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通史巨著

《通志》二百卷，南宋郑樵所撰，历来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但假如我们今天因它的名头而通读全书，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最看重的其实不是那部与《史记》《汉书》体例相似的纪传部分，而是全书末尾的“二十略”。这二十篇纲领性著作加起来不过五十卷，却几乎涵盖了从上古到隋唐的全部制度沿革与学术源流。这恰好说明，《通志》被称为“通史巨著”，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以“会通”的思想，重新回答了历史如何被宏观把握的问题。

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开门见山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他写史的目的，就是要在断代割裂的文献中，找到贯穿古今的轨迹。这种自觉在当时并非没有回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同样是为了“通”，但那部书以政治兴衰为纲，事件与人物是主体，制度与文化只是背景。郑樵却认为，真正的“通”必须包括一切学问传统，从姓氏族谱到文字音韵，从天文地理到金石图谱，都应进入史家的视野。正因为如此，《通志》的“二十略”才显得如此独特，也成为评价这部巨著最可靠的标尺。

一部被误读的“抄撮”之书

《通志》的纪传部分，从三皇纪到隋书，大多辑录前史，甚至直接抄录《史记》《汉书》等，这给后人留下“抄撮”的口实。清代学者姚际恒就说《通志》“纪传则全袭史汉之文”，并非没有根据。但我们需要追问：郑樵为什么这样做？他并非无力改写，而是刻意为之。在中古文献尚未大规模散佚的宋代，前史所载依然是权威的记录，郑樵认为，整理历史要凭借已有文献，目的是保存与综合，而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更何况，他一生布衣，无国家馆局的支持，能够在田野山间独自完成二百卷的写作，已经接近身体极限。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后人在评价《通志》时，总是用纪传部分与《史记》比，用典志部分与《通典》比，却忽略了郑樵本人的意图：他要的不是某一断代的传记，也不是纯粹的制度典章汇编，而是要把纪、传、表、略综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自成一家的胸襟，让他在《总序》中严厉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是“失其会通之旨”。因此，仅仅说《通志》是“抄撮”并不公平。它真正的工作，是以“二十略”为新的骨架，重新组织历史秩序。

二十略：把“典制”升华为“学问”

杜佑《通典》开创了典志体，但只列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以政教经济制度为主。郑樵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局限。他的“二十略”除继承典制各门之外，增设了《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等。这些略的精华，在于将历来被史家视为“小道”的学问纳入通史。

以《艺文略》为例，郑樵在目录学上提出了“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他按照学术源流把图书分成十二大类、二百多家，甚至著录了当时皇家目录《崇文总目》都没有的书籍。他的《图谱略》强调“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认为图像与文献相互补充，不可偏废。《六书略》《七音略》则把文字、音韵的演变作为理解文化传承的钥匙。这绝不是冷僻的考据，而是郑樵“会通”思想的具体实践：历史不仅是朝代的更迭，更是文明形式——文字、艺术、学术、信仰——的连续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郑樵在“二十略”中不止于记录，而是试图从演变中寻找规律。比如《氏族略》，他梳理姓氏来源，指出姓氏是用来区分婚姻、标明贵贱的；《灾祥略》则批评了董仲舒式的灾异论，主张吉凶在人、不在天，显示出理性的历史观念。这种对学问的系统化，使得“二十略”成为一部小型的古代知识史，也为后世典志体的扩展提供了范例。

为什么要“通”：宋代史学的格局与焦虑

郑樵的呼喊，必须放在宋代史学转型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编年体贯通了千余年政治史，这一成就同时也强化了“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史观。但流弊也很明显：史书越修越多，各专一端，经学家谈义理，目录学家录典籍，金石学家拓碑版，却没有一部著作能够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郑樵在《寄方礼部书》中感叹，当时的学问家都追求广博，却不懂得如何简约地贯通。他说的“约”，不是节略，而是通过会通获得一贯之理。

更深一层的约束是制度性的。宋代史学基本处于国家控制的格局之下，修史由馆阁掌领，私家著史虽盛，但一旦涉及当代政治就有风险。郑樵作为布衣，反而获得了“不在其位”的自由。他隐居夹漈山，读书三十年，以山林之人的身份来写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几乎是孤例。他的知识结构，也不是传统经生式的，而更像一位百科全书派的探索者：涉猎经、史、子、集，也熟悉天文、地理、动植物学。正因为他没有官方身份，他才敢于批评班固，敢于把阴阳五行、文字音韵等都纳入历史叙述。

一个人的志业：布衣学者的知识基础

郑樵的一生可以概括为：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史学分工的潮流。他出身于一个半官半隐的家庭，早年丧父，发誓“十年读书，十年搜访图书”，曾多次上书朝廷，希望获得图书文献，但都未果。他只好利用地方兴办的学校和私人藏书，在夹漈山筑室读书。他曾用一句话表达自己读书的体会：如果没有精神的贯通，读万卷书也像没读。这既是他自励，也反映出他对知识内化的强调。

这种个人奋斗本身也折射出时代条件的变化。印刷术快速发展，书籍从官府流向民间，使得一个没有官方背景的学者有条件接触大量文献。但也正因为知识总量骤然膨胀，任何个人都难以逐本读完，郑樵选择以“略”来提纲挈领，正是对知识爆炸的一种应对。他的《通志》写作过程也历经波折：绍兴年间，他携稿入临安，献于朝廷，却受到冷落，后来仅担任低微的右迪功郎，又因病离世。身后遗稿有被后人增补、散乱的痕迹，我们今天看到的《通志》并非完全的原貌，但“二十略”部分确实是郑樵亲手编定，体现了他全部的心血。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把《通志》视为一个“不完美却充满远见”的文本：它的粗糙处，恰恰表露出一个孤独学者在巨大知识海洋中的挣扎。

从《通志》到《文献通考》：“通”的两种走向

《通志》问世后，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元代马端临却看到了它的价值。他花费二十余年编撰《文献通考》，在体例上直接继承并扩展了“三通”中的典志部分，但马端临的做法与郑樵不同：他把“通史中的典志”分离出来，专门写成一部制度史巨著，而且更注重“文、献、考”的互相印证，既罗列记事，又辑录评论。这实际上使“通”的含义从文化学术的通，转向了制度源流的通。后世“三通”并称，其实已经大大简化了郑樵的本意。

这种简化并非偶然。明清官方修《续通志》《皇朝通志》，更是只注重典章，而删去了六书、七音等“无用之学”。这恰好说明，不是郑樵选择了制度史，而是制度史选择了郑樵的骨架。他的“二十略”中，真正被后世接受的，主要是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门类，而文字、音韵、金石、图谱等都被视为“异端”。这让我们看到，历史编纂的走向往往受制于官方的实用性考量，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反而要让位于政治治理的需要。

《通志》的历史意义，也许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新的史料——它确实太少，也不在于那些被反复指出的整合弊病，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恒久的追问：历史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还是一条只关乎政权与治理的直线？郑樵给出了前一种答案，尽管在技术上并不完美，但他用“二十略”里对文字、音韵、图谱、昆虫草木的关注，预告了后来学问分科又寻求整合的大趋势。此后数百年，任何试图撰写中国通史的人，无论是章学诚、梁启超，还是现代史学体系下的通史家，都必须面对郑樵留下的难题：我们如何从“通”的视角，容纳知识之“全”？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志》不只是一部宋代著作，它是一座仍未被完全理解的路标。它站在断代史与专门史的中间，用一部“不完全”的巨著，提醒后人：史学的雄心，常常远比史学家的能力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