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

问：《书》说：“眚灾肆赦。”又说：“宥过无大。”而《礼》说：“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如果这样，难道为政以德，不足以羞辱而使之格正，严刑峻法必定惩罚，这才是礼吗？《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这样，那么明哲的人不成仁吗，杀身的人不是崇德吗？

答：圣王把刑礼作为大忧，治乱系于此；君子把仁德作为大宝，死生如一。所以国家有用礼而大治的，有用刑而小康的；古人有崇德而远害的，有蹈仁而守死的。其指归的意义，可以知道了，在于圣王乘时，君子行道。为什么呢？当王道融洽，人心质朴，善人多而不善人少，一个人不善，众人厌恶他，所以赦免他可以。用来表明好生恶杀，并且达到仁寿的境界。而肆赦宥过的典章，由此产生。等到大道隐没，至德衰微，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一个人不善，众人效法他，所以赦免他不可。用来表明惩恶劝善，并且革除浇薄的风俗。而执禁不赦的条文，由此兴起。这是圣王所以随时立制，顺变致理，不是说德政不如刑罚。然而君子成为君子的原因，是能先其道后其身，守其常，就以道善其身，遭遇其变，就不以其身害其道，所以明哲保身也是道，巢父许由得到它；求仁杀身也是道，伯夷叔齐得到它。虽然时代不同趋向不同，同归于一个准则。用什么来核实呢？观察古代圣贤的用心，如果守道而死，死且不朽，这不是死。如果失道而生，生而不仁，这不是生。假使伯夷叔齐生在唐虞的时代，怎么知道不明哲保身呢？巢父许由生在殷周之际，怎么知道不求仁杀身呢？因为否与泰，各系于时，生与死，同归于道。由此看来，那么不是说崇德的人不做成仁，杀身的人不做明哲。唉！圣王立教，同出而异名，君子行道，百虑而一致，也像水火相背，同根于冥数，共济于人用，也像寒暑相反，同本于元气，共济于岁功。那么用刑措之道，保身杀身的义，昭昭然可以知道了。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