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則天不宜稱本紀議

史书的写作，本于惩罚劝勉。用来正君臣，用来维系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所以善恶之道，在于劝诫；劝诫之柄，存于褒贬。因此《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何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我私下认为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其功茂矣。及宏道之际，孝和以长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箓，移运革名，牝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三代，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王者百余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以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以前，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书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旗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谓不智，详今考古，并未为可。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殁，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为不可，况迁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阂，列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虽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