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41

卷四十一 经部四十一

小学类二

《急就章》•四卷

汉代史游撰写。《汉书•艺文志注》称史游是元帝时的黄门令，大概是宦官。他的生平始末则无法考证了。这部书《汉志》只作《急就》一篇，而《小学类》末尾的《叙录》则称史游作《急就篇》，所以晋代夏侯湛在《抵疑》中称“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通甲子”，《北齐书》称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有的有“篇”字，有的没有“篇”字，本来没有一定。《隋志》作《急就章》一卷，《魏书•崔浩传》也称人多托写《急就章》。这是改“篇”为“章”在魏以后。然而考证张怀瓘《书断》说：“章草，是汉代黄门令史游所作。王愔说（案：这大概是引王愔《文字志》的话）：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代风俗简惰，逐渐流行开来。”那么所谓“章草”，正是因为史游作了这部书，用他所变的草法书写。后人因为出于《急就章》，就命名为“章草”罢了。今本每节开头都有“章第几”字，可知《急就章》是它的本名，或称《急就篇》，或只称《急就》，是偶然的异文。这部书从始至终，没有一个重复的字。文词雅奥，也不是蒙求诸书所能比得上的。《玉台新咏》载梁萧子显《乌栖曲》，有“帬边杂佩琥珀龙”句，冯氏校本改“龙”为“红”。今检查此书，有“系臂琅玕虎魄龙”句，才知道萧子显实在用了这个词语，冯氏不知道而误改。那么遗文琐事，也颇赖此得以有征，不仅是童蒙识字之用。旧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注》，今都不传，只有颜师古《注》一卷存世。王应麟又补注之，厘为四卷。师古本比皇象碑多六十三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只有三十二章。应麟《艺文志考证》，标出“真定常山至高邑”句，认为这两章起于东汉，最为精确。他的注也考证典核，足补师古的缺漏。另有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字句小有异同。应麟所注，多从颜本，大概因为其考证精深，较其他家更为可据。

《说文解字》•三十卷

汉代许慎撰写。许慎字叔重，汝南人。官至太尉南阁祭酒。这部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共十四篇，合《目录》一篇为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字。推究六书之义，分部类从，至为精密。而训诂简质，仓促间不易通晓。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谐声诸字，也每每难明。所以传本往往讹异。宋代雍熙三年，诏徐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是字为《说文》注义、序例所载，而诸部不见的，全部补录。又有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的，也都增加，别题名为“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俗书讹变的，则在注中辨明。其违背六书的，则别列卷末。或注义未备，更为补释，也题“臣铉等案”以区别。音切则一以孙愐《唐韵》为定。因为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即今所行毛晋刊本。明代万历中，宫氏刻李焘《说文五音韵谱》，陈大科作序，误以为即铉校本。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顾炎武作《日知录》，都沿袭其谬。难道毛氏所刊，国初还未盛行吗？书中古文、籀文，李焘根据唐林罕之说，以为是晋《巾弦》令吕忱所增。考许慎《自序》说“今序篆文，合以古、籀”，其语甚明。所记重文之数，也相符合。

又《法书要录》载后魏江式《论书表》说：“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按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则吕忱书并不用古籀，也有显证，如林罕所说“吕忱《字林》，多补许慎遗阙者，特广《说文》未收字耳”。其书今虽不传，然而如《广韵•一东部》“炯”字、“谾”字，《四江部》“《口農》”字之类，说出《字林》的，都是《说文》所无，也大略可见。李焘以《说文》古籀为吕忱所增，误之甚矣。自魏晋以来言小学的，都祖述许慎。至李阳冰始曲相排斥，未协至公。然而许慎书以小篆为宗，至于隶书、行书、草书则各为一体，孳生转变，时有异同，不悉以小篆相律。所以颜元孙《干禄字书》说：“自改篆行隶，渐失其真。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各宜。”徐铉《进说文表》也说：“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二人皆精通小学，而持论如是。明代黄谏作《从古正文》，一切以篆改隶，岂识六书之旨哉？至其所引《五经》文字，与今本多不相同，或往往自相违异。顾炎武《日知录》曾摘其“汜”下作“江有汜”、“氵臣”下又作“江有氵臣”，“巹”下作“赤舄己己”，“掔”下又作“赤舄掔掔”。是所说《诗》用毛氏的，也与今本不同。大概虽一家之学，而宗派既别，也各不相合。好奇者或据之以改经，则谬戾殊甚。能通其意而又能不泥其迹，差不多就是善读《说文》了。

案：许慎《序》自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传、《论语》、《孝经》，皆古文。”考刘知幾《史通》，称：“《古文尚书》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增多二十五篇（案：这也是据梅赜古文而言，实则孔氏原本仅增多十六篇）。更以隶古字写之，编为四十六卷。司马屡采其事，故迁多有古说。至于后汉，孔氏之本遂绝。其有见于经典的，诸儒皆谓之逸书。”这是孔氏壁中之书，许慎不得见。《说文》末载许慎子许冲上书，称许慎古学受之贾逵。而《后汉书•儒林传》又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此《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这是许慎所谓孔氏书，即杜林之本。但《隋志》称杜林《古文尚书》所传仅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案：古文除去无师说者六篇，正得伏生二十九篇之数，非杂以今文。《隋志》此文，也据梅赜古文，未及与《汉书》互校）。自余绝无师说。陆德明《经典释文》采马融《注》甚多，皆今文《尚书》，无古文一语。即《说文》注中所引，也皆在今文二十八篇之中。朱彝尊《经义考》辨之甚明（案：彝尊又谓惟“若药不瞑眩”一句，出古文《说命》，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然此句乃徐锴《说文系传》之语，非许慎之原注，彝尊偶尔误记，移甲为乙，故今不取其说）。则许慎所谓孔氏本，非今五十八篇本矣。以意推求，《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云云，所谓“中古文”，即孔氏所上之古文存于中秘者。是三家之本立在博士者，皆经刘向以古文勘定，改其讹脱，其书已皆与古文同。儒者据其训诂言之，则曰大小夏侯、欧阳尚书。据其《经》文言之，则也可曰孔氏《古文尚书》。但三家解说，只有伏生二十八篇递相授受，余所增十六篇不能诠释，遂置不言。所以马融《书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案：《融序》今不传，此语见孔颖达《尚书正义》中）。假使贾逵所传杜林之本即今五十八篇之本，则马融曾因之作传矣。安有是语哉？又《后汉书•杜林传》，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尝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云云，是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故谓之“漆书”。这必是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慎称为孔氏本，而也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论《尚书》的，惟《说文》此句，最为疑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牵于此句，遂误以马郑所注为孔氏原本，也是千虑之一失，故附考其源流于此。

《说文系传》•四十卷

南唐徐锴撰写。徐锴字楚金，广陵人。官至右内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于围城之中。事迹具《南唐书》本传。这部书共八篇。首《通释》三十卷，以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篇析为二。凡是徐锴所发明及征引经传的，都加“臣锴曰”及“臣锴案”字以区别。继以《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阳冰臆说。《疑义》举《说文》偏旁所有而缺其字及篆体笔画相承小异的。《部叙》拟《易序卦》传，以明《说文》五百四十部先后之次。《类聚》则举字之相比为义的，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终以《系述》，则犹《史记》之《自叙》也。徐锴曾别作《说文篆韵谱》五卷，宋孝宗时李焘因之作《说文解字五音谱》。李焘《自序》有曰：“《韵谱》当与《系传》并行。今《韵谱》或刻诸学官，而《系传》迄莫光显。余搜访岁久，仅得其七八阙卷。误字无所是正，每用太息。”则《系传》在宋时已残缺不完矣。

