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配天議

伏见祀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祭五天帝于明堂，太宗文皇帝配祭五人帝，也在明堂的侧座。臣等谨查方册，历考前代规制，宗祀明堂，必定配祭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祭五郊，参与明堂，自然是因为从祀。如今以太宗作配，道理有未安之处。伏见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纵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崇严配，当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感到困惑，竟未迁祀，随意定仪，便著为令，于是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虽然也在明堂，却不能对越天帝，深违明诏之意，又与先典不同。谨按《孝经》说：“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从前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伏寻诏意，义在于此。如今所司行令，极为失旨。又寻汉魏晋宋历代礼仪，并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仪。只有《祭法》说：“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说：“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圆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祀，实在谬误。所以王肃驳斥说：“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孝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祀武王》说：“配勾芒之类，是谓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韬》说：“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令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岂有生来受职，死后则配之，降尊敌卑，理不然矣。所以《春秋外传》说：“禘郊祖宗报，五者国之典祀也。”传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谓祖宗合祀于明堂也。臣谨上考殷周，下至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于明堂，只有南齐萧氏，以武明兄弟并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经，不足援据。又检武德时令，以元皇帝配于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贞观初，缘情革礼，奉祀高祖，配于明堂，奉迁代祖，专配感帝，此则圣朝故事，已有递迁之典，取法宗庙，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缔构有周，建绝代之丕业，启祚汾晋，创历圣之洪基，德迈发生，道符立极，又代祖元皇帝潜鳞韬庆，屈道事周，导濬发之灵源，肇光宅之垂裕，称祖清庙，万代不迁，请停配祀，以符古义。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昔者炎汉高帝当涂太祖，皆以受命，例并配天，请遵故实，奉祀高祖于圆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苍，功清下黩，拯率土之涂炭，布大造于生灵，请准诏书，宗祀于明堂，以配上帝。又请依武德故事，并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迁庙。两圣功大，各得配天，远协《孝经》，近申诏意。臣等叨滥职，定彝章，敢执《礼经》，昧死陈情，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