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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史商榷序〉：

所谓十七史，上起《史记》，下至《五代史》，宋代时曾汇集刻印过。所谓商榷，就是商量而扬榷的意思。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的版本，流行世间已经很久，却从来没有全面校勘过一遍的。我改正伪误的文字、增补脱漏的文字、删去多余的文字，又举出其中典章制度和事迹，解释蒙昧难通之处，审核查考错谬杂乱之处，已经写成此书，所以命名为商榷。《旧唐书》、《旧五代史》是毛刻所没有的，而说十七史，是统而言之，沿用旧名。至于辽、宋等史，则是我没有闲暇涉及的。

大抵史家所记载的典章制度，有得有失，读史的人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来明示法则和鉴戒。只应当考察典章制度的实情，使数千百年的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应当效法、或应当鉴戒，等人们自己选择就可以了。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的人不必强立文法，擅自加以与夺，来作褒贬。只应当考察事迹的实情，使年代为经、事件为纬，部居州次，记载的异同，见闻的离合，一一分条剖析无疑，而哪些可以褒、哪些可以贬，听凭天下的公论就可以了。

书生的胸臆，常患迂腐愚昧，即使考察已经详尽，而议论褒贬，还恐怕不恰当，何况那些考察不确切的呢。大概问学的道理，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都是虚文罢了。作史的人所记录的，读史的人所考核的，总期望能得其实情而已，除此之外又何必多求呢？我束发就喜好谈史学，将出仕时中止史学而治经学，经学既已完成，于是重新整理史学事业，摩研编排，二十多年，才领悟读史的方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为什么这样说？经以明道，而求道的人不必空执义理来求它。只应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那么义理自然显现，而道就在其中了。

譬如人想吃甜，拿着钱进入市场，问物品有名叫甜的吗？没有。买饴糖吃，甜就在其中。想吃咸，问物品有名叫咸的吗？没有。买盐吃，咸就在其中。读史的人不必用议论求法戒，而只应当考察典章制度的实情；不必用褒贬为兴夺，而只应当考察事迹的实情，也如同这样。所以说相同。至于不同的则有了，治经断然不敢驳经，而史则即使是司马迁、班固如果有所失，不妨箴正而贬斥，这是不同。抑或治经岂只是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深难通，如果对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还未免于僭越。只应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徒。至于史，则对正文有失，尚且加以箴贬，何况裴骃、颜师古一辈呢？应当择善而从，不必偏徇，本不待言了。所以说不同。

总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求切实之意则一致。我识暗才懦，一切行能，全都不能胜任，只有读书校书颇为自力，曾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想读书必先精校书。校勘不精，而匆忙去读，恐怕读也多误了。读得不勤而轻易著述，恐怕著述且多忘了。二十年以来，常独处一室，深思史事，既校始读，也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校对，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的款识，山林冢墓祀庙伽蓝碑碣断阙的文字，尽取来供作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察典章制度事迹的实情。

暗砌虫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还且吮残墨而凝神，濡秃毫而忘倦。时或默坐而玩味它，缓步而演绎它，仰眠床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写。鸟入云、鱼纵渊，不足以比喻其疾速；显视案上，有藜羹一杯，粝饭一碗，于是乎引饭进羹，登春台，飨太牢，不足以比喻其舒适。

凡是所考的，都在简眉牍尾，字如黑蚁，久了都满了，无可再容，于是誊于别帙，而写成净本，都为一编。《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合《宋》、《齐》、《梁》、《陈书》十二卷，《北史》合《魏》、《齐》、《周》、《隋》书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共九十八卷。别论史家义例崖略，为〈缀言〉二卷终焉。闭馆自携，寒灯细展，指瑕索瘢，重加点窜，至屡易稿始定。

噫嘻！我岂有意于著书呢？不过拿出读书校书所得，标举来传给后人。起初未曾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来明法戒，与那强立文法，擅加与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的，都是我所不愿效尤的。那么我大概是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

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瞇心暓。试把我的书当作孤竹的老马，放在旁边而参阅它，疏通而证明它，不觉如关开节胜，筋转脉摇，大概或不无小助吧。以我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我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也很好吗！以我的识黯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我怀其也可以稍自慰了吧。

书既成，而平生不喜为人作序，故也不求序于人。聊复自道区区务实之彻意，弁之卷端。序所不足的，缀言具之云。进士及第、通议大夫、光禄卿、前史官，嘉定王鸣盛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