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種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復，即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論，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例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置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種樸，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樸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樸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眾，死有餘責。取進止。

臣前后四次论说熙河处置边事乖方，请求移换范育、种谊的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而臣先前所论，只说了现在措置的不是，未涉及已往根本的过失。如果默而不言，私下恐怕圣明尚有未看到的地方，再三烦渎，罪该万死。臣私下观察朝廷前后的指挥，当夏人猖狂，寇钞未停时，就务行姑息，怕失其心；及至夏人恭顺，按时朝贡，就多方徼求，苟且想自利。因此，凡所予夺，多失其宜。为什么呢？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赐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谢使，再次遣兵马蹂践泾原。朝廷正务遵养，不复诛讨。到四年才又遣使，奏乞以所赐四寨换塞门、兰州。朝廷虽不听其乞求，然而即为改易前诏，不候分画地界，先以岁赐给予。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开喻来使，并说所纳永乐陷没人口，既经隔岁月，或与元数不同，并许据数交割。及所立界至，虽有自来远近体例，或山斜不等，不许边臣固执争占。凡此三事，都是夏人奏请所不及的，而朝廷迎以给与的。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请，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之间，量筑堡铺，十里之外，并为荒闲，近黄河的仍以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从。臣私下见先朝分画绥州之日，界至远近，责令帅臣相度保明，往返审实，乃从其说。今所画界，首起鄜延，经涉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审复，即以延安一路所见便利，指喻夏人。号令一布，无由复反，至今夏人执以为据。这就是臣所说的朝廷当夏人猖狂，寇钞未停时，就务行姑息，怕失其心的情况。至于熙、兰所请，欲以兰州黄河北二十里为界。臣私下认为过河守把，形势已艰难，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从。唯有说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种地，远的七八十里，近的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为界。边臣虽为此说，然而议者或说兰州每遣弓箭手耕种此地，辄为夏人所杀，若说已有耕种的人，则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课，岁入多少，二说相违，理难遥度。必须以此先与夏人商议，各从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许之。朝廷既失先事筹量，及号令已行，才想追悔，先后皆失，遂生祸阶。而熙河帅臣与其将佐，乃敢不候朝旨，于元请之外，修胜如、质孤二寨。二寨既于元丰五年废罢，具载《九域图志》。见今无使臣兵马住坐，而妄说夏人旧系守把，朝廷从而助之，以《九域图志》为差论，以吏部见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为守把。臣说如果以此诳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想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怕不可。这就是臣所说的朝廷当夏人恭顺，按时朝贡，就多方徼求，苟且想自利的情况。然而臣私下妄料朝廷之意，胜如、质孤二寨必难议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也无以取必于夏国。因为朝廷岁赐大利，既于无事之时，空以与人，及此缓急，无以为重，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那么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决。遇有朝贡，使介复来。秋冬之交，贼马肥健，时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时已耶。如臣愚见，欲乞检会前奏，移降育、谊置之他路，别择名将，谨守大信，且修边备，本路疆界之议，实非见今守把者可推以与之，以信前约，其他则令推公心，具长久计条例闻奏。然后朝廷择而行之，则熙河尚可得而安。今臣观朝廷，初无定议，当熙河边衅之作，急召帅臣，置之户部。及臣说赏罚失当，则急复遣育还帅熙河。至如种朴，本与育、谊共造边隙，今乃移朴泾原，独留育、谊。若以召育为是，则今遣之为非；若以移朴为当，则独留育、谊为失。政令如此，终安适从。徒遣孙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计，岂可取決衍等之口，万一败事，虽戮衍等，何补于国！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的，德裕请说：“如有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都说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想专任育等不顾边患的，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后，案行赏罚。今臣言已竭，势不能回，不审陛下曾以臣前说要之否。边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误蒙拔擢，不敢不尽所怀，以孤任使。然触犯者众，死有余责。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