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序言说：皇甫士安志趣喜好闲适放达，不羡慕高官厚禄，疏导性情、顺适心志，写作《高士传》，赞美记述前贤遗风，风范至今尚存。而公早年皈依佛门，义理天生就能知晓，专心作文，志向就在于此，言谈笑语之间，常常切磋琢磨，心专注于一乘佛法，所以阐述佛家最为精深广博，与皇甫士安平素所崇尚的，也相类似，他就是今天台大师元浩的門弟子。提着衣襟、捧着坐席，与我相同，所以能够了解他的高洁品行，收集他的著作，编成二十卷，作为儒林的纲纪。至于辨明是非、探求得失，就写作《西伯称王议》。尊崇道德、赞美功业成就，写作《磻溪铭》、《四皓赞》、《钓台碑》、《圯桥碑》。匡正当世、激扬清风，写作《先贤赞》、《独孤常州集序》、《观讲论语序》。赞美艺文、擅长章句，写作《李补阙集序》、《隐士李君遗文序》。完备教化、彰明讽咏，写作中书侍郎赠太子太傅《李公集序》、开国公《包君集序》。总括名实、树立遗风，写作《常州独孤公遗爱颂》、《太常卿常山郡开国公崔公神道碑》。憎恶戎鬼、思念康济，写作《兵箴》。叙述宗族世系、追思祖先德行，写作《述初赋》。忧虑流俗泛滥、喜爱旧居，写作《过旧园赋》。阐明大道、尊崇有德，写作《受命宝赋》。其余言志导情、记会叙别之作，都保存在各集录中。归根复命、一以贯之，写作《心印铭》。安住一乘、明达法体，写作《三如来画赞》。知晓法要、识别权实，写作《天台山禅林寺碑》。通达教源、周遍境智，写作《荆溪大师碑》。大教的由来、佛日的不忘，大概都尽于此了。至于以神道设教、化源旁济，写作《泗州开元寺僧伽和尚塔铭》。言说倍事、齐整律仪，写作《过海和尚塔铭》、《幽公碑铭》。佛家的著作，无人能够抗衡，大法将要灭亡，人们很少知道，应和的人或许很少了。所以公的文章，精粹美好、深远，无人能及，此事可以等待知音，不可与浅薄流俗之人同世而论。我的仰慕，尚未尽述其善，大概是佛家的鼓吹吧？是诸佛的影响吧？我所不通达的，是道穷尽了吗？常怀不言之叹、杳冥之恨，后世之人，见识通达希夷、意会通晓响象，知道我这些话不是惭愧之言罢了。至于叙述人伦、端正褒贬，则人人都知道，不只是情至而称赞他的著作。大约公的习尚，敦厚古风，阅读传记，固执地以此引导于人，视为常事，米盐细碎之事，未曾挂在口头，所以很少通晓人情世故，这也是贤者的一种毛病。夫子所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所以没有适时的用处，胜任驱使的勤勉，我因此拿皇甫士安来比他，像管夷吾、诸葛亮那样留心济世、自认为是栋梁，就不是公所崇尚的了。所谓善古而不善今，知贤而不知俗，所以论赞碑颂，能说贤者的事，不能说小人的称道。享年若干，于某年月日，在长安某里去世。朝廷崇尚德行，所以任命公为太子侍读；国家崇尚实录，所以任命公为史馆修撰；发布诰令、敷陈王猷，所以任命公为翰林学士。三职同时任命，那么公在朝廷，不算不显达了。年过四十，士林归附崇敬，比起颜子、黄叔度，不算不长寿了。那些碌碌之辈，老于郎署，白首人世，又有什么补益呢！对于通达之人，不可以有夭寿的叹息，而病于短促。公的遗孤在公去世后出生，如今已经成人，那么友朋知道臧孙之后，存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