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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天下的形势，一定要有用来控制天下权柄的东西。因为权柄依赖形势而树立，形势依赖权柄而稳固。有了这样的形势，而他的权柄不足以稳固它，那么形势就会一天天走向倾危削弱，天下没有谁能安定强大。因此君主对于权柄，不能有一天让它离开自己而分给别人。大凡离开自己的东西还可以收回，分出去的东西还可以保全。至于权柄，一旦离开就不可再收回，一旦分出去就不可再保全。而所占据的形势也随之而去，能不慎重吗？

从前唐太宗，凭神武的谋略起兵平定祸乱，以统治天下，威势加于四海。然而所谓稳固天下的形势，以留给子孙后代的事，大概还没有确立。于是向府兵借重兵力，在卫府设置将领，占据关中来临控天下。把兵放在府中，将领就没有在内专权的权力；把将放在卫府，兵就没有在外擅权的祸患。然而还认为不够，就大举诛讨四夷侵侮者：攻破突厥，夷平吐谷浑，平定高昌，灭掉焉耆，都俘虏了他们的王，亲自驾临辽左而残破其国。所有这些，不是好武，都是用来树立权柄而稳固天下形势的。武则天以女主专制，挟持唐室来号令天下、图谋转移帝位。天下的人没有不屏息叠足，听从她的制命。她取得天下的权柄而倒持它，尚且这样，何况以顺守的人呢？

明皇凭英果之气，起兵平定内难，于是继承大统，可说是合宜的君主了。然而习惯于承平久安，府卫制度一切废坏，把权柄全部推出去交给边将。安禄山虎视幽蓟，横控千里，而军中的官吏共三千人。所以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只能驱使市人来抵挡他的锋芒。假使没有肃宗号召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他从事，那么两都就不能收复了。虽然能再造王室，然而他所依赖来收复天下的，都成了方镇。天下的权柄已经分到下面而不完整了。到了代宗仅仅平定残余盗贼，就瓜分河朔来送给寇党，于是相互成为背腹之患，世袭而不能禁止。衰败到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益强横放肆。而当时的君主，畏缩摧抑，常像抱着老虎、含着羞辱，含垢媚妩都来不及，以苟求早晚无事。而欺凌冒犯更加到来，虽然在内设置禁军，由宦官统领，然而也不足以应付天下的变故。所以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他们没有一人到来，跟从奉天之幸的只有四百名士罢了。到章武兴起，天下的方镇有五十个，县官的赋税收入只限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却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力治理。于是擒刘辟于剑南，执李锜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的世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的叛乱，可说是盛烈了。然而到了后世，更加不振。在內的权柄由宦官掌握，在外的权柄由方镇掌握，逐渐衰微、逐渐削弱而终于灭亡。

大概唐以权柄被夺、形势倾覆而亡天下。然而它的灭亡不在僖宗、昭宗之世，而在天宝年间。因为丧失用来控制天下的权柄，实际征兆就在此。所以它后世的君主像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深屈服而已。何况不是章武的人呢？唉！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如果无意于所执掌的权柄而被人执掌，那么看唐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