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改革话语仍然占据主流，但革命的暗流已经在地下涌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这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组织的一次整合。然而，它的意义远非“把几个反清团体合并”那么简单。同盟会提出了一个足以动员百万人的口号，也把这个口号面临的全部难题暴露出来。这个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它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明太祖北伐檄文的直接借用，却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下，成为整个革命的行动纲领。

要理解同盟会的成立，必须从这一口号入手。它显示革命者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早期，选择以种族仇恨作为最有力的动员工具，而不是以更抽象的权利或宪政理念。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极为有效，因为它能唤起汉族对清朝旧恨的记忆，尤其是在西方殖民压迫加剧、清廷统治效能低下的情况下。但它的代价同样明显：一个以“驱逐”为基础的革命，如何构建一个包容多民族的新中国？这个问题没有在1905年得到解答，而是悬在同盟会之上，直到革命真正成功后才被迫面对。

因此，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同盟会的成立把一种强大但仍然原始的种族民族主义转化为制度化革命纲领，它的成功在于这种动员力，它的局限也正在于此。它让反清革命迅速蔓延，却也让革命者在统治时不得不重构自己的意识形态。所谓“驱除鞑虏”从未真正实施，却在历史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口号从哪来？“驱除鞑虏”的变身为革命力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非孙中山首创，而是将朱元璋在元末时的檄文稍作改写而来。借用古典口号有一个好处：它让革命行动像是历史的重演，使参与者相信他们正在完成祖先未竟的事业。在二十世纪初，这种历史主义非常具备号召力。满清统治虽然已二百六十多年，但满汉界限在关键时刻仍会被现实政治激活。特别是清末新政中的“皇族内阁”、军队地方化等问题，让许多人感到汉人被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革命党人对这种情绪进行再加工，把“鞑虏”界定为满清统治集团而不是整体满族民众，但同时又无法容纳对边疆民族的影响。

这种动员的有效性可以从同盟会的迅速扩张中看到。短短两年内，东京总部、国内各省支部、海外数百个分会相继建立，《民报》与立宪派《新民丛报》的大论战，吸引了大量留学生。反满的话语不仅流行于知识分子，也渗透进会党和新军。然而，口号使用的代价是让民族压迫成为理解世界一切问题的唯一框架。它遮盖了满汉之外的更多冲突，并使得“中国”必须从历史种族中寻找定义，而当代国家的领土和人民则成为次要问题。

当革命进入实施阶段后，这一矛盾逐渐显现。革命者用“驱除鞑虏”来号召，却无法回答“驱除之后怎么办”。他们必须在“恢复中华”与“建立民国”之间找到路径，而这两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统一而不统一：同盟会的组织矛盾

同盟会的建立以形式上的组织统一为基础。它合并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等人的光复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设立执事、评议等部，创办《民报》，有明确的纲领，看上去是现代政党的雏形。但统一的表象下面，是不同团体、个人和地区网络的松散联盟。

这种组织特征并非缺陷，而是反映了革命早期的社会基础。革命者来自不同背景，有清政府体制内的士绅、留学生、新军中下层军官、以及秘密会党。他们虽然共同接受反满口号，但对于革命策略、甚至对“中华”有着不同的理解。黄兴和宋教仁偏重两湖地区，倾向于直接组织国内起义；孙中山则长期专注广东和西南边境，重视海外华侨的支持。光复会部分成员则强调种族复仇，有很强的汉族本位思想。同盟会内没有集中的权力和纪律，总部的决定往往无法约束地方分会。多次起义其实就是局部团队独立行动，失败后彼此指责不断。

这种组织上的松散，直接决定了革命的策略选择。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革命党人把更多精力用在宣传和暗杀上，以此扩大影响。同盟会中后期出现的“暗杀时代”就是这种松散组织下的必然产物。暗杀不需要庞大组织，也难以被镇压，但无法取代军事行动。等到武昌起义爆发时，它并非同盟会中央的直接指示，而是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自行发动的。同盟会作为组织几乎没有指挥，这恰恰说明它真正能调动的是人，而不是机构。

武装起义与财政约束：革命为何一再失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武装起义作为最优先的革命手段。从萍浏醴起义开始，同盟会先后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以会党和少量武装人员为主力，目标往往是夺取一个边陲城镇，以图建立根据地、获得列强承认。但它们的失败暴露了一个根本矛盾：革命党想在短期内以少数人的奇袭推翻一个帝国，却缺乏支持长期战争的资源。

