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而生孔子，

孔子死后，直到现在五百年了，

有人能继承清明之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依据《诗》《书》《礼》《乐》的要义，

用意就在于此吧！用意就在于此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

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

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

说：周朝道义衰败，孔子做鲁国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主张不能实行，于是评论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是非，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只是用来阐明王道罢了。

孔子说：我想用空洞的言论记载，不如在具体事情中显现得深切明白。

那《春秋》，上则阐明三王的道理，下则分辨人事的纲纪，辨别嫌疑，明断是非，决断犹豫，

褒善贬恶，尊崇贤者，鄙视不才，使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补救衰败，振兴废弃，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易》显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变化；《礼》规范人伦，所以擅长行为；《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政事；《诗》记录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擅长风化；《乐》是音乐

所以建立的根基，在于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

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启发和谐，《书》用来记述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

拨乱世，返回正道，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

《春秋》文字写成有几万，

其中的要旨有数千，万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之中。

《春秋》中，弑君的有三十六次，亡国的有五十二次，诸侯奔走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社稷的，多得不能数尽。

考察他们如此的原因，都是失去了他们的根本。

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所以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发展很久了。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贼人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守着常规之事却不知道适宜的变通，遭遇变故却不知道权宜之计。做君主父母，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女，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必定陷入篡位弑杀的诛罚，死罪的罪名。

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做好事而去做，不知其中的义理，被空言责备而不敢推辞。

至于不通晓礼义的旨要，

以至于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被侵犯，

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道义，儿子不像儿子就不孝顺。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给他们，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

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

礼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施行，法的功用容易看见，而礼的禁止作用难以知晓。

壶遂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不能被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空文来决断礼义，当作一个王者的法度。现在先生上遇圣明的天子，

下能忠于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各自安置在适宜的次序上，先生所论述的，想用来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

不不，不是这样。

我听先父说：

伏羲极为纯厚，创作了《易》八卦。尧舜的盛德，《尚书》记载了，礼乐因此兴起。商汤周武的兴隆，诗人歌颂了。《春秋》采录善事贬斥恶事，推重三代的德业，褒扬周室，不仅仅是讽刺讥评而已。

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圣明的天子，

获得符瑞，

举行封禅，

改定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

恩泽流传无穷，海外不同风俗的人，经过多重

翻译

叩塞归附，

请求来献礼朝见的，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竭力称颂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心意。

况且贤能之士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

主上圣明而德行不能传布听闻，是官员的过错。

况且我曾经担任史官，

废弃圣明盛德而不记载，

湮灭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业而不记述，

毁弃先父的遗言，

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所说的记述旧事，整理他们的世代传承，不是所说的创作，

而您把它比作《春秋》，错了。

于是论述整理那些文献，经过七年，

而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监狱中。

于是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毁坏，不能用了。

退下来深思说：那《诗》《书》写得隐约含蓄，

是想实现他们心志的思绪。

从前西伯（周文王）被拘禁在羑

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困厄于陈蔡，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有《国语》；孙膑被挖去膝盖

骨，

才论述兵法；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世代流传《吕览》；

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了《说

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都是贤圣抒发愤懑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意有所郁结，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

所以记述往事，思念后来的人，于是终于记述从陶唐以来，到获麟为止，从黄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