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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不必人数众多，而肯效命的人就能取胜；士兵并非都勇敢，而肯拼死的人就能胜利。古人有因为人多而失败的，有因为人少而取胜的，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却败给只有三千人的光武帝，曹操率领八十万大军却败给只有三万人的周瑜，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却败给只有八千人的谢玄，就是这样的例子。那率领百万大军去面对几千人的军队的，一定是必胜的军队。然而有时却至于失败，是因为骄傲地以为自己必胜，因而轻视敌人而失败。率领几千士兵去抵挡百万大军的，一定是必败的路数。然而有时却至于胜利，是因为激励自己处于必败境地而拼死奋战，因而取胜。兵力多在敌人一方，这是有智慧的将领所求取的，而愚昧的将领所畏惧的；兵力少在我方，这是愚昧的将领所感到危险的，而有智慧的将领所安心的。敌人多固然可怕，而我却贪求它，是依靠我有办法颠覆他们的骄傲；我方少固然危险，而我却安心于它，是依靠我有办法激发士兵的奋勇。率领几千士兵去对抗大敌，使人人自己拼死，而忘记自己是几千人的弱小，这是容易做到的；连接百万大军去面对小敌，使人人各自效命，而忘记自己是百万人的强大，这是难以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弱小就会想奋发，而强大就容易懈怠，所以如此。弱小而奋发，那么奋发的是士气；强大而懈怠，那么懈怠的是实情。在士气上容易借助，在实情上难以率领。凭借容易借助的士气而激励它，所以有以少胜多的了；靠近难以率领的实情而驱使它，所以有以多失败的了。因此古代善于评论将领的人，一定知道他们所能胜任的兵力的多少。如果不是所能胜任的，即使多也会成为拖累。韩信认为汉高祖所能胜任率领的将领，不过十万罢了；而他自己则说，即使再多也越发能办得好。因此古代善于统兵的将领，他们使用百万大军就像役使一个人，编制人数既已确定，旌旗号令既已整肃，节制向来严明，威严赏赐向来显著，是有办法来使用他们锋锐的缘故。赵括一使用赵国四十万人，就束手无策而落入长平的坑杀，是败在人多上。王翦一定要使用秦国六十万大军然后才在楚国取胜，是胜在能办好多。汉高祖曾经有一次大规模使用他的军队，胁迫五路诸侯的兵，合共六十万，去攻打楚国。而项羽从容率领三万精锐，起兵反击，濉水几乎为之不流。这是将领超过了他的本分，而正是韩信所担忧的。曹操对于用兵，巧诈诡谲奇变，离合出没，他的应对无穷，白头到老都在用兵，未尝不是以少敌众。最终丧失赤壁的军队，而成全刘备、周瑜的名声的原因，是骄傲于荆州的胜利，依仗水陆大军，而败在懈怠上。

当王寻、王邑率领百万大军来压向昆阳时，他们看待孤城内外的人，都像是几案上的肉一样。然而光武帝集合几千士兵，用必死的誓言来申明，用求生的奋发来激励，身先士卒而搏斗，那么他反过来看待王寻、王邑的大军时，也都像是几案上的肉一样，因此取胜。虽然这样，这一战，人们把它看作光武帝能办的事，却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办成这件事的原因。只有各位将领观察他生平见到小敌就胆怯、见到大敌就勇敢，都私下感到奇怪。却不知道光武帝这种勇敢、胆怯，正是所谓能办成事而都是为了求胜。对小敌胆怯，是他的真情；对大敌勇敢，是他的权术。敌人小而胆怯，胆怯而警戒，警戒而勉励，是取胜之道；敌人强大而勇敢，勇敢而果断，果断而奋发，也是取胜之道。对敌人小就显露真情，因此不轻视取胜；对敌人强大就使用权术，因此不畏惧取胜。光武帝不只是能以少败多，本来又至于越多越能办。唉！光武帝对于夺取天下，又为什么独独不出于真情和权术呢？只是人们没有能测度他罢了。起初刘伯升结交宾客、喜好士人，谋划诛杀王莽以恢复刘氏，而世祖却独自经营田产、勤于农事罢了。所以伯升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刘仲，人们也把他看作谨慎厚道，没有料到他会有别的作为。等到他部署宾客，穿着红色衣服、戴着高大帽子在宛城起兵，那么勇敢果断的气概又超过伯升了。光武帝心中所考虑王莽的，难道是一天之间的事吗？然而在王莽的时代，去做伯升所做的事，本来也就危险了。因此光武帝独自经营田产、表现得谨慎厚道，是他的权术；突然起兵、穿红衣戴大帽，是他的真情。所以伯升首先起事，而光武帝收其成果。唉！像世祖这样的英雄，是难以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