主的喜怒而加以迎合，窃取君主的权势来树立自己的威严，满足君主的私欲来博取君主的宠爱。君主对他们的宠爱深厚，他们在下面作威作福，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说话，毒害遍及天下而君主却不知道，到了这种时候再想除掉他们，也已经很难了。尽管如此，这只是君主不醒悟的情况，还有可以说的。比如宇文士及的奸佞，唐太宗明明白白看清了他的为人却不能斥退他；李林甫妒贤嫉能，唐明皇清清楚楚看透了他的奸邪却不能罢免他。邪佞之人迷惑君主，竟到了这种地步，能不令人畏惧吗！

君主如果以诚心爱护臣下，那么臣下就会以忠心回报君主，这是感应的道理。然而考察过去的历史，有时不能以常理来推断。大禹治理洪水拯救百姓，启又能恭敬地继承大禹的治国之道，他们的恩泽深远，然而传了一代，太康就失道败德，于是万姓仇视怨恨而离去，这是为什么呢？汉高祖从平民起家，天下人如影随形地跟从，荥阳之难时，纪信不惜牺牲生命奔赴急难，那么人心的归附可见一斑。等到天下已经平定，却有人躲在沙中图谋反叛，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私下曾思考过，百姓拥戴君主，本于天命，起初并没有不顺从的心思，只是因为君主使他们失望、使他们感到不平，然后怨恨愤怒就产生了。大禹、启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而太康却安逸享乐、败坏道德，因此百姓失望；汉高祖以宽厚仁德得天下，等到天下平定，却凭个人爱憎施行赏罚，因此百姓感到不平。古今的君主，凡是曾对百姓施恩泽，而百姓仍然怨恨愤怒的，都是这类情况。君主即位之初，已经向天下说了好话，但后来实际不能兑现，所以怨恨就产生了。同是臣子，本来没有太大差别，君主只因个人私心而厚待某一个人，那么被薄待的人就已经怨恨他了，更何况薄待有功的人而厚待有罪的人，人们怎么能心中不愤怒呢？一定要像古代《大学》所说的道理，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一言一行，全都可以成为天下的法则，一赏一罚，全都可以符合天下的公论，那么亿万民众的心，将不用强求而自然获得，又怎会有失望不平的困扰呢！

夏、商、周三代以后，被称为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得上汉文帝、汉景帝的，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天象多次变化，山崩地震，难以一一列举，这是小则会有水旱灾害，大则会有动乱灭亡的征兆，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文帝、景帝能够承顺天心，一心以养育百姓为务，今年劝勉农桑，明年减免田租，恳切爱护百姓到了这种程度，自然应该获得民心而祥瑞之气相应。我私下看到前年秋天有彗星出现在西方，彗星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天彗星出现在东方，又出现在西方。议论的人认为应当除旧布新，以顺应天变。我认为不如直接效法文帝、景帝的恭敬节俭、爱护百姓，这样做才是道理明晰、义理正当而可信。上天立君，本来是为了下民。所以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尚书》也说“上天所见来自百姓所见，上天所听来自百姓所听”。由此而论，那么天道总是在于百姓，总是在于不足。作为君主，不向百姓求取而向高处求取，不求取不足而求取有余，这就是招致天变的原因。天变已经发生，征兆已经显现，乖戾的苗头已经萌发，却仍然因循旧习，压制百姓而损害他们的不足，却说是顺应天意，不是很难吗？

这六条，都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举其要旨，不过就是修养德行、任用贤人、爱护百姓这三条罢了。这就是治国的根本。根本确立了，那么纲纪可以颁布，法度可以施行，治理的功业必定可以成就。否则，爱憎互相攻击，善恶互相伤害，百姓免不了陷于水火之中，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国家，是万万不可能的。

