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記

我每次经过成均，徘徊在石鼓之间，就肃然起敬说：这是三代法物中仅存的。远方儒生，或许未多见。身在天子辇毂之下，时时摩挲其下，难道不是至幸？可惜它到唐代才显扬，而遂致疑议纷纷。《元和志》说：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其数满十，大概是纪周宣王田于岐阳之事。而字用大篆，则是史籀所作。自贞观中苏勉始志其事，而虞永兴、褚河南、欧阳率更、李嗣真、张怀瓘、韦苏州、韩昌黎诸公，并称其古妙无异义者。到欧阳文忠则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难独存。那岣嵝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远，尚在人间，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则疑为成王之物，因《左传》成有岐阳之搜，而宣王未必远狩丰西。今搜岐遗鼓，既无经传明文，而帝王辙迹可西可东，此不足疑二也。至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皆疑为后周文帝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故尔。按古来能书如斯、冰、邕、瑗无不著名，岂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词尤非后周人口语。苏、李、虞、褚、欧阳近在唐初，亦不遽尔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郑夹漈、王顺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虽经补入，未知真伪。然向傅师早有跋云：数内第十鼓不类，访之民间，得一鼓，字半缺者，较验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数，此不足疑四也。郑复疑靖康之变，未知何在。王复疑世传北去，弃之济河。尝考虞伯生尝有记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抚宅，迨集言于时宰，乃得移置国学，此不足疑五也。我因此断然从《元和志》之说，而并以幸其俱存无伪焉。尝叹三代文字，经秦火后至数千年，虽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岩屋壁陇亩墟墓之间，苟有款识文字，学者尚当宝惜而稽考之。况石鼓为帝王之文，列胶庠之内，岂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异之玩者哉！谨记其由，来以告夫世之嗜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