今相传仅有抄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至诧为“惊人秘笈”，然而脱误特甚。卷末有熙宁中苏颂记云：“旧阙二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别求补写。”此本卷三十不阙，或续得之以补入。卷二十五则直录其兄徐铉所校之本，而去其新附之字。大概是后人求其原书不获，因摭徐铉书以足之。犹如《魏书》佚《天文志》，以张太素书补之。其余各部阙文，也多取徐铉书窜入。考徐铉书用孙愐《唐韵》，而徐锴书则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朱翱别为反切。徐铉书称“某某切”，而徐锴书称“反”。今书内音切与徐铉书无异的，其训释也必无异。其移掇之迹，显然可见。至《示部》窜入徐铉新附的“祧、祅、祚”三字，尤其凿凿可证者。错编篇末，其文也似未完。无可采补，则竟阙之矣。此书成于徐铉书之前，故徐铉书多引其说，然而也时有同异。如徐铉本“福，祐也”，此作“备也”。徐铉本“{艸耒}，耕多草”，此作“耕名”。徐铉本“《辶巿》，前颉也”，此作“前顿也”。徐铉本“鷚，大雏也”。此从《尔雅》作“天鸙也”，又徐铉本“禜”字下引《礼记》、“裯”字下引《诗》之类，此作“臣锴按《礼记》曰”，“臣锴按《诗》曰”，则徐锴所引，而徐铉本淆入许氏的甚多。又如“{氐}字下云“阙”，此作“家本无注。臣锴案，疑许慎子许冲所言也”。是徐铉直删去“家本无注”四字，改用一“阙”字矣。其凭臆删改，非赖此书之存，何以证之哉？此书本出苏颂所传篆文，为监察王圣美，翰林祗候刘允恭所书。卷末题“子容”的，即苏颂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于叶梦得家，写以与李焘。详见尤袤《跋》。书中有称“臣次立案”的，张次立也。次立官至殿中丞，曾与写《嘉祐二字石经》，陶宗仪《书史会要》载其始末云。

（案：此书在徐铉校《说文》之前，而列其后者，徐铉校许慎之原本，以许慎为主，而徐铉附之。此书徐锴所论著，以徐锴为主，故不得而先许慎也。）

《说文系传考异》•四卷、《附录》•一卷

国朝汪宪撰写。汪宪号鱼亭，仁和人。乾隆乙丑进士，候选主事，未就铨而卒。南唐徐锴作《说文系传》四十卷，岁久散佚。自明以来，方以智号精于小学，而《通雅》称楚金所系，今皆遗失。则世罕传本，已非一日。好事者秘相传写，鱼鲁滋多，或至于不可句读。汪宪所见的，犹属影宋抄本，然而已讹不胜乙。因参以今本《说文》，旁参所引诸书，证其同异，以成此编。讹者正之，其不可解的则并存以俟核定。考洪适《隶释》，载《汉石经论语碑》，末有“‘而在萧墙之内’，盍毛包周无‘于’一行，是则考异之鼻祖。《经典释文》以下，沿流而作者颇众。惟韵书、字书节目繁碎，从未有缕析旧文，彻首彻末，订舛互而汇为一编者。汪宪作此书，也可云留心小学者矣。末有《附录》二卷，乃朱文藻所编。上卷为诸家评论《系传》之辞，下卷载徐锴诗五首及其兄弟轶事，也颇费搜罗。然而所收李焘《序》一篇，采自《文献通考》，本李焘之《说文五音韵谱序》。因《通考》刻本误脱标题一行，遂联属于《说文系传》下。乃不辨而收之，殊失考订。至于二徐琐记，于《系传》更为无关。以此为例，将郭璞《尔雅》、《方言注》末也附载《游仙诗》乎？今存其上卷，以资考核。其下卷则竟从删汰，庶不以贪博嗜奇，破著书之体例焉。

《说文解字篆韵谱》•五卷

南唐徐锴撰写。其书取许慎《说文解字》，以四声部分，编次成书。凡小篆皆有音训，其无音训的，皆许慎书所附的重文。注“史”字的籀书，注“古”字的古文也。所注颇为简略。大概六书之义已具于《说文系传》中，此特取便检阅，故不再重复赘述罢了。据李焘《说文五音韵谱序》，此书篆字皆其兄徐铉所书。徐铉集载有此书《序》二篇。后篇称：“《韵谱》既成，广求余本，孜考雠校，颇有刊正。今承诏校定《说文》，更与诸儒精加研核。又得李舟所著《切韵》，殊有补益。其间有《说文》不载而见于序例、注义的，必知脱漏，并从编录。疑者则以李氏《切韵》为正。”是此书徐铉又更定，不仅出徐锴一手。其以序例、注义中字添入，也是徐铉所为。前《序》称“命锴取叔重所记，以《切韵》次之，声韵区分，开卷可睹”云云，考后《序》称又得李舟《切韵》，则所谓《切韵》次之的当即陆法言书，即《唐韵》、《广韵》所因也。然而徐锴所编部分，与《广韵》稍异，又上平声内《痕部》并入《魂部》，下平声内《一先》、《二仙》后别出《三宣》一部。然而《魂部》之下注《痕部》附字，而《宣部》则不著别分。似乎《切韵》原有此部，殆不可晓。或此书部分，徐铉也以李舟《切韵》定之，非陆法言的《切韵》，故分合不同欤？是书传本甚少。此为明巡抚李显所刻。《寒部》“籣澜涟澜阑”五字当在“乾兰谰𧬘”四字之后，《豪部》“高皋䔌羔膏”五字当在“獆諕号《呆虎》号阝”五字之后，皆讹前一行。《麻部》“娲哗譇觰”五字当在“秅讠夸侉夸家加茄葭”九字之前，讹后二行。大概刻其书者失于校核。其后《序》一篇也佚去不载，今从徐铉《骑省集》录出补入，以成完帙焉。

《重修玉篇》•三十卷

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写，唐上元元年富春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共五百四十二部。今世所行共三本。一为张士俊所刊，前有野王《序》一篇，启一篇，后有神珙《反纽图》及《分毫字样》。朱彝尊序之，称上元本。一为曹寅所刊，与张本一字无异，惟前多大中祥符《敕牒》一道，称重修本。一为明内府所刊，字数与二本同，而每部之中，次序不同，注文稍略，也称大中祥符重修本。案《文献通考》载《玉篇》三十卷，引晁公武《读书志》曰：“梁顾野王撰，唐孙强又尝增字释，神珙《反纽图》附于后。”又载《重修玉篇》三十卷，引《崇文总目》曰：“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刊吴锐、直集贤院邱雍等重加刊定。”是宋时《玉篇》，原有二本。彭年等《进书表》称：“肃奉诏条，俾从详阅，讹谬者悉加刊定，敷浅者仍事讨论。”其《敕牒》后所列字数称：“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是彭年等大有增删，已非孙强之旧，故明内府本及曹本均称重修张本。既与曹本同，则亦重修本矣。乃删去重修之牒，诡称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广益会》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数，仍未及削改，可谓拙于作伪。

彝尊《序》乃谓胜于今行大广益本，殆亦未见所刊，而以意漫书欤？元陆友《研北杂志》称：“顾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题会稽吴氏三一娘写，楷法殊精。”又考《永乐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顾野王《玉篇》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书并列。是明初上元本犹在，而其“篇”字韵中所载《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广益会本，而不收上元旧本，顾孙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注文较繁，故以多为贵耶？当时编纂之无识，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门神珙《五音声论》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为言等韵者所祖。近时休宁戴氏作《声韵考》，力辩反切始魏孙炎，不始神珙，其说良是。至谓唐以前无字母之说，神珙字母乃剽窃儒书而托词出于西域，则殊不然。考《隋书•经籍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则远在孙炎前。又释藏译经字母，自晋僧伽婆罗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远在神珙前。大概反切生于双声，双声生于字母。此同出于喉吻之自然，华不异梵，梵不异华者也。中国以双声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统双声。此各得于聪明之自悟，华不袭梵，梵不袭华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绪。特神珙以前，自行于彼教。神珙以后，始流入中国之韵书。也如利玛窦后，推步测验参用西法耳，岂可谓欧罗巴书全剽窃洛下、鲜于之旧术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后，遂据其末而与之争，欲以求胜于彼教。不知声音之学，西域实为专门。儒之胜于释者，别自有在，不必争之于此也。

