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長才廣度沈迷下僚策

问：四岳谋划功勋，羲和代掌其行；九官任命职务，稷禹不改变其能。逢教化久得以庸时，藉功深而成务。到了嬴、刘以降，曹、马承流，很少为官而择人，只是循资而就列。有的十旬而登三事，有一日而致九迁，于是打开趋竞之门，不再守代工之美。国家网罗群彦，驱驾时英，其政洽于至和，其人淳于太古。如今想削去汉魏的遗法，恢复尧、禹的远图。能任其事者，永守其官；称其职者，不迁其任。增秩赐爵，用来申明劝善之规；金帛玺书，载表优贤之义。变通之理，尚且多端，用舍之途，等待听到良算。

对：从前明五治理天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立后王，以师长教化。用人不及私昵，建官惟在贤才。难以知人并非只在今日，所以说：“知人则哲，惟帝难之。”自生人以来，有国之君，无不得贤则治，失贤则乱。这是自然之义，百王不能改变。由此知道贤人君子，是国之所急。《诗》说：“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说人君得到贤臣，所以成其美化，广其基业。远观历代圣王求贤哲，义非一途，或精选而取之，或降访而得之。有经营经年才开始获得，有求之不到一日便来，迟速之理虽异，辅弼之职不殊。黄帝劳于梦想而感力牧，是诚之至；唐尧务于畴咨而致夔龙，是访之审。至唐虞黜陟幽明，三载考绩；夏禹顾盼空谷，七起成名。殷宗托梦于傅岩，姬文游心于渭水。这六君，可说勤于求贤而善于用人。所以能使元凯就绩，申、甫登朝，道济五臣，功宣十乱。康良作诵，喜起成歌，人无险诐之情，代有雍熙之乐。《由庚》入咏，《天保》为诗，下怀报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禄。《书》说“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绩其凝。”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并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质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凭久化以济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到战国之代，王道寝微，各待英贤，或杂或霸。楚襄劳持金之聘，燕昭亲拥篲之礼，空闻僭号之议，未睹升平之业。虽桓公之有仲父，晋侯之获赵文，委任责成，共登霸道。唯勤斗争之理，不务淳和之绩，而动乖王度，举违帝典。所以五尺童子，耻之不谈。何况所由龌龊，多么卑下？秦皇不仁，虐乱至极，儒生填于坑井，《诗》、《书》灭于烟火。忠贞清白，以为徒苦，谄佞邪媚，谓之至公，最终覆亡，为后代诫。实由远贤近佞，使之如此。汉高祖虽不好儒，然而也任用英杰。登坛而礼韩侯，辍洗而迎郦生，委萧、曹以股肱，寄张、陈以社稷。到孝武之代，儒学渐备，采董仲舒之策，开始令郡国贡举。于是贤良方正之士，雾委云集，其晁错、公孙宏、匡衡、萧望之之辈，并继踵而至。所以在文景之代，号为得人。《诗》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汉之所以宁，也是士之力。光武仗吴、邓以立功，任贾、寇以起事，拔奇取异，决自于心。至于显宗中兴，于此为盛。由此两汉之人，数百年间，陟正黜邪，褒善贬恶。虽不袭唐、虞之法，也去烦芟乱，几乎大成。到献、灵之际，奸猾纵横，升必以财，进不由道。于是搢绅洁白之士，疾之若仇，就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龟。”甚至悬爵而卖之，列价而争之。守正道者以为陆沉，由斜径者谓之智变。衣冠为之失序，贤哲由此潜藏，于是使社稷丧亡，后嗣覆灭。悲夫！这是《伐檀》所以兴刺，《黍苗》所以劳歌，没有别的缘故，贤人不得进用。到了当涂启运，典午开基，陈群制九品之条，刘毅兴八损之权。所以曹羲疾其阔远，孙楚以为鬼录。于是令权要归于中正，威福去于天朝，臧否任情，品藻乖次。宋齐之末，梁隋之末，聘士求贤，很少听闻稽古。楝挠鼎折，只见陵夷，既同自鄶之讥，何劳更仆之说？

圣上览百王之得失，立万代之规模，大开举尔之科，广陈训迪之典。用与不用，贤否各称其能；材与不材，轮桷并当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犹若寇仇；君子盈朝，求之常如不及。所以得百僚无滥，九有升平，不闻濡翼之讥，永绝烂头之诮。仲长没有越级之论，贾生没有调下之悲。如今想远服尧、禹之踪，近弃刘、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锡帛许其不迁，使官不易能，职遵代掌。虽然优贤之义，有所会通；而随时之谈，或许恐怕不可。为什么？太古敦朴，务静人稀；敦朴则易淳，务静人稀则易理，所以不劳而功可就。如今圣明抚运，才多俗阜；俗阜则事烦，才多则理剧，必须咨访明哲独任，不以避嫌。只要委得其人，数迁何妨化理？如果所用失其理，久任岂补功亏？愚管所见，以为如此。大体期望不滥，所务在于得贤，如果违背此途，不知其可。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