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問進士策一》

修言用《周禮》以致亂者王莽、後周。而王安石之亂宋，即在同時，修為策問已見其端而為是說耶？抑偶言耶？修知貢舉時，安石之禍未熾也。《周禮》一書，宋儒終不敢直以為非周公所作。或言王莽時，劉歆偽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俾其虐政，若出周公之舊典者，而禮家以為不可。今觀修文，核計六官之屬五萬餘人，而無員額者尚不在內，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祿糈，則實勢所必無矣。顧修所疑，猶為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夫聖人之治天下，養人為大。《書》曰「厚生」，《易》曰「損上益下」，《詩》刺「萇楚」，《春秋》譏「稅畝」，孔子曰「富之」，孟子曰「薄稅斂」，《大學》曰「財聚則民散」，凡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教萬世之帝王、公卿、大夫，至於師長、百執事者，莫此為先焉。蓋天生貴者所以養賤者也，天生富者所以養貧者也，此天地之性也。聖賢之所以為聖賢，由欲利民也；經書之所以為經書，由欲垂利民之典則於萬世也。今觀《周禮》司市、質人、廛人、肆長、泉府、司門、司關、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荼、掌蜃之屬，舉市廛門關山林川澤所有鳥獸魚鱉草木玉石一切貨賄之屬，莫不設厲禁而盡征之。入市有稅，入門有稅，入關有稅，避而不入即沒入之，地所從產又官守而以時入之，甚至民有稱貸又官取其息，不如禁者執而誅罰之。如是，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人之所養，俱入朝廷，不留一絲毫之遺利以與民矣。雖王莽之虐，恐其力亦不能悉如書中之所載，以盡行其厲民之事也，而謂周公為之乎？若夫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夫婦誠人道之始也。今《周禮·媒氏》曰「中春之月，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如是，則是設之官，立之禁，驅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而夫死者必嫁也。誠何心哉！其他瑣細不具論，即此二大端，在上者雖有《關雎》、《麟趾》之意，又如之何其可行邪？由此觀之，即使周公果有是書，亦已不傳於後世。孟子不云乎「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豈孟子時已無其籍，而今日猶有全書邪？縱使尚有斷簡殘編之沒於莽穢榛雜中者，非聖人復起，其孰能辨之？然則或謂劉歆媚莽所作者，似亦十得六七也。

欧阳修说用《周礼》而导致祸乱的是王莽、后周。而王安石祸乱宋朝，就在同一时代，欧阳修在策问中已经见到端倪因而说了这些话吧？还是偶然说说呢？欧阳修主持贡举时，王安石的祸患还没有炽盛。《周礼》一书，宋代儒者终究不敢直接认为不是周公所作。有人说王莽时，刘歆伪造篇章篡入其中来讨好新朝，使其暴政像是出自周公的旧典，而礼家认为不能这样。现在看欧阳修的文章，核算六官所属五万多人，而没有员额的人还不在内，却想用千里的地方供给他们的俸禄粮食，那实在是情势所必无的。不过欧阳修所怀疑的，还是举了小的而遗漏了大的。圣人治理天下，养活人民是大事。《尚书》说“厚生”，《周易》说“损上益下”，《诗经》讽刺“萇楚”，《春秋》讥刺“税亩”，孔子说“富之”，孟子说“薄税敛”，《大学》说“财聚则民散”，凡六经、四子的书，用来教导万世的帝王、公卿、大夫，以至于师长、百官，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天生尊贵的人是为了养活卑贱的人，天生富有的人是为了养活贫穷的人，这是天地的本性。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想要有利人民；经书之所以成为经书，是因为想要把有利人民的典则留传万世。现在看《周礼》的司市、质人、廛人、肆长、泉府、司门、司关、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掌荼、掌蜃之类，把市廛门关山林川泽所有的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一切货物财贿之类，无不变设严厉禁令而全部征税。入市有税，入门有税，入关有税，躲避而不进入就没收其物，土地所产又由官府守守并按季节征收，甚至民众有借贷官府又取其利息，不遵从禁令的拘捕诛罚。像这样，那么天所生的，地所长的，人所养的，全都进入朝廷，不留一丝一毫的剩余利益给民众了。即使是王莽的暴虐，恐怕他的力量也不能完全像书中记载的那样，来完全实行他虐害民众的事，而说是周公做的吗？至于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中庸》说“造端乎夫妇”，夫妇确实是人道的开端。现在《周礼·媒氏》说“中春之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又说“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像这样，那就是设置官吏，建立禁令，驱使天下没有丈夫的女子一定私奔，而丈夫死了的一定改嫁。这究竟是什么心呢！其他琐细的不一一论说，就这两大端，在上位的人即使有《关雎》、《麟趾》的用意，又怎么能实行呢？由此看来，即使周公真有这部书，也早已不传于后世。孟子不是说过吗“诸侯厌恶它妨害自己，而都去掉那些典籍”。难道孟子时已经没有那些典籍，而今天还有全书吗？纵使还有断简残编埋没在荒草杂木中，不是圣人再起，谁能辨别它？那么有人说刘歆讨好王莽所作的，似乎也十得六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