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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道理，可以用情理来贯通，而不能用形迹来拘束。用情理来贯通，就能适应变化，而符合圣人所认可的权变；用形迹来拘束，就无法因事制宜，而陷入圣人所厌恶的固执。因此天下事功的成就，常常出于权变；而事情的不成功，常常在于固执。如果认为前人的做法是对的而寻求照着实行，却不知道照此实行在如今是错的；认为前人的做法是错的而寻求加以矫正，却不知道如此矫正在如今是对的。这都是不寻求用今天的情理来贯通，而拘泥于以往的形迹，所以他们实行或矫正的做法，恰恰足以成为祸患悔恨的根由。

从前卫青攻打匈奴，他的副将苏建全军覆没，按军令应当斩首。卫青因为不敢在外地擅自诛杀，就把苏建囚禁起来送到京城。人们都称赞卫青不专权，认为他懂得做臣子和统帅的顺从之道。皇甫嵩讨伐梁州的贼寇，董卓为副将，贼寇平定后，诏令董卓把军队交给皇甫嵩，董卓不接受诏令，挟持军队傲慢不服。人们都劝皇甫嵩杀掉董卓，皇甫嵩不想在外地擅自诛杀，就把情况上报朝廷。董卓于是得以实现他的凶逆，最终无法控制。皇甫嵩放过董卓，并非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卫青不杀苏建，获得了恭敬宽厚的声誉，于是拘泥于这个形迹而寻求照着实行。却不知道放过董卓在如今是放纵贼寇。邓艾讨伐蜀国，出于万死不顾一生的计策，趁着危险决一死战，最终俘虏了刘禅，可以说是功劳了。然而他心胸气度阔略，认为统兵在外的重任，应当掌握威权赏罚。于是大力专擅拜官授职，甚至想擅自封刘禅为王，把他留在西边不送往京城。虽然司马文王用顺理的话晓谕他，他仍然不听。因此钟会得以从中挑拨，以至于邓艾被诛杀还不觉悟。邓艾的专断，并非出于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皇甫嵩常常求取声誉、希求保全而失策于董卓，所以重蹈后悔，于是拘泥于这个形迹而寻求矫正。却不知道矫正皇甫嵩的做法在如今是招致灾祸。这都是不寻求用今天的情理来贯通，而专门拘泥于以往的形迹。这就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祸患悔恨聚集的原因。

看邓艾作为将领，急于求得智谋的名声而锐意于勇武的战功，喜欢激励向前求利而忘记顾及后患。邓艾常常因此战胜敌人，而最终给自己招来灾祸，也是因为这个。当初钟会率领十万强劲的军队奔赴剑阁。姜维率领遭受挫折的军队，疲于奔命，虽然能够抵御扼守，但终究不是坚强的敌人。邓艾作为主将，不致力于用周全的计策牵制他，却独自率领他的军队一万人，从阴平的小路奔赴江油，来袭击刘禅。大概是出其不意，行走在无人之境七百多里，开凿山险，修治桥梁栈道，山岩峡谷险峻断绝，士兵都攀援崖壁树木，坠落而下。又粮食运输接续不上，邓艾甚至用毛毡包裹自己，滚转而下。唉！可以说是危险了。士兵都殊死决战，仅仅击败了诸葛瞻的军队，而刘禅惊悸窘迫，当时就束手投降。假使刘禅独自忍耐几天不投降，等待援军集结，那么邓艾就成了用肉去喂饿虎了。邓艾一旦不成功，那么钟会十万的军队，可以传呼一声就溃散了。邓艾把自己的身体用于侥幸的举动，是求生存的计策，不是所谓取乱侮亡的军队，也不是大将自任的最高策略。这次战役，没有邓艾就无法迅速取胜，而他的取胜也有侥幸的成分。假使他遭遇不幸而至于溃败，也是邓艾招致的。那出奇制胜的军队，将要在外面掩袭覆盖，必定要有内应的响应，然后才能与胜利相约而功成。唐代李愬进入蔡州擒取吴元济，是因为有李佑做向导的缘故。假使他没有内应响应的人，那么李愬又怎么能趁着危险而侥幸取胜呢？西汉中兴的名将，没有比得上赵充国的，史书称他深沉勇敢有雄才大略。看他用兵，只求克敌制胜而已，常常以保全军队、保持胜利为策略，不曾苟且地在一战中决一死战。所以他驻军没有显赫歼灭敌人的效果，最终在股掌之上战胜敌人。安定边境平定贼寇，都出于他的谋划，而独自收取成功勋业，其他将领没有参与，几乎就是所谓没有智谋名声、没有勇武功劳的善者。由此看来，邓艾之所以不免于灾祸，也是他运用权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