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敘

我幼年时承受父亲的教诲，很早便涉猎文学，年纪尚轻时，就学习了《古文尚书》。常苦于它的文辞艰深琐碎，难以诵读，虽然屡次遭到鞭打，但学业仍未完成。曾听说父亲为各位兄长讲解《春秋左氏传》，我每每放下《尚书》去听，等到讲完，便为兄长们讲述。因此私下感叹说：“如果让书都像这样，我就不再懈怠了！”先父惊异于我的想法，于是开始教授我《左氏传》，一年后便全部讲诵完毕，当时我年仅十二岁。所讲的内容虽未能深入理解，但大义已大致明了。父兄想让我广泛阅读义疏，精通这一部经书，我以获麟以后的事未见记载为由推辞，请求暂且阅读其余部分，以增广见闻。接着又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既然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旁通地阅读，不借助老师的指导。从汉室中兴以后，直到皇家实录，十七岁时，已大致浏览周全。我所读的书，大多靠借阅，虽然部帙残缺，篇第有遗漏，至于叙事的纲要、立言的梗概，也粗略知道了。但当时正谋求仕进，同时学习揣摩之术，至于专心研究诸史，我则没有闲暇。等到年满二十，通过射策登朝为官，于是想有闲暇，实现本愿。旅游于京洛，积累了不少年月，公私借书，尽情披阅。至于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相提出异说，无不钻研穿凿，穷尽其利弊。加上从小看书，喜欢谈论名理，所领悟的，都发自内心，并非由染习得来，所以始在童年，读班固、谢承两《汉书》，便奇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应为更始立纪。当时听者，都责备说童子知道什么，而敢轻议前哲，于是我羞愧自失，无言以对。其后见到张衡、范晔集，果然认为二史不对，其中暗合古人的地方，大概不可胜记，才知道流俗之士，难与言谈，凡有异同，都藏在心中。等到年过三十，言语悟解日益增多，常恨当时没有同好，可以交谈。只有东海徐坚，晚年与我相遇，相得甚欢，即使是古时伯牙识钟期，管仲知鲍叔，也不过如此。又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吴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也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探讨，得以尽抒怀抱。常说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这几个人罢了！

从前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看到史籍的繁文，怕阅览者不能统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可刊改，为后王法。从此以后，史籍更多，如果不是命世大才，谁能刊正其失？可叹我这小子，敢当此任？对于史传，曾想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无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没有夫子的名声，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惊愚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无人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疑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思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为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年，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从前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其书牢笼天地，博及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然自《淮南》以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盖仲尼既没，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觉，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邵《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叶，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从前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我辄不自揆，也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为何？扬雄曾好雕虫小伎，老而悔其少作；我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相似一也。扬雄草《太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我撰《史通》，也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其相似二也。扬雄撰《法言》，时人竞尤其妄，故作《解嘲》以酬之；我著《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其相似三也。扬雄少为范逡、刘歆所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嘲以恐尽酱瓿，然刘、范之重雄者，盖贵其文彩，若《长杨》、《羽猎》之流耳，如《太玄》深奥，难以探赜，既绝窥窬，故加讥诮；我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其相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迹类先贤，是用铭之于心，持以自慰。抑犹有遗恨，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为何？雄之《太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我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