《干禄字书》•一卷

唐颜元孙撰写。元孙，杲卿之父，真卿之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大历九年，真卿官湖州时，曾书是编勒石。开成四年，杨汉公又摹刻于蜀中。今湖本已泐阙，蜀本仅存。宋宝祐丁巳，衡阳陈兰孙始以湖本锓木，国朝扬州马曰璐得宋椠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而证以蜀本，大多谬误。如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也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也承其讹，殊为失考。其他阙误，也处处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中如虫虫、图、啇商、冻涷，截然两字，而以为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韭之作韮，刍之作、，直是俗字，而以为通用。虽皆不免千虑之失，然其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非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言字体者，当以是为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与《广韵》间有不同，或元孙所用乃陆法言之旧第，而《广韵》次序乃宋人所改欤？

《五经文字》•三卷

唐张参撰写。参里贯未详。《自序》题“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结衔称“司业”，大概代宗时人。《唐书•儒学传序》，称文宗定《五经》劖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误也。考《后汉书》，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参书立名，大概取诸此。共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为百六十部。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积六十余载，祭酒皞、博士公肃再新壁书，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背施阴关，使众如一”。观此言，可以知《五经文字》初书于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间成间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阙事。”考《册府元龟》，称周显德二年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献印版书《五经文字》，奏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然而此书刻本在印版书甫创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传耳。今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旧购宋拓石经中有此，因旧样缮写，雕版于家塾。”然曰璐虽称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脱去“睾”字注十九字，“盩”字并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补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经字样》•一卷

唐唐玄度撰写。玄度里籍未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翰林待诏。考《唐会要》称：“大和七年二月，敕唐玄度覆定石经字体。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玄度《字样》，大概作于此时，共四百二十一字，依仿《五经文字》为七十六部。前载开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经》字体者。今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文字》为准。诸经之中，别有疑阙，古今体异，隶变不同。如总据《说文》，则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于《五经文字》之末。”大概二书相辅而行。当时即列石壁《九经》之后。明嘉靖乙卯地震，二书同石经并损阙焉。近时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犹属完善。其间传写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残碑，详加覆订，各以案语附之下方。《五经文字》音训多本陆德明《经典释文》，或注某反或注音某。玄度时避言“反”字，无同音字可注者，则云某平某上，就四声之转以表其音。是又二书义例之异云尔。

《汗简》•三卷、《目录叙略》•一卷

宋郭忠恕撰写。忠恕字恕先，洛阳人。是书首有李建中题字。后有附题两行，称忠恕仕周朝为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疑亦建中所记。然而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及《苏轼集》所载《忠恕小传》，并称宋太宗时召忠恕为国子监主簿，后流登州，道卒。则不得为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补》，载周祖入京师时，忠恕为湘阴公推官，面责冯道之卖国。则先已仕汉，题周更误矣。《宋史•艺文志》以此书与《佩觿》并载，而晁、陈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则在宋代也罕见。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秘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无撰人名字，建中以字下注文有“臣忠恕”字，证以徐铉所言，定为忠恕所作。其分部从《说文》之旧。所征引古文共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时王球、吕大临、薛尚功之书皆未出，故钟鼎阙焉。其分隶诸字，即用古文之偏旁，与后人以真书分部、按韵系字者不同。《钝吟杂录》载冯舒曾论此书，以沔、汸、膌驶诸字援文就部为疑。然而古文部类，不能尽绳以隶楷，犹之隶楷转变，不能尽绳以古文。舒之所疑，盖不足为累。且所征七十一家，存于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后来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则忠恕所编，实为诸书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来矣。

《佩觿》•三卷

宋郭忠恕撰写。此书卷上备论形声讹变之由，分为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声，三曰传写。中、下二卷则取字画疑似者，以四声分十段：曰平声自相对，曰平声、上声相对，曰平声、去声相对，曰平声、入声相对，曰上声自相对，曰上声、去声相对，曰上声、入声相对，曰去声自相对，曰去声、入声相对，曰入声自相对。末附与《篇》、《韵》音义异者十五字，又附辨证舛误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资考证，仍并存之。惠栋《九经古义》曾驳忠恕以示字为视，而反以视为俗字。今考其中如谓车字音尺遮反，本无居音。盖因韦昭《辨释名》之说，未免失于考订。又书号八分，久有旧训，蔡文姬述其父语，自必无讹。乃以为八体之外别分此体，强为穿凿，也属支离。至于以天承口为吴，已见《越绝书》，而引《三国志》为征。景为古影字，已见高诱《淮南子注》，而云葛洪《字苑》加彡（案：此沿《颜氏家训》之误）。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误作士衡；东方朔以来来为枣，本约略近似，而遂造{来来}字：均病微疏。然而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如辨逄姓之“逄”音“皮江反”，不得读如逢遇本字，证之《汉隶字源》“逢”字下引《逄盛碑》通作“逢”。则姓氏之“逄”虽通作“逢”，也仍作“皮江反”，可证颜师古之讹。又若辨“甪里”本作“角里”，与角亢字无异，也不用颜师古恐人误读，故加一拂之说。证之汉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甪里实作“角里”，与此书合。则知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

《古文四声韵》•五卷

宋代夏竦撰写。夏竦字子乔，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考中贤良方正科。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谥号文庄。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据吾衍《学古编》称，夏竦《古文四声韵》五卷，前面有《序》并具全衔的为好，另有僧翻本不可用。又据全祖望《鲒崎亭集》，有该书《跋》，称借抄于范氏天一阁，为绍兴乙丑年间僧人宝达重刊。大概就是吾衍所说的僧翻本。此本从汲古阁影写宋刻翻雕，有庆历四年夏竦《自序》。卷首题“开府仪同三司、行吏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夏竦集”。这就是吾衍所说的前面有《序》及全衔的本子。其书以四声分隶古篆。全祖望《跋》称，所引遗书八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简》，未曾多出一种，实际就是取《汗简》而分韵录之，绝无增减异同，即使不作也可以。其说固然对。然而《汗简》以偏旁分部，而偏旁又全用古文，不从隶体，仓促间不易查找。此书以韵分字，而以隶领篆，较容易检阅。这就像既有《说文》，而徐锴又作《篆韵谱》，相辅相行，本来不可废其一。只是其书由杂缀而成，多不追究六书的根柢。如“寴”，即古“亲”字。“亲”字下既说古《尚书》作“”，又另出一个“{穴亲}”字，讹从宀为从穴。说即古云字。“云”字既说《说文》作“”，“云”字下又说王存乂《切韵》作“”。《目目》即古瞿字，“《目目》”字下引《汗简》作“”，“瞿”字下又引崔希裕《纂古》作“”以及朝黾、闻、协叶之类，不可尽数。“龛”字引古《尚书》是《西伯戡黎》之“戡”，古字通。却不并于“戡”字，而自为一条。这是由于不知古文，误以一字为二。“澄”即“澂”字的别体。“澄”字下引《云台碑》作“”，“澂”字下引《王庶子碑》作“”。“彩”即采字的别体。采字下引《云台碑》作“”，“彩”字下引《义云章》作“”。以及桐{同木}、崇崈、窥闚、謩谟、仙仙、员圆、熙、奉捧、准准、帽冒、竟竞之类，不可尽数。这又是由于不辨俗书，误以一字为二。《覃韵》的函，乃是函盖字。《咸韵》的函，乃是函谷字。而并引《南岳碑》作。《仙韵》的鲜，乃是腥鲜字，于古当从三鱼。《狝韵》的鲜，乃是鲜少字，于古当从是从少。却并说古《老子》作“”，颜黄门说作“”，古《尚书》作“”。《说文》训“┅”为大，训“荒”为荒芜，本为两字。而以古《尚书》的“荒”字、《籀韵》的“┅”字，并列“荒”字下。这是不辨音义，以二字合为一。“亖”字并出《说文》。却只说“”字出《说文》。“”字则说出《贝邱长碑》、古《老子》。“亖”字则说出《天台经幢》。“”字出《石鼓文》，却说出于王存乂《切韵》。“镏”字出《说文》，“庿”字出《仪礼》，“法”字、“”字、“飌”字、“篡”字出《周礼》，却并说出于崔希裕《纂古》。“氵不”字出《荀子》、《公羊传》。却说出于古文。这是不求出典，随所见而捃摭。“篑”字《说文》本作“臾”，却说出于《唐韵》。“梦”字《说文》本作“”，却说出于《汗简》，“烧”字《说文》本作“烧”，却说出于崔希裕《纂古》。以及兮、回、冰、井、丑、志之类，全与《说文》相同的，也不可尽数。这是并不辨小篆。至于“室”字说《季札墓铭》作“”，《季札墓铭》无“室”字。“怕”字说古《孝经》作“”，古《孝经》无怕字。更加杜撰了。其他如“、銕、諐之类，相连并立，犹如说一篆文，一改篆为隶。至“保”字下说：“崔希裕《纂古》作保”。“雁”字下说：“《籀韵》作雁”。则全作隶书，点画不异，更不解其何故？读此书的人也不可全据为典要。所列韵目，据《自序》说：本唐《切韵》、《仙韵》下增一《宣韵》，与徐锴《韵谱》同。《覃》、《谈》二韵列于《麻》后、《阳》前，《蒸》、《登》二韵列于《添》后、《咸》前，与颜元孙《干禄字书》同。大概唐制如此。至《齐韵》之后、《佳韵》之前增一《栘韵》，与二书又不同。大概《唐韵》也不是一本吧？这就不可考了。