第四条说：谈到古代的圣君，必定说尧、舜；谈到古代的贤相，必定说稷、契。这是因为尧、舜能够知晓天道并顺承它，稷、契又能够知晓尧、舜的心意并辅佐他们，这就是他们被天下效法、可以传之后世的原因。天道是喜好生育而不偏私，尧和舜也是喜好生育而不偏私。像“能够显明大德”，以至于“百姓随之改变”，“敬慎地传授农时”，以至于“各项事业都兴盛”，这就是顺承天道的实际表现。稷播种百谷以厚养民生，契敷设五常之教以善化民心，这就是辅佐尧、舜的实际表现。我曾经反复推演思考，想了又想，参考古代圣贤的言论没有不同，验证历代治乱的事迹没有不合的。这是因为推行此道，可以使百姓富裕，可以使兵力强大，可以使人才兴盛，可以使国势重要，我日夜思考已经非常成熟了。如今国家只知道敛财的巧妙，而不知道生财的途径；只知道防备别人的欺诈，而不想培养人们的善心；只担心法令难以施行，而不担心法令没有可以施行的环境。如果真能优待重视农民，不侵扰不伤害，驱赶游手好闲懒惰的人让他们回归农田，督促他们种植耕作，恳切教导并督促实行，十年之后，仓库的积蓄，一定不是现在能比的。从都城到州县，都设立学校，让皇子以下直到平民百姓的子弟，都进入学校学习，以明白父子君臣的大伦，从洒水扫地、应对进退到平治天下的要道，十年以后，在上的人知道如何治理下属，在下的人知道如何侍奉上司，上下和睦，又一定不是现在能比的。这两件事推行了，其他各项事务就会随之兴起，否则其他一切都不可期待了。这个道，就是尧、舜的道。孟子说：“我如果不是尧、舜的道，就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我愚钝浅薄，私下也愿意学习。

第五条说：天下安定的原因，在于百姓志向安定，那么士人就安心于做士人，农民安心于务农，工匠商人安心于做工经商，那么在上位的人才有安定的道理。如果百姓不安于平民的地位，一定追求俸禄官职；官员不安于低微的职位，一定追求尊贵荣耀。四面八方的人都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争相进取，各怀没有满足、不知羞耻之心，在上位的人能不为此寒心吗！我听说夺取天下崇尚勇敢，守护天下崇尚退让。夺取和守护，各有其适宜的做法，君主不可不审慎。审慎之后再行动，行动没有不中肯的，否则遇到事情就马上喜怒形于色，喜怒的表情显现在脸上，言语说出口，别人都能知道。慢慢考察原因，知道并没有值得高兴的事，就一定会后悔自己高兴的失误；没有值得愤怒的事，就一定会后悔自己愤怒的失误，甚至先高兴后愤怒，先愤怒后高兴，号令多次变更，这是喜怒没有节制的缘故。因此先王静心恭敬，不轻易流露喜怒，在喜怒未发之时，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当它发出时，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改变，所以号令简约而没有后悔，就没有不中肯的了。多次变更，是不可以的；多次失信，尤其不可以。周幽王无道，所以不体恤这些，如今没有这种情况，何苦让人不信呢！

奏疏呈上后，元世祖赞赏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许衡自从见到皇帝，多次奏陈意见，等到退朝后，都削去奏章草稿，所以他的言论大多保密，世人很少能听到，所流传的只是这些罢了。许衡身体多病，元世祖允许他五天上一次省，并时常赐给尚方名药美酒以调养身体。至元四年，于是允许他回归怀州。至元五年，又被召回，奏对内容也保密。至元六年，命他与太常卿徐世隆制定朝仪，朝仪制定完成后，皇帝亲临观看，非常高兴。又下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谦制定官制，许衡逐一考察古今分合并隶属的次序，去除那些临时设置、重复增设、冗长、位置不当的官职，将省部、院台、郡县以及后妃、储藩、各机构之间的联系统属关系，制定成图表。至元七年，上奏呈上。第二天，命集合公卿杂议中书省与院台之间公文往来的体例，许衡说：“中书省辅佐天子总揽国家政务，院台应当呈报。”当时商挺在枢密院，高鸣在御史台，都不高兴，想要定为咨禀，于是大声对许衡说：“台院都是宗亲大臣，如果一旦违逆，祸事不可预料。”许衡说：“我只是议论国家制度而已，与人有什么关系？”于是将他的话在皇帝面前对质，皇帝说：“许衡的话是对的，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不久，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尚书省六部事务，趁机专权，势倾朝野，一时之间大臣大多阿附他，许衡每次与他议事，必定正言相告毫不退让。后来他的儿子又被任命为佥枢密院事，许衡独自坚持异议说：“国家的大权，不过兵、民、财三者而已。如今他的父亲掌管民与财，儿子又掌管兵权，不可以。”皇帝说：“你担心他造反吗？”许衡回答说：“他即使不造反，这也是造反之道。”阿合马因此怀恨在心，急忙推荐许衡应在中书省任职，想要借机中伤他。不久被任命为左丞，许衡多次入朝辞谢，皇帝命左右侍从扶许衡出殿。许衡走到门槛外，又回奏说：“陛下命我出去，是出中书省吗？”皇帝笑着说：“出殿门罢了。”许衡随从皇帝去上京，于是列举阿合马专权欺君、败坏朝政、祸害百姓的若干事情上奏，没有答复。于是称病请求解除机要事务。皇帝心中悲伤，召来其子许师可，宣谕旨意，并命他举荐接替自己的人。许衡上奏说：“用人，是天子的大权。臣下泛泛议论其贤与不贤是可以的，但如果授予职位，就应当由皇帝决断，不能让臣下有逐渐形成卖恩求报的风气。”

