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答李詡第二書】

原文

修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令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

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

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

修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

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

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

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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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译文

欧阳修禀告。前些时承蒙您写信来，并赐示《性诠》三篇，从中可见您爱好学习、善于辩论，而文章能够详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当今世上谈论人性的人很多了，却都比不上您，所以我想和您把这个问题讨论透彻。

我担忧世上的学者多爱谈论人性，所以常常发表议论说：“人性，不是学者所急于要探讨的，而是圣人所很少谈论的。《易》六十四卦不谈论人性，它所谈论的是动静、得失、吉凶的常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谈论人性，它所谈论的是善恶、是非的实录；《诗》三百零五篇不谈论人性，它所谈论的是政治教化兴衰的赞美与讽刺；《书》五十九篇不谈论人性，它所谈论的是尧、舜、三代的治乱；《礼》、《乐》之书虽然不完备，而混杂出自各位儒者的记述，但它们的大要，是治国修身的法则。六经所记载的，都是切合世间的人事，因此谈论得非常详尽。至于人性，百中不过一二谈到，有的是因为论述其他问题而连带涉及，并非专为人性而论，所以虽然谈到却不深究。

我所说的不谈，并不是说绝口不谈，而是说谈到得很少，而且不是以人性为主来谈的。《论语》所记载的七十二位弟子向孔子请教的问题，有问孝、问忠、问仁义、问礼乐、问修身、问为政、问朋友、问鬼神的，却不曾有问人性的。孔子告诫他的弟子，共有数千言，其中涉及人性的只有一句话而已。我因此说：人性不是学者所急于要探讨的，而是圣人所很少谈论的。

《书》说“习惯与本性一起形成”，《论语》说“人性相近，习惯相远”，是告诫人要谨慎对待所习染的而说的。《中庸》说“天所赋予的叫做性，遵循本性叫做道”，是说明人性没有固定不变，必须有所遵循引导。《乐记》也说“感应外物而心动，是人性中的欲望”，是说明外物感发人没有达不到的。然而终究不说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只是告诫人要谨慎对待所习染和所感发的，并勤于用来引导本性的功夫罢了。我因此说“因论述其他问题而连带涉及，却不深究”。

我年少时爱好学习，知道学习的艰难。凡是所谓六经所记载的、七十二位弟子所请教的，终身学习，也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对于已经通达的，终身实行，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凭我这样急切地钻研这些尚且没有余暇顾及其他，因此知道七十二位弟子也是为此急切钻研而没有余暇，又因此知道圣人用来教导世人、传留后世，也是匆匆忙碌而没有余暇。如今的学者对于古代圣贤所匆匆忙碌、急切钻研的，学习和实行，或许还达不到其中的一二，却喜好谈论人性，去穷究圣贤所很少谈论、并不深究的问题，坚持后世儒者的偏颇之说，从事无用的空谈，这是我无暇去做的。

有人问：人性果真不值得学习吗？我说：人性，是随着身体一同产生而人人都具有的。作为君子，修身治人罢了，人性的善恶不必深究。假如人性果真是善的，身体不可以不修养，人不可以不治理；假如人性果真是恶的，身体不可以不修养，人不可以不治理。不修养自身，即使是君子也会变为小人，《书》说“只有圣人若不念善就会变成狂人”就是这种情况；能够修养自身，即使是小人也会变为君子，《书》说“只有狂人若能念善就会变成圣人”就是这种情况。治理的方法完备，人就会向善，《书》说“百姓于是变得和睦”就是这种情况；治理的方法失当，人就会作恶，《书》说“殷商的顽固之民”，又说“旧染污俗”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作为君子，以修身治人为急务，而不穷究人性以立论。七十二位弟子不请教，六经不以它为主来谈，有的虽然谈到却不深究，难道是忽略它吗，是有意如此的。

有人又问：那么孟子、荀子、扬雄三人谈论人性，错了吗？我说：没有错。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我说：开始不同而最终相同。假使孟子说人性善了，于是就懈怠而不教化，那就是错了；假使荀子说人性恶了，于是就抛弃而不教化，那就是错了；假使扬子说人性混杂了，于是就放任而不教化，那就是错了。然而这三人，有的亲身奔走于诸侯之间来推行自己的主张，有的著书累计千万言来告知后世，不曾不诚心诚意地以仁义礼乐为急务。大概他们的意思是认为善的人一天不教化，就会失掉善而陷入恶；恶的人勤加教化，就可以使他达到善；混杂的人驱使引导他，就可以使他去掉恶而趋向善。他们的说法与《书》的“习惯与本性一起形成”、《论语》的“人性相近习惯相远”、《中庸》的“有所遵循引导”、《乐记》的“谨慎对待外物所感发”都相合。这三人，推究他们的言论则各有不同，考察他们的用心则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推究他们的言论，不过是开始不同而最终相同。凡是评论这三人的，用我的话把他们统一起来，那么纷纷争论就可以平息了。

我的说法如此，请您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