《类篇》•四十五卷

旧本题“司马光撰”。景定癸亥年，董南一作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序》，也称司马光曾奉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而书后有《附记》说：“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当时修韵官只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诏王洙修纂。久之王洙去世。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胡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胡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镇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当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那么司马光对此书只是缮写奏进而已，传为司马光修，并非事实。书共十五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称四十五卷。末一卷为目录，用《说文解字》例。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编纂之例有九：一曰同音而异性者皆两见。二曰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四曰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五曰变古而失真者皆从古。六曰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七曰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九曰字之无部分者皆以类相聚。考《集韵》所收，并重文为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书凡文三万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万一千八百四十六，仅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字，较《集韵》所收尚少三百六十字。而例说《集韵》所遗皆载者，盖《集韵》重文颇为杂滥，此书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特见，故所删之数多于所增之数。其所编录，虽不及《说文》、《玉篇》之谨严。然字者孳也，辗转相生，有非九千旧数所能尽者。《玉篇》已增于《说文》，此书又增于《玉篇》。时会所趋，久则为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固难以一格拘矣。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

宋代薛尚功撰写。尚功字用敏，钱塘人。绍兴年间以通直郎签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此书见于晁公武《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均作二十卷，与今本同。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钟鼎法帖》十卷。卷数互异，似传写脱二字。然而吾邱衍《学古编》也作十卷，所说刻于江州，与陈振孙之说也相符。大概当时原有二本。所录篆文，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搜辑较广，实多出于两书之外。其中如十六卷中载比干墓铜盘铭之类，未免真伪杂糅，然而大致可称博洽。即以卷首商鼎一类考之，如箕鼎及维扬石刻之出于古器物铭，济南鼎之出于向氵幡刻本，皆非旧图之所有。至其笺释名义，考据尤精。如《考古图》释虿鼎说：“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虿立。”此书独从《博古图》，以为商鼎。夔鼎铭五字，《博古图》说：“上一字未详。”此书以上一字为“夔”字。父乙鼎铭也五字，《博古图》说：“末一字未详。”此书以末一字为“彝”字。又如《博古图》释召夫鼎铭词有“午刊”二字，此书作“家刊”。《博古图》释父甲鼎铭作“立戈父甲”，此书作“子父甲”。又凡《博古图》所说立戈、横戈形者，此多释为子字。其立说并有依据。盖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可比。尚功所著，另有《钟鼎篆韵》七卷，大概即本此书而部分之。今其本不传，然而梗概已具于此了。旧刻久佚，此本为明崇祯中朱谋垔所刊，《自序》称购得尚功手书本。虽是否真迹，无可证明，然而钩勒特为精审，较世传写本为善。

（案：此书虽以《钟鼎款识》为名，然而所释的是诸器的文字，不是诸器的体制。改隶《字书》，从其实也。至《博古图》中之因器及铭者则宜入《谱录》，不在此例。《隋志》并石经入《小学》，以刻文同异可资参考之故。然而万斯大《石经考》之类，皆只溯源流，不陈字体，与小学无涉，今仍附之《金石》。）

《复古编》•二卷

宋代张有撰写。有字谦中，湖州人，张先之孙。出家为道士。此书根据《说文解字》，以辨俗体的讹误。以四声分隶诸字，于正体用篆书，而别体、俗体则附载注中，犹颜元孙《干禄字书》分正、俗、通三体之例。下卷入声之后附录《辨证》六篇：一曰联绵字，二曰形声相类，三曰形相类，四曰声相类，五曰笔迹小异，六曰上正下讹，皆剖析毫厘，至为精密。然而只以《说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隶书，故小篆之不可通于隶者，则说“隶作某”。也是颜元孙所谓“总据《说文》，则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楼钥集》有此书《序》，称其曾篆杨时踵《息庵记》，以小篆无“庵”字，竟作隶体书之。知其只是不以俗体入篆，作隶则未尝不谐俗。楼钥《序》又记其为林摅母撰墓碑，书“魏”字作“巍”，终不肯去“山”字。陈振孙所记也同。然而考此书“巍”字下注说：“今人省山以为魏国之魏。”不以为俗体别字。是其说复古而不戾今，所以为通人之论。祝魏校等之诡僻盗名，强以篆籀入隶者，其识趣相去远矣。此本为明万历中黎民表所刊，字画颇为清晰，惟不载楼钥《序》。然而楼钥所说陈瓘、程俱前后《序》，则皆相符，盖犹从旧本传刻者。

《汉隶字源》•六卷

宋代娄机撰写。机字彦发，嘉兴人。乾道二年进士。宁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给事中，权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进参知政事，提举洞霄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其书前列考碑、分韵、辨字三例。次《碑目》一卷，凡汉碑三百有九，魏晋碑三十有一，各记其年月地里，书人姓名，以次编列，即以其所编之数注卷中碑字之下，以省繁文。次以《礼部韵略》二百六部分为五卷，皆以真书标目，而以隶文排比其下。韵不能载者十四字，附五卷之末终焉。其文字异同，也随字附注。如后汉《修孔子庙礼器碑》内韩明府名敕，字叔节，欧阳修说前世见于史传，未有名敕者。而此书引《繁阳令杨君碑》阴也有程敕，以证《集古录》考核之疏。又若曲江之为曲红，引《周憬碑》；“遭罹”之为“遭离”，引《马江碑》；“陂障”之为“波障”，引《孙叔敖碑》；“委蛇”之为“祎隋”，引《衡方碑》：于古音古字，也多存梗概，皆足为考证之资，不但以点画波磔为书家模范而已。

《班马字类》•五卷

宋代娄机撰写。前有楼钥《序》，称为《史汉字类》。案司马在前，班固在后，倒称“班马”起于杜牧之诗，于义未合，似宜从楼钥《序》之名。然而娄机《跋》实自称“班马”，今姑仍之。其书采《史记》、《汉书》所载古字，僻字，以四声部分编次。虽与《文选双字》、《两汉博闻》、《汉隽》诸书大概略同，而考证训诂，辨别音声，于假借、通用诸字，胪列颇详。实有裨于小学，非仅供词藻之挦扯。末有娄机《自跋》二则，辨论字义，也极明析。其中有如降古音洪，眉古作睂之类，可以不载者也有。如“璿玑玉衡”本《尚书》“袀服振振”本《左传》之类不得以《史》、《汉》为出典者。与“几至刑措”之几，“不茹园葵”之茹，音义与今并同者，一概捃拾，未免小失简汰。又袁文《瓮牖闲评》纠其引《史记•礼书》“不禀京师”之禀当从示，不当从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之禀当从禾，不当从示，二字交误：也中其失。然而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这一篇，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固不失为考古之津梁。