皇帝很久就想开设太学，正好许衡请求辞职更加坚决，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至元八年，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自为他挑选蒙古子弟让他教导。许衡听到任命，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事。国家子弟天性纯朴尚未散失，视听专一，如果将他们放在善类中涵养几年，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于是请求征召他的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作为伴读。皇帝下诏用驿马将他们召到京城，分别安置在各学斋，担任斋长。当时所选弟子都还年幼，许衡对待他们如同成人，爱护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出入进退，要求严格如同君臣。他的教学，是根据学生的觉悟来引导他们明辨善道，通过明辨来开启他们的蒙昧，观察他们的动静举止来调节张弛。课诵之余，就练习礼仪，有时练习书法算术。年幼的就让他们练习跪拜、作揖、进退、应对，有时射箭，有时投壶，输了的罚读书若干遍。时间长了，诸生各自有所得，尊师敬业，下至儿童，也知道三纲五常是做人的道理。

至元十年，权臣多次诋毁汉法，诸生的粮食供应有时中断，许衡请求回怀州。皇帝以此询问翰林学士王磐，王磐回答说：“许衡教人有方法，诸生行为端正可以从政，这是国家的大体，不宜听任他离去。”皇帝命各位老臣商议他的去留，窦默为许衡恳切请求，于是允许许衡回去，以赞善王恂代理学事。刘秉忠等人上奏，请求以许衡的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以遵守许衡订立的规矩，皇帝同意了。

国家自从取得中原地区，一直使用金朝的《大明历》，自大定年间修正之后六七十年，节气和朔日的时刻逐渐出现误差。皇帝因为天下统一，应当协调时令、校正日期。至元十三年，下诏命王恂制定新历法。王恂认为历法家只懂历法数字却不懂历法原理，应当由许衡来统领此事，于是任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负责太史院事务，将他召到京城。许衡认为冬至是历法的根本，而寻求历法根本在于检验节气。现在使用的宋代旧仪器，从汴京运回京城，已经出现错乱，加上年岁已久，仪器的圆环部件不吻合。于是与太史令郭守敬等人新制造了仪象圭表，从丙子年冬季开始测量日影，得到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的时刻，比《大明历》减少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减了古代岁余和岁差的方法，向上考证春秋以来的冬至，全部吻合。用月食的冲点以及金星、木星两颗星的距离来检验冬至太阳所在的位置，与旧历相比后退了七十六分。用太阳运行快慢的平均速度来检验月亮离宿度的位置，比旧历增加了三十刻。用线代替窥管来观测赤道上的宿度。用四正来确定节气，设立损益的界限，来确定太阳运行的盈缩。将二十八限分为三百三十六限，来确定月亮运行的快慢。用赤道变化为九道来确定月亮的运行。用快慢转定度分来确定朔日，而不再使用平均速度。用太阳月亮实际交会的时刻来确定晦日，而不再使用虚进法。用太阳月亮运动中的盈缩差距来确定交食。他的方法比古代历法都更精密，而且全部去掉了各历法中积年、积月、积日等附会的方法，完全依据天道自然的规律，可以永久施行而没有弊病。其余纠正错误、补充缺漏的事项，不止一件。至元十七年，历法完成，上奏给皇帝，赐名为《授时历》，颁布天下。

