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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汉高祖以平民的微贱身份，号召豪杰，起兵平定祸乱，于是分割天下封他们为王。功臣将领韩信、彭越、英布，都拥有数十座城池相连，南面称孤，拿着天下的户籍而占据了一半。等到他们脱下铠甲接受封赏，伤口上的血还未干，就都互相看着被诛杀灭族。大概是由于高祖封赏超过制度，使他们陷入骄横叛逆，他对于功臣不能没有亏欠。光武帝率领义从之士，平定叛逆盗贼，收回帝位。天下平定后，就借鉴高祖的过失，按功劳行封，爵位为通侯，大的不过几个县，而不让他们担任官吏事务。因此元勋旧将，都能自我保全。李请，是谈论兵法的雄杰，也认为光武帝掌握了统御将领的方法，比高祖贤明得多。唉！这都是没有深入探究高祖、光祖事情的说法。天下的事情有必然如此的，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不能改变而回避。高皇以宽仁大度，驱使天下的智力而汇集大业。难道是他所谓阴险忌刻残暴忍酷，而喜欢忌妒别人的功劳吗？秦朝无道，天下才能高、行动快的人争相起兵而竞相搏取天下，都有取代秦朝的心意。彭越、黥布都以人中豪杰掌握军队特然起兵，不曾轻易把自己归属于别人。韩信怀有百战百胜的谋略，选择君主而依附，也有大志，所以自己平定整个齐地而自封为王。当汉王在彭城大败，随何不能在淮南婉言劝说，那么黥布就不会到来。等到被困在固陵，诸侯背弃约定不来会合，如果没有张良的谋划，那么彭越、韩信就不会跟从。在这个时候，汉王不捐弃数千里土地，屡次用来满足三人的欲望而招致他们的军队，那么楚国就不会灭亡。汉朝对待这三人，譬如养老虎，吃饱了就不动，饿了就咬人。由此看来，封赏超过制度，难道是不得已吗？是想在片刻之间成就大业的缘故。虽然如此，大业成就了，而三人的逼迫，是天下共同寒心的事。因为天下都寒心，那么他们持着这样的形势又归向哪里，况且高祖也能安枕而卧吗？所以疑似之间的裂痕一发作，大祸就聚集了。这是形势必然发展到被夷灭而后才安定。光武帝痛心宗庙社稷的祸患，收率怀念汉朝的民众振袖而起，凡所攀附的多是南阳故人，其中尤其伟杰的，寇恂、邓禹几个人罢了。然而比较他们的材略，只足以供给光武帝指使顾盼的役使，没有骄横凶暴难以控制，像韩信、彭越与高祖的那样。天下平定后，封给数千户，没有不志满意足，唯恐保有封赏不能得到。作为光武帝，又有什么空隙来诛除他们呢？却说光武帝独得保全勋旧的方法，高祖对于功臣有不能容忍的残忍，这是不探究二位君主所遇的不同，与那形势道理有所必然如此的。

后唐庄宗，继承武皇遗留的基业，假借大义、挟持世仇，与梁人百战而消灭他们，于是拥有天下。可以说是艰难而且劳苦了。然而有两位臣子：那像韩信、彭越的，是李嗣源；像寇恂、邓禹的，是郭崇韬。李嗣源身居无法赏赐的功劳，挟持震动君主的威势，掌握国家军队的大权，抓住它而不放手。庄宗无法夺走，而渐渐忌惮他的逼迫。郭崇韬常常对国家有大功，忠诚而可以倚靠，是李嗣源所畏惧的人。庄宗如果能挟持可以倚靠的来制服可以忌惮的，那么李嗣源虽然心怀不安，而有顾忌畏惧，不敢轻易发作。庄宗知道他所忌惮的，却不知道他所倚靠的，所以郭崇韬因为忠诚而被疏远，谗言嫉恨日益紧急。让他营求自救的办法，于是请求率领他征讨蜀地的军队。庄宗归还国中的军队，交给他而向西。郭崇韬虽然已经攻下蜀地，捷报才送上，却因为谗言而死。庄宗知道得到蜀地足以资助他的盛强，却不知道郭崇韬的死已经除去了李嗣源的畏惧。所以邺下的变故，李嗣源率领一旅之众，向西奔赴洛阳，如同踏入无人之境，他迁移帝位容易得像反掌。况且朝内有掌权之臣窥伺间隙，却空出全国的军队辛勤远役，本来已经大失计策了。却又除去我们所给予的与对方所畏惧的，那么大祸的聚集，可以挽救吗？虽然得到一百个蜀地，也救不了他的失国。假使郭崇韬不死，率领全蜀的民众，借着东归的士兵，拥立李继岌，传檄方镇，来讨伐君父的仇敌，虽然李嗣源强大，又凭什么抵御？大概李嗣源有韩信、彭越的逼迫而没有遭受他们的祸患，是因为庄宗没有高祖的谋略。郭崇韬有寇恂、邓禹的功烈，却不能保全他的宗族，是因为庄宗没有光武帝的明察。唉！人臣的祸患，起于掌握权力，而加速祸患的权力，没有比控制军队更重的。郭崇韬谋划逃避祸患自我保全，却正要求掌握军队，这与抱着柴草去救火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