《字通》•一卷

宋代李从周撰写。从周始末未详。据嘉定十三年魏了翁《序》，但称为彭山人，字曰肩吾。末有宝祐甲寅虞兟刻书《跋》，也但称得本于了翁。均不及从周之仕履，莫能考也。此书以《说文》校隶书之偏旁，凡分八十九部，为字六百有一。其分部不用《说文》门类，而分以隶书之点画，既乖古法；又既据隶书分部，乃仍以篆文大书，隶书夹注，于体例也颇不协。且如水字、火字既入上两点类，而下三点内又出水字、火字，旁三点示字类又再出水字，下四点内又出火字、水字。如此之类，凡一百二十三字。破碎冗杂，殊无端绪。至于干字收于上两点类，独从篆而不从隶，既自乱其例；回字收于中日字类，臣字、巨字、楶字收于自字类，东字收于里字类，并隶书也不相合：均为乖剌。然而其大旨主于明隶书之源流，而非欲以篆文改隶，犹颜元孙所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者。宋人旧帙，流传已久，存之也可备检阅。卷末别附纠正俗书八十二字。其中如“壅塞”必作“邕塞”、“芝草”必作“之草”、“衣裳”必作“衣常”、“添减”必作“沾减”、“规矩”必作“规巨”、“心膂”必作“心吕”、“镫炷”必作“镫主”、“袒裼”必作“但裼”、“负荷”必作“负何”、“巾帨”必作“巾帅”、“竭力”必作“渴力”、“肘腋”必作“肘亦”，是虽于古有据，而今断断不能行。其前《题词》，有“《复古编》、《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从周之语。又虍字类虚字条下，既称“今别作墟，非是”，而又出“虚作墟非”一条，指为《字通》所未及。使出从周，不应抵牾如此。其或后人所窜入吧？

《六书故》•三十三卷

元代戴侗撰写。考《姓谱》，侗字仲达，永嘉人。淳祐中登进士第，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起。其所终则莫之详矣。此编大旨主于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数，二曰天文，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尽变《说文》之部分，实自侗始。其论假借之义，谓前人以令、长为假借，不知二字皆从本意而生，非由外假。若韦本为韦背，借为韦革之韦。豆本为俎豆，借为豆麦之豆：凡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者，然后谓之假借。说也颇辩。惟其文皆从钟鼎，其注既用隶书，又皆改从篆体。非今非古，颇碍施行。元吾邱衍《学古编》说：“侗以钟鼎文编此书，不知者多以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说文》与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杂乱无法。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两法，人多不知。如本音睘，加宀不过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邨字不从寸木，乃书为村，引杜诗‘无村眺望赊’为证。甚误学者。许氏解字引经，汉时犹用篆隶，乃得其宜。今侗也引经而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镑钟黎锯尿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钟鼎文。卵字解尤为不典。六书到此，为一厄矣”云云，其诋諆甚至。虽不为不中其病，然而其苦心考据，也有不可尽泯者。略其纰缪而取其精要，于六书也未尝无所发明。

《龙龛手鉴》•四卷

辽代僧人行均撰写。行均字广济，俗姓于氏。晁公武《读书志》说此书卷首僧智光《序》，题说“统和十五午丁酉七月一日”。沈括《梦溪笔谈》却说“熙宁中，有人自契丹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取以刻版。其《序》末旧说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云云。今按此本为影钞辽刻，卷首智光原《序》尚存。其纪年实作统和，不作重熙，与晁公武所说相合，知沈括误记。又《文献通考》载此书三卷，而此本实作四卷。智光原《序》也称四卷，则《通考》所载，显然误四为三。大概皆隔越封疆，传闻纪载，故不免失实吧？其书凡部首之字以平、上、去、入为序，各部之字复用四声列之。后南宋李焘作《说文五音韵谱》，实用其例而小变之。每字之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则又行均因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之例而小变之者。所录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于《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辑。虽行均尊其本教，每引《中阿含经》、《贤愚经》中诸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然而不专以释典为主。沈括说其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殊属不然。不知沈括何以这样说。沈括又说契丹书禁至严，传入别国者法皆死。故有辽一代之遗编，诸家著录者颇罕。此书虽颇参俗体，也间有舛讹。然而吉光片羽，幸而得存，固小学家所宜宝贵了。

《六书统》•二十卷

元代杨桓撰写。桓字武子，号辛泉，兖州人。中统四年以郡诸生补济州教授。累官太史院校书，监察御史，终国子监司业。事迹详见《元史》本传。此书至大丙申其子守义进于朝，诏下江浙镂版。前有翰林直学士倪坚《序》，又有国子博士刘泰《后序》，而杨桓《自序》为尤详。大旨以六书统诸字，故名曰“统”。凡象形之例十、会意之例十有六、指事之例九、转注之例十有八、形声之例十有八（案《周礼注》作谐声，此作形声，盖从许慎《说文》）、假借之例十有四。其象形、会意、转注、形声四例，大致因戴侗《六书故》门目而衍之。指事、假借二例则杨桓以意钩稽，自生分别。所列先古文、大篆，次钟鼎文，次小篆。其说谓：“文简意足，莫善于古文、大篆。惜其数少，不足于用。文字备用者莫过小篆，而讹谬于后人之传写者，也所不免。今以古文证之，悉复其旧。”盖杨桓之自命在是，然而杨桓之纰缪也即在于是。故其说至于不可通，则变一例；所变之例复不通，则不得不又变一例。数变之后，纷如乱丝。于是一指事也，有直指其事，有以形指形，有以意指意，有以形指意，有以意指形，有以注指形，有以注指意，有以声指形，有以声指意。一假借也，有声义兼借，有借声不借意，有借意不借声，有借谐声兼义，有借谐声，有借近声兼义，有借近声，有借谐近声，有因借而借，有因省而借，有借同形，有借同体，有非借而借。辗转迷瞀，几乎不可究诘。盖许慎《说文》为六书之祖。如作分、隶、行、草，必以篆法绳之，则字各有体，势必格阂而难行。如作篆书，则九千字者为高曾之矩矱了。杨桓必欲偭而改错，其支离破碎，不足怪也。以六书论之，其书本不足取。惟是变乱古文，始于戴侗，而成于杨桓。戴侗则小有出入，杨桓乃至于横决而不顾。后来魏校诸人随心造字，其弊实滥觞于此。置之不录，则杨桓穿凿之失不彰。故于所著三书之中，录此一编，以著变法所自始。朱子所谓“存之正以废之”者，兹其义矣。

《周秦刻石释音》•一卷

元代吾邱衍撰写。衍字子行，钱塘人。起初宋淳熙年间，有杨文昺者，著《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载《石鼓文》、《诅楚文》、《泰山峄山碑》。至是吾邱衍以所取《琅邪碑》不类秦碑，不应收入，因重加删定，以成此书。前有至大元年吾邱衍《自序》，说石鼓以所藏《甲秀堂图谱》为之，而削去郑樵音训。又正《诅楚文》二字，合《泰山峄山石刻》字共为一卷，而仍其书名。又列诸家音注、书评于后。其叙石鼓次第，与薛尚功、杨慎本合，而与今本异。其说曰文几行，行几字，童文阙文几字者，即朱彝尊据以编《石鼓考》者也。然而其所谓阙文几字者，仍只执一时所见之本而言。即潘迪《音训》与吾邱衍此书同作于元时，其音释也不尽同。盖金石之文，摹拓有明晦，装潢有移掇，言人人殊，不足异也。至所正《诅楚文》二字，“绊”之为“缝”，其说于古无所据。以文义字体按之，皆未可信。“遝”之为“遂”，则“遝”、“遂”二字，《诅楚文》石本、版本皆无其文，不知吾邱衍所据何本。然而吾邱衍距今四百年，其所见之本或有异同，未可执今本相诘难。录备一说，要也足广异闻耳。