六月，许衡因病请求返回怀州。皇太子替他向皇帝请求，任命他的儿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来赡养他，并且派东宫官员来告诉许衡说：“您不要因为道不能推行而忧虑，您平安了，道就有推行的时候了，请好好用药保重身体。”至元十八年，许衡病危，家人祭祀，许衡说：“我一天没有死，怎能不祭祀祖先。”让人扶起来，像平常一样举行祭奠仪式。仪式结束后，家人吃祭品，他怡然自得。不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当天，大雷雨，风把树木拔起。怀州的人无论贵贱老少，都在门口哭泣。四方学者听到讣告，都聚在一起哭泣。有从数千里外赶来在墓前祭奠哭泣的人。

许衡善于教育，言语温和，即使与儿童说话，也像怕伤害他们。所以他所到之处，无论贵贱、贤能或不肖的人都乐意跟随他，根据各人才智的昏明大小，都能有所收获，可以为世所用。他离开时，人们都哭泣，不忍心分别，把他的教诲像金科玉条一样记在心里，终身不敢忘记。有的人未曾到他门下学习，只听到他的一些余论，就折节努力实践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人，常常有这样的人。听他的言论，即使是武人、世俗之人、异端之徒，没有不感悟的。丞相安童一见到许衡，就对同僚说：“你们自以为与他不相上下，其实是十倍百倍与千万倍的差距。”翰林承旨王磐气概盖世，很少赞许别人，唯独见到许衡说：“先生是神明啊。”大德元年，追赠荣禄大夫、司徒，谥号文正。至大二年，加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封魏国公。皇庆二年，下诏让他配享孔庙。延祐初年，又下诏在京兆建立书院来祭祀许衡，拨给田地供奉祭祀之事，命名为鲁斋书院。鲁，是许衡居住在魏地时书斋的名字。他的儿子是许师可。

窦默（附李俊民）

窦默，字子声，最初名叫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人。幼年时知道读书，坚定有志向。族祖窦旺，担任郡功曹，让他学习吏事，他不肯就任。恰逢国家军队攻打金朝，窦默被俘虏。同时被俘的三十人，都被杀害，只有窦默得以逃脱，回到家乡。家已破败，母亲独自存活，惊恐之余，母子都患病，母亲最终去世，他带病草草埋葬了母亲。而大军又来了，于是向南逃走渡过黄河，投靠母亲的家族吴氏。医生王翁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学医。辗转客居蔡州，遇到名医李浩，传授给他铜人针法。金朝皇帝迁到蔡州，窦默担心战争将要到来，又逃到德安。孝感县令谢宪子把伊洛性理之书传授给他，窦默认为自己以前未曾学习，而学习从此开始。恰逢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窦默于是北归，隐居于大名，与姚枢、许衡早晚讲论学习，以至于废寝忘食。接着回到肥乡，用经术教授学生，由此出名。

世祖在潜邸时，派人征召他，窦默改名换姓来隐藏自己。使者让他的朋友前去相见，而自己换上便服跟在后面，窦默不得已，才接受命令。到了之后，世祖问他治国之道，窦默首先用三纲五常来回答。世祖说：“人道的根本，哪有比这更大的。失去这个，就无法立于世上了。”窦默又说：“帝王之道，在于诚意正心，心既正了，那么朝廷内外没有敢不统一于正的。”一天之内被召见三次谈话，回答都符合旨意，从此世祖以加礼敬重他，不让他暂时离开左右。世祖问当今明晓治国之道的人，窦默推荐姚枢，立即召用了他。不久命皇子真金跟从窦默学习，赐给他玉带钩，告诉他说：“这是金朝内府的旧物，你是老人，佩戴合适，而且让我的儿子看到它就像看到我一样。”过了很久，窦默请求南归，世祖命大名、顺德各提供田地住宅，有关部门每年提供衣物作为常例。

世祖即位后，召窦默到上都，问他说：“朕想找像唐代魏徵那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吗？”窦默回答说：“冒犯龙颜直言劝谏，刚毅不屈，那么许衡就是这样的人。深识远虑，有宰相之才，那么史天泽就是这样的人。”当时史天泽正在宣抚河南，皇帝立即召拜他为右丞相，任命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当时刚建立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很受委任，窦默上书说：

