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通進司上書】

原文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擄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

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禦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凶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溯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眾，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跡，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

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曆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遊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並，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並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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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译文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冒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的人很多了。臣起初私下拟了三条策略，用来推测贼情。然而臣是迂腐儒生，不懂用兵的大计，起初还迟疑，不敢自信。如今兵事兴起已久，贼人形迹已经显露，如臣一向所料，相差不太远。所以私下自认为有可以助万分之一而玷污听览的，谨条陈上闻。惟愿陛下仁圣，宽免其狂妄之诛，幸甚！

那关西放松戒备而百姓不见兵事，已经二三十年了。假使贼人在萌乱之初，藏形隐计，突然而来。当时，我们的边屯寡弱，城堡未修完，百姓习惯久安而容易惊骇，将领不是素来选任而败逃怯懦。让他们像羊被驱赶、猪奔突一样，可以奋然深入。然而国威未挫，民力未疲，他们得到城池而据守，不能久守，掳掠而去，可以截击其归路。这是下策，所以贼人知道而不这样做。戎狄侵边，自古为患。他们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本是常事。这是中策，所以贼人兼而用之。至于假借僭越名号，以威吓其众，先攻击我们容易夺取的一二处以取悦其心，然后训练培养精锐作长久之计。所以他们来时，虽胜而不前进，不败而自己退走，是用来引诱我军而使我军疲劳。或攻击我东边，或攻击我西边，忽出忽入，是用来使我军分兵备多而不得减息。我想速攻，贼人正新锐；坐而待战，他们又不来。如此相持，不到三四年，我军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征调赋敛不能承受而盗贼群起，他们正可奋其全锐攻击我困弊之军，可以。使我不能承受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他们以逸待我劳，也可以。幸而我苦于兵事，计策不知出何，于是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估计我困急，不得不从，也可以。这样我力一困，则贼谋无所施而不可。这是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而贼人如今正用之。如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的。臣听说元昊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书已上。过一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我将帅，多礼而不杀。这是其凶谋所蓄，都不是仓卒之事。奈何他们能以上策而疲我，我不自知自己已困；他们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服他们呢！

那训练兵士、培养士卒，伺隙乘便，用间出奇，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主不御，可以。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这是朝廷的大计，所谓庙算而胜，不可以不思。如今贼谋可知，是以久而疲我罢了；我势可察，西人已困。真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

那兵，攻守而已，然而都以财用为强弱。守非财用而不久，这不待言，请试言攻。从前秦凭借六世之强，资以事胡，终于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有，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其强的，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况且自刘平陷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而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这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四五十万人坐而仰食，然而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不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了。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这样四五十万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罢了。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那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了。所以臣以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那琐屑眼前的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所以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博了。所以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

其一说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计者，都患漕运之不通，臣以为只是未求之罢了。如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为而不可？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这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门之险。自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如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真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石足够了。如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罢了。如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这是可久行之法明白了。这是水运之利。臣听说汉高祖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也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这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臣曾至南阳，问其遗老，说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如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了。这是陆运之利。

其二说尽地利。臣听说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如今取民之法尽了。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如今尽取民之法，用于无事之时，悉以冗费而糜之了，至卒然有事，则无法可增。然独犹有可为者。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这是民有遗力，地有遗利，这可为。况且历观前世，用兵者未尝不先营田。汉武帝时，兵兴用乏，赵过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赵充国攻西羌，议者争欲出击，而充国深思全胜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违诏罢兵而治屯田，田于极边，以游兵而防钞寇，则其理田不为易，犹勉为之。后汉之时，曹操屯兵许下，强敌四面，以今视之，疑其旦夕战争而不暇。然用枣祗、韩浩之计，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许之地，岁得谷百万石，其后郡国皆田，积谷无数。隋、唐田制尤广，不可胜举。其势艰而难田，莫若充国，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缓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纾民劳。如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了，臣未能悉言，谨举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数，非土之瘠而弃，盖人不勤农，与夫役重而逃罢了。久废之地，其利数倍于营田，如今若督之使勤，与免其役，则愿耕者众了。臣听说乡兵之不便於民，议者方论之了。充兵之人遂弃农业，托云教习，聚而饮博，取资其家，不顾无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诘，家家自以为患。河东、河北、关西之乡兵，这犹有用。若京东、西者，平居不足以备盗，而水旱适足以为盗。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贫之地，非有山泽之饶，民惟力农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万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如今真能尽驱之使耕于弃地，官贷其种，岁田之入与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习田者为田官，优其课最而诱之，则民愿田者众了。太宗皇帝时，曾贷陈、蔡民钱，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时，也用耿望之言，买牛湖南而治屯田。如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为买之，不难得。又宜重为法以困所谓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乐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则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乡兵本农，籍而为兵，遂弃其业。如今幸其去农未久，尚可复驱还之田亩，使不得群游而饮博，以为父兄之患，这是民所愿。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缦田一顷，使四五万人皆耕，而久废之田利又数倍，则岁谷不可胜数了。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汉而西接关，若又通其水陆之运，所在积谷惟陛下诏有司而移用之罢了。

其三说权商贾。臣听说秦废王法，启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患久了。自汉以来，曾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日巧，至其甚，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前日有司屡变其法，法每一变，则一岁之间所损数百万。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但说变法之未当。变而不已，其损愈多。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如与商共之，常得其五。如今为国利多的，茶与盐罢了。茶自变法以来，商贾不复，一岁之失，数年莫补，所在积朽，弃而焚之。前日议者屡言三说之法为便，有司既以详之了；如今真能复之，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了。解池之盐，积若山阜，如今宜暂下其价，诱群商而散之，先为令说“三年将复旧价”，则贪利之商争先而凑了。那茶生于山而无穷，盐出于水而不竭，贱而散之三年，十未减其一二。那二物之所以贵，以能为国资钱币罢了，如今不散而积之，是惜朽坏了，何用哉？那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如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这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又如今商贾之难以术制者，以其积货多而不急。利厚则来，利薄则止，不可以号令召。故每有司变法，下利既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适得独卖其货，尚安肯勉趋薄利而来哉？故变法而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如今必以术制商，宜尽括其居积之物，官为卖而还之，使其货尽而后变法。那大商以利为生，一岁不营利，则有惶惶之忧，彼必不能守积钱而闲居，得利虽薄，犹将勉而来。这是变法制商之术。那欲诱商而通货，莫若与之共利，此术之上。欲制商，使其不得不从，则莫若痛裁之，使无积货。此术之下。然这可制茶商罢了，若盐者，禁益密则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说行之难久者。真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了。

臣愚，不足以知时事。若那坚守以扞贼，利则出而扰之，凡小便宜，愿且委之边将。至于积谷与钱，通其漕运，不二三年，而国力渐丰，边兵渐习，贼锐渐挫，而有隙可乘，然后一举而灭之，这是万全之策。愿陛下以其小者责将帅，谋其大计而行之，则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