《字鉴》•五卷

元代李文仲撰写。文仲，长洲人。自署吴郡学生。其始末则无考也。文仲从父世英，以六书惟假借难名，因辑《类韵》二十卷。以字为本，音为干，义训为枝叶，自一而二，井然不紊。凡十年始成。而韵内字画，尚有未正者，文仲因续为是书，依二百六部之韵编次之，辨正点画，刊除俗谬，于诸家皆有所驳正。中间如“稾”从禾，高声，而误作“槀”，“隙”从阜、从，而误作“隟”，则纠《干禄字书》之失。如“肇、肈”原有二字，而只收“肈”字，反以“肇”为俗；“竖”字误从立作“竖”；“彻”字误从去作“彻”；“析”字误从片作“《木片》”：则纠《五经文字》之失。如“屯”本训难，借为屯聚字，而郭忠恕以屯音迍，别出“屯”为屯聚字，于假借之义不合，则纠《佩觿》之失。其他若《增韵》、《韵会》诸本，则举正之处尤多。大旨悉本《说文》，以订后来沿袭之谬，于小学深为有裨。至若字变为莩，陊字变为堕，隓字变为隳之类，则以为承讹既久，难于遽改，而只于本字下剖析其所当然：深得变通之宜，也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其书久无传本，康熙中朱彝尊从古林曹氏钞得，始付长洲张士俊刊行之云。

《说文字原》•一卷、《六书正讹》•五卷

元代周伯琦撰写。伯琦字全温，饶州人。官至兵部侍郎。明郎瑛《七修类稿》，载其降于张士诚，士诚破后，为明太祖所诛。谓《元史》称其后归鄱阳病卒为误。考徐祯卿《翦胜野闻》先有此说。然而宋濂修史在太祖时，使伯琦果与士诚之党同诛，濂等不容不知。至《翦胜野闻》本出依托，不足为据。郎瑛所言大概传闻失实也。此二书前有至正乙未国子监丞宇文公谅《总序》。《说文字原》之首有伯琦《自序》，题“至正己丑”，而《六书正讹》则无序。意其佚脱也。明嘉靖元年，滁阳于器之重刊于浙中，琼州黄芳为序。崇祯甲戌，胡正言又重刊之。正言字曰从，海阳人。官中书舍人。工于镌篆，有《十竹斋印谱》两集。此二书篆文，即所手书也。昔许慎《说文》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先后之序，或有义或无义，不尽可考。徐锴作《说文系传》，仿《周易•序卦》之例，一一明其次第连属之故，未免失之牵合。伯琦此书又以许慎之部分增廿、、、亍、芔、爿、、、、、、羍、、、母、尢、一十七部。又改皕为百，改箕为其，改危为，改云为云，变其字者四部。删其飞、儿、、凶、卤、矛、、{山豆}、鼓、白、有、匚、蓐、《丰刀》、酋、、十七部。移其原第，使以类相从，以明辗转孳生之义，分为一十二部。如“秃”字《说文》从人在禾中，伯琦则谓从木谐声，从禾为谬；“尸”字小篆一笔三折，屈曲相连，伯琦则谓为传写之误，当从卧人之形，作二笔书之：与许慎也颇有异同。至于以侧山为、倒为币之类，训为转注，则仍与会意无分，未免自我作古耳。其《六书正讹》，以《礼部韵略》部分分隶诸字。列小篆为主，先注制字之义，而以隶作某某、俗作某某辨别于下，略如张有《复古编》之意。其间如“芙蓉”之“蓉”必书为“颂”、“枝干”之“干”必书为“干”，多牵强而不可行。且全书皆用今韵，而“宜”字则以篆文从多谐声，移于歌韵。全书皆用小篆，而“香”字仍从古文作{白厶}，别注小篆作{黍甘}。如斯之类，尤未免为例不纯。大抵伯琦此二书，推衍《说文》者半，参以己见者亦半。瑕瑜互见，通蔽相仿，不及张有《复古编》之精密，而也不至如杨桓《六书统》之糅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姑存以备一解，也兼收并蓄之意云尔。

《汉隶分韵》•七卷

不著撰人名氏，也无时代。考其分韵，以《一东》、《二冬》、《三江》等标目，是元韵，非宋韵了。其书取洪适等所集汉隶，依次编纂。又以各碑字迹异同，缕列辨析。考吾邱衍《学古编》有《合用文集品目》一门，其第七条《隶书品》中列有《隶韵》两册，“麻沙本，与《隶韵》为一副刊（案此《隶韵》谓刘球碑本《隶韵》十卷），字体不好，以其册数少，乃可常用之，故列目于此”云云，疑即此本。顾蔼吉《隶辨序》，称别有《汉隶分韵》，字既乖离，迹复丑恶。其诋諆此书，与吾邱衍略同。然而二人只以书迹笔法论耳。要其比校点画，订正舛互，也有足资考证者。前人旧本，寸有所长，要未可竟从屏斥也。

《六书本义》•十二卷

明代的赵捴谦撰写。捴谦原名古则，是余姚人。他是宋秦悼惠王的后代。明初征召他修撰《洪武正韵》，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合，被外放为中都国子监典簿，罢官归乡。不久因推荐担任琼山县教谕。他的事迹详细记载在《明史·文苑传》中。焦竑的《笔乘》称赞他对字学最为精通，流传于世的只有《六书本义》和《学范》六篇。《学范》杂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部书中的《六书论》和《六书相生》等图，大致上遵循郑樵的学说。它的《凡例》说：“《说文》原本分为五百四十部，现在定为三百六十部，不能孳生的附在各类之后。”现在用他的说法来考察，像《说文》中“畕”字单独为一部，以“畺”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田部》。《说文》中“包”字单独为一部，以“胞匏”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勹部》。《说文》中“幺”字单独为一部，以“幾幽”字为子，而捴谦则并入《幺部》。凡是这一类，以母生子，虽然不过一两个，但未尝没有所生的子，与《凡例》所说的不能孳生的不同，却一概合并，似乎不妥当。又比如《说文》《儿部》的“儿”读若人，充、兑等字从它，与“人”字是异体，而捴谦则并入《人部》。《说文》《本部》的“皋”字从本从白，而捴谦误以为从白是从自，附入《自部》，那么对于字体的理解尤其错误。但在各部之下辨别六书的体例颇为详细清晰，他的研究也花费了苦心。所以收录保存它，不埋没他的长处。