臣侍奉陛下十多年，多次承蒙顾问，得以听闻圣训，由此看到陛下急于求治，未尝不以造福百姓、安定社稷为心。当时先帝在上，奸臣擅权，总揽天下财赋，掌握在手，进献奇货，炫耀奢华，来娱乐皇上的心。那些结党营私、离间骨肉的，都是这类人。这类人当权，陛下所以不能实现最初的用心。救世的一念，涵养多年了。如今天顺人应，陛下登上帝位，天下百姓，无不欢欣踊跃，盼望盛世大治。然而治理天下，必须任用正人端士，那些能言善辩的小人一时的功利之说，必定不能奠定国家根本，为子孙作长久之计。那些卖利献勤、乞怜取宠的人，使他们不能实现其志向，就可以了。至于那些用权术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心意的人，没有别的，意在排斥各位贤人，独自掌握权柄罢了，这是苏秦、张仪之流，希望陛下明察。恳请另外选拔公正明达有道之士，委以重任，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另一天，窦默与王鹗、姚枢都在皇帝面前，又当面斥责王文统说：“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定祸害天下。”皇帝说：“那么谁可以当宰相呢？”窦默说：“以臣看来，没有比许衡更合适的。”皇帝不高兴，中止了谈话。王文统非常忌恨他，于是请求任命窦默为太子太傅，窦默推辞说：“太子的位号尚未正式确定，臣不敢先接受太傅之名。”于是又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详细情况见《许衡传》。窦默不久因病辞官回家，没过多久，王文统被处死，皇帝追忆他的话，对近臣说：“从前说王文统不可用的，只有窦汉卿一人。假如当时再多有一两个人说，朕难道会不思考吗？”于是召他回京，赐给京城的宅第，命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禄米，国家有重大政事，就向他咨询。

窦默与王磐等请求分设翰林院，专门掌管蒙古文字，由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持；原来的翰林兼国史院，仍旧编纂国史，掌管制诰，备顾问，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持。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窦默又说：“三代之所以风俗淳厚、国祚长久，都是因为设立学校、培养士人的结果。现在应当建立学校、设立教师，广泛选拔贵族子弟来教育他们，以显示教化的根本。”皇帝赞许并采纳了。窦默曾与刘秉忠、姚枢、刘肃、商挺在皇帝面前侍从，窦默说：“君王有过错的举动，臣子应当直言，都俞吁咈，是古人所崇尚的。现在却不是这样，君王说可以，臣子也认为可以，君王说不行，臣子也认为不行，这不是好的政治。”第二天，又侍从皇帝在帷殿。打猎的人丢失了一只鹘鹰，皇帝发怒，侍臣中有人从旁边大声说应当治罪。皇帝厌恶他迎合，下令杖打他，释放了打猎的人不再追究。退下后，刘秉忠等向窦默祝贺说：“不是您真诚地结知于君上，怎能感悟到这种地步。”

至元十二年，窦默八十岁，公卿都去祝贺，皇帝听说后，拱手说：“这些贤人，怎么能向上帝请求，减去几年，留在朕身边，共同治理天下，可惜现在老了！”怅然了很久。窦默已经年老，不再处理政事，皇帝多次派中使带着珍宝玩物以及各种器物去问候他。至元十七年，加授昭文馆大学士，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讣告传来，皇帝深感哀悼，厚加赏赐，皇太子也赠助了二千贯钱钞，命有关部门护送灵柩归葬肥乡。

窦默为人平易，平时未曾品评人物，与人相处，温和如儒者。至于议论国家大计，当面质问、在朝廷争辩，人们认为汲黯也不能超过他。皇帝曾对侍臣说：“朕求贤三十年，只得到窦汉卿和李俊民二人。”又说：“像窦汉卿的心地，姚公茂的才能，合而为一，才可称是全人。”后来累次追赠为太师，封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子窦履，官至集贤大学士。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学习到河南程氏传承的学问。金朝承安年间，考中进士第一名，担任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弃官不做，用所学教授乡里，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甚至有从千里之外来的。金朝南迁后，隐居于嵩山，后来迁到怀州，不久又隐居于西山。不久变故突然发生，人们佩服他预先知道。李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传授给他邵雍的《皇极》数术。当时懂得数术的人，没有能超过刘秉忠的，刘秉忠也自认为不如他。世祖在潜邸时，用安车征召他，每天访求咨询。不久他请求回山，世祖不愿违背他的意愿，派中贵人护送他。又曾让张仲一向他询问吉祥征兆，等到即位后，他的话都应验了。而李俊民已经去世，赐谥号庄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