财政是最直接的约束。同盟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南洋和美国华侨的捐款。华侨大多是商人或劳工，他们的爱国热情值得尊敬，但这种捐款规模有限，而且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孙中山为筹集起义经费，几乎耗尽个人精力，但仍然无法保证武器的充足。在多次起义中，革命军常常武器弹药无法运达，或者因为队伍缺少训练而溃败。另外，清廷从1901年新政开始大力编练新军，并掌握了一定的现代装备和情报系统，零星暴动并未对其构成根本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军事失败模式让革命党内部对战略产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的边地起义战略受到不少批评。宋教仁、陈其美等主张把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并对新军进行渗透。这一分歧虽然在武昌起义前没有完全解决，但黄兴等人逐渐转向新军运动，最终导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得以酝酿起义。多次起义失败积累的经验、人员联系，加上意外引爆的武昌革命，才成就了辛亥革命。我们可以说，同盟会的军事活动是失败的过程，却也是成功的前奏，它为新军事力量的出现提供了网络和装备储备，但真正改变格局的是时代的偶然性和清军的自我崩解。

从排满到五族共和：民族主义的转向

革命一旦成功，排满口号便立即成为国家构建的障碍。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就职宣言中没有再提“驱除鞑虏”，而是宣布“五族共和”，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协作。这并非革命者道德觉悟突然提高，而是因为新国家的存续取决于能否继承清朝的疆域。当时，东北是满族的故乡，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对清朝仍有认同，如果继续高呼排满，这些地区不仅有离心倾向，还可能沦为列强的保护地。

因此，“五族共和”是一次务实的政治重构。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要构建的“中华”，不是朱明汉人的天下，而是清朝留下的多民族帝国遗产。他们无法把“驱除”付诸实践，只能承认多民族的现实。但这转变并非没有代价。五族共和的框架过于粗糙，它预设五族可以并列并且平等，而实际上内部的习俗、语言、经济差异极大，而且并未触及自治或权力分配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的妥协让革命意识形态出现断裂：前期宣传的种族仇恨被彻底抹去，新的认同却无法在一夜之间建立。这引发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也是后来大批边疆问题的根源。

尽管后来孙中山在新疆、蒙古问题上又提出所谓“民族自决”，但随着正式政权建立，他不得不一次次修正“驱除鞑虏”的旧论。这种从种族到民族再到国家的多元转向，反映了中国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困难。同盟会凭借口号取得了政权，但无法凭借口号治理国家。

民主共和只是开始：同盟会遗产与民国困境

同盟会的成立不仅仅是历史上曾经的一次组织活动，它塑造了现代中国的革命传统。在民国建立后，同盟会经过多次改组，最终演变为国民党。然而，其天然松散和意识形态矛盾也跟着进入了国民党。宋教仁试图通过议会政党政治走向现代化，却被人暗杀。这背后不只是个人阴谋，而是同盟会/国民党没有掌控军队和财政，又缺乏统一指挥的现实。袁世凯依靠北洋军和清廷留下来的官僚机构，轻易就摧毁了责任内阁制。革命党人最终只能再次通过暴力来应对，而他们最初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已经岌岌可危。

从这个角度来看，同盟会的历史遗产是双重的。它成功地把“革命”从少数人的密谋变成大众可以参与的运动，并确立了推翻帝制的目标。但在建设国家所需的制度整合、军事统一、民族认同方面，它留下的是未完成的任务。民国此后的军阀割据与边疆危机，都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未能解决的组织和理论上。这使得“驱除鞑虏”虽然是同盟会最著名的口号，却并非它最终意义上的遗产。最终影响深远的是那种“动员民族革命”的方式，以及它给后续政治力量留下的路径依赖。

同盟会成立的过程，是一个“口号”与“现实”持续赛跑的过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提供了启动的能量，但革命成功后，这个口号必须被丢到一边。同盟会的历史也揭示了一个更大的命题：近代中国的革命，总是在一种“身份认同”的激进重造与国家结构继承之间摇摆。反满动员解决了“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如何建国”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悬而未决，远远超出了同盟会的存续时间，也成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核心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