《奇字韵》•五卷

明代杨慎撰写。杨慎著有《檀弓丛训》，已经著录。这部书标出字体中稍微不同的，按四声分类，所以叫“奇字”。考察六书以《说文》所载的小篆为正体，像卫宏、扬雄所学的则另有古文奇字，不是六书偏旁所能推求的。这部书以“奇字”为名，而像《说文》引经，“{宀豐}其屋”，“豐”作“{宀豐}”；“克岐克嶷”，“嶷”作“《口疑》”。“靜女其姝”，“姝”作“《女殳》”；“庶草繁廡”，“廡”作“無”；“天地絪縕”，作“壹”；“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棥”；“故源源而來”，“源源”作“謜謜”；“泣血漣如”，“漣”作“{連心}”之类：虽然与现在的经文稍有不同，但都有六书偏旁可以推求，那么是正体而不是奇字。而且这类很多，不能全部记载。如《说文》引《尚书》“嵎夷”作“嵎夷”。引《论语》“友便佞”，“便”作“諞”。引《诗》“赫兮喧兮”，“喧”作“愃”。引《周礼》“膳膏臊”，“臊”作“鱢”。“孤乘夏篆”，“篆”作“《車川》”。引《易》“包荒用馮河”，“荒”作“┅”。引《诗》“在河之洲”，“洲”作“州”。引《易》“服牛乘馬”，“服”作“牜備”。引《书》“濬畎澮，距川”，“畎澮”作“”。引《春秋传》“《習元》歲而愒日”，“《習元》”作“忨”、“愒”作“氵歇”。引《易》“夫乾確然”，“確”作“隺”。引《春秋传》“執玉惰”，“惰”作“憜”。引《诗》“納于淩陰”，“淩”作“”。又引《诗》“白圭之玷”，“玷”作“占刂”。引《书》“辟四門”，“辟”作“”。异同之处，不可尽数。这部书所载，还不到十分之二三。至于“岷”作“汶”、“禱”作“裯”，都是假借字，也一概列为奇字，尤其不伦不类。又如“薔”字下只注一个“災”字，而不说明本于《盐铁论》“罕被寇薔”，“薔”音“災”；“廧”字下只注一个“牆”字，而不说明本于《管子·地員篇》“行廧落”，房玄龄注为“行廧及蘺落”；“闓”字下只注一个“開”字，而不说明本于《汉书·匈奴传》“乃遣闓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及“今欲與漢闓大關”颜师古注“闓與開同”；“茬”字下只注一个“槎”字，而不说明本于《汉书·货殖传》“然猶雲山不茬蘗”师古注“茬，古槎字”。“闛”字下只注一个“閶”字，而不说明本于《汉书·扬雄传》“東鄰昆侖，西馳闛闔”师古注“闛與閶同”：那么完全迷失了出处。“萁”字下注“音該”，只引曹植诗，而不知道《淮南子》“爨萁燧火”高诱注“萁，音該”；“氵不”字下注“音流”，只引《贾谊传》“朝廷之視端氵不平衡”，而不知道考《荀子·荣辱篇》“其氵不長矣”杨倞注“氵不，古流字”：那么不追溯其始源。又如《冬韵》载“{容木}”字，引《说文》而不知道《汉书·地理志》“蒼”师古曰：“，古松字”，与“{容木}”同一古今字。“賁”字下注云“古文班”，而不知道《荀子·強國篇》曰“如此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杨倞注“賁讀如墳”，《汉书·翟方進傳》“賁麗善為星”师古曰“賁音肥”。“蝯”字下注“與猨同”，而不知道《汉书·李广传》又作“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其缺漏又不可枚举。大概杨慎腹中藏书丰富，只是就记忆所及记录，所以对于各书来不及详细考证。然而对于秦汉典籍，也已经得到十分之三四。讲六书的人去掉瑕疵而收录精粹，或许也不无帮助。

《古音骈字》•一卷、《续编》•五卷

《古音骈字》一卷，明代杨慎撰写。《续编》五卷，本朝庄履丰、庄鼎铉共同撰写。古人字少而韵宽，所以用字往往假借。这部书取古字通用的按韵分类，各注引用书名在下面。由字体的通假，推求字音的通假，对于秦汉以前的古音，颇有考证。但遗漏太多，牵强附会也时有发生。即以开卷《东冬韵》而论。如《荀子·议兵篇》说：“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注》说：“隴種，《新序》作龍鍾。”《礼论》篇说：“彌龍。”《注》说：“彌如字，又讀為弭。”《楚辞·九章》说：“蓀詳聾而不聞。”《补注》说：“詳與佯同。”《九叹》说：“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注》说：“逢龍一作逄，古本作蓬”。《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大夫曳庸。”《注》说：“《左传》作後庸，《国语》舌庸。”《史记·五帝本纪》说：“其後有劉累擾龍。”应劭说：“擾音柔。”所以《五帝本纪》又说：“擾而毅。”徐广说：“擾一作柔。”那么擾柔字通。《仓公列传》说：“臣意胗其脈曰迵風。”《注》说：“迵音洞，言洞入四肢。”《汉书·地理志》说：“都龐”。应劭说：“龐音龍。”师古说：“音龔。”《扬雄传》说：“奮六經以攄頌。”师古说：“頌讀若容。”《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说：“《诗》云：‘受小共大共，為下國恂蒙。’”《注》说：“今《诗》為駿龐。”《五帝德篇》说：“鳥獸昆蟲。”考《说文》以“蟲”为“虺”，然而汉代碑刻就用“蟲”为“蟲”，那么蟲、蟲通。这部书原本、续本都没有提到，那么是采撷不够完备。又如原本在“蜂門”二字注出《荀子》，而《史记·龟策列传》也作“蜂門”，却不注。续本在虋冬、滿冬、門冬引《尔雅注》，而《山海经》说：“其草多芍藥、虋冬”，却不注。又引《广雅》“膺匈”二字说匈、胸通，而《管子·内政篇》说：“平正擅匈”，《注》说：“和氣獨擅匈中，亦古胸字”，却也不注。那么是训释不够详细。其他如圜鍾、函鍾是黄钟、林钟的别名，不是黄通为圜，林通为函。其“浸盧維”读作“盧灉”，恐怕也是郑玄的改字，不能完全以古音概括。却一律定为通用，未免附会。然而大体上征引赅博，足以供考证。古字见于典籍的十分已得到四五分，也可以说是小学中的善本了。

《俗书刊误》•十二卷

明代焦竑撰写。焦竑著有《易筌》，已经著录。这部书第一卷到第四卷按四声分类，刊正讹字。如“之”不是，“容”不从“穀”就是这样。第五卷考字义，如“赤”通“尺”，“鼬”同“猶”就是这样。第六卷考骈字，如“句婁”不应当作“岣嶁”、“辟曆”不应当作“霹靂”就是这样。第七卷考字始，如“對”改“口”从“士”本于汉文帝、“疊”改“晶”从“畾”本于新莽就是这样。第八、第九卷考音同字异，如“庖犠”之为“炮羲”、“神農”之为“神由”就是这样。第十卷考字同音异，如“敦”有九音、“苴”凡两读就是这样。第十一卷考俗用杂字，如“山岐”曰“岔”、“水岐”曰“汊”就是这样。第十二卷考字形疑似，如“禾”之与“禾”、“支”之与“攴”就是这样。其辨别最为详细，而且又不是不可施用的僻论，胜过拘泥篆文、不分字体的多了。

《字孿》•四卷

明代叶秉敬撰写。秉敬字敬君，衢州西安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荆西道布政司参议。不久调任南瑞，未行而去世。秉敬学问颇为淹通，著书四十余种。这部书取字形相似而意义不同的，分类解释，与郭忠恕《佩觿》大旨略同。每字缀以四言歌诀，则是秉敬自创的体例。《凡例》说孿子眉目发肤虽然没有分别，但伯仲先后不会混淆，应当观察子母相生的微妙，引伸触类。所以他的说法都根柢《说文》，毫厘辨析。对于偏旁点画，分别了然。又用韵语概括，便于记诵，也是小学的津筏。这部书由杭州人潘之淙刻印，前面有《篆体辨诀》一篇，是用七言歌括辨篆文偏旁的同异，不知何人所撰，由来已久。之淙认为它与这部书可以互相参究，所以附刊以行。其区别形体，也颇有资于六书。只是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如说抽字不应当从由、咽字不应当从因，已经明显与《说文》相背。甚至臆造篆文，如琴上加一、对內从幹，都极讹误；至于勇本从甬，却说角力为勇；稷古文省作畟，却说与槐柳同：这类尤其乖舛。大概是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现在姑且从原本收录，而在这里纠正其失误，希望不疑误后学。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康熙五十五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古代小学存于今的，只有《说文》、《玉篇》为最旧。《说文》字体都是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无次序，也难检阅。《类篇》以下各书，则只有好古者收藏，世不通用。所通用的，都是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然而《字汇》疏舛，《正字通》尤其芜杂，都不足依据。康熙四十九年，于是谕令大学士陈廷敬等删繁补漏，辨疑订讹，编成这部书。仍按两家旧目，以十二辰纪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一百一十九部。冠以《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殿以《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的字，以画数多少为序，部中的字也如此。每字之下，则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的音。《唐韵》久佚，现在能一一征引的，徐铉校《说文》所用的就是《唐韵》的翻切。其次训释其义，其次列别音、别义，其次列古音。都引证旧典，详其始末，不使一语无稽。有所考辨，就附在注末。又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都缀在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的偏旁，别出于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于增入的字，各依字画多少，列在其数的末尾，则是《说文》的新附、《礼部韵略》的续降例。其《补遗》一卷，收稍僻的字。《备考》一卷，收不可施用的字。凡是古籍所载，务必包括无遗。大概拘泥古义的，自《说文》九千字外，都斥为伪体。遂至音韵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韩愈书为韩瘉，诸葛亮书为诸葛谅。动生滞碍，于事理难通，固然不可。至于孙休所自造，王起所未识，傅奕之称{泥土}人，段成式之作《君卷》字，都考之古而无征，用之今而多骇。存而并列，则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则浅儒疑其挂漏。别为附录，等诸外篇，尤其所谓去取得中、权衡尽善的了。御制《序》文说：“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无一义之不详，无一音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

△《御定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我国家发祥长白，实金源的旧疆。《金史·章宗本纪》载：“明昌五年，以叶鲁谷神始制国字，诏依仓颉立庙例，祀于上京。”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策论试国人，用国字为程文。”陶宗仪《书史会要》则称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国字，其后熙宗也制字并行。希尹所制叫大字，熙宗所制叫小字，其字体波磔繁密，颇类籀文。当时必有字书，今已无考。只有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会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而已。大概有元一统之后，其法渐不传。我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基，命巴克什额尔德尼以蒙古字联缀国语成句，尚未别为书礼。太宗文皇帝始命巴克什库尔缠创造国书。以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语。今内阁所贮旧籍（今谓之《老档》），即其初体。厥后增加圈点，音义益详。也如籀变小篆，隶变八分，踵事而增，以日趋于精密。我圣祖仁皇帝虑口传笔授，或有异同，乃命别类分门，一一排纂，编为《清文鉴》一书，以昭法守，只是未及音译其文。皇上又指授馆臣，详加增定，为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条皆左为国书，右为汉语。国书之左，译以汉音，用三合切韵。汉书之右，译以国书，惟取对音。以国书之声，多汉字所无，故三合以取之。汉字之声，则国书所具，故惟用直音。至于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为详备。大概字者孳也，许慎《说文》九千余字，李登《声类》已增至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案《声类》今无其书，此据《封演闻见记》）。陆法言《切韵》一万二千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增至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莫能殚记。这是由于名物日繁，记载遂不能不备。圣人制作，也因乎势之自然，为事之当然而已。伏而读之，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形声训诂，无所不具，也可以说包罗巨细、辨别精微的了。书中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宜入训诂类中。然而译语得音，骈音为字，与训诂之但解音义的不同，所以仍列诸字书类。

△《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起初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既命补注汉字，各具翻切释文。嗣后以蒙古字尚未备列，因而再命详加考校，续定这部书。以国书为主，而贯通于蒙古书、汉书。每国语一句，必兼列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明其义。又以蒙古字、汉字各对国语之音以定其声。汉字之音不具，则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则分各种读法、写法、收法以取之。经纬贯穿，至精密而至明显。循文伏读，无不一览了然。考《辽史·太祖本纪》，称“神册五年始制契丹大字。天赞三年诏礲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云云。那么三体互通，使彼此共喻，实本古义。许慎作《说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证其字。扬雄作《方言》，每一语一物，也具载某地谓之某，以互证其语。那么三体汇为一编，使彼此相释，也因古例，用达书名于四方。虽成周大同之盛，也无以逾于此了。

△《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遥指，戡定伊犁。续又削平诸回部。昆仑月窟，咸隶黄图。琛赆旅来，狄鞮重译。乃命考校诸番文字，定著这部书。其部族之别，曰天山北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门目之别，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别，首列国书以为枢纽，次以汉书详注其名义，次以三合切音曲取其音声，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连缀。各注其译语、对音，使纲举目张，丝连珠贯。考译语之法，其来已久。然而《国语》谓之舌人，只是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左传》称楚人谓乳为谷，谓虎为於菟；《谷梁传》称吴人谓善为伊，谓稻为缓：也只是于附近中国的通其声音之异，不是于遐荒绝域识其书体，辨其音读。只有《隋志》载有《蕃尔雅》，其书不传。度其所载，也不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而统以五声，则只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大概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于讹漏。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也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氾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隶考异》•二卷

本朝周靖撰写。靖字敉宁，吴县人。明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的曾孙。这部书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其小异者，有书以篆文为纲，而附列隶字的正俗。这部则以隶字为纲，于合六书的注曰“隶”，不合六书的注曰“俗”，于隶相通而篆则不相假借的注曰别（如隶字好丑之好与好恶之好为一字，篆则分好《丑女》二字之类），而各列篆文于其下。又《说文》分部五百四十，这部则以隶字点画多少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使读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较易于寻检。大旨斟酌于古今之间，尽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也不为怪僻难行之论。其《凡例》有曰：“庖犠画卦，已开书契之宗。降至小篆，无虑几变。然许叔重以前，虽有周鼓、秦碑，究无成书可据。故郑樵曰：‘六书无传，惟藉《说文》。’此考以《说文》为主。钟鼎款识，一概不录。”又曰：“如犅{艸曲}等字，止载《说文》，而刚、曲见于经史，反觉简易。此考宁取其简，不取其繁，故去牛与，是非悖谬。《说文》实欲羽翼经史，阅者可举一以例百”云云。江琬作这部书《序》，也以泥古、变古二者交讥，而称这部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详至悉，而未尝有诡异之说”，其论允矣。其书未有刊版，此本为康熙丙辰长洲文仓所手录。篆文颇为工整，迥非钞胥所能。验其私印，有“小停云”字。盖文徵明的后裔，故笔法犹有家传欤？今录存其书，以著颜元孙“去泰去甚”之义，使从俗而戾古与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均知所别择焉。

《隶辨》•八卷

本朝顾蔼吉撰写。蔼吉号南原，长洲人。这部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其《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余。”今考这部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且汉碑之出于机后的，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于今的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余种。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余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也断璧零玑，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蔼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也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雨尨}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后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

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马豈》思，叹卬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燿”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长期荡荡于盛。”而“长”字下引之，误截去“于盛”二字，碑云：“于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之文，苦者县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误作“陈国苦虞”。碑阴有“鄤阳李申伯”之文，而“申”字下引之，误截去“伯”字。又有“蕃加进子高”之文，而“进”字下引之，误截去“蕃”字。碑侧有“河南匽师度徵汉贤”之文，其旁别有“河南匽师胥邻通国一人”，显然可证。乃“匽”字泐痕似“厚”字，遂误以为“厚”。又不知匽偃通用，复赘辨河南有偃师无厚师。至于“乡”字下引碑侧题名“金乡师耀”，不知此乃碑阴小字，后人所加，非汉字，亦非碑侧。又于“率”字下引碑阴“鲁孔方广率”，不知碑文明是“广平”。惟明王云鹭刊《隶释》，始误为“广率”。是并现存之碑，也仅沿袭旧刻，未及详考。乃云采摭汉碑，其亦诬矣。惟其于娄机以后续出之碑，尽为摹入，修短肥瘠，不失本真，则实足补《字源》之阙。所纂《偏旁》一卷，五百四十部能依《说文》次第，辨正精核。又附《碑考》二卷，碑之存者注今在某处，亡者引某书云在某处，具有引证。以年代先后为次，条理颇为秩然。则较《字源》碑目为详核。后附《隶八分考》、《笔法》二篇，采辑旧说，也均有裨后学。与娄氏书相辅而行，固也不必尽以重佁讥也。

──右“小学类”字书之属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字体与世为变迁，古文、籀文不可以绳小篆，小篆不可以绳八分，八分不可以绳隶（隶即今之楷书）。然其相承而变，则源流一也。故古今字书，统入此门。至《急就章》之类，但有文字而不讲六书，然《汉志》列之《小学家》。观陆羽《茶经》所引司马相如《凡将篇》，亦以韵语成句，知古小学之书，其体如是，《说文解字》犹其后起者也。故仍与是